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及三传、《诗经》（不要只把它当诗歌）、《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没有春秋）、《七国考》（战国制度）、《通鉴纪事本末》、《汉书》、《后汉书》、《文献通考》、《通典》、《通志》。我只知道这些。

《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八种》、《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战国策》、杨宽的《战国会要》和《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吴越春秋》等。

纪传体史书

《史记》

《史记》，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历史。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左右开始接受教育，曾先后跟随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带有黄老之学的因素。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想撰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史书，但未成而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继为太史令，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秦汉部分则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年份可考者则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则分代。

“表”由司马迁首创，以表格形式记载诸侯王的历代大事，简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国年表》），脉络清晰。

“书”指“八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记载了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内容涉及历代礼乐、社会经济、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等。司马迁认为这是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

“世家”记载世袭王侯的史迹，兼及个别的着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传”以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四夷诸国的风土、事迹。“传”包括专传（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列传》、《孟尝君列传》）、合传（两人或几人一传，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类传（一类人合传，如《儒林列传》）。专传、合传、类传又都列有附传，附传的作用相当于正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亲友。

一、《史记》的特点

司马迁曾自言撰写《史记》是秉《春秋》之笔。不仅记载历史的事实，更希望编写一部贯通古今、内容广博、体例新颖的新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1得天独厚，准备充分，资料全面

司马迁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写《史记》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即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现实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国家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观察山川形势，了解和搜寻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探访故老、遗迹，采集历史传闻，非常审慎地考辨史实，并且在实地的社会调查当中，厘清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自己把这次壮游称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还取决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私家藏书条件。周朝时期，司马氏的祖上就历代为史官，是渊源久长的书香门第之家，虽中间失其史职，但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家中藏有古文禁书，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早有预防，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使司马迁年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另外，司马迁的家庭出身也为他的史记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司马迁的先祖由晋入秦居少粱，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一直经受着战争暴风雨的洗礼，这使司马氏家族名将辈出。司马迁耳濡目染承传家学，所以记述战争有声有色。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赶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经、史、赋、传、子、骚、诏令、记功表册等。再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已经为编写史书在材料上做了相当大的准备工作。司马迁自己说，写《史记》是“父子相继篡其业”。

2五体结构，叙事灵活，史事真实

司马迁博采众古籍之长，创造性地在《史记》中利用五种体裁结构，营造出一部跨度三千年、包罗历史万象的伟大史书。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臣民，以“十表”记大事的年月，以“八书”记述制度的沿革，这种完整的体例使得《史记》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及人类历史的真相。《史记》的五种体例，各具笔法，分开来看，各体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在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种体例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立例又破例（所谓“立例”、“破例”是相对而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缺乏规范，必将使史实叙述流于杂乱无章。死守成例，则不能曲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势必陷入呆板。所以，对立例、破例的灵活运用，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史记》尽管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为其主要分类，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根据史实的性质而随时“破例”，可谓灵活多变、自由掌控。这种破例常用的是联络五体的“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具体是将一个人的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这种叙事方法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又具有文学价值。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既是对互见法的最简洁的概括，又是对其文学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记订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靳德俊的《史记释例》等书也都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揭示互见法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反映。它是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普遍的联系和对比，用最能体现人物、事件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再将枝叶蔓延的材料互见于其他篇章。如本纪以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一纪，项羽、汉高祖、吕后、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则一人一纪，这采取的是随时详近略远的原则。项羽、吕后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写入本纪，是因为二人对时局有重大影响，都曾经独尊一时，号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是记载诸侯世系，但是陈涉、孔子都被写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为例不纯”，或者说“自乱其例”，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的独特的“史识”的体现。

3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习惯上的序、赞、论，这是司马迁在史论方式上的独特创举。“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天文、地理、伦理、世俗、军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风格独特，或议论，或考证，或揭示，笔势纵横，语辞精练，义旨深微，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司马迁的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辞，如《诗》、《书》、《论语》、诸子等，司马迁全部变换成他自己的语言。另外，为使评论生动性和通俗化，他还大量引用诗、歌谣以及民间的俚语俗谚。“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齐，但又不乏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备体例，它分为序、赞、论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后赞论，以及夹叙夹议的论传。序论置于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议论，主要集中在十表、八书及类传之中。因为十表、八书、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论作为贯通性的概括，这样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高度。赞论都置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本纪、世家、列传是按序排列人物，赞论主要就用来褒贬评价人物。论传用来揭示义例，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天官书赞》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书的总纲。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匠心独具。所谓灵活，是指整齐之中的变通，如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等。尽管如此，就《史记》的所有论赞来讲，内容并非全是评论，有的叙述游历，有的补充史事，有的抒愤寄托。灵活的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前面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4坚持“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方法

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坚持“变”以及“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变革之时详细，升平之世简略）的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的一百三十个篇章，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写古代史的篇目，共计为三十四篇，十万余字。可是，仅仅百余年的汉史却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的还有十三篇，总计七十五篇，篇章超过了大半。《史记》对四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记录：1西周建国时期；2整个战国时期；3秦汉变革之际；4武帝建元、元封时期。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点都是历史变革时期。四个阶段加起来还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的近三千年历史，用了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而变革时期的仅仅三百年，却占去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如《周本纪》，共一万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仅占三分之一，西周部分又特别详写文王、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这一段建国史。突出“变”的优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重点突出。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指导下的“通古今之变”，目的是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进行了理论的描述：“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说明，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结合，便于“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国家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既认识到要以古为镜，又强调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这说明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通古今之变的辩证法思想。《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是说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是说剧烈动荡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很好总结。司马迁特别重视秦朝的历史经验，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的统治者引以为鉴。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的方法和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原始察终”，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终，意思是通过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观察其原始、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说在兴旺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将来的衰变转化。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不断兴衰、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要掌握其发展规律，不仅要作整体的研究，还要划分阶段来考察。根据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原因，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史记》的五体结构，正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阶段排列。司马迁根据“变”的规律、史实的详略来划分历史阶段，详变略渐，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马迁创造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使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建立了起来，把历史叙述引向了科学化的轨道。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其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至于类传、合传，则是司马迁创造的编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类传、合传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对历史作纵横对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些列传对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源流分合，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同时又用合传标目，这样就突出了孟荀两派是儒学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或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把法家的韩非、申不害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表明两家学术的渊源关系，如韩非的着作《解老》、《喻老》。《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认为贾生与屈原都因为壮志未酬，具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将两人合传，以警醒世人。

总之，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创造了类传、合传的方法，目的就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5直笔精神

又称秉笔直书或实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记》的这一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这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着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强调史家作史要根据客观事实，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夸饰、略漏。忠于实录的更高标准，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善于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远识见的一个标尺。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为项羽、吕后作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更高境界。实录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对具体史实的记述，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司马迁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对所引据的史籍，在许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说明，如《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古史的考证都作出了说明，五帝的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对于夏、殷两代的姓氏，禹王崩于会稽，殷人的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于苏秦，司马迁也不从流俗为其翻案，他在赞中交代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为人行事奇异诡谲，所以，在民间的街谈巷语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诸多的附会传说，皆安在了苏秦的身上。由于苏秦过早的死亡，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张仪为了抬高自己，故意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地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所以，司马迁据事实录，对苏秦的事迹客观记述，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国丞相李斯，他虽然有功于秦国，但最后却被五刑而死，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马迁用辩证的方法，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与赵高合谋、贪重爵禄、助二世为虐的罪责，说明其死虽惨，但不足惜，无形中驳斥了李斯尽忠而死的俗议。

中国自古轻视妇女，但司马迁却没有这种偏见，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如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如实地揭露了吕后的种种恶行，但并非是指责女性的祸国乱政，而是着眼于吕后性格的“刚毅戾深”，指出她与秦始皇属同类人物。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对吕后无为政治带来的社会安定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外戚世家》中，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后妃的辅政作用，把妇女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一正一反的事例，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

司马迁对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正如史学家季镇怀所言：“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一步要求，它强调史家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意思是对史事人物要褒扬其善贬斥其恶，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马迁反对主观臆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司马迁对史事人物，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客观地讲清楚，并且依据事实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尽管反对秦朝的暴政，但却肯定秦朝对国家的统一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尽管颂扬汉家的一统，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讽刺了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尽管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灭秦的功绩，但对他的残暴不仁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马迁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尽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对廉洁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个《史记》中，贯彻这种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观实际，历史才能给后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警戒的作用。

（3）“书法不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秉持“善恶并书”的意旨，大胆地“述汉非”，行文多寓褒贬。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就丧失了史学家的价值与作用。司马迁的“述汉非”，既大胆地批判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又全面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整个社会矛盾。即使是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也都进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讥”。在司马迁的笔下，“受命而帝”的刘邦，作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是汉儒的代表，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们各自业绩的同时，对他们的个性弱点也予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草拟了汉仪法，但缺点是“谀”，公孙弘倡导儒学，其缺点是“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他的问题则是“迂”，三个人的形象都描绘得生动传神。司马迁对百年汉史的记述，重点是放在汉武帝一朝，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书》则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谀逢迎的丑态，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禅书》讥讽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在所有这些篇章中，《平淮书》点明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起照应的作用。司马迁首先从汉承秦，经过休养生息，实现民殷国富写起，接着写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切入正题，详细地叙述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贫，记事止于元封元年，结尾用“见盛观衰”示意，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史记》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史记》尽管是一部史学名着，但司马迁笔下的每个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给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文学享受。历史着作本身要求其作品应具有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要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完美无瑕。《史记》叙事以散文为主，骈散交融，长短顿挫，抑扬开阖，浩瀚奔放，气势非凡。人物刻画方面，善于通过紧张斗争的场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从而表现人物各自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语言方面，运用当时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语、口语，不仅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而且便于大众的理解。所以《史记》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后世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史记》的文学成就，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魏晋以前认为《史记》的文学特点在于辞采华美，文章简洁；第二，唐人着重于《史记》的散文成就和艺术风格；第三，明清认为《史记》的文章结构波澜曲折，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形态；第四，现代的文学理论家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记》在塑造历史传记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艺术手法。《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传记文学、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无论哪一个方面，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当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并且刻画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脱离史实而侈谈小说成就，就会偏离《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和传记文学名着，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班固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扬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侯赢等，对后代的人们，特别是封建文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汉朝以来的众多作家都从《史记》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正如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体裁形式上，从《汉书》开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袭《史记》。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直接把《史记》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典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就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结果。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与《史记·伯夷列传》极其神似，他文章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更是深得《史记》的神韵。很多历史时期，当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或艰涩古奥的文风盛行之时，《史记》便常常成为古文家们反对矫饰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归有光都是如此。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的传奇以及明清以来的小说、戏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如《水浒传》、《聊斋志异》等都深得《史记》的滋养。

可以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1、《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2、《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3、《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

4、《三国志》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纪传体国别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当时魏、吴两国已有史书，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

蜀国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

陈寿开始在蜀国任职，受宦官排挤不得志。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

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而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5、《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战国（前476年，一说前403年—前221年）是我国继东周列国以来的又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与春秋在历史上并无明确时间界限，仅依历来惯例，以三家分晋为起始标志，至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终止 。

这一时期，中国的局面已发生了变化。诸多中小诸侯国家已被吞并，余下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家，史称“战国七雄” 。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的改革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秦国逐一灭掉了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

“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只是用来指当时参加连年战争的强国，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如在《史记·匈奴列传》：“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战国尽管是主要描写七个国家的征战，而战国时期的国家远远不止七个，战国初期，群雄并起，共有二十多国，依然以周天子为共主。把战国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以后，才开始使用。 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代刘向的《战国策》是记载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刘向叙录曰：“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参见秦统一中国之战。秦灭六国，焚烧各国书籍，使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基本毁灭。以致，西汉中叶的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难以找到依据。

前476年《史记》作周元王元年，实际当司马迁因战国各国史籍被秦国付之一炬，遂采纳秦史书《秦记》所载，定战国始于前476年 。

前475年（周元王元年）主要是周敬王的年数有异说。《左传·哀公十九年》所记：“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以周敬王在位有四十四年，故次年为周元王元年，为战国之始。

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林春溥《战国编年》、黄式三《周季编略》及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记载始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接续《左传》之后。

前453年（周贞定王十六年）也有学者认为，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晋国三分已定，七国争雄局面已经形成，应该以此作为战国的开始。

前441年（周哀王元年）朔雪寒在《孙子兵法论正》书中提出此说 。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北宋司马光成书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则以“三家分晋”一事代表周礼崩坏，群雄竞逐，而定战国始于前4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