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望京楼是迄今为止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唯一一处出土二里头时期青铜容器地点明确的遗址，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二里头和二里岗两个时期的城址同见于一地，此为首例，也是目前仅见。此外，望京楼是黄河流域发现的第4座二里头时期城址，面积仅次于大师姑城址。

二里岗时期城址发掘出“凹”字形城门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现过，主城墙内侧的“护墙墩”更是前所未见。城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路上，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再次证明中国在夏代确有双轮车。城内发现多种遗迹，包括大型和中小型建筑、灰坑、墓葬等，有的灰坑内埋有多个人头。集中大量埋葬人头的现象，以前仅在殷墟和郑州商城发现过。

以上种种发现，均不可多得，甚至填补了空白，充分显示了望京楼遗址在夏商时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

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该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从多方面提供了周代埋葬制度的重要信息。今后大凡研究周代埋葬制度，大河口墓地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霸伯”史料不载，可补史缺。

此外，该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三处墓地分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三者可谓彼此相邻，这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丰富的各类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有的发现珍贵而罕见，如1米多高的漆木人俑时代最早，且为西周仅见；铸有“燕侯旨”铭文的燕国铜器为第一次发掘出土；记述霸伯与王室重臣芮公、井叔关系的长篇铭文等都是前所未见的。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重峰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佳，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而2010年的发掘揭露出的寺院遗迹十分丰富，出土的遗物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些新发现，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以及塑绘技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挖掘，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该墓地已连续发掘3年，清理了可能为西汉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的大型主墓以及从葬坑6座、中小型附葬墓11座；揭露出完整的墓园、高规格祠堂建筑、壕沟、道路、排水道等各类遗迹。在墓葬和从葬坑内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金银饰件、青铜器、铁器、陶器、原始瓷器、陶俑、玉器、封泥、印章等各种遗物3000余件(套)，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中，6座甲士俑从葬坑，不仅兵俑数量多，兵器配置齐全，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军职印章，对军事史研究有重大价值。此外，编号为M1的附葬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随葬品甚为丰富，现正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重要的发现。 点评专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吴越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哪里，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古籍文献对此有所记载，但是多语焉不详，有的虽言之凿凿却只是演义。

建于春秋晚期木渎城址的确认，为上述一系列发现找到归宿。考古学家以钻探、发掘等方式，发现了木渎城址的城墙、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经显露。这座规模宏大、堪称都邑的城址面积达24平方公里，依托自然而建，山水环绕，充分展现吴人因地制宜的建城思想。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分布众多不同规模的聚落、各等级的墓葬，构成以都邑为中心的聚落群体。

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是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吴文化课题的深入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苏南地区将被完整保存，通过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公众将会从考古遗存中探寻更加形象生动的吴越历史。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土司制度在保持区域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顺老司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

老司城为彭氏统治溪州晚期建造。城址主要功能区的分布情况比较清楚，砖石构造的城墙、道路、排水设施等建筑遗迹丰富。城内出土的瓷器题款明确，表明许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镇专门订制的；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等也为研究当地居民的食物构成、生态环境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发掘的土司墓中包括了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了东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园的整体格局清楚。对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调查，显示了在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区域调查的重要性。

彭氏统治溪州地区时间长达800多年，老司城的主体建筑修建于明代，可以说对于彭氏和溪州土司，对于土司与土家族等民族的关系、当地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点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界首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

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轰动。长干寺地宫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深的竖穴式地宫，出土的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也是体量最大的。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宫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塔基外围的3圏明代柱坑，不仅证明明代在宋代塔基原址上重建了新塔，而且是国内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点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是近年来发掘的北宋时期重要高等级士大夫家族墓地之一。经过4年持续发掘，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神道和兆沟，揭示出了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大部分墓主的身份清楚，墓穴安排清晰，其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由于墓地保存较好，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 点评专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孙健“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为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介入，随即展开了有效调查并迅速制定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2007年开始至今，基本确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考古队通过周密设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成功地实施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水下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总结出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考古除了可以开好地发掘文物，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考古，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古人的相关信息。虽然每个朝代都有相关的史料文物流传下来，但是它毕竟人为书写的，多多少少有些失真的地方，而考古恰好弥补了这一块，它是一个很重要历史参证。

有些被发掘的考古资料，有时会颠覆我们对历史固有的认知，在一次考古行动中，专家们曾发掘出28本文献，在专业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会，发现其中的一本古藉，让外国专家大感震惊。

中国人向来对风水这块十分重视，这点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古时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非常重视占卜，只不过每个朝代都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已。从汉代开始，就出现我们今天常说的天文学，当时的人们的通过判断天象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吉凶。这本在马王堆汉墓出现的《五星占》古书，一被发掘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本距离现代上千的古书，所记载的关于金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与现代数据相对，仅有048的误差，在那个没有任何高科技技能的年代 ，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计算出天文相关的知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在那个没有任何天文设备作为辅助的朝代下，古人却依然能够把行星的动态跟位置推算得如此精准呢，跟据专家的推测，当时的天文学家，可能已经懂得距离等速度与时间的积，这个运算公式了，但这也仅仅是专家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也无从肯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能有如此缜密的天文学记载，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当西方专家弗拉马利翁得了《五星占》内记载的内容，真呼不敢相信，在他看来，那个没有任何精准仪器的年代，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数据，简直是超出正常的认知。的确《五星占》的出土，等于是宣告中国的天文学预测比西方远远提早了近二千年，这也让我们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十分自豪。

我国是世界上养马 历史 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从古到今，新疆一直享有“良土出良马”的美誉，最为出名的当属“西极天马”。2100多年前的张骞带我们领略“丝绸之路”的惊艳，也为中原引进了汗血宝马，极大地加快了东西贸易往来的速度和广度，可以说，马在西域 历史 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疆伊犁骏马图

穿越千年的新疆马，见证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彼此交融，带来了无数的传奇故事和美丽传说，考古发现则更可以展示出新疆马的魅力。

体格健硕、四肢修长的骏马，很早就是新疆各地岩画创作的主要动物形象之一。早在公元前11世纪，新疆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就出现了马的形象。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泥塑马俑，做工精细，造型优美，更是实证了唐代文学作品的西域骏马形象。

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马的形象

新疆因得天独厚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草原林立，干燥凉爽的欧亚大草原为马群繁衍提供了天然宝地。加之自古以来游牧民族与马的相互依赖，考古出土的众多马具、马骨不足为奇。

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出土的2具完整的马骨头，时间距今3900年至3600年，专家认定，这可能是中国目前最早的马。这说明，大约在4000年前新疆地区便已掌握了驯马术，开始驯养马匹；与甘肃青海地区发现的距今3600年至4000年的驯化家马，年代几乎相当。考古工作者在和静县察吾呼墓地、洛浦县山普拉墓地、木垒县平顶山墓群、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阜康市白杨河墓群等春秋战国至汉代时期墓葬中均发现了整马或马骨殉葬的现象，与东部毗邻省份甘肃、青海等地考古出土马遗迹遥相呼应，专家学者推断中国的驯化马是自西向东传入的，即中原是从新疆引入马匹。

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共出土约40匹殉葬马

马在早期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时还能起到出奇制胜的决定性作用。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赵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将北部边疆的步兵、车兵改编为骑兵加以训练，大量招引、收编游牧民补充骑兵。考虑到中原农业区的马匹不适宜做战马，赵国设法从畜牧地区购买剽悍、有耐力的马匹来装备骑兵。赵国实施胡服骑射等一系列改革后，国力日渐强大，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疆域。

汉代时期，由于汉匈战事对战马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战马产业的发展。汉朝中央政权除了自己饲养战马外，还从西域引进良马，以改善中原马匹的品种。汉武帝由此得到了大宛的汗血马以及乌孙马、大宛马等众多西域良马后，杂交培育出了驰名天下的山丹军马。由于产马区多位于边疆地区，由此中原与西域的战马交易和流通便成为一种必然。

彩绘打马球泥俑（左）彩绘泥战马（右） 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供图）

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具伴随着文明的孕育而发展演变，因而也推动着文明的进步。而马形象在文物上的呈现，不仅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更可被视为我国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标志。

先来看新疆出土的马具。随着青铜、铁质马具的使用，马具有了军事效能。为了提升马匹在长距离奔跑和作战时的速度，需要利用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马匹——马笼头便是如此重要的发明创新。同样的，在新疆考古出土了许多用青铜或其他耐用材料（骨、木、铁）制成的马衔、马镳、马鞍，在研究和认识驯化马、驾驭马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铜马衔、铜马镳等马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新疆还出土了马裤的原型。为了能够长距离骑行并在马背上作战，一件允许骑者两腿分开骑跨在马上同时又能保护骑行者的下装必不可少。

今天，我们知道骑马时穿裤子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在古代，直到约3000年前，欧亚大陆上都还只有长衫、袍服以及围腰衣配护腿的组合样式。距今2000年前新疆洋海墓地出土男性干尸身上的裤子却让我们看到了裤子的普遍使用——这是一种可以为穿着者提供最大限度自由度的衣着，可以完成大步向前、骑马等动作。裤子的裆部从前至后一直延伸到腰下，使得下腹部裤料完整，没有拼接的痕迹，这就意味着在长距离骑行过程中对皮肤的摩擦减少，疼痛减轻。研究人员推断洋海裤子的设计不仅仅只是为了适于骑行，而是有意地、专门地为骑马而做，与现代马裤非常相似。

除了生活和战争，那些丝绸之路的守护者和开拓者，同样同马有着紧密的关系。

西汉时期，冯奉世、段会宗、甘延寿等人骑马在丝绸之路上巡逻；班超骑马纵横西域三十余年，历经百战，甘英骑马出使至今天的巴勒斯坦，班勇骑马周游西域各国；之后的董琬、吕光、玄奘、鸠摩罗什、耶律大石、哲别等，都曾借马在今新疆地区驰骋，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慧雅）

不得不说，这一次的考古人员在新疆古代公共浴场的遗址，其实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这个遗址的话它占地面积比较大，而在这一次的发现当中发现了确实比较多的一些文物。比如说在当地的话发现了新疆唐朝墩古城浴场出土的一个陶器，一共有6支，有5只是壶，还有一个是陶瓷碗。

再就是根据相关的可以看出，它的整个保留的还是比较清晰，还有就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支撑柱的结构。

这其实整个新疆天山北麓这里的这个公共浴场的，这个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多万平方米，而且它的架构也是非常的复杂。处于一个半地穴式的结构，所以的话相关的一个考古专家也推测出这里作为当时尝试的一个公共浴场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的话相关的一个考古专家，也在进一步的对这一块的话进行一个探究。

在挖掘了很大的一个面积之后，发现其实保留下来的还是非常的比较完整的。因为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破坏，而且通过无人机的一些拍摄的话，也发现在北侧的一些结构方面还是比较清晰。

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唐朝的社会经济发展，真的是非常的繁荣。

对于这一举措的话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本来在我们国家的话，这种文物就是属于非常多的。其实很多的话没有被发掘啊，这一次的被挖掘出来的话，其实肯定要走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目前工作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是挖掘了整个的一个构造结构。还有一些文物的出土的话，正在进一步的被考古学家等待验证，我们也希望也能有更多的宝贝被发现，让我们看看唐朝的繁华时代经济。

小河墓地的发掘就像楼兰遗址考古一样充满探险和神秘色彩，1934年瑞典的考古学家曾发现这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但之后的66年，隐藏在这死亡之地的3000多年前的异样文明再也没有人能找到，被世界考古学界认为是楼兰探险史、西域探险史上最神秘难解的古迹。2000年，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探险考察队又意外发现了它。而且，在小河墓地周围5公里范围内，竟然没有发现周围任何同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谁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又是什么使之消亡，这个被喻为死亡之城的地方仍给世人留下了无数不解之谜。

据介绍，中国的楼兰考古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黄文弼等中国学者在楼兰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举世瞩目，但此后受国内长期战乱等因素的影响，楼兰研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我国学者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困难的条件下，将楼兰考古学与诸相关学科密切结合，对楼兰课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范的和深入的研究，重新进行部分考古发掘及综合考察后，国内楼兰研究渐有起色，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并在国际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

但其后至今的20年里，由于经费和遗址保护问题。由于楼兰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由多学科组成的考古队进入该地区需要很多技术和物资装备，资金投入较大。楼兰考古工作几乎停顿下来，新资料十分匮乏，致使楼兰研究基本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上。从2000年底开始，考古专家数度进出罗布沙漠，目前，小河墓地的田野发掘工作终于完成，开始对出土的文物进行室内整理、研究。

2003年10月，一座巨大而奇异的圆形沙丘进入了考古队的视线。沙丘足有半个足球场大，顶部密密地插着200多根棱形、圆形木柱，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工作从此正式启动。

截止2005年3月中旬，在经历了对罗布泊小河墓地长达半年的第3次艰苦发掘工作之后，这项前后历时四年，分三次进行的科考发掘工作暂告段落，可是面对先后编号、归类的167座古墓葬、出土的珍贵文物1000余件，其中木雕人面像、骨雕人面像、大型牛角、权杖头等文物在新疆考古史上均为首次发现。数百件罕见文物和墓葬背后牵连的只是揭开冰山一角的楼兰、罗布文明。至此，贝格曼所描述的小河墓地终于出现在中国考古专家的眼前。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2021年央视春晚，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人过耳难忘，这首歌毫不意外地火了！

牧羊人在新疆的草场上有很多，山花烂漫的地方都少不了放蜂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爱情，加上前缀“可可托海”就不一样了。因为可可托海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相信随着《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的火爆，人们会更加去了解可可托海，也有人因此会走进可可托海，会知道可可托海不是海，会知道那里是一座世界地质公园，会了解到传奇的“三号矿坑”、“地下水电站”。这些都是容易了解到的。

其实，可可托海是富蕴县的一个小镇，坐落于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此，滋养了这片大地，汇聚了克兰河、布尔津河、哈巴河、别列则克河多条支流，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最终流入了北冰洋。这是一条欧亚草原上不可忽视的大河，沿岸不但有瑰丽的风光，还有无数古人留下的足迹。

额尔齐斯河发源于可可托海所在的富蕴县。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9000年的时候，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留下来的遗迹。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调查确定的乔夏克拜遗址，既有大量精美的岩画，又发现了大量的打制石器。

乔夏克拜遗址的剖面

在距离可可托海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岩画。有在岩石上凿刻的，还有彩绘在岩棚里的。唐巴勒塔斯洞穴彩绘岩画是其中典型的一处岩画，容易被喜欢幻想的人产生无尽的浮想。彩绘岩画位于喀拉布勒根乡唐巴勒塔斯村附近、一条东西向花岗岩石梁上，石梁上有一些自然形成的洞穴，彩绘即位于岩洞内壁上，共有2处。一号洞穴在石梁的中部，内壁上有用红、白两种颜料绘制了手掌纹、符号、同心圆纹、倒置的人面像等图案，还写有文字，推测为藏文六字真言符号之一；二号洞穴在一号洞穴东侧，洞内壁上彩绘图案大多由成组或成排的人物组成，抽象化的人均分腿站立，有的带有2-3根角饰，有的带有尾饰，还刻画有拉弓的人物及一些符号，保存较好，在洞穴内还发现有一些用木炭涂抹的痕迹。

唐巴勒塔斯一号洞穴岩画

唐巴勒塔斯一号洞穴彩绘符号

唐巴勒塔斯二号洞穴彩绘舞者

唐巴勒塔斯洞穴彩绘岩画环境

洞穴所在山梁前面有较为平旷的空地，初步研究判断这可能曾经是一处与原始宗教活动相关的遗存，尤其是二号洞穴内近于人群队列的场面。一号洞穴的符号及其图案则可能是一些崇拜祈福的烙印。在澎湃奔涌的额尔齐斯河两岸上，这样的洞穴彩绘岩画一路上都有发现。阿勒泰市的敦德布拉克洞穴彩绘岩画、哈巴河县的多尕特洞穴彩绘岩画最为有名。敦德布拉克岩画滑雪围猎的场面生动，并由此认定阿尔泰山是人类滑雪起源地之一，洞穴中可以明确年代的是其中距今4000多年青铜时代人脸的图案，围猎场面的年代则可能早于青铜时代。哈巴河县的多尕特岩画内容丰富，不同年代的岩画有明显的叠压现象，但爱幻想的人不这么看，他们会认为这是外星人或者上一次文明的产物，总之是联想翩翩，因此成为一处网红的岩画，被演绎，甚至张冠李戴成了昆仑山上的岩画。

敦德布拉克洞穴彩绘岩画滑雪围猎场面

哈巴河县多尕特洞穴彩绘岩画

哈巴河多尕特洞穴彩绘岩画中抽象的图案

可可托海东北的山里是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那里附近有著名的神钟山，因山体像古钟而得名，但更近似于一顶头盔。这与唐代令狐德棻修编的史籍《周书》中记载的相合：“突屈之先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后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也就是说，突厥祖先臣服于柔然，居住在阿尔泰山南，为柔然人打铁。“兜鍪”即头盔，今天的神钟山就是史籍中的“形似兜鍪”之地；在其他的唐代史书中，也记载了唐朝初期，大将苏定方带兵在这里大败突厥处木昆部落；贞观年间，唐政府还一度设置了金山都督府，管辖地域包括了阿尔泰山南麓、高昌等地的广大地域。2020年在这里的一次考古发掘，出土了隋唐时期的四神十二生肖铜镜。

形如兜鍪的神钟山

阿勒泰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四神十二生肖铜镜

历史 就像奔腾不息的额尔齐斯河，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印记，我们在流连壮美奇秀的大好河山时，也会被过去波澜壮阔的 历史 打动，有 历史 的风景才是有着久远回味的、永不过时的。

文艺青年的情调可以借着臆想的爱情离别增加一些亮色，但终究不如窖藏多年的陈酒绵远流长。可可托海人在过去创造出辉煌，源于团结、勤奋、不屈不挠、奋发向上。三号矿坑之所以成为共和国的功勋矿坑，也是因为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才是最需要歌颂和传唱的！哪里的草原都会有无数爱情的故事，但三号矿坑只有一处，可可托海只有一处。

可可托海的名气和故事源于富足的矿藏，这是当地人骄傲的地方，富蕴县名字的由来也跟这方面有直接的关系。当地还有“天富蕴藏、物华天宝”的自况，这其实并不是准确的，真正决定一片土地富裕与否的关键是人，宝藏之地也是。

宝藏自是天蕴，人和决定地富！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