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号

苏洵是北宋有名的诗人，一生创作了很多名篇名作，一直到如今都被人诵读，而他亲手培养出的两个孩子也是同样出色。在很多文章或者传记中，每每提到苏洵，都会有不同的称呼，这些称谓是从哪引申来的呢？其中是否包括苏洵的字、号？

苏洵画像

从史书上我们得以知道，苏洵的字为明允，号老泉，像一些古籍中，若是提及了他，都会称他为苏老泉，之后才是对他的一系列评价，但是后人在翻看一些古典诗词时，却对此有了异议，部分人认为号老泉所指的是苏轼，而非苏洵，这一观点的产生，一时间让所有读者都拿捏不定。

苏洵号到底是不是老泉，各方人有各自的见解和证据，就拿认为老泉是指苏轼的人来说吧，这些人是拿出多部作品进行研究的，在苏轼的一些诗篇中，曾提到他自称是老泉山人，这就成了证实身份最直白可靠的证据。想想当时尊卑是特别严谨的，若苏洵真号为老泉，那么作为自己的儿子，在文章中，应该是要避讳一下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推测，从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南宋之后，提起老泉，都知道这是大诗人苏洵的号，而之前对于苏轼为老泉的猜测，就显得牵强一些了。最可靠的一处，就是苏洵的墓志铭了，上面的内容很全面，而其中的一切，也都可以证实苏洵号的确为老泉。

苏轼曾写过祭奠自己父亲的文章，而他的主题就是祭奠“老泉”，怎么说也不会有人自己祭奠自己吧！所以这一现象，就可以把之前的种种猜测，全部肯定下来，苏洵的号是什么-老泉，想必大家也不用再纠结了。

苏洵简介

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是北宋著名词人苏轼的父亲，苏洵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苏洵简介。

苏洵像

苏洵的文章很有批判色彩，让人读起来感觉有一种一针见血的味道。苏洵小时候并没有认真读书，直到二十七岁的时候才认真读书。

苏洵的父亲是四川的一名官员，苏家算是一个诗书礼仪之家，苏洵虽然生在诗书礼仪之家，但是并不喜好读书，一直是留恋于玩乐之中，后来苏洵的妻子和母亲先后去世，苏洵开始认识到人生的短暂，认为要抓紧时间学习。

苏洵在平常的散漫学习中也写过一些文章，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他打算开始认真读书。他拿出自己以前写过的旧稿，读过以后，觉得自己写的太差劲了，就将这些稿件全都烧了。烧了稿件以后，他投入到了学习中。

虽然在二十七岁以前他学习不认真，但是他一学习起来是非常认真的，有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说明了他的认真程度。他的妻子见到他因为读书而没有吃早餐，就将一些粽子和白糖端到了书桌上，放下后就走了。

而苏洵却将砚台里的墨汁当成了白糖，用粽子在墨汁里蘸起来，直到他的妻子再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苏洵的嘴上满是墨汁。从这个故事重可以发现，苏洵读书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

苏洵后来果然靠着自己的勤奋成为了当时的文学家，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苏洵是大器晚成的代表，苏洵简介告诉人们，只要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就会有一番作为，不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苏洵的诗

苏洵是古代的大文学家，生活在北宋年间，北宋是承接唐朝的，唐诗在宋朝很风靡，因此宋朝的很多文人也喜欢写诗。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人，自然也是喜欢写诗。苏洵在散文上有很大的造诣，苏洵的诗也有很大的造诣。

苏洵图

苏洵的哥哥有一次同苏洵游览山河美景，哥哥问他能否写点文章来描绘这些美好景色。苏洵也想写点文章，觉得自己的心中有些话不吐不快，但是一时不知道从何处下笔。他回到家后读了很多唐诗，觉得豁然开朗起来，想到自己所看到的美景，就写出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名为游嘉州龙岩，诗中的“山川随望阔，气候带霜清”一句非常有名气。

苏洵在写作散文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苏洵的诗篇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很了解社会上上一些情况，并且不与奢靡的官员豪族同流合污，他写出的诗篇都很有见地。在送王吏部直徐州一诗中，他写了一句“徐州胜觉不需问，红门巨豪俱在徐”，讽刺当时的徐州豪族们奢靡度日。

苏洵的诗很多是送朋友的，他在为官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且他的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因此很多人都想和他认识。他写的送别诗很有意味，在送李才元学士知邛州一诗中，“白马渡核，红旗照蜀山”一句写出了去往邛州之路的景色，通过景色来表达送别之情。

苏洵的故事

民间流传的有关于苏洵的故事真的有很多，其中还包括一些他自勤自勉的，或是他以文会友，共品佳作的亲身经历，当然，不乏也有一些关于他与家人的琐事。下面就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了解。

苏洵画

先和大家讲一个苏洵引导孩子学习的故事。苏洵的两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不喜欢上学堂，十分好动，常常是看着书就走神了，苏洵也打骂过，但似乎只是加重了孩子的叛逆心理，于是他就想了个很睿智的办法。

苏洵之后每次一看到孩子们在身旁嬉戏玩闹，他就故意什么都不说，然后悄悄的跑到一旁看书，还一副特意怕让两个孩子看到的样子，这么一来，两兄弟也想知道父亲看的是什么，于是在父亲走了之后，就去偷偷的把书找出来，也在墙角处看了起来。

时间长了，两个孩子都爱上了读书，不管是哪家之作，都要看上一看，好的地方留着自己借鉴。苏洵的目的也就这样容易的达到了，作为一个父亲，他为孩子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这就是关于苏洵教育引导自己孩子读书的小故事，看起来很容易，却真正的起到了教育作用。当然，和这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像是苏洵本人，他是非常有才华的，可他的这些才情都是从书中一点点积累来的，甚至曾经因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文章，一度焚烧了原有的书稿，这才有了突破和进步。

苏洵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有很深教育意义的，我们可以用来激励孩子，使其更加刻苦努力，每当遇到困难有了退缩的念头时，就去看看古人的这些付出，恢复自己的斗志。

苏洵作品

苏洵，便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苏轼父亲，他与其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被人称为是“三苏”。对于苏洵作品，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比如说《六国论》，这都是我们在学校的精读文章，苏洵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可见，苏洵对我国文化的重大影响。

苏洵作品图

在苏洵保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性格。比如学生课本当中的《六国论》，我们很明显的能感觉出苏洵的豪放，大气，不拘小节。能写出如此著作的人，定是有过很多经历的人，确实，苏洵在年少的时候，游玩在各个有趣的地方，见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所以，才具有如此宽广的胸襟。

苏洵看待问题会看它的两面性，比如，他在讲解秦国统一的作品中，除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外，在当时北宋的状况中可以看出，苏洵在暗示当朝皇帝，不要像那六个国家一样，向强国妥协外交政策，否则，下一个被灭的国家就是宋朝。

在看了苏洵作品之后，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苏洵在写文章时的那种豪情。他的儿子苏辙深受他的影响，都尊崇儒家的思想，以和为贵。但是，从苏洵的散文中作品，我们看不到苏洵的那种安静气息，只看得到他的豪迈与仗义。

苏洵除了在我们了解的散文上有贡献，其实，在谱学上的贡献也十分大的，他与好友欧阳修共同创立了“欧苏谱例”。由苏洵创造的苏氏谱例，在现代也会是比较实用的，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按照苏氏谱例编写自家的族谱。由此可见，苏洵与其作品对我国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苏洵书法

提起苏洵，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有名的散文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苏洵也是很厉害的书法家，现在网上有许多苏洵散文的手写，通过字体我们可以看出，苏洵是个豪情万丈，对朋友仗义，对家人体贴的才子。

苏洵书法图

现在流传下来的苏洵书法所剩无几，有很多收藏家想要收藏苏洵的书法，但是，流传到现在的书法也就那么几张，所以，很多收藏家感到遗憾。苏洵的书法，苍劲有力，而且，笔锋之间还带有一种洒脱，不受拘束，向往自由的感觉，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

从小苏洵就比较贪玩，对于读书写字也不能说是一窍不通，反正就是不喜欢学习，以为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就足够用了。但是，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个个都是创作高手，只有苏洵，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尽管这样，苏洵并没有感觉自己比同龄人差，直到有一天，他看过先人的功德之后，便开始了努力学习。

在此之前，苏洵从不为家里的事情烦恼，家里有父亲照料，孩子有妻子照顾，所以，苏洵一出门有时候就是半年。他不喜欢拘束感，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拒绝仁宗邀请他参加的考试呢？

苏洵书法也是在二十七八岁之后，才开始有长进的。作为孩子的榜样，他当然要事事做到最好，否则，怎么去叫自己的孩子努力。在他改变自己，为孩子做了一个好示范之后，他的儿子也变得努力读书，最后，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人是苏家人。

苏洵名句

苏洵，出生在北宋时期。在我们初高中的课本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散文诗集等，在我们的印象中，苏洵是一个富有文采的翩翩公子，但是，事实却是，苏洵在少年时期不爱学习，因家里由父亲掌管，所以苏洵在少年时期并没有体会到累的感觉，每天都跟朋友们到处闲逛，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但是没有考上。

四大发明

造纸术:造纸是一项重要的化学工艺，纸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化学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

在纸还未发明之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但由于西汉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甲骨和竹简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从而促使了书写工具的改进。当时人们已开始应用小块的丝绵制成的纸，由于古汉时的纸张是由麻缕和丝绵，加上制法粗糙，所以纸张的质量不太好。而麻缕和丝绵都有其本身的作用，如要把它们用作造纸的原料，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来满足文化生活上对纸张的要求。

在新的客观形势要求下，东汉蔡伦的出现为造纸术带来新突破，在《东汉观记》卷二上记载：“蔡伦，有才学，尽忠重慎，每次休沐，闭门以绝宾客，曝体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从以上看来，蔡伦是用树皮、破布、鱼网造纸的。虽然在蔡伦之前也有纸的存在，但是原料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而蔡伦对新原料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破布、破鱼网早已结束了它们本身的任务，成了废物而又用作做原料，对造纸工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 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毕升是北宋中期的一个普通平民知识分子，当时人称布衣。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大约200年后，这一技术传到其他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起到推动作用。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顾名思义就是(着火的药)。它的起源与炼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代炼丹士在炼丹时无意中配制出来。

它是硫黄,硝石,炭的混合物,而前两项在汉代成书的中国第一部药物学典籍(神农本草经)里都被列为重要的药材。就是火药本身也被归入药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和瘟疫。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炼丹制药实践结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到了宋代,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南宋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出现铜铸火统,称为(铜将军)。这些都是以火药的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威力。

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美法各国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指南针:春秋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在采矿、冶炼中，逐渐认识了磁石。到战国时期，就有人用磁石做成器具来判定方向，当时叫“司南”，它是在一个无沿的方盘上放置一只水勺似的磁石，水勺的柄端向南指。到北宋后期（公元11世纪），中国人民创造了人工磁铁，此后又创制了“指南鱼”，把用磁钢片制成的“鱼”放在水面上，以此指示方向。后来经过反复研究改进，又把磁钢片改成细小的磁钢针，并使它的尖端成磁北极，末端成为磁南极，这就成了指南针。北宋时期，人们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把航海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也最为先进。到了14世纪初，指南针才由中国传到欧洲。

北宋王朝做为历史上最繁荣富有的王朝之一，国家尊崇文化教育而轻视武力治国，导致北宋末年少数民族大举进攻北宋掳走宋钦宗宋徽宗，至此北宋灭亡。少数民族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而战火中的百姓则是无辜的，他们遭受着战火的袭扰。背着亡国奴的身份在金朝的统治下苟且偷生。

由于饱受战火的袭扰，老百姓当然生活的水深火热。首先是他们的地位远远不如契丹、女真等的少数民族的地位，做为亡国奴有什么地位呢，何况还是一介草民。然后金朝建立傀儡政权“齐”，“齐”还要每年讨好金朝进贡许多珍贵物品。他们正好搜刮民财，人民本来就在战火中难以生存，更何况再被搜刮，当时还出现了“卖儿卖女”等的荒唐现象。

“齐”甚至还收取“卖儿税”，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必定苦不堪言。而后南宋建立后一部分人主战，一部分人主和，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僵持了六十年左右。直到丞相韩侂胄的推动下才开始北伐，但此时当年的北宋百姓几乎已经都过世了，所以百姓们没有什么祖国情怀。甚至在金朝的文化影响下有的人认为我就是金朝人，他们有的参军抵抗南宋北伐。

南宋诗人辛弃疾有诗言：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他巧妙运用典故来委婉的道出了当时百姓们的内心想法就是抗金意志衰退。他们从小生活在金朝的统治之下，怎么会有人去支持南宋的北伐呢？随着时间的延续，以前的汉人放弃了收复失地的希望甚至加入金朝军队抵御南宋“入侵”。

都市快报讯 重启开放后的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昨天迎来了观众最多的一天。

大家纷纷涌向三楼书画厅全新亮相的徐谓礼文书——南宋官制百科全书展现场，只为一睹一件国宝的真容。

这件宝物，其实就是一张纸。

昏暗的展厅灯光下，10多卷文书整齐有序地展开摆放在恒温恒湿的展示柜里。虽然纸张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发黄发黑，但字迹清晰，纸质上乘。

它是史上最完整的南宋“干部档案”，堪称南宋管制百科全书。

记录这份文书的主人名叫徐渭礼（1202—1254），婺州武义人（今金华武义），是南宋的一名公务员。这份文书完整记录了他当官后，从九品升到六品，三十年间的做官历程，也就是他的升迁记。他在文书中记录了当过哪些官职，分管过哪些工作，受过什么表彰或处分等等，一共二万三千余字。

说起来，这个徐渭礼跟杭州颇有渊源。他为官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杭州，即当时的临安府。临安府粮料院当承务郎，相当于今天在粮食局做一名普通的科员。在南宋的官阶中，承务郎是排在最末尾的从九品。而他的父亲徐邦宪，曾官至工部侍郎兼临安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副部长兼杭州市市长。

现存徐谓礼文书包括有字文书十五卷、封纸二张、空白纸二卷。文书分三种类型：告身、敕黄、印纸。其中，“录白告身”二卷、“录白敕黄”一卷，“录白印纸”十二卷。

在解释以上三个词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录白”。“录白”是指将原件抄录在白纸上，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展厅里所看到的抄件。

徐谓礼文书，以录白印纸数量最多、篇幅最大，行款与字体，严谨工整，完全按照原件格式抄录。此前，印纸只见于宋代文献记载，徐谓礼录白印纸首次得见实物。印纸是什么？印纸，其实就是，南宋时官员的档案记录与“绩效考核表”。官员上任，上级部门颁发一份印纸与其相随。将官员在任内的作为和表现记录在档案内，称“批书”，作为日后考核、升迁的依据。

这些文书在地下安放了近800年后，被盗墓者盗发，几经倒卖、退货，被公安机关收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经考古发掘证实后，徐谓礼文书的身份才尘埃落定。经历多番波折后，如今徐谓礼文书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得以与观众见面。

在古籍收藏中，素来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徐谓礼文书是怎么做到近800年不毁？尤其又是在潮湿的江南地区。据策展人介绍，徐谓礼文书能保存下来，有几个条件。首先，它在被盗之前，完全处在封闭的环境之中。不光这墓葬严实，这文书呢，更严实，它被卷起来，外面包裹着宣纸，还做了一层封蜡。

马未都曾说，徐谓礼文书不经意间，用他的文书介绍了当年大量的史实，在整个宋代三百年间，唯一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纸质的、手写的、个性化的宋代文书，就是这本。而且它不具创作，少有粉饰，凸显了文物的真实性，真实性正是他定性为国宝的所在。

为配合此次徐谓礼文书展，浙江省博物馆首次大幅展出馆藏一级品南宋《忠义堂帖》。该帖收录的颜真卿告身，作为唐代告身的典型，与徐谓礼告身所代表的南宋中晚期告身形成对比，反映出唐宋告身在文书制度上的变化。

展览免费参观，展期至6月30日。另外，武林馆每日接待观众人数上限为1200人（含儿童），实行实名预约观展，可在浙江省博物馆公众号进行预约。

展览时间

2020年5月15日——6月30日

展览地点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三层书画厅

 宋朝时安阳滑县向广西南宁一带的移民

　“白马”考释与“白马县”寻根问祖

　安阳师范学院  王迎喜

　广西南宁市郊县上百万平话（广西的一种方言）人的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是“山东白马县”人。自民国以来，这些平话人多次到山东省寻找“白马县”，都无果而终。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宁市史志办为这些平话人到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寻根问祖，才知道这里才是应该寻找的地方。不久前，我作为安阳电视台《档案》栏目顾问，受该栏目之邀，参与制作了《溯源消失的“白马”》，并已在电视台播出。此后，安阳市政协也邀请我参加《广西“白马移民”与滑县渊源》的调研活动。为了更加清楚和准确地表述广西“白马移民”与安阳市滑县的渊源，我查阅了大量史料，写成了这篇文章。

　一“白马”考释

　“白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地名，商务印书馆民国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记载的“白马”地名就有25处之多，其中滑县出现的“白马”地名共有4处，分别是：一、白马山，“在河南滑县东三十四里。《水经注》：距白马县故城五十里，疑即《开山图》之所谓白马山也”。二、白马水，地“在河南滑县北，即白马津”。三、白马津，地“在河南滑县北，旧为河水分流处，一曰白马水，今堙”。四、白马县，“春秋卫曹邑，秦置白马县，故城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二十里。后魏置兖州于滑台，白马亦随州徙治，即今滑县治，明废” 。 ⑴（商务印书馆民国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白马山，白马水，白马津和白马县在《滑县志》和民国《重修滑县志》中也有记载。它们是：一、白马山和白马水，民国《重修滑县志》记载的白马山和白马水在同一处，并引《山海经·北山经》说：“白马之山，其阳多石玉，其阴多铁多赤铜，白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滹沱”。又引《开山图》记载，“山下常有白马，群行山上，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另又引《环宇记》记载：“白马山在滑县东北三十四里”。这里说白马水是白马山上的一条河流，从白马山北坡流下，即白马山与白马水在同一处地方，位于旧滑县城东北三十四里。⑵（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二、白马津， “秦朝有白马津，是以秦朝以前有白马水而得名”。 “又有白马水，旧为河济分流处，一名白马济，一名白马津，在县西北十里，即大河津渡处也”。⑶（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这里认为白马水、白马济、白马津为同一处地方，即黄河渡口处。可见这里记载的白马水与前述白马山上流下的白马水不是一回事。三、白马县， “汉朝设东郡白马县，因秦朝的白马津得名”。白马县“在县（滑县）南二十里，春秋时本卫之漕邑”。⑷（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秦、汉、晋均置白马县，北魏置兖州于滑台，白马县治也随之迁往滑台，原白马县故城荒废。隋、唐、宋、金、元均设白马县治于滑台，明朝省白马县，将其并入滑县，结束了白马县的历史。这里记载白马县在滑县城南二十里，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说在“河南滑县东二十里”不同，一在“南”，一在“东”，是因其是在滑县城东南二十里之缘故，这与民国《重修滑县志》“今县（滑县）治东南有韦乡、韦城、韦津，即废白马县”⑸ （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的记载相吻合。

　除此之外，民国《重修滑县志》中记载的“白马”地名比《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还多两处，即是：一、白马城，在白马津东南，即北魏置兖州时随州而迁来的白马县城，并引《水经注》说，“城之名为白马，盖以刑白马而筑之，故谓之白马城”。⑹（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二、白马坡，在滑县城“东北二十里”，“即（关羽）刺颜良、文丑处也”。⑺（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为什么这里叫“白马坡”，未见到史籍记载，可能是这里离白马山较近，又地势呈倾斜状的缘故。

　综上所述，可知古代的白马县城，最少应有两处，一处在北魏之前滑县城的东南二十里，一处即是后来的兖州州治和滑县县治所在地。这两处均在今滑县境内。北魏之前的白马城得名，与白马山、白马水和白马津的得名有关；而北魏到明朝的白马县城得名与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记的筑城时杀白马祭祀有关。

　滑县境内白马山、白马水、白马津、白马县的得名互有先后和因果关系。白马县得名于白马津， “汉朝设东郡白马县，因秦朝的白马津而得名”。而白马津得名是源于白马山和白马水， “秦朝有白马津，是以秦朝以前有白马山而得名”。⑻（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舆地）

　以北魏以后的白马城或滑州城为座标，其东南二十里为北魏之前秦、汉、晋朝时的白马城，即老白马县城，即《滑县志》所载“白马县在县（滑县）南二十里，春秋时本卫漕邑”，其西北十里就是位于黄河流经处的白马津。《水经注》记载，“白马津，在县西北十里，即大河津渡处也”。其东北三十四里有白马山，即《环宇记》所载“白马山在滑县东北三十四里”。其东北二十里为白马坡，即《水经注》所载，滑州城“东北二十里为白马坡。坡，即（关羽）刺颜良、文丑处也”。⑼（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舆地）

　历史上白马县城与黄河所处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化的。但无论如何变化，白马县城都在今滑县境内。白马县城“或在河东，或在河南，或在河北，盖随津渡为转移。历代黄河迁徒靡常，津渡口岸亦随时各异，故舆地谈白马者，方向、里数亦各不同。而究之白马古迹，要在今（民国时期）滑县境内，确无疑义”。⑽（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舆地）因黄河在滑县境内，经常泛滥改道，才形成了白马县城与黄河相对位置的不确定性。

　从相关史籍可以看到，白马县从秦朝即已设置，直到明朝才并入滑县，其所辖行政区域一直在今滑县境内，在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

　二、白马是军事要地和防汛要地

　白马津作为古代黄河的重要渡口，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故又是战争频繁之地，历代都是驻军的要地。

　从秦朝开始，白马津就是黄河上的第一险关要地，在军事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自秦以降，白马之险甲于天下。楚汉之胜负由此而分，袁曹之成败由此而决。” ⑾（民国《重修滑县志》卷二）《方舆纪要》记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陈涉遣武臣、张耳、陈余帅兵三千人，从白马渡河下河北诸郡。”汉高祖“五年（前204年），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⑿《（汉书·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的部队还与秦军在白马津一带大战。楚汉战争时，刘邦还派部队从白马津渡过黄河，断绝项羽的粮道。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操北救延，使关公刺良，解白马之围”。⒀（汉书·关羽传》）其中所指“白马”位于滑县县治之北的白马坡。这里有颜良冢古迹及关帝庙。曹操从邺城率军南征也要经过白马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曾多次跟随曹操出征。他亲眼观看了部队出征时在白马津一带的壮观场面，写下了著名的《从军诗》，其中有诗句：“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形象地描写了曹操大军路过白马津一带时的强大阵容。唐朝诗人李白北游路过白马津，有感而作《白马津》，其中有“将军发白马，旌节渡黄河”的诗句。从东晋到南北朝，为了争夺白马津要地，战争不断。刘渊派部将石勒攻占白马城后，坑杀了白马城男女三千多人。直到金朝黄河河道南移后，白马才失去了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由于白马津的地理位置特殊，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历代都在这里驻有重兵。“至和元年，诏陈、许、郑、滑、曹州各屯禁兵三千”。⒁（《宋史》卷一九六兵志）滑州之所以作为屯驻禁军的要地，与滑州所辖白马县和白马津不无关系。 “滑州近在河北（黄河以北），自古以为重镇。白马望县，土广而民众，亲隶于州……”。⒂（民国《重修滑县志》卷八）

　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在宿胥口决口到金朝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河道南移，在这1796年中，黄河在白马一带曾多次泛滥成灾。从春秋到民国，滑县水灾有200多次，而黄河决口就有66年共77次之多。⒃（1997年版《滑县志》）可见古代黄河在白马一带决口造成的灾害极为频繁。这种灾害以五代和宋朝尤为严重，据《宋史》和《滑县志》记载，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黄河在滑县房村决口，朝廷派大将田重进领兵五万筑黄河堤，堵塞决口。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黄河又在滑县（天台山旁）决口，决口宽七百步。泛滥之水向东流入山东梁山泊境内，造成巨大灾害。宋朝廷派兵九万才堵塞了决口。

　由于古代白马津在南北交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都注重白马津渡口的防守，因此这里经常驻有重兵。也由于古代黄河经常在白马一带决口泛滥，为了防治黄河决口，历代在这里聚集大量兵员和民工成为一种常态。

　三、关于“白马”寻根问祖

　广西南宁市郊县一带平话人到“山东白马县”寻根问祖，与宋朝对西南用兵有重要关系。

　北宋仁宗时，广西邕州（今广西南宁一带）的侬智高反叛，规模宏大。北宋仁宗皇祐年间，侬智高在广源州作乱。广源州是邕州所属的羁縻州。皇祐二年（1050年）侬智高招兵买马，“与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及其党侬建侯、侬志忠等日夜谋入寇。”有一天夜晚，侬智高令部属故意将其所居之地放火烧毁，却号令其众说：“平生积聚，今为天火焚，无以为生，计穷矣。当拔邕州，居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在他的煽动下，反叛规模迅速扩大。侬智高率众五千东下攻破邕州，活捉邕州知州陈珙。然后“僭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接着侬智高“相继破横、贯、龚、浔、藤、梧、封、康、端九州……杀官吏甚众，所过焚府库，进围广州”。⒄（《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

　宋朝廷多次派兵平叛，均无明显效果 “皇祐中，广源州蛮侬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杨畋等安抚经制蛮事，师久无功”。⒅（《宋史》卷二九0）这时著名将领狄青自请率兵出征：“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善骑射……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首者，故其常出有功”。韩琦、范仲淹认为狄青是“良将材”，“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⒆（《宋史·狄青传》）

　狄青出征，军纪严明，先“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到前线后，对随意出征而失败的三十人，“驱出军门斩之”。从此严肃了军纪，狄青与侬智高作战，侬智高叛军驻守险关昆仑关。狄青先“令军中休十日”。侬智高以为狄青不会马上发兵打仗。谁知“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贼既失险，悉出逆战……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浓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⒇（《宋史·狄青传》）狄青率兵进入邕州城，缴获甚多，并释放被侬智高胁迫到城中的百姓近万人。

　侬智高反叛被平定后，狄青受到朝廷嘉奖，官至枢密使。狄青死后，“帝发哀，赠中书令，谥武襄”（21）。（《宋史·狄青传》）

　由于白马一带是驻军要地和防汛要地，宋仁宗多次对西南用兵，从白马一带调动兵员前往邕州前线是非常自然的，而战乱平定后这些将士又留下来戍守。为何要长期戍守？其主要原因是邕州一带时有战乱。一、狄青平叛后，侬智高生死不明，因此须防其重新作乱， “或传智高死……既而复奏智高未死。然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22）（《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二、侬智高母亲也在作乱。侬智高母亲叫阿侬，她“有计谋，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号皇太后” 。这个女人还像野兽一样吃人肉，“嗜小儿肉，每食必杀小儿。”在侬智高逃走后，阿侬“依其夫侬夏卿，收残众得三千余人，习骑战，复欲入寇”。一直到至和（1054年——1055年）年间，宋军才俘“获阿侬及智高弟智光，子继宗，继封槛至京师”。（23）（《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三、侬氏家族一直有反叛之间心。侬宗旦于嘉祐二年（1057年）又反叛，一直到嘉祐七年（1062年）这场叛乱才结束。四、邕州一带还有其他反叛，“有甲峒蛮者……间出寇邕州。景祐三年（1036年），尝掠思陵州凭祥峒生口，杀登龙镇将而去。” （24）（《宋史》仁宗本纪？）嘉祐五年（1060年），又有“蛮千余人复为寇，为官兵拒战，斩首数百……至和、嘉祐中，皆尝扰边”。 至和二年（1055年）正月“邕州言苏茂州蛮内寇”。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广南言交阯寇钦州”。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邕州言交阯与甲峒蛮合兵寇边”。同年十二月“苏茂州蛮寇邕州”。（25）（《宋史》仁宗本纪）

　邕州一带边疆不宁，宋朝廷需要长期在这里驻军。按照北宋朝廷的诏令，驻军要轮换戍守。广西的驻军一直到皇祐四年还在这样进行，如皇祐四年（1052年）朝廷下诏：“戍兵岁满，有司按籍，远者前二月，近者前一月遣代，戍还本管听休。”但到皇祐五年（105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年朝廷又下诏：“广西戍兵及二年而未得代者罢归，钤辖司以土兵岁一代之。” （26）（《宋史》仁宗本纪？）这些“罢归”的“戍兵”被当地的“土兵”所取代，而“戍兵”中就可能有许多来自滑州的白马县。自此以后，他们长期居住在当地，结婚成家，经过历代繁衍，他们的后人就成了现在的平话人。而这些平话人也就记住了他们的先祖源于“山东白马县”。

　中国古代所谓“山东”与现在作为行政区域的“山东省”的概念不同。战国时“山东”指秦国以东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因其在崤山以东而得名。“山东”的另一说法是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司马迁《史记》与其它古籍所记“山东”均是这个意思，如 “晋兵先下山东（太行山以东）”。（27）（《史记·晋世家》）金朝时改京东为“山东”，始有“山东”之名。元朝开始才有所谓的“行省”，即现在所说的“省”，就是中央之下所设最大的“行政区域”，但元朝还没有设“山东行省”。明朝设“山东布政使司”，清朝正式设“山东省”，民国时沿用，直至现在。

　由此可知，北宋仁宗对西南用兵时，当时并没有“山东省”，所谓“山东”实际指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据商务印书馆民国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记载，中国历史上的“白马县”共有三处，一在今安阳市滑县境内，一在今安徽境内，一在今四川境内。这三处地方只有位于今安阳市滑县境内的白马县是在太行山以东，即所谓“山东”一带，可知“山东白马县”在今安阳市滑县境内当确定无疑。

 

　作者简介：王迎喜，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安阳通史》作者。本文已公开发表。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这是有可能的，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发现的里耶古简就是一个例子。不过里耶古简保存的是秦代官方资料，不是先秦资料。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但并没有彻底地毁掉那些古籍，因为秦朝的统治时间并不长。秦始皇用强制力来扼杀民众的思想，但对文化破坏最大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用王道限制民众的思想。

中国文化最繁荣活跃的时期有先秦、魏晋、民国，都是乱世。不过本人尤其推崇北宋，北宋文人是不会因言获罪的。其他时代虽然也出过大家，但当时的社会气氛都不利于文化发展。多说一句：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可以天天批评袁世凯，其不说对与不对，现在中国有一家报纸敢吗？不因言获罪，文化才能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