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皇家藏书楼。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坐北面南，阁制仿自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征书，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华殿后之皇宫藏书楼建成，乾隆皇帝赐名文渊阁，用于专贮第一部精抄本《四库全书》。

　　在中国古代，黑色在五行中代表水，文渊阁琉璃瓦采用黑色寄予着藏书防火之意。灰色的外墙，绿色的廊柱与雕花窗栏肃穆雅致，屋顶彩画绘着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呈现一股淡然悠长的意境。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2、辽宁沈阳故宫文溯阁

　　文溯阁位于沈阳故宫，建筑格局与文渊阁一样脱胎于天一阁，修建于1781年。

　　文溯阁有“溯涧求本”之意。乾隆在《文溯阁记》中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

　　袁世凯北京称帝后，文溯阁内的《四库全书》运抵北京，成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礼物，文化典籍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1922年，冷落故宫多日的《四库全书》被清室盯上，欲卖给日本人，在这危急时刻，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挺身而出，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良知与爱国心振臂高呼，挽救了国宝的命运。1931年，在张学良等人的呼告下，《四库全书》回到了它的“家中”文溯阁。“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文溯阁落入日本人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文溯阁《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3、北京圆明园文源阁

　　1861年11月25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奋笔疾书，愤怒地写道：“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

　　这位老人就是雨果，他矛头所指向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犯下的滔天罪恶——火烧圆明园。染红夜空的大火不仅仅是民族之痛，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就在这场浩劫中，一座藏书楼也在烈焰冲天中化为断砖残瓦。

　　圆明园内的这座藏书楼名为文源阁，始建于1774年秋，次年春天完工，乾隆皇帝将《四库全书》第三抄写本藏于此。

　　据历史记载，文源阁内藏书《四库全书》页首印有“文源阁宝”“古稀天子”之印；页末则印“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喜欢浮华与奢侈的乾隆自文源阁修好后，多次来圆明园享受生活与读书之乐。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面对“恍如月宫”的万园之园，他们像一群狰狞残暴的野兽，在园内大肆掠夺，四处焚烧，黑色的烟雾遮蔽了北京城的夜空，文源阁与它所珍藏的《四库全书》不能幸免于难，最终化为灰烬。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如今，那场弥漫凄怆的大火早已经散尽，文源阁只留下一片地基，在郁郁丛草中向每一个经过它身边的人讲述着昨天的故事。

　

4、河北承德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建于乾隆三十九

年（1774年），是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造的。它不仅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小园林。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

　　文津阁是一个二层楼阁，实际上是三层楼阁，中间有一暗层。暗层全用楠木造壁，能防虫蛀，是藏书之处。此阁在设计上按《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将一层的六楹隔为六个单间，而将顶层的六楹相通为一大间，用“地六”、“天一”来克火。文津阁有围墙环绕，坐北朝南，三面临水，从南往北为门殿、假山、水池、文津阁、碑亭。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 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

文津阁内原藏《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御制诗》四集，1785年《四库全书》也曾收藏于此。1915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内务部运归北京，藏于古物保存所，后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遂至于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古今图书集成》早年已被军阀盗卖净尽。

　　

5、江苏镇江文宗阁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1779年修建。阁楼仿“天一阁”，与两侧廊楼和阁前的门楼围成四合院落。藏书楼面临长江，雪涛翻卷，空阔无垠，楼后山崖奇崛，气势威严。乾隆皇帝来到文宗阁，诗情蓬勃，写道：“百川于此朝宗海，此地诚应庋此文。”

　　然而，陶醉于康乾盛世景象的乾隆不会想到，他之后的清王朝逐渐走向没落。1842年，英军炮轰镇江，文宗阁藏书受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53年3月31日，太平天国将领罗大纲猛攻镇江，战火硝烟将文宗阁和《四库全书》抄本烧为灰烬。

　　时隔160多年后，文宗阁于2011年复建完成，昔日风采重现盛世。

　　

6、江苏扬州文汇阁

　　文汇阁1780年在古城扬州行宫御花园内建成，乾隆题写“文汇阁”匾和“东壁流辉”匾，入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文汇阁与其他藏书阁一样外观看似两层，实则利用两层之间的上下楼板部分暗中设计了一个夹层，从而使内部分为三层。人们不能不赞叹清代建筑设计艺术的高超。一层楼内左右侧安置经部，中层为史部，最上层左置子部，右置集部，秩序井然，利于士子阅读。

　　1790年，乾隆圣旨中说：“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在文汇阁存世的70余年里，一位位士子出出进进文汇阁，汲取精华，传承文化。从进步意义上说，文汇阁内的各种书籍就像一粒粒种子，在江南的文化大地开花结果。

1854年，文汇阁与所藏书籍毁于太平军的冲天大火中。

　　7、浙江杭州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七座皇家藏书阁当中修建得最晚的是文澜阁，1782年在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修建，次年完成。它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布局带有明显的江南园林之巧妙与精思。阁前假山堆叠，小桥流水，一神女峰假山石玉立一汪澄清池中。池边建有碑亭，乾隆的题诗刻于石碑正面，碑后刻有《四库全书》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文澜阁与军营无异，这些士兵没有心思保护这座建筑和所藏之书，大量图书散佚。面对国宝的危殆局面，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挺身而出，在断砖残瓦间，在街巷人家中不惜重金寻觅国宝。对一些损毁的藏书倾力补抄。集多年之力，补到了34796种图书。后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继任张宗祥又历时7年补抄，史称“乙卯补抄”和“癸亥补抄”。两次补抄完整后的《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藏书楼的精华所在，是所存于世版本当中最好的一部。现江南三阁惟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

8、 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故取名“天一阁”。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其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仅天一阁，就凭借其所藏的30万古籍，卷走了中国现存藏书楼的所有荣光。天一阁在历史上至少有两件事是震古烁今的，一是清乾隆时编篡《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了古籍600余册，其中96种被收录至《四库全书》中，并有300多种列入存目。二是天一阁的藏书之所和建筑构式备受乾隆推崇，命人测绘天一阁房屋、书橱的款式，以此为蓝本，在北京、沈阳、承德、扬州、镇江、杭州兴建了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等七座皇家藏书楼以收藏《四库全书》。天一阁从此名扬天下。

山东聊城杨以增氏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9、海源阁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古城中心，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邑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收藏之富“为海内之甲观”。海渊阁于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屡遭兵燹匪劫，珍藏流散，楼舍损毁，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1992年10月，聊城市筹集资金200万元，在原址按原来的结构样式重建，并开始对游人正式开放。

10、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清乾隆年间，建筑面积285平方米。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绵延二百多年，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十字：“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藏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于建国初由瞿氏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等。

11、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

清代浙江丁国典慕其远祖宋代丁顗藏书八千卷而名其所建藏书楼为“八千卷楼”。清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燹。丁国典之孙丁丙沿用楼名重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八千卷楼包括嘉惠堂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嘉惠堂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所收及附入存目之书，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收藏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旧钞本、校本、稿本等善本书籍。八千卷楼所藏宋元刊本不多，但富有特色：①收藏四库馆修书底本。这些底本上往往钤有翰林院印，有的经过点校钩改，可使后人考见当时修书的规制。②收藏浙江地方文献。③收藏名人稿本、名人校本及钞本。八千卷楼藏书不仅数量多,且版本类型多样。除藏书外，丁丙一生曾刻书200余种，辑书20余种,著书10余种。其所辑主要有《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前后编)、《西泠王布衣遗著》、《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当归草堂丛书》等。所著之书主要有《善本书室藏书志》、《礼经集解》、《九思居经说》(稿佚)、《说文篆韵谱集注》(稿佚)、《三塘渔唱》等。咸丰、光绪年间，丁丙曾与其兄丁申共同在战乱中收集散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并加以钞补，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复其本原。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奏请清政府创设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售与日本的第二年，为防止古籍再次外流，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收购入藏江南图书馆。八千卷楼藏书目录，主要有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仁编《八千卷楼书目》。

12、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

中国清末陆心源藏书楼之一。以皕（音bì）宋为楼名，意谓内藏宋刻本有 200种之多。但实际不及此数。陆氏藏书多得自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其中大部分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所收乾嘉时苏州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等四大家之旧藏，极为珍贵。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皕宋楼和守先阁藏书15万卷，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

13、江苏苏州顾氏“过云楼”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值得一提的是，过云楼里面还有一个密室，顾家的书是放在密室里面，秘不示人。顾氏保存的善本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宋本纸张洁白，字大悦目，是艺术珍品。其中，《锦绣万花谷》于南宋淳熙十五年刊刻发行，是目前已知海内外最大部头的宋版书。这部“宋代的百科全书”，将现存百科全书的年代拉到历史上限。

1951年和1959年，过云楼顾氏后人，先后两次将所藏的三百多件书画精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过云楼历经150余年，集藏的书画珍品，有了它们最终的归宿。然而过云楼几代人密藏、从不轻易示人的善本古籍，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有大约四分之三转归南京图书馆收藏，尚有剩余的170多种图书留存民间，这些图书被嘉德公司征集拍卖。

淄博海岱楼钟书阁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舜耕路。这座钟书阁是淄博海岱楼的一部分，建筑气势宏伟，以保存和展示珍贵古籍文献为主要任务。钟书阁内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古籍文化遗产，吸引了许多学者和文化爱好者前来参观和研究。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舜耕路。

《文渊阁书目》是现存不多的官修书目，在目录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属于明初国家藏书的第一部书目。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文渊阁书目 概述 ：明初国家藏书 产生 ：典籍为基础 编修 ：登记性书目 产生,编修,评价, 产生 明初国家藏书是以元内阁所藏宋、金、元三朝典籍为基础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北伐军攻入元大都，大将军徐达尽收元内阁图籍送回南京。 以后，明 又广求遗书，国家藏书日丰。明成祖迁都北京，收贮于左顺门北廊，明英宗正统年间，移贮至文渊阁。 正统六年（1441），少帅兵部尚书兼华益殿大学士杨士奇等，始以文渊阁说贮书籍，颇多“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故为打点清理，逐一勘对，编置字号，厘定部类，写成书目一本，名曰《文渊阁书目》。 编修 《文渊阁书目》是登记性书目。 杨士奇整理图书时，是将七千二百九十七部图书，进行分类，然后以《千字文》排次，按天字至往字，分为二十个字号，装进五十只大书橱中，编目就是逐字逐橱登记。 号和橱之下，才按图书的内容划分类别，而后依类登录图书。 天字五橱，收藏明朝御制御定文集等书。 地字四橱，收易、诗、礼、周礼、春秋、仪礼、礼记等书。 玄字一橱，收礼书、乐书、诸经总类等书。 黄字三橱。收四书、性理、经济(附奏议)等书。 宇字六橱，收史部之书。 宙字二橱，收史附、史杂之书。 洪字一橱，收子部之书。 荒字一橱，收子杂、杂附之书。 日字三橱，收文集之书。 月字二橱，收诗词之书。 盈字六橱，收类书之书。 昃字一橱，收韵书及姓氏之书。 辰字二橱，收法帖、画谱等书。 宿字一橱，收政书、刑书、兵法、算法之书。 列字二橱，收阴阳、医书、农圃等书。 张字一橱，收道书。 寒字二橱，收佛书。 来字一橱，收古今志书。 署字三橱，收旧志。 往字三橱，收新志。 以上二十字号五十橱。共7297号，即7297种书。达43200册，估计在十万卷以上。 《文渊阁书目》分类在整理图书时即已确定。由于杨士奇周详考虑，分类很是齐全。 其所分国朝、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四书、性理（附实录、传、年谱等）、经济、史、史附、史杂、子书、子杂、杂附、文集、诗词、类书、韵书、姓氏、法帖、画谱（诸画谱）、政书、刑书、兵法、算法、阴阳、医书、农圃、道书、佛书、古今志（杂志附）、旧志、心志等四十类目，可满足各种需求。并且它不恪守四部法成规，开创了有明一代分类的新风气。 还有，其某些类目的设定还有可取之处，如将礼书、乐书与“周礼”、“仪礼”分开，比较合乎实际；将地方志析为“古今志”、“旧志”、“新志”，在志书大量涌现的情况下，也有利于读者检索。因此，其分类体系，还可作为编制古籍书目的借鉴。 因此该书考订功用不可忽视。因为其编写之时，明内阁藏书尚完整，所收元朝旧藏，有价值的宋、元刻本和抄本颇多，另外，还有不少明初典籍。 然而，明嘉靖以后，文渊阁藏书大批流失，若干珍本秘册无可再见。所以，其就成为考订宋、元、明初散失之书的重要资料。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对勘《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文渊阁书目》。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深有感触地评介其价值说：“惟籍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 《文渊阁书目》原不分卷。传世之本，各家以意厘定，《四库全书》本分为四卷，《读画斋丛书》本，按《千字文》二十字号为卷数，分为二十卷。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着录有十四卷本。今流传较广的为《丛书集成初编》本，该本源出读画斋本。 评价 在明代官修目录中最为著名的《文渊阁书目》，作为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官修目录之一，在目录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考查典籍的流传和存佚，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外，由于草率成书，难免有不足之处。 1记一代藏书之盛 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术后，极大 了藏书事业的迅猛发展。 宋辽金元，刻书业通天下，而官家藏书也日益丰富，如百川归海一样，宋辽金元丰富的官家藏书统统归功于明代。 明朝创建，把宋辽金元的国家藏书全部承袭下来，多是宋、元刻本和抄本，无不精美。 不幸的是，明代搜罗的大批历代精品，从明中期开始溢有亡佚，今天我们要考察了解明代的琳琅之藏和典籍的流传、真伪，除了残存的一部《永乐大典》之外，就只有借助于《文渊阁书目》了。 《文渊阁书目》体现了明朝精品藏书极盛时的状况，为研究宋辽金元藏书、刻书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2目录体制独特 2．1在分类上，打破传统四部分类法，另创新制。所设类目细密，并特辟“性理”、“经济”二类，“类书”不附于“子”，“韵书”不附于“经”等。都较为合理。其不足之处在于类目之间缺乏逻辑联系，难免杂乱，如史、子的分类既嫌漫又无界限。 2．2首列御制 第一号天字橱，收藏明朝御制御定文集等书。列御制第一，突出皇帝的尊位，与当时封建君主制的政治思想有关。这一分类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3着录简单 《文渊阁书目》虽为官修藏书目录，但体制简单，不仅没有提要小序，连作者、卷数亦一并缺如。如此简陋的体制，在目录学史上尚属空前。藏书线索确实是留下了，而参考价值和利用价值就不能不大大地打折扣。 3对官修目录之影响 明以前各朝官修目录一般不过三、两部，而明代官修目录却不少。继《文渊阁书目》以后的国家目录，据《千顷堂书目》着录，尚有马愉的《秘阁书目》二卷、钱溥的《内阁书目》一卷、张萱的《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八卷、《内府经厂书目》二卷、《国子监书目》一卷、《南雍总目》一卷、《御书楼藏书目》一卷、《都察院书目》不分卷、《宁献王书目》一卷、《行人司书目》二卷。 这些目录，有存有佚，其中以张萱等所撰《新定内阁藏书目录》最为著名。 此目为万历三十三年，中书舍人张萱等人奉命校理内阁藏书时所撰，受《文渊阁书目》影响，分为十八类，全目八卷，以“圣制”、“典制”二部居首，以表明其官撰性质，然后于经史子集之外，增置类录、金石、图经、乐津、宋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等。 各书略注撰人姓名、官职及本书残全情况。 并间有解题，虽文字简略，原书卷数也未全著，体例也不够完善，但稍胜于《文渊阁书目》，而成为考求明代官藏的重要目录之一。 4对私撰目录之影响 宋以后由于雕刻印刷普及，私家藏书日渐增多，私家藏书目录随之兴起。私家藏书目录既可反映某一时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水平，也可为研究著名藏书家和学者提供资料，还可作为编制当时国家目录的重要依据。 明代的私家目录较兴盛，许多书目明显地受到《文渊阁书目》的影响，除高儒《百川书志》外，大多没有撰写提要，只录书名，大多不注著者亦无卷数，编写形式为帐薄式。虽有分类但极不精密。 5学者的评论 关于《文渊阁书目》有如下三种评说：一种以清人朱彝尊为代表。他认为：“其目不详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观者漫无考稽，此牵率之甚者”。另一种以清人钱大昕为代表。他说：“此目不过内阁之簿帐，初非勒为一书，如《中经簿》、《崇文总目》之比。 必以撰述之体责之，未免失之太苛矣”。三为批评缺点，肯定价值，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它一方面指出：“今以《永乐大典》对勘，其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此目。亦可知其储庋之富。”“士奇等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 而图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另一方面，它也指出：《文渊阁书目》编成后，书渐散失，后人“惟借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此书)亦考古所不废也”。《总目》的评价是最允当的。 总之，《文渊阁书目》是一部体制简单而价值极高、对后世古文献整理研究有广泛影响的官修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