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雍正赐给他的墓地是在雍正陵墓的附近，这对于雍祥来说殊荣虽高，但有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毕竟他在雍正年间能得到殊荣，可不代表他的后代也能这样。所以他宁愿选择一个清净一点的墓地。

雍正登基可谓是跌宕起伏，而他登基的最大功臣之一就是十三阿哥雍祥，雍祥在小时候就与四阿哥关系十分好，在康熙晚年立太子之时，皇子的纷争中，更是因为四阿哥雍正得罪了康熙，落了个近十几年的囚禁生涯。以至于雍祥的晚年身子伤痕累累，使得雍正登基之后一直对他心存愧疚。

而雍祥对他也十分衷心，无论是阿哥期间，还是雍正成为皇帝以后，只要是四哥的事情，他就竭尽全力的去做，在雍正登基以后，成为辅政大臣，雍正年间的所有政策几乎都是雍正与雍祥协商而来，这位十三阿哥可谓是雍正的左膀右臂。

所以才会在十三阿哥得病弥留之际，雍正赐他的墓地是自己墓地的附近，如此殊荣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十三阿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现在得此殊荣。但是自己的儿女不一定也会这样，以后的皇帝更不知道会如何看他，更会为后任帝王留下隐患，毕竟出生在王室帝家一切都不可估量，许多被后代抛尸街头的也大有人在。

雍祥这样做也是在为自己的后人留下清净，所以选择一个隔得远一些的墓地，不仅仅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了后人。

萧统（501-531）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南兰陵人。武帝长子。武帝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未即帝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信佛能文。曾招聚文学之士，编集《文选》三十卷，对后代文学颇有影响。原有集，已散佚，后人集有《昭明太子集》。

《梁书》列传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怀太子

昭明太子统，字德施，高祖长子也。母曰丁贵嫔。初，高祖未有男，义师起，太子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高祖既受禅，有司奏立储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阙，未之许也。群臣固请，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时太子年幼，依旧居于内，拜东宫官属文武，皆入直永福省。

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东宫。太子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还宫。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著远游冠，金蝉翠緌缨；至是，诏加金博山。

太子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三谛、法身义，并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焉。

三年十一月，始兴王憺薨。旧事，以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太子意以为疑，命仆射刘孝绰议其事。孝绰议曰：“案张镜撰《东宫仪记》，称‘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鼓吹寝奏，服限亦然’。寻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铙歌辍奏，良亦为此。既有悲情，宜称兼慕，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谓犹应称兼慕，至卒哭。”仆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太子令曰：“张镜《仪记》云‘依《士礼》，终服月称慕悼’。又云‘凡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刘仆射议，云‘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寻情悲之说，非止卒哭之后，缘情为论，此自难一也。用张镜之举乐，弃张镜之称悲，一镜之言，取舍有异，此自难二也。陆家令止云‘多历年所’，恐非事证；虽复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经以此问外，由来立意，谓犹应有慕悼之言。张岂不知举乐为大，称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为国章；虽情或未安，而礼不可废。铙吹军乐，比之亦然。书疏方之，事则成小，差可缘心。声乐自外，书疏自内，乐自他，书自己。刘仆射之议，即情未安。可令诸贤更共详衷。”司农卿明山宾、步兵校尉朱异议，称“慕悼之解，宜终服月”。于是令付典书遵用，以为永准。

七年十一月，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高祖遣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人之制。《礼》，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食。”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高祖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瘵。我比更无余病，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强加饘粥，不使我恒尔悬心。”虽屡奉敕劝逼，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天下皆称仁。

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有流离道路，密加振赐。又出主衣绵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贫冻。若死亡无可以敛者，为备棺槥。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色。常以户口未实，重于劳扰。

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闻当发王弁等上东三郡民丁，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诚矜恤之至仁，经略之远旨。暂劳永逸，必获后利。未萌难睹，窃有愚怀。所闻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义兴去秋有稔，复非常役之民。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在所有司，不皆闻奏。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出丁之处，远近不一，比得齐集，已妨蚕农。去年称为豊岁，公私未能足食；如复今兹失业，虑恐为弊更深。且草窃多伺候民间虚实，若善人从役，则抄盗弥增，吴兴未受其益，内地已罹其弊。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待优实以不？圣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见庸浅，不识事宜，苟有愚心，愿得上启。”高祖优诏以喻焉。

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

三年三月，寝疾。恐贻高祖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薨，时年三十一。高祖幸东宫，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谥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宁陵。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哀册文曰：

蜃辂俄轩，龙骖跼步；羽翿前驱，云旗北御。皇帝哀继明之寝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帐而凄恸，临甲观而增伤。式稽令典，载扬鸿烈；诏撰德于旌旒，永传徽于舞缀。其辞曰：

式载明两，实惟少阳；既称上嗣，且曰元良。仪天比峻，俪景腾光；奏祀延福，守器传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庄肃，内含和恺。识洞机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循时孝友，率由严敬。咸有种德，惠和齐圣；三善递宣，万国同庆。

轩纬掩精，阴牺弛极；缠哀在疚，殷忧衔恤。孺泣无时，蔬饘不溢；禫遵逾月，哀号未毕。实惟监抚，亦嗣郊禋；问安肃肃，视膳恂恂。金华玉璪，玄驷班轮；隆家干国，主祭安民。光奉成务，万机是理；矜慎庶狱，勤恤关市。诚存隐恻，容无愠喜；殷勤博施，绸缪恩纪。

爰初敬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宁资导习，匪劳审谕；博约是司，时敏斯务。辨究空微，思探几赜；驰神图纬，研精爻画。沈吟典礼，优游方册；餍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绩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

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摛文扌炎藻，飞纻泛干；恩隆置醴，赏逾赐璧。徽风遐被，盛业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泽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义，天下归仁。

云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颓朽壤。灵仪上宾，德音长往；具僚无廕，谘承安仰。呜呼哀哉！

皇情悼愍，切心缠痛；胤嗣长号，跗萼增恸。慕结亲游，悲动氓众；忧若殄邦，惧同折栋。呜呼哀哉！

首夏司开，麦秋纪节；容卫徒警，菁华委绝。书幌空张，谈筵罢设；虚馈饣蒙饛，孤灯翳翳。呜呼哀哉！

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幽埏夙启，玄宫献成。武校齐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宾从无声；今归郊郭，徒御相惊。呜呼哀哉！

背绛阙以远徂，轥青门而徐转；指驰道而讵前，望国都而不践。陵修阪之威夷，溯平原之悠缅；骥蹀足以酸嘶，挽凄锵而流泫。呜呼哀哉！

混哀音于箫籁，变愁容于天日；虽夏木之森阴，返寒林之萧瑟。既将反而复疑，如有求而遂失；谓天地其无心，遽永潜于容质。呜呼哀哉！

即玄宫之冥漠，安神寝之清飐；传声华于懋典，观德业于徽谥。悬忠贞于日月，播鸿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纪言，实含毫而无愧。呜呼哀哉！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闻丧皆恸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长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户。寻为侍中、中卫将军，给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节、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中军大将军、扬州刺史，侍中如故。

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为台内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丁亥，立为皇太子。大宝二年八月，贼景废太宗，将害太子，时贼党称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讲《老子》，将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颜色不变，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乃指系帐竿下绳，命取绞之而绝，时年二十八。

太子性宽和，兼神用端嶷，在于贼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携太子同行，及其败归，部伍不复整肃，太子所乘船居后，不及贼众，左右心腹并劝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国丧败，志不图生；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谓避贼。”便涕泗鸣咽，令即前进。贼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惮之，恐为后患，故先及祸。承圣元年四月，追谥哀太子。

愍怀太子方矩，字德规，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县侯，随世祖在荆镇。太清初，为使持节、督湘、郢、桂、宁、成、合、罗七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湘州刺史。寻征为侍中、中卫将军，给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子，立为皇太子。及西魏师陷荆城，太子与世祖同为魏人所害。

太子聪颖，颇有世祖风，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谥愍怀太子。

陈吏部书姚察曰：孟轲有言：“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韦带之士，在于畎亩之中，终日为之，其利亦已博矣。况乎处重明之位，居正体之尊，克念无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远之有哉！

昭明读书招隐山

镇江的南郊，有座山叫招隐山，山上有一处坐北朝南的三间小平房，窗明几净。窗外有古松修竹，窗下是清泉幽涧。这就是昭明太子读书台。昭明太子怎么放着九五之尊的帝王不做，跑到深山幽林、杳无人烟的招隐寺来读书呢？

昭明太子是梁武帝萧衍的儿子，叫萧统。传说他自幼就喜爱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到了十几岁，已经是博览群书，满腹经纶了。他在宫里什么事都不问，只知道埋头读书，再好的东西他也不要。在他住的宫里，光藏书就有三万卷，但他还不满足，成天缠住梁武帝，要走出建康城，遍找读书处，读一辈子书，做一辈子学问。梁武帝可不是这样想的，他想叫儿子继承皇位，安邦定国。可是昭明太子偏偏就不喜欢做皇帝。梁武帝爱子心切，没法子，只好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昭明太子离开建康城，头一站就到了扬州。他在扬州，看到一处地方，虽然离城较近，但竹林茂盛，繁花似锦，还算清雅，就在这里造了一座文选楼。然后又沿江向东，到了常熟。他看到常熟的虞山，风景秀丽，怪石林立，也觉得不错。最后，到了镇江。

在镇江，他找到了远离城市的招隐山。刚进山里，他就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一眼望下去，一峰靠一峰，一山连一山，山里有山，山外还有山，峰峦叠嶂，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幽静得很。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吩咐地方官，派遣工匠，就在这里造房起屋，读书选文。

昭明太子刚到招隐山，山上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破房子，这是东晋末年音乐家戴颙在这里隐居时留下来的。除了这破房子外，这里什么也没有。就连吃水还要从山下的珍珠泉一步一步地往山上挑。梁武帝知道以后，心疼得要命，就派了不少宫娥彩女、太监侍从，带着珍珠宝玩和山珍海味来到招隐山。梁武帝的意思，是招隐山太荒凉了，送些珍珠宝玩，可以让昭明太子鉴赏把玩，散散心；派些太监、宫娥，一来可以多一些人侍候太子，二来还可以让那些宫娥彩女为太子吹箫弹琴，唱歌跳舞，解解闷。哪晓得，昭明太子什么都不要，对派来的大臣说：“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只留下八个太监，并且叫大臣回禀梁武帝：“父王如果痛惜孩儿，只要把东宫的三万藏书运来就够了。”

昭明太子一心扑在该书上，哪有什么闲情雅致去欣赏歌舞，把玩古董呢？只是，不看歌舞，不玩古董可以，没有水吃却难了。

一天夜里，昭明太子正在一盏青油灯下专心致志地看书，忽然听得外面有响声，像是刮风，又像是什么东西在吼叫，他就走出门外，顺着有声响的方向朝前走。那时候的招隐山，峰奇山险、峭壁悬崖，一条羊肠小道，高高低低，坑坑涯涯。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一脚踏空，就会摔到山下的深洞里去。昭明太子想看个究竟，不顾险阻，还是一个劲地走去。他走呀走的，突然停了下来。他在月光下，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两只大老虎趴在地下扒土。他吓了一跳，不敢再向前走了。他定定神，再向前望望，连老虎的影子都没有。只看见从地下冒出来一条像白线一样的东西，这条白线越来越粗，越来越长，还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他连忙走到近处一看，原来是泉水，他高兴得不得了。打那时候起，山上就有了泉水，因为是老虎扒出来的，所以叫“虎跑泉”。

又有一天夜晚，昭明太子看书看累了，就站在门外，伸伸腰，蹬蹬腿，舒舒筋骨。突然，看到山上有几个头戴黄冠，身穿白衣的姑娘，在树丛里转来转去。他心里很奇怪，父皇派来的宫娥彩女早就打发走了，哪里来的年轻姑娘呢？她就三脚两步地爬上山去，想看个究竟。哪晓得，等他上了山，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了鸭，定睛一看，哪有什么白衣姑娘，原来是几株又大又高的树，开着雪白金黄的花，香喷喷，水灵灵的，着实好看咧！据说这种花叫玉蕊花，是天上的仙花，几百年才开一次花，可惜这种花到唐代末年就杳无踪影了。后人为了纪念她，就在这里盖起一座“玉蕊亭”，离玉蕊亭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玉蕊仙踪堂”遗迹。

过了几个月，读书台造好了。在读书台边，还造了一座雕栏画柱、宽敞明亮的五开间小客厅，起名叫“增华阁”。传说举世闻名的《昭明文选》，就是在这里编纂成功的。房子造好后，昭明太子整天和当时一班文人：沈约、庾信、钟嵘在增华阁里读书谈心，编选文章。那时候，《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已经在镇江城里的弥陀寺出家当了和尚，昭明太子时常把他请到招隐山，当面求教。他还常常在山下的听鹂山房，接待四面八方来访的文人。

他在山上住了十一年，终于编成洋洋洒洒三十卷的文选稿本。据说由于他劳累过度，不到三十岁，双目就失明了，三十一岁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身边的八个太监相继死去，死后，葬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当地人称它为“八公洞”。直到现在，在招隐山上的昭明太子读书台，还保存着一块当年昭明太子读书的石案，上面镌刻着八个大字：“普通元年、岁在庚子”。

东汉末年，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刘备，因为汉武帝颁布的推恩令，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家族已经沦落为普通百姓，靠织席贩履为生。恰逢天下大乱，刘备认为大丈夫应该干一番大事，扔掉手中正在编制的草席，抄起家伙就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为了笼络人心，刘备打出了“匡扶汉室”之口号，并获得“刘皇叔”的尊称。

自从刘备23岁镇压黄巾军开始，直到赤壁之战前夕，刘备的创业之路充满了荆棘，几乎是屡战屡败，曾多次被迫投靠于公孙瓒、刘表及曹操账下，过着寄人篱下的凄惨生活。因为创业风险太高，刘备工作压力很大，时刻面临“破产”的危机，故不敢考虑要孩子之事。公元207年，此时刘备已经是47岁的高龄，才生下了第一个儿子，起名为刘禅。

刘禅，字公嗣，小名阿斗，因出生于乱世，自幼命途多舛。1岁的时候，曹操派曹纯领五千虎豹骑在长坂坡大败刘备，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刘备抛弃了妻儿，仅带领张飞等数十人仓皇而逃。浑身是胆的赵子龙拼死保护，年幼的阿斗才幸免于难，否则肯定会夭折于长坂坡。

公元212年，继母孙尚香要带5岁的阿斗回娘家（东吴），张飞和赵云闻之大惊，丝毫不给嫂嫂孙尚香面子，强行把阿斗给截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刘禅被立为王太子，此时他已是12岁的少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刘禅随即就成了皇太子。

为了让刘禅能够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刘备可谓是煞费苦心，不仅让诸葛亮亲自教他《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上的知识，还让他学习武术。据《寰宇记》记载：““射山，在成都县北十五里，刘主禅学射于此。”或许他就是做皇帝的料，无论怎么样努力，依旧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两年后，刘备病逝于白帝城，17岁刘禅继承了皇位，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刘禅不敢过于贪图享乐，所有事情几乎都听从于丞相的。但是，自从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刘禅开始独掌朝政，迷恋于声色犬马之中，且宠信黄皓等宦官，姜维因得罪黄皓，怕留在成都被打击报复，不得已选择了到沓中屯田。

公元263年，姜维根据情报分析得知，曹魏很可能会出兵伐蜀，就上书给刘禅调兵遣将以作准备。但刘禅压根就不信姜维，在黄皓的忽悠下，认为敌人绝不可能前来，继续沉溺于酒色之中，丝毫感觉不到危机。

不久后，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大举伐蜀，姜维率领蜀军阻挡住了钟会所带领的魏军。奈何邓艾却偷渡阴平直奔成都，因之前刘禅没有进行调兵，邓艾如入无人之境，诸葛亮的独子诸葛瞻战死沙场，很快兵临成都城下。刘禅得知此消息后，顿时懵逼了，在光禄大夫谯周的建议下，立马开城投降，这也标志着蜀汉的灭亡。

蜀汉灭亡后，刘禅与众多蜀汉大臣被迁到洛阳，受封为安乐公，过着“乐不思蜀”的生活。公元271年，刘禅病逝于洛阳，谥号思公，皇帝司马炎按照王公的礼节，将他埋葬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的平乐镇翟泉村东。据说，因为其墓中没有值钱的陪葬品，盗墓贼都不愿光顾，可想而知有多寒酸。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缺乏保护和修葺，如今几乎被夷为平地，无明显陵墓封土的痕迹，上面都种上了庄稼。一晃近两千年过去了，曾经的蜀汉后主刘禅，除了给后人留下了“乐不思蜀”的笑料外，几乎没有再留下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甚至墓地都慢慢消失于历史的风沙当中。

有人认为，刘禅的投降是懦弱的表现，也验证了他是位付不起的君主；还有人认为，刘禅此等做法避免了生灵涂炭，保全了蜀汉的百姓，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对于此事，你怎么看呢？

乾隆盗永陵的楠木，孙殿英盗乾隆、慈禧的陵。

乾隆皇帝与民间对明代陵墓的盗毁

十三陵鸟瞰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乾隆和此前的顺治、康熙、雍正等朝的几代帝王陵寝，其中所用的相当一部分木料和石料，是拆毁明代建筑物和明十三陵而得来的。清朝在入关后，就曾下令捣毁、劫掠过明十三陵，并焚烧过明定陵、德陵等陵寝。有实证可考的是，顺治的孝陵木材多用旧料，而旧料来源就是大肆拆毁明代建筑。其隆恩殿及神道碑亭天花板，就被后人证实是来自西苑明世宗朱厚熄嘉靖年间所建的清馥殿、锦芳亭和翠芳亭，这一殿二亭所在位置，正是明世宗做道场的地方，大殿前原建有丹馨门和绵芳、翠芳二亭。清初在兴建顺治孝陵时，将清馥殿及二亭拆除，不但将其楠木材料用来兴建孝陵，就连天花板也拿到孝陵使用了。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陵寝，都相继拆毁了大量明代建筑，乾隆还以修复十三陵的名义，将定陵由大改小，偷梁换柱，把上等的木料和石料拿来建造了自己在遵化的裕陵。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置皇体颜面于不顾，以天子之尊，一意孤行，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乾隆皇帝画像

明十三陵中的永陵，是明嘉靖皇帝的陵寝，其享殿是楠木殿，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它的木架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乾隆皇帝在巡视时看中了这些金丝楠木，一心想拆毁楠木殿，将这些楠木用到圆明园中去。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律例规定挖明坟者死，皇上金口玉言，万民之尊，此举事关国体，干系重大，诚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读此奏折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但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一日不安。思前想后，终于心生一计，于是乾隆明诏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用偷梁换柱之法，把永陵的楠木撤换下来。这样，乾隆既盗走了金丝楠木，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

十三陵破败的陵园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盗木的丑闻还是被张扬出去。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自有应付万变的招数。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给天下人一个说法，乾隆自下诏书把自己“发配”到江南，算是对群臣子民的一个交代，此事从此也就不了了之。

十三陵之定陵

明十三陵之劫，除了陵园建筑，还有地下墓葬。万贵妃是明朝著名的妃嫔，四岁从山东诸城被选入宫，尔后充当孙太后(明成化皇帝朱见深祖母)的宫女。成人之后，被皇太子朱见深看中，二人暗中往来，有了男女私情。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由于生来姣艳，且驻颜有术，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万氏恃专宠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就连堂堂皇后也惧其三分。万氏一生喜欢玩鹰，喜欢鹰啄活物的血腥味，为讨其喜欢，皇帝下诏向全国各地摊派征鹰任务，一时万氏的深宫中处处鹰迹。由于万氏侍奉有方，皇帝竟寻找吴皇后的过错而借机将她废掉，立万氏为皇后。后因群臣竭力劝谏未遂。1466年，万氏因生子而被封为贵妃。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59岁的万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悲痛万分，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这就是被当地群众称之的万娘坟。

定陵地下宫殿入口处

由于宪宗专宠万贵妃，给捕鹰、养鹰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的痛苦和不安。所以，人们将宪宗所葬的茂陵后面的宝山讥称为“鹰嘴山”。

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掘后陵寝围墙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一派皇后气派。

定陵地宫内出土的凤冠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乱世逆子，终遭天报应。

继十三陵之后，民国年间开始，明代其他王侯将相/文臣武将的陵墓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掘和毁坏。

十三陵内明末太监王承恩墓

1929年5月，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被盗。郑成功父子及妃董氏墓原在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成功孙郑克塽降清，请求迁郑成功父子墓于福建南安其五世祖乐斋公墓地。此次被盗，丢失多少遗物史无记载，郑氏家族也心中无底，遂商定开棺验查。可怜一代英雄九泉之下尚不得安宁。从打开的两具棺椁看，男棺为郑成功棺，开棺得玉带1条，带上嵌大小玉18块，朝服1袭已破烂，仅存绣袍4领，均绣蟠龙。靴一对，已失其底，靴面系黄缎制成，亦绣龙；女棺为董夫人棺，发现有发钗2枝，护心镜1个，龙袍7袭，均折叠整齐，但取出即成飞灰。 郑成功墓园

从验查结果看，盗贼尚有一点良知，没有将随葬之物一扫而空。也许是念及其是民族英雄亦或是开棺后的良知突然觉醒也许是许许多多未可知的原因。但盗贼毕竟是盗贼，既盗之，焉有不取之理既敢英雄头上动土，何存天良地知之说这桩无头公案，令郑氏家族大惑不解，也给后世留下了难解之谜。

明朝朱元璋有两个嫡子分封在江西，册封在建昌府的名为益王，此地处闽赣要冲。自益端王朱祜宾起，先后世袭了7代8个益王，共有11个王子王孙连同他们的妻妾厚葬在此，成为一个占地1000多亩的郡王墓葬区，还有石人石马护卫，整个墓葬区恢宏气派。

1978年年底，一伙亡命之徒盯上了这块宝地，利用深夜悄悄开挖。他们选中了益王第五个儿子淳河怀喜王朱常油和他的爱妻、妾三人合葬墓。整整两夜未果，第三夜终于打开墓穴。

面对三具完整的干尸，盗贼们一下红了眼。

其内随葬珍品琳琅满目。朱常油头戴金七梁王冠，静静地躺在棺椁中。一伙人急不可耐，劈棺扬尸，将举世罕见的三鹿盘、玉带、金钻、金匾、金帽簪、金花、金头盖、含口金、琥珀、银盘、青瓷瓶等一一取出，拿不出尸体口里含的金子和颈部的饰物，便干脆把头砍下，把口撬开，可惜300多件瑰宝被盗贼一抢而空，被捣碎打烂的珍品无以计数，空荡荡的墓穴中空留三个冤魂的冥冥叹息。

益王墓内出土的青花瓷

1979年，不知哪一个想发横财的家伙，在合江首开挖坟盗墓之先例，从死人口中掏出宝珠，从死人手上捋下镯子、戒指，从死人头上取下耳坠、金簪，偷偷卖给文物贩子，从而一举暴富。红了眼的乡邻自然不甘寂寞，遇坟便挖，遇墓便掘。一时间，合江县境内盗墓成风。先开挖明代官宦之墓，继之发展到新坟也挖，有的墓今天被人挖过，明天又被人盗挖。有的怕别人挖了自己的祖坟，便先行挖之。最后合江县内无一座完整的坟墓。在这场挖坟盗墓闹剧中，不少人大发横财，有的干脆成了专业户，积累了一套丰富的“专业知识”。据说，他们不用挖去坟土，也不用开启棺木，只须用一只钻子、一根钢丝，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墓中的财宝掏得一干二净。有的专业户嫌挖坟盗墓费大力捞小钱，就学着转手倒卖，慢慢转化为文物贩子。专事挖坟盗墓的，叫做“穿山甲”，他们中的少数受雇于幕后老板，称之为雇佣型穿山甲。

合江县被盗明代官宦之墓现场

正是在这种发财梦的驱使下，一个叫望仙乡蕌林村的村庄，在村长的率领下，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开进山去，专门盗墓。结果二千多座古墓被挖开，尸骨遍野、坟窟满山。一时间鬼哭狼嚎，天神共怨。这个村的一个农民，一看这阵势，索性买了鞭炮、猪肉，带着铁锨，跑到自家的祖坟前，焚香、祭祀、叩头，然后祷告说：“祖宗在上!请你饶恕不肖子孙，我要是不来开挖，就得别人来掘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让咱本家人发这份财吧，若有什么金银财宝，给自己总比给外人好啊!”祭祀一阵，哭号一番，于是动手挥锨，开挖自家祖坟。刨开之后，见墓中并无几件值钱的器物，一气之下，将尸体拖出坟外，扔到地下，然后对着尸体狠踹两脚，骂道：“你这个死了不烂的东西！光顾了自己生前享福，咋就不知道给后人留点好东西啊！”言毕，愤然而去。

仁宗去世时，他的皇后张氏还在，张皇后是宣宗之母，当然不会殉葬。仁宗的妃子亦不止这5人，为什么单单挑中这五人，去顶那份“要命”的苦差

明万历时人沈德符就提出这个疑问，他说，宣宗登极时，所封有贵妃郭氏、贤妃李氏、惠妃赵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其中惟郭贵妃、王淑妃二人殉葬，李贤妃、赵惠妃、王昭容三人为何不殉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择定殉葬者的条件与依据是什么因为祖训没有记载，那就是实际操作的问题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仁宗未崩前两个月，封张氏为敬妃。张敬妃来自世家大族，她是太师、英国公张辅的女儿，封册中对她赞美甚备，仁宗崩时，可能还不到二十岁。如此好女，仁宗如何舍得，竟不把她带走

沈德符的解释是：“盖以乃祖、父勋旧特恩也。”说白了，就是张辅说了情，走了后宫的路子，才使他女儿免于一死。

可见，在选择谁来殉葬上，有着较大的通融余地。既然有人能通融活命，也就有人能挟势威逼，使不想死、不当死之人也殉死了。沈德符怀疑郭贵妃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前述王淑妃以下4妃，都没有生育，可是郭贵妃却为先帝生了3位皇子，即滕怀王、梁庄王和卫恭王。妃之有子者，竟不蒙格外开恩，难道真是贵妃本人“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好比明明是从死鬼于“地下”，偏偏说成从先帝于“天上”，这不是明摆着糊弄人么谁信谁就是骗子一党!

郭贵妃不单生子有功，她的地位也非常尊贵。沈德符说：国初时，六宫之中，以贵妃为极贵，只下中宫皇后一等。直到宣宗时，给孙贵妃加了“皇贵妃”的封号，孙妃不久正位中宫，做了皇后，从此诸妃中才以皇贵妃为最重(也有说景泰年间封唐氏为皇贵妃，是皇贵妃封号之始的)。

沈德符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他没有把郭贵妃是被逼迫而死的怀疑说出来。但他说出了事实：地位仅次于皇后，极为尊贵，兼且生了3位皇子的郭贵妃，不当死而死，其中必有不可外传的隐情!

在此我们再联想两件事：

其一，仁宗之后张氏，历史上以“张太后”知名，是个顶厉害的女人，她在其子宣宗暴卒、其孙英宗以幼冲即位的条件下，曾主持大政多年，有点垂帘听政的意思。后人一说起所谓“仁宣之治”和英宗初政，总会把她推出来赞一赞。其实不过是些文人的马屁，实在有些过誉。举例来说，正统年间有名的大太监王振，就是张太后用得惯熟的私人。历史证明，往往只要太后主政，就会产生一个专权的大宦官，张太后也不例外。

可后来大伙集中火力，一齐来骂王振，却忘了张太后才是王太监的后台大老板，王振正是张太后一手抬举起来的;更有无聊之人，编出一个故事，说张太后听说王振专擅跋扈后，将他召来，忽一个眼色，两旁女官齐刷刷拔剑，架在王振脖子上，要立取他性命，若不是英宗下跪力请，王振这个大祸害已经是死人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张、郭很可能是两个最大的对头，而宫人们纷纷站队，两宫势同水火。谁也没有料到，仁宗即位仅一年即亡，张后之子即位，张皇后升作张太后，倚仗她皇帝儿子，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于是她假借仁宗遗言，逼迫郭贵妃以及平日与她亲近的妃子们，全部殉葬，昔日仇怼，顿时报销，何其快哉!后宫之争这出戏可算落幕啦!然而，竟是那样一个弱肉强食、令人苦闷的悲惨结局!

让我们想到的第二件事，与第一个怀疑有关。

郭贵妃的第2个儿子梁庄王，在宣宗诸弟中最受长兄宠爱。梁庄王葬在今湖北安陆，他的墓地已经发掘，出土金银珠宝等品物达5000多件，非常精美，其中有着大量出自宫廷的赏赐，这在亲王墓中是并不多见的。

宣宗为什么对梁王这么好让人不由得想，会不会是宣宗怜惜其屈死的母亲，而对她儿子的一种补偿

从仁宗妃子殉葬情况来看，谁殉谁不殉，可能有皇帝临终前留下的遗愿(这一方面尚无证据，而我想朱元璋身后之事应属此类)，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活人手里。好比仁宗特地交代，要张妃随他去，但张家在朝势力大，人面儿熟，再不惜银子上下疏通打点，他家的女儿就不仅不必死，而且必不死了。而那些无依无靠的、政治上失势落败的女子，不管你生了几个孩子，孩子都还小，非常可怜，也只好接受殉葬的悲苦命运了。

1968年冬季，因经过乾陵的西兰公路被大水冲毁一段，需要维修。于是，当地村民便到梁山上炸石头取石料。11月27日下午，村民们在距离无字碑北面1000米处的梁山北峰东南坡炸石头，意外发现乾陵地宫入口。

很快，乾陵地宫入口发现的消息被上报北京，郭沫若立即来到乾陵实地调查，确认确实发现了地宫入口，“毫无疑问，里面肯定保存了不少珍贵书籍字画，说不定有武则天的《垂拱集》，有王羲之的《兰亭序》。此乃石破天惊，这一定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郭沫若请求发掘乾陵地宫的提议，被周总理否决了，“此事留作后人来完成。”

乾陵地宫是无法发掘了，但是考古人员还是发掘了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中书令薛元超墓、燕国公李谨行墓等陪葬墓。在发掘的陪葬墓中，以懿德太子墓最被人熟知。

懿德太子，本名李重润，是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的孙子，唐中宗李显嫡长子，母韦皇后。永淳元年册立为皇太孙，后因唐中宗失位，李重润被废为庶人。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李重润被武则天当众“杖杀”，年仅19岁。李显复位后，于神龙元年（705年）追封其为“懿德太子”。

懿德太子墓由斜坡墓道、六个过洞、七个天井、四对小龛、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组成，名为墓，实则是“陵”。懿德太子墓早年遭到盗掘，可依旧发掘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包括珍贵的唐三彩、陶俑、金器、铜器等。

然而，考古人员在发掘懿德太子墓时，还发现了一个陋习，而且这个陋习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据《旧唐书》记载，“中宗继位，追赠皇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大家注意这样一句话，“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意思是说唐中宗给李重润配了冥婚。

考古人员在墓室懿德太子石棺里发现了一男一女的遗骸，经过鉴定，就是李重润和裴粹之女。专家表示，“冥婚”这一陋习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是古代颇为流行的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就是把两个已死的男女结成婚姻并合葬在一起。如今在一些地方，这种陋习依旧存在，甚至衍生成一个地下黑色产业链。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

　　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

　　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

　　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

　　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

　　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

　　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

　　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

　　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

　　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