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学修养基本常识

国学修养基本常识 1国学主要学什么内容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经”是指古籍经典，如《易经》、《道德经》《诗经》、《孝经》等等，后来又增加一点语言训诂学方面的著作，如《尔雅》； “史”指一些史学著作，包括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断代史，如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 “子”是指中国历史上创立一个学说或学派的人物文集，如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兵家的《孙子》，道家的《老子》、《庄子》； “集”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个人的称为“别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荆公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等。

2国学经典内容

国学包括哪些内容 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

中国古代并没有国学这个名词，有人考证，国学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全盘西化，当时激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认为日本大和民族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有自己的国学，有自己的国粹，用不着全盘西化。

日本人所谓的国学是指在日本本土发生而为日本所特有的学问，与西学相对。后来黄遵宪、梁启超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来，专指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与日本国学原来的所指完全不同。

自从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就成了一个文化讨论的关键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色彩，褒贬不一，至于就这个名词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却是聚讼纷纭，混乱不堪，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 我们暂且避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干扰，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从名词本身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先谈国学包括哪些内容，这是这个名词的外延，再谈国学的核心价值，这是这个名词的内涵。

顾名思义，国学是一个泛称，包罗万象，凡是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都叫做国学，中国的历史文化长达五千年，从春秋战国算起，也有二千五百多年，所有历代所发生的学问，都是国学的内容，现在许多人常常以偏概全，认为国学就是经学，国学就是儒学，或者认为国学就是诗词歌赋，三国、水浒、西游，其实这些都只是国学的一个部分，并不能概括国学的全貌。 为了弄清国学所包括的内容，最好的方法，应该从中国的目录学说起。

目录学是关于图书的集结、分类和编排的学问。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全国所有的图书集结起来，分类整理，是在汉代，并且编排出一个图书目录，叫做《汉书·艺文志》。

根据这个图书目录，我们可以对汉代的学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就是国学在汉代所包括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把当时全国所有的图书分为六类，第一是六艺，第二是诸子，第三是诗赋，第四是兵书，第五是术数，第六是方技。

六艺就是六经，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其中《易》为六艺之原，群经之首，研究六艺的学问叫做经学。

诸子共有十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研究诸子的学问叫做子学。诗赋属于文学。

兵书属于兵法之学。术数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之学。

方技主要是医学。 魏晋时期，对全国的图书重新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部。

到了隋代和唐代，把这四部确定为经、史、子、集，甲部就是经部，乙部就是史部，丙部就是子部，丁部就是集部。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经过中国人的引进、吸收和改造，已经演变成中国化的佛教，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的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排斥在外，所以《隋书经籍志》把佛教的图书归入集部，《新唐书·艺文志》归入到子部类中。

隋唐以后，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成为定式，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按照这种分类编排了一套洋洋大观的《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部。由于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逐渐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来，所以《四库全书》也收录了艾儒略、南怀仁、利玛窦等人所写的一些有关西学的著作。

从汉代的《艺文志》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国学的内容真正是包罗万象，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扩展，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广泛地吸收外来的文化资源，把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西学也纳入到国学的范围中来。如果把国学简单地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闭僵化顽固排外之学，显然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关于国学的内容，用经史子集四部来概括，是一个既符合实际又反映全貌的最为完整的说法。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

比如有人把中国的学问区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科技之学。有人着眼于学术思潮的演变，按照朝代的更替，区分为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有人着眼于文学的体裁，区分为先秦诗骚、汉魏乐府、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有人根据汉唐以后的历史情况，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儒、佛、道三教的鼎立与合流。

总起来看，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所产生的名词，也叫做中学，虽然外延宽泛，包括了中国历代一切的学问，但是并不笼统，而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类编排，所指对象是明确的。 。

3国学启蒙的应该注意什么

国学经典要有选择地吸收 以国学经典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要有选择地吸收。毕竟，国学经典中有一些不能与时俱进的内容，"有鉴别"地吸收，才能使孩子得到更好的美德教育。

2。让孩子在特定场景中理解国学 我们不应为了教国学而教，重要的是要让国学规范孩子言行，通过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场景，让孩子感同身受，理解其中的意思。

比如，孩子原本答应妈妈的事，自己收拾玩具，或者看完一集动画片不再看第二集，结果又反悔、耍赖。这时候妈妈可以用"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来教育孩子，意思是说话要讲信用，做事要果断。

这些格言言简意赅，读来朗朗上口，孩子在记诵的过程中能潜移默化地接纳它们，逐渐养成好习惯。 3。

兴趣是需要培养的 有人说国学很枯燥，可是学英语、学弹琴也很枯燥，为什么孩子照样也能学习呢？可见兴趣是需要培养的。家长们应该以身作则，静下心来每天诵读一段国学经典，配上古典音乐。

时间长了，宝贝自然就配合了，这时家长们也要给孩子鼓励。

4如何看待当前国学教育重知识,轻素养的现象

想要培养国学素养，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国学。“国学”的现在涵义是“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的，所以国学无可争议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并涵盖后期各朝代的各类文化学术。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国学”之名，始之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国学也可以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这些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慢慢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就目前而言，大学生对于国学基本上出于一种比较陌生的状态，对于一些先贤的理论并不了解，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原因是社会上对于国学不够重视，虽然近几年国家一直在努力推行，但效果有限。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如何去提高他们的国学素养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正确看待国学文化，只有正确的认知后才能在大学生群体内全面推广国学。有的人认为读国学经典就是复古守旧，就是读儒家经典，就是读《三字经》、《弟子规》，这些认识误区必须消除。那么国学经典是什么？国学经典主要包括伦理经典：如《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百家姓》等；历史经典：《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学经典：《大学》、《中庸》、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哲学经典：《论语》、《周易》等。国学经典是不朽的精神，是生活的指南，是文明的传承，是教育的良方。从时间上看，现代之前的都是；从内容上看，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经典。如《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劝学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经典有糟粕，但不能全盘否定。有人说，《三国》处处是权谋算计，《水浒》动不动就是“杀人越货”。《红楼梦》正如鲁迅评价：经学家看，就是易经；道学家看就是 ；才子看见的是缠绵；革命家看见的是排满；流言家看到的是宫廷秘事。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在提倡读“四大名著”。正确的做法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待国学，是实用主义的、功利化的态度，还是以“国学”的文化、精神渗透进我们的生命之中？这的确是需要我们讨论和思考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整套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理念。历史学家说，历史只有在人类世界中才能生存和呼吸，我们必须在历史中不断地返回它自身，追忆并实现过去的全部经验。国学，作为传统，是一种历史的创造和存在，是一种我们必须践行的文化图式，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发明和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尽管我们有时与这种传统文化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距离和心理上的距离，但是，它却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它的因子充满了我们的血液，它构成了我们精神生长的客观环境。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它的受益者。

那么，有哪些实际行动可以帮助提高大学生的国学素养呢？首先从学校来说，可一将国学加入到必修的课程中，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选择有实力、有批判性见解的老师教授这门课。对国学的整个轮廓进行讲解，之后可以开设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爱好选择想深入了解的内容。

其次，学校内学生自行组建的国学社团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进行集体诵读，举办跨学校之间的国学交流，亦或是邀请有名专家学者来校进行讲座，给学生足够的机会接触国学。

最后，我们自己要有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国学的使者的使命感，主动熟悉，学习国学，并在生活中应用并向更多的人传播国学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真正提高了国学素质。

5课堂上应该关注哪些国学素养

所谓的国学素养就是通过对国学经典的研习，从而提高本人的内在涵养，并进而提升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道德水平水平。国学素养是指国学中传统文化的人文教育部分，说白了就是人的素养教育、人格教育，通过修身养性孕育出真正的“人”

而课堂上，我们不只是学习知识，更应该潜移默化的培养完美健康的人格。

一、学习国学可以提高自己的素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欲修其身，先要获得完善的知识，只有用知识武装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德行，才能再谈家国天下。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打算，在没有实现之前一定要先把眼前的做好。知识能够让你更懂得怎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去完善。比如；在工作中，我们要做的不是发怒不是指责，要从自身找不足，或是制定一个短期和长期目标，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能够时时的看到，这样你就能比较容易的实现目标。

二、国学让我学会感恩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生，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再去学习《诗》《书》等经典。"通过学习国学，我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如对自己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有困难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去对待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用。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可以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生方向的一个指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的文化内涵。今后，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中的智慧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以此为傲，也希望大家能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能力训练# 导语《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到了秦汉，墨学已没有多大影响，墨子的事迹已知之甚少，连史学家司马迁为墨子作传，也廖廖数语。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宝典《墨子》：尚贤下原文注释。欢迎阅读参考！

　　尚贤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

　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我赏因而诱之矣（1），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使国为善者劝，为暴者沮（2）。大以为政于天下，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3），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4），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於！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则以尚贤及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5），以屏辅而耳。”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

　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躄喑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6），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7），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

　推而上之以（8），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且今天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注释

　（1）赏：当作“尝”。（2）沮：止。（3）罢：同“疲”。（4）圜（yuán）土：狱。（5）晞：通“希”。（6）攸：疑为“散”字之误。（7）垂：“堕”之借字。（8）推而上之以：此句为衍文。

　　白话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安定。但却不知道以尚贤作为对国家百姓为政的原则。王公大人从来就不知道尚贤是政治的根本。如果王公大人从来不知道尚贤这一治理政事的根本，我们就不能举出事例来开导他吗？

　现在假定这里有一个诸侯，在他的国家治理政事，说道：“凡是我国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善于射箭驾车的人高兴，不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害怕。我曾顺着前一假设进一步申说：“凡是我国忠信之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忠不信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忠信的人高兴，不忠不信的人害怕。现在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采取尚贤政治，使一国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大之行使政治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我以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这就是尚贤，它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相同的。

　而今天下的士君子，平时言谈都知道尚贤，而一到他们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了。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怎么知道这样呢？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一定去找好的屠夫；有一件衣裳不会做，一定去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让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

　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一定要找好的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一定要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使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就举用他。如此看来，则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爱他的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处，没有看到大处。这就好像一个哑巴去充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他所富所贵的，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和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

　所以，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在常阳烧制石灰。尧在服泽之地得到他，立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伊尹是有莘氏女的私臣，让他作厨师，汤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傅说住在北海之洲的牢狱之中，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岩筑城，武丁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由此看来，从前尧举用舜，汤举用伊尹，武丁举用傅说，难道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吗？那只是仿照他们的话去做，采用他们的谋略，实行他们的主张，从而上可以有利于天，中可以有利于鬼，下可有利于人，所以把他们选拔上去。

　古时的圣王既已明白了尚贤的道理，想以此为政，所以把它写在竹帛、雕在槃盂上，相传而遗留给后世子孙。在先王留下的书《吕刑》中这样记载：王说：“呵！来！有国家有领土的人，告诉你们用刑之道。在现今你们要安抚百姓，你们除了贤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了刑罚，还有什么可慎重的呢？还有什么考虑，不能达到呢？”能选择人而敬重叫作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可以达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可以通过尚贤而达到。在先王之书、老人的话中这样说到：“寻求圣人、武人、智人，来辅佐你自身。”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的僚属辅佐。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试问，你怎么做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是做贤人。那做贤人的道理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有力气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努力分人，有道的人勉力教人。如此，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就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就可以得到治理。如果饿的人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可以得到治理，这就可以使人各安其生。

　现在的王公大人，他所富的所贵的，都是王公大人们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这样的人怎能一定聪明呢？如果不聪明，让他治理国家，那么国家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可是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他们必定）说：是做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然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却并不是学得到的。假使不知分辨的话，即使德行醇厚如禹、汤、文、武，也不会得到任用；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即使是跛、哑、聋、瞎，乃至暴虐如桀纣，也不会加以抛弃。因此，赏的不会是贤人，罚的

　不会是暴人。他所赏的人是没有功的，所罚的也是没有罪的。所以使百姓人心涣散，阻止他们向善：怠惰他们的肢体，而不相互勉励帮助；使多余的财物腐臭变质，而不相互资助；隐藏自己好的学问，而不相互教导。如此，饥饿的人就不会得食，寒冷的人就不会得衣，混乱的状况就不会得到治理。

　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从而天下太平，人民富足。因此，近的人安于其居，远的人前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舟车所至、雨露所滋润、谷食所养活的人们，得到这些贤人，无不相互劝勉和鼓励。假如现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中真想行仁义，求做上士，上则想适合圣王之道，下则想符合国家与百姓之利，那就不可不认真考虑尚贤这一说法了。（总之），尚贤是天帝、鬼神、百姓的利益所在，也是政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