经典古书排行榜中国最好的古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3浏览:1收藏

经典古书排行榜中国最好的古书,第1张

      经典古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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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好的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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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道德经

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庄子

《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

孟子

孟子与孔子被后人合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由荀子及其弟子所著,旨在总结先秦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子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

由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并称“史学两司马”。

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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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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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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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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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名贤集》《千字文》《格言联璧》《长者之言》《菜根谭》《围炉夜话》

类似大范围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千家诗》

《诗经》《楚辞》《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小窗幽记》《围炉夜话》《荆园小语》《幽梦影》《幽梦续影》《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鬼谷子》《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忍经》《劝人百箴》《周易》《金刚经》《坛经》《呻吟语》《闲情偶记》《笑林广记》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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