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门八将是明朝初期的一部小说，作者是明朝作家石头城，发表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书中描述了明朝初期大将军朱元璋攻打抗明宣慰军的故事，表现了明朝功臣的英勇事迹，被誉为明朝史诗活剧的典范。

望采纳

四库是书的分类，不是说四本书，

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

史部：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

子部：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

集部：收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72年，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成书后，先编写了四个抄本，分藏于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即“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即“浙江三阁”或称“南三阁”）。这七部抄本，深藏秘府，世人很难窥及，之后又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溯阁本曾遭日本侵略军的抢掠，文澜阁也一度散失，文渊阁本则于本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这就使得幸存的《四库全书》弥足珍贵。

一 修《四库全书》这个想法是怎样来的

1、周永年为修《四库全书》作了理论上和框架上的准备

周永年是山东省历城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因为在200年前乾隆年间，他就想办一个图书馆。他联络曲阜的大学者桂馥，北京大兴县的大学者翁方纲，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借书园。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愿意借书给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愿借书给人看的，却占绝大多数。有的人在书上盖上一方印，告诫子孙，叫作“借与鬻人为不孝”。可是周永年不同，要主动借书给人看。他自己这么办还不行，还想出个办法加以推广，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说》。文章缘于明代学者曹学x给藏书家徐（火＋勃） 的信，信中说：“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 曹学是想编刻一部大丛书，叫《儒藏》。周永年则认为《儒藏》应当作为一种类似图书馆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好学之士可以到这里读书。各处《儒藏》内容一致，也就是一个固定的藏书体系，然后备活字一套，一个地方少了什么书，用另一个地方的书排印补上，各处互相呼应，互相补充，永远也不会让书消亡。周永年写成《儒藏说》，就到处宣传推广。当然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他是不可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业的，但是他倡导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经、史、子、集的大丛书，与后来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库全书》有惊人的相似，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你认为是偶然的，我再给你提供一个史实。那就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者有三百多人，但骨干分子只有七八个，为主的四人是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难道你还认为《四库全书》与周永年的《儒藏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所以我们说，周永年《儒藏说》为《四库全书》作了理论和框架上的准备。

2、朱筠是《四库全书》的直接引发人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古往今来的著作，献到朝廷。目的是为了丰富皇家藏书，供学习研究之用。这次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图书，是供充实皇家藏书的，没有明确要修一部大书的意向。

乾隆的谕旨下去以后，官员们理解为不急之务，所以没怎么当回事。乾隆皇帝这回是认真的，所以，在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评了。他说，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奏录”，要求快快办理。各地总督、巡抚这才认真起来，同时也就有人积极提出建议，其中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见。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一次递了两个折子，一是汇报办理搜集图书事宜，一是建议开馆校书。他的建议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献书，由官方抄写副本收藏，原书发还。二是每校一书，要写提要一篇，仿照西汉刘向、宋代曾巩的老办法。三是建议把明代《永乐大典》中所收不经见的书，抽出来，重新编成一部部单独的书，抄成副本，使丢失的书重新恢复起来。朱筠的建议经军机处讨论，开始执行，而且从《永乐大典》入手。乾隆皇帝不断增派专门官员负责，由军机大臣刘统勋直接管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二月二十八日开始为办理四库全书处专门开饭，派福隆安办理。这样，四库馆就算正式开起来，成了常设机构了。所以朱筠是修《四库全书》的引发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库全书》的直接促成者。

二、《四库全书》怎样修法

《四库全书》是一部大丛书，收书约3500种。丛书所包含的一批小书都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不被拆散。这怎么修法。周永年要修《儒藏》，他干不成，因为没有财力。乾隆有财力，可是还需要人才和图书资源。从学术发展看，人才队伍也能支撑这一文化工程。那么，收集图书，真正编一部集大成的大丛书，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于清初以来屡兴文字狱，更由于私人藏书，世代相传，不愿外借，所以各地官员动员起来了，还不足以办成，还要做私人藏书家的工作。乾隆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称，抄完副本原书发还；献书的，他挑选善本题诗作跋，敲锣打鼓送还原藏书家；派地方官员到家中动员说服；对献书多的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马裕，赏《古今图书集成》内府铜活字印本各一部；《总目提要》注明原藏书之家；等等。经过一系列措施，终于把各地图书陆续集中到翰林院，解决了图书来源问题。

四库馆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才，经过艰苦细致的挑选，终于从10000多种书中选出约3500种，抄写成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库全书》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大约用了9年的时间。其后又陆续抄成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三部，合起来称北四阁。接着又抄三部，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浙江西湖圣因寺文澜阁。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阁才全部发下，距开始已近18年。后来又经过几次返工、抽改、补空函，直到嘉庆初年才结束，实际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在四库馆任职的官员先后达360多人，誊录人员先后有2800余人，这个统计不全，实际至少3000多人。这样庞大的工程，对清朝的财政也是巨大的挑战。清政府采取种种办法节约开支，比如誊录人员是自备资费，抄满多少，议叙加官。再比如总校官陆费墀，因工作出现错误，罚南三阁《四库书》装潢，结果倾家荡产。《四库全书》修纂过程，至为复杂，乾隆皇帝经常抽查，对馆臣纪昀等动不动处分、罚俸。但也经常赏赐表扬，新疆进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库馆让翰林们尝一尝。恩威并重，赏罚兼施。馆臣也非常认真，为了解决资料问题，翁方纲等人经常到琉璃厂书店借书。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一旷世文化工程。根据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统计，共有3503种书，79337卷，36304册，近10亿字。

三、四库馆里的几位重要人物及其命运

修《四库全书》，刘统勋、于敏中、纪昀等都起到关键作用，不再细说，这里讲几个普通馆臣。

1、戴震：他进四库馆是靠学问，因为他总是考不上进士，进了四库馆还是考不上，乾隆就赏他参加殿试，这才考上了进士。他在四库馆是干细活的，《水经注》、《大戴礼记》、《九章算术》等，都是他的拿手戏，他的书总是作样板，是个高手。据说他是经部的主持人，其实他在史部地理、子部算法，都是大专家。后来他脚有毛病，不能上班，在北京的家中修书，实在不行，就准备辞职回家了。可是生活是问题，他托人联系一处书院讲学。只是没来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库馆的。

2、周永年：他在四库馆里最卖力，开始从《永乐大典》往外辑佚书，近万本大书，尽是灰尘，许多馆臣干烦了，报告皇上，精华已挑完了，剩下的是糟粕。可是周永年太实在，说里头还有很多好东西。于是大家说周先生您去干吧。周永年就尽心尽力去干了。章学诚说，周永年目尽九千余册，从中辑出了大量好书。苏轼的小儿子苏过，曾随苏轼流放南方，年纪轻轻死去了，有一本《斜川集》，后来亡佚，周永年从《大典》中辑出来，才得以传世。有人说，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陈垣先生也说他是四库馆唯一的佛学专家，总之是个主干人物。但也不得不想办法赚外快。先是租了块地，找人种，连年丰收，却大赔。于是又改做买卖，赁了个铺面，找人看着，不久又赔光了。于是他认为自己的老本行是书，就借了钱编刻科举读物，由于编得太深了，卖不掉，这回不仅大赔，而且欠了债。可以说是屡营屡亏，搞得狼狈不堪。

3、程晋芳：江苏江都人，出身盐商家庭，为人特别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进士，后来进了四库馆。由于大手大脚，晚年在北京穷得开不起饭，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陕西投奔毕沅。因为毕沅喜欢门客，程晋芳希望老了有个依托。谁知到了陕西一个月就去世了，棺材还是毕沅为他置办的。

4、朱筠：作为《四库全书》的引发者，方案的设计者，对《四库全书》有特殊贡献。四库开馆时他在安徽当学政，还特别上奏折，说他在大兴家中的藏书，托门人程晋芳管，让四库馆找程晋芳，代他把书献出来。不久，朱筠犯了错误被撤职了，乾隆说他学问还好，到四库馆服务吧，授他翰林院编修。但是朱筠早年受刘统勋赏识。刘去世后，于敏中接班。朱筠坚决不肯去拜访。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说朱筠办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为福建学政。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代替朱筠为福建学政。兄弟在交接期内，床对床住了半个月。白天朱筠出去应酬，晚上兄弟俩谈到半夜。临别，朱筠流下眼泪。他弟弟朱安慰他，三年后又可相见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个好客之人，乐于帮助他人。王念孙因为避祸，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气不好，在老家呆不住，也投奔朱筠，朱筠都收留他们。黄景仁在北京穷困潦倒，朱筠收留他。他又思念母亲，朱筠又为他赁屋，接他全家来北京，联络北京朋友接济他们一家。后来朱筠到福建当学政，黄景仁又一贫如洗，老母也又回了家乡。当时北京的文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

还有一些馆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们平常只看到他们辉煌的一面，不知道他们的难处。我觉得当时的待遇不高是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

中国地理方面的古书有《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梦溪笔谈》、《太平寰宇记》、《徐霞客游记》等等。

一、《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包括上、下两分卷，是东汉班固新制的古代历史地理之杰作。

该书叙述汉以前的地理沿革，着重写了《禹贡》九州和《周官》九州；接着叙述西汉的地理，以郡国为条，用本文加注的形式，依次写各郡国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理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项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路交通，等等。

二、《水经注》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该书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

三、《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历史地理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成书于北宋，作者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

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

四、《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是古代中国地理志史，记述了宋朝的疆域版图。广泛引用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等，计约二百种，且多注明出处，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太平寰宇记》作者为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

五、《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在原稿的基础之上，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稿本，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

《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汉书地理志

-水经注

-太平寰宇记

-徐霞客游记

-梦溪笔谈

古籍的修复流程是非常复杂的，再拿到一本古籍之后，要先拍摄这本古籍的照片，因为这是古籍刚出土的样子，是需要拍照留念的，而且在修复的过程中也要记录破损的状况以及修复的档案。包括要记录这本古籍究竟有多少页，有多少个破损的地方以及破损的具体情况，针对这些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修复方法。然后就要准备一些复复古籍的材料了，首先要选用一些比较适合修复古籍的纸张。

修复古籍是非常严格的，在选用纸上的时候要根据古籍的颜色和材质去选择对应的。在选择修补的材质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比原书的纸张厚，而且还要为每一本古籍进行编码，并且用铅笔进行标注。最后要看一下书页的酸碱度，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对书页进行脱酸处理。修补之后还要进行喷水，等到古籍完全干透之后再把多余的部分给剪掉，最后放入压平机。

所以古籍的修复流程还是非常繁琐的，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书籍对于人类文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也是在世界上最早产生书籍的一个国家。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朝代，那些历史比较久远的朝代，虽然也有一些古籍流传下来，但是损伤都比较严重，所以在修补起来也比较复杂。保存比较完好的古籍一般都是明清时期的，因为明清时期无论是造纸术，印刷术还是装帧的方式都比较成熟，而且距离现在也不是特别遥远。

修复这些古籍也是为了保存人类文明，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是我这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修复古籍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乏味而且枯燥的工作，这对于人的内心和毅力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同时也要求大家对于历史文化有一定的认知，所以我认为能够从事古籍修复这份工作的人一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热爱历史的。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烧毁了许多战国之前的古籍，让我们更古老的文化中有许多流逝！无独有偶，在遥远的美洲，玛雅文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估计被人烧毁，许多珍贵的玛雅文明遗产丢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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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 年）秦始皇下令：除了秦朝国史、医药、术数、农技、园艺等著作外，其它一律限期交到官府，统一焚毁。逾期不交者处以黥刑或罚做苦役，凡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者处死，借古谤今者灭族，废止私学，欲学者以吏为师。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遂寄希望于方士可为他寻觅不死仙药。但因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斥骂秦始皇，始皇大怒，于是下令御史拿问诸生。其时受株连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余人，全部被活埋于咸阳。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苛暴，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玛雅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件，不过，下令焚书的是外来的侵入者， “坑”的是玛雅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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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殖民者玛雅之后，不仅在军事上与玛雅人的反抗展开较量；并且在文化上，两个民族也发生了冲突。西班牙人信奉的天主教教义与玛雅祭司集团所代表的信仰格格不入。结果，西班牙军队的随军主教迪那戈·德·兰达，竟然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1562 年他下令将所有玛雅书籍付之一炬，并将玛雅祭司全部处以火刑。玛雅祭司集团全权掌管着用象形文字记录的玛雅历史、文化知识，他们是玛雅社会的知识阶层。兰达这么一烧，致使玛雅历史文献只剩下四本幸存的手稿，它们分别根据收藏地点或发现者来命名： 《格罗里那抄本》、《巴黎抄本》、《马德里抄本》和《德里斯顿抄本》。这几部抄本形成于不同时期，《德累斯顿抄本》可能出自11世纪，《马德里抄本》可能是15 世纪的手笔，《巴黎抄本》大概略早些。抄本，顾名思义，这些经书并不是玛雅最早文献的原件，而是祭司们在数百年中陆续抄录绘写的复制品。

　　 同时，有能力识读和书写象形文字的祭司全部遭到杀害，致使那些幸存的真迹成为天书，至今无法破译。有志于研究玛雅历史文化的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西班牙人留下的文献中捕捉玛雅的影子，甚至于那个下令毁灭玛雅文献的兰达主教，居然也成了玛雅史料的主要见证人之一。西班牙人毁灭玛雅文化的做法如此决绝， 主要原因（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认为玛雅人的神祗文字太像魔鬼所为。也许潜意识里也暗自惊异于他们完善的知识体系，虽然异于西班牙人熟知的常理，却也是匪夷所思，奇特而高度发达。这使他们心底发怵，感觉到一种文化上的威胁。可惜，玛雅社会的严格分工使普通百姓完全无法接近这些文字。西班牙人处死了占玛雅人口一小部分的祭司，就相当于在中国把所有的儒生包括识字的一切人全都处死了。于是，虽然玛雅人一直守着自己的语言、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直到今天；然而却没有人能看懂自己民族的文字、自己祖先留下的史书。那幸存下来的四本文献分别收藏于欧美不同国家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只能作为一种古董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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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这上独特的原因，其他文献的价值都被逐次抬高了。其中被认为最有价值、最接近玛雅文化原型的，就是《卡奇克尔年鉴》、《奇兰·巴兰》、《波波尔·乌》和《拉比纳尔的武士》。

　　 《卡奇克尔年鉴》是一部编年史。卡奇克尔人和基切人同为当年危地马拉一带强盛的部落。《卡奇克尔年鉴》记述的是这两个部落间时战时和的关系史。

　　 《奇兰·巴兰》意为“美洲豹的预言”，是玛雅人的历史文献。奇兰·巴兰是负责记载历史的祭司。祭司们记录的历史保留至今的尚有三部，其中最完整的是《楚玛耶尔的奇兰·巴兰》。该书估计完成于16世纪，它记录了玛雅人被征服前的历史。其他两部完成得较晚，内容也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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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尔·乌》是玛雅人的古典诗，表现了玛雅人对大自然、对人类命运的乐观态度。它也是一部有关基切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巨著。其中包括创造世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基切部落兴起的的英雄故事，历代基切统治者的系谱，一直到作者生活的年代。

　　 《拉比纳尔的武士》是一部历史剧，描写基切部落与拉比纳尔族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故事发生在12世纪左右，基切人中的古马尔加部落和拉比纳尔部落间因争夺对萨马内赫部落的控制权所发生的一场冲突。以拉比纳尔的武士胜利，基切武士作牺牲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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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本书，虽然有这样那样毫不搭界的特点，但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具有一种共性：它们都是得自于玛雅祭司集团的真传。正是因为这个具有专业性的来源，增加了它们的权威性。这两本书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玛雅文明的核心部分，那些已被时间淹没或已被西班牙者毁掉的部分。书中记述的那些久远的神话、编年的历史大事、天文学知识、以及那些曾一度秘传于小圈子内的仪式知识，是无法在现代玛雅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当年由玛雅人中的通神者秘密记录、讲授的东西，在外族者强权蛮力的逼迫下，成为永远的秘密，或者公开的秘密。当年在玛雅人心目中神圣超凡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者眼中，正好是解开玛雅文化之谜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历史由这么多偶然事件组成，重新发展一次，也未必是现在的格局。当年的通神者精心构建、维护起玛雅的“神”，今天的研究者费尽心机要去抓住玛雅文化的魂。这些文化的制谜者和解谜者，谁能诉说这些历史的偶然？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