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在眼前木对联一副，内容好，字体漂亮

这付对联由名书法大家所书，字迹俊秀优美，从字里行间可看出为大师级的杰作。对联上雕蝙蝠，寓意福在眼前，下雕树叶，寓意事业兴旺。

中间对文；神灵拥护慈云现，祖德流诒福泽长。

对文寓意：神灵保佑，福泽永享。

你好，希望采纳！

　　古代礼仪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五礼的内容相当广泛，从反映人与天、地、鬼神关系的祭祀之礼，到体现人际关系的家族、亲友、君臣上下之间的交际之礼；从表现人生历程的冠、婚、丧、葬诸礼，到人与人之间在喜庆、灾祸、丧葬时表示的庆祝、凭吊、慰问、抚恤之礼，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的尚礼精神。吉礼居五礼之手，它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其主要内容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祭天神，即祀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第二是祭地祗，即祭社稷、五帝、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百物等。第三是祭人鬼，主要为春夏秋冬享祭先王、先祖。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区礼，以吊礼哀祸灾，以桧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其中，丧礼是对各种不同关系的人之死亡，通过规定时间的服丧过程来表达不同程度的北上；荒礼是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受到饥馑疫疠的不幸遭遇，国王与群臣都采取减膳、停止娱乐等措施来表示同情；吊礼是对同盟国或挚遇有死丧或水火灾祸而进行吊唁慰问的一种礼节。这三种礼节各级贵族都可举行。桧礼是同盟国中某国被敌国侵犯，城乡残破，盟主国应会合诸国，筹集财货，偿其所失；恤礼是某国遭受外侮或内乱，其邻国应给予援助和支持。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它主要包括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项。军礼时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军礼主要有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大师之礼是军队征伐的仪礼；大均之礼是王者和诸侯在均土地、征赋税时举行军事检阅，以安抚民众；大田之礼是天子的定期狩猎，以练习战阵，检阅军马；大役之礼是国家兴办的筑城邑、建宫殿、开河、造堤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时的队伍检阅；大封之礼是勘定国与国，私家封地与封地间的疆界、树立界碑的一种活动。嘉礼是和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嘉礼的主要内容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燕之礼、赈幡之礼、贺庆之礼。

　　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为什么说中国是礼仪之邦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礼仪所涉 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大量礼仪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处于渗融并存的状态，又由于礼仪文化的糟粕所产生不可低估 的消极作用。我们忽视了传统礼仪文明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相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校对礼仪养成教育 不够重视，许多不文明的行为亦有增无减。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立足于吸收民族文化中的 精华，使传统文明礼仪古为今用，重建一套现代文明礼仪。

　　国人的道德形象意识是实用型的道德形象意识，不是原罪型的。实用型的道德形象意识指的是从功利的角度来对待道德形象和行为。这种道德意识要求道德行为给个人带来社会回报，不能从社会得到好处和奖励，那么，人们会暂时的道德放在一边。在熟人社会和私人社会，道德的奖励或惩罚的主体是具体的，实在的，因道德行为可以带来实际的好处，可以树立良好的名声和形象，在你要帮助的时候，有好的道德形象的人，就可以得到亲朋好友的的帮助，但是这种道德意识是机会主义的。一旦进入公共领域，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的社会，道德行为不能直接给人带来可预见的物质和精神回报。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礼仪所涉 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上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 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在中国古代，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 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时至今日，现代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剥削阶级 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 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这对于修养良好个人素质，协调和谐人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进行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代价值。

　　现试分述如下：

　　一、尊老敬贤

　　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均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故此在家庭里面尊 从祖上，在社会上尊敬长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治和仁政，敬贤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

　　孟子说：“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注：《孟子告子下》）。“庆”就是赏赐。古代这种传统 礼仪，对于形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不管过去和现代，都起着重要作用。

　　说到尊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古代的敬老，并不是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和说教上，也并不仅 止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君主、士族到整个官绅阶层，都在身体力行，并且形成一套敬老的规矩和养老的 礼制。

　　《礼记》记载：“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注：《礼记祭义》）。就是说，五十岁以 上的老人不必亲往打猎，但在分配猎物时要得到优厚的一份。一些古籍，对于同长者说话时的声量，也作了明 确的要求。如《养蒙便读》说：“侍于亲长，声容易肃，勿因琐事，大声呼叱”（注：《养蒙便读言语》） 。《弟子规》又说：“低不闻，却非宜”。

　　总之，上至君王贵族，下达庶人百姓，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老者、长者的孝敬之意， 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修养的重要标志。

　　任何形态的社会，都需要尊敬老人。不仅因为老人阅历深，见闻广，经验多，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 ，理应受到尊敬；同时，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青年人的体贴、照顾和帮助。作为一个有礼貌的现代 青年，对长者和老人，应该做到：路遇主动谦让，乘车主动让座，在商店、戏院等公共场所，应尽量考虑到为 老人创造方便条件。

　　关于敬贤，三国时候有个典故，叫“三顾茅庐”。说的是刘备仰慕诸葛亮的才能，要请他帮助自己打天下 ，便不厌其烦地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房请他出山。一而再，再而三，诸葛亮才答应。从此，诸葛亮的雄才大 略得以充分发挥，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尊贤用贤，视之为国家安危的决定因素。平时不敬 贤，到了紧急关头，贤才就不会为国分忧。不是贤才不为国家着想，而是国家缓贤忘士，如此“而能经其国存 者，未曾有也”（注：《墨子亲士》）。

　　今天我们提倡发扬古代“敬贤之礼”，须赋予现代新人才观的内容，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今社会，各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种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大至国家民族，小到公司企业，要 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都必须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只有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动上尊重、爱护人才， 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足够强大的人才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仪尚适宜

　　中华民族素来注重通过适合的形式，表达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遇到重大节日和发生重要事件，多有约定 俗成的仪矩。如获得丰收，要欢歌庆贺；遭到灾祸，要祈求神灵保佑。久而久之，就形成许多节庆及礼仪形式 ，如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等，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礼俗。

　　在古代，婚、丧和节庆等活动是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对待的，其礼仪规定得格外详尽而周密，从服饰 、器皿到规格、程序和举止的方位，都有具体的规定。

　　今天，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礼仪文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在适宜。即如二程所主张：“ 奢自文生，文过则为奢，不足则为俭”（注：《二程集》程氏外书卷六）。可见，仪式的规模在于得当，适当 的文饰是必要的，但文饰过当就会造成奢侈浪费，偏离礼规的要求；而过于吝啬，妨碍到仪式的实行也是不得 体的。古人这种见解非常精辟，对我们今天举行各种仪式具有指导作用。

　　在当今的社会活动中，举行各种仪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各种节庆活动，都有不同 的仪式。我们要把握好各种仪式的规模，就必须掌握好适度的原则，要使必要的仪矩同现代文明相结合，相关 的活动既隆重其事，又不至于华而不实。我们尤其要反对那种借婚丧庆典之机，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 反对那种认为仪式越隆重越好，越豪华越合乎礼规的做法。如：当今不少新婚夫妻为使婚礼够排场，摆阔气， 互相攀比，搞到债台高筑，造成巨大浪费。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不顾影响，为子女以权谋私，收受大宗贺礼，助 长奢靡之风。这既不符合我们优良传统，又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民情。

　　三、礼貌待人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人们总是十分注重文明礼貌。因为礼貌是人类社会据以促进人际 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构建起与他人和睦相处的桥梁。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序，反映一个民 族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历来就非常重视遵循礼规，礼貌待人。其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经验之淡，无论过去和现 在，都给人以启迪。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与人为善

　　与人相处，为善当先。而这个“善”，应是出自内心的诚意，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巧言令色和徒具 形式的繁文缛节。《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注：《礼记曲礼上》）。如果表面上恭敬热情， 而内心虚伪，或是仅仅内心尊敬，而毫无表情，都是不够的。应该表里一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 隔阂、摩擦，进而互敬互爱，友好相处。

　　尊重他人，就要平等待人，不分贵贱等级，一视同仁。如果只对上层人士献其礼敬，以财势取人，以利益 交人，其实是小人所为。《论语子罕》载：孔子看见穿丧服、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相见时，即使这些 人年轻，孔子必定站起来。行过别人面前时，一定快步走过，以示敬意。

　　古人敬人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体谅别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 。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古人说：“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 人所不好”（注：《文中子魏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颜渊》）”，就是这个意思。 在与人交往中，幽默与善意的玩笑往往给人带来轻松愉快，但决不可戏弄取乐。如果拿别人姓名为笑料，或给 人起不雅的绰号，都是十分不敬的。南北朝时颜之推就曾对此种不敬气愤而言：“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相 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

　　（二）礼尚往来

　　礼尚往来，是礼貌待人的一条重要准则。就是说，接受别人的好意，必须报以同样的礼敬。这样，人际交 往才能平等友好地在一种良性循环中持续下去。因此，《礼记》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 往，亦非礼也”（注：《礼记曲礼上》）。

　　对于受恩者来说，应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古人眼中，没有比忘恩负义更伤仁德。孔子说：“以德报 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注：《礼记表记》）。可见，“以德报德”，有恩必报， 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修养。当然，往来之礼，也该适度。送礼的本意，在于表达敬意答射之意，所谓礼轻意 重，并非越多越好。正如《庄子山木》篇说所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 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四、容仪有整

　　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 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古代思想家曾经拿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 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是不成为人了。

　　古人对仪表的要求，不免过于繁琐。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衣着容貌：《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规范，对现代人来说， 仍是必要的。帽正纽结，鞋袜紧切，是仪表类观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往往会使人产 生反感甚至恶心，有谁会亲近这样的人呢。当然，衣着打扮，必须适合自己的职业、年龄、生理特征、相处的 环境和交往对象的生活习俗，进行得体大方的选择。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只会适得其反。

　　（二）行为举止：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注：《论语学而》）。这是因为，只有庄 重才有威严。否则，即使学习了，也不能巩固。具体说来，要求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 就是站要正，坐要稳，行动利索，侧身而睡。在公众场合举止不可轻浮，不可亵，应该庄重、谨慎而又从容， 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论语颜渊》），处处合乎礼仪规范。

　　（三）言语辞令：语言是人们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一面镜子。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注：《易乾文》）。将诚恳地修饰言辞看成是立业的根基，有一定的道理。并且要“言必信，行必果”（ 注：《论语子路》）。巧言令色的人，是不可能取信于人的。其次是慎言。古人说，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 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要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当然古人并是要求人们少言语 ，而是说话要视具体情况，当说则说，当默则默。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注：《论语卫灵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几方面，是我国传统礼仪的精华。虽说时代不同了，但古人对仪容仪表的重视及整洁仪容要求，是值 得今人借鉴的。外在形象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人对整个生活 的内心态度。具有一个优雅的仪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给那里带来文明的春风，得到人们的尊敬。

　　毫无疑问，传统礼仪文明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一般说来，社会上讲文明礼貌的人越多，这 个社会便越和谐、安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教养有素，礼貌待人，处事有节，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多一些愉悦 ，而国家、社会更多一些有序与文明。从这一点讲，礼仪对社会起着政治、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大量礼仪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处于渗融并存的状态，又由于礼仪文化的糟粕所产生不可低估 的消极作用。我们忽视了传统礼仪文明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相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校对礼仪养成教育 不够重视，许多不文明的行为亦有增无减。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立足于吸收民族文化中的 精华，使传统文明礼仪古为今用，重建一套现代文明礼仪。

据说民国时期，曾经出土了一块石碑，上联是“烟锁池塘柳”，而下联对出了“桃燃锦江堤”。这副对联一时间在文坛很是震动，被文坛认为是绝对的最佳绝对。“桃燃锦江堤”，平仄相对，写出春天万象更新的景象，与“烟锁池塘柳”上联的早晨黄昏意境相当对出，此副对联已属绝对，但作者已经没有证据查证出来，这种令世人感叹的绝对，已少之又少。

有约白云来唤渡，为邀明月共开樽。

方书古有金匮畧，奇字今无室石文。

仁者泽流为化雨，善人心自有长春。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近阁酒旗摇树外，远邨农唱落窗中。

闭户著书多岁月，挥毫落纸如云烟。

日观仙云随凤辇，天门瑞雪照龙衣。

子孙好守儒门学，乡里仍名廉吏家。

气节为贞金乐石，心神如秋月春风。

瓦当文延年益寿，铜斚铭富贵吉祥。

暖风迟日浓於酒，红树山林旧酒痕。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雨後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

云霞词采珪璋度，川岳精神松柏心。

宝马驼来千倍利，金龙引进四方财。

实事求是，和光同尘。赵之谦

扫地焚香得清福，麤荼澹饮足平安。赵之谦

嵩社异闻脩月宝，汉官传授俟风苻。赵之谦

爱敬古梅如宿士，护持新笋似婴儿。赵叔孺

蓬莱崇山星宿巨浸，薜萝仙侣猿鹤灵襟。胡公寿

佳景天然满眼山川图画，雅怀自得四时风月楼台。胡公寿

山巌目幽邃，蘺菊最清妍。袁希濂

春发其华秋结其实，兰亭脩禊暮春之初。袁希濂

武侯才学一言静，董子天人三策醇。陈希祖

不独江天解空阔，听教鱼鸟自浮沉。陈希祖

世泽绵长莫如积德，家声克振还是读书。陈希濂

窗含水曲琴书韵，人读花间字句香。姚俊卿

学於古训乃有获，天之生物因其才。叶楚伧

蝉吟古柳声相续，萤避溪风堕又飞。商衍鎏集剑南句

王良善御伯乐知马，延陵适鲁荷蒉隐名。集易林句

安石堂前花开玉树，香山座上酒进金樽。章太炎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吴淑娟

黄鹤画痕香篆古，青山琴况月轮高。汪恭

自搔短鬓秋风裏，谁种幽花细雨边。章士钊

壁挂无弦琴，架存有耳鼎。周鹏翥

幽鸟相逐，奇花初胎。沙曼翁精品

相见亦无事，不来忽意君。沙曼翁精品

清香满堂佛应喜，明月出海天为高。沙曼翁佛语

法雨慈云窥色相，清池明月露禅心。沙曼翁佛语

莲开千柄雪。释道宗

诸佛常获念，百福自庄严。弘一

光明晃耀如星月，智慧境界等虚空。弘一法师

心清水现月，意静天无云。茗山法师

无我无人观自在，非空非色见如来。茗山法师

无我无人观自在，非空非色见如来。茗山大法师

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身。茗山大法师

发菩提心宏正法，甙闳糁抢荷茗山大法师

有似霜松啭春鸟，忽警云海戏群鸿。王同愈

美酒饮从微醉後，好花看到半开时。孟庆棠

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岂能为。大军阀王怀庆

品尝金桔分春色，受用秋香剖木瓜。曾国藩孙婿吴永

座上有花兼有酒，客来能画亦能诗。边寿民

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艇恰乘两三人。何海霞

亭间流水自今古，花木精神亦永年。张载阳

丹砂快浥长春酒，绿笈同符大衍筹。曹宗瀚精

得见来禽与青李，常撞大吕应黄钟。哈锐对

袖中异石未经眼，海上奇云无盈胸。晏济元

万事忘情知我拙，一生襟抱与谁同。高野侯

地临曲水光风至，门眺远山永日开。谢家宝

园林如画须佳客，风月常新要好诗。温鸣剑

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李钟豫

碧涧生潮朝自暮，青山如画古犹今。卞葆彤

屏东舫西花南研北，冶冬销夏延秋欵冬。阮元

把酒却逢星涨满，行厨遥映小山开。沈曾植

横云岭外千重树，秋色廧头数点山。陈介祺

子由联牀君谟接席，元方执杖慈铭奉尊。陈夔龙

呼酒捻花谈故事，栽松种竹是家风。陈三立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真花蹔落画树长春。樊增祥

逢吉能占天下事，同名愿说地中山。方尔谦

文质相含济以学问，洁清自处造於高明。冯誉骥

知书必通汉隶，得稼不患春荒。高垲

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理有典型义吐光芒。高垲

秘笈琅函备在藏室，芝兰玉树生於庭阶。高垲

读书有味如谏果，饮酒此心同活云。顾蓴

齿牙吐慧豔於雪，肝胆照人清若秋。顾光旭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黄葆戉

天下何曾有山水，居人不自解东西。杨岘

银灯夜作华亭月，华栋朝飞南浦云。李文田

移酒近花坐明月，拥炉闲阁赋幽香。李宗瀚

清流写石垂杨合，轻骑盤阿晓日升。林直勉

询道求中容舆自翫，澄心善照光曜旁流。鲁琪光

正欲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梅调鼎

华藻金章素质玉洁，言泉秋水词峰夏云。那彦成

闲吟佳句对飞鹤，应写黄庭换白鹅。祁寯藻

一：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朴学大师。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他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此后章太炎就被被袁世凯软禁至袁去世。

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章太炎开始绝食，众人束手无策。众弟子均前去规劝，朱希祖对章太炎说：“袁欲杀先生只须命其爪牙一举手之劳，其所以不敢贸然下此毒手者，正因畏于先生声望，如先生绝食而死，正投其所好。”章认为他的话在理，但仍未进食。　弟子吴承仕前来探望，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听罢，大惊，马上停止绝食。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后人以为，这番话对章太炎召集也照样适用，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其中水平最牛的弟子当属黄侃，黄侃就算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二：王国维 （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章太炎与王国维，梁启超观念不合），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最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作品，在《人间词话》里面，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其实说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人间词话》根本就排不上号，王国维真正的成就是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还有在音韵，古代文物的上的造诣，他在这几个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及。

三：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未完待续，以上内容，整理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想看更多细节，请看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