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公元6世纪，雅隆部落首领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王（藏语音“赞普”）。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6] 。

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为“六牦牛”部的首领，在松赞干布以前已传20余世。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最初几代首领的母子连名中，还可以看到曾经历母系氏族阶段的痕迹[7] 。

公元6世纪，山南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与邻部结成联盟并尊为盟主。当时，西藏境内另外还有“羊同”、“澎波”、“苏毗”、“工布”等10余族部，均已进入奴隶制社会。雅隆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7]

吐蕃时期

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6] ”。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6] 。

唐蕃会盟碑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争战不已，竟持续了400来年。与此同时，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6] 。

宋元时期

从9世纪末开始，藏族内部矛盾逐步加深，藏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并形成“阿里王系”及（后藏）“亚泽”王系、（山南）“雅隆觉阿”王系和（前藏）“拉萨王系”等。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有时还常常为各自利益互相侵袭劫掠，大小战争频繁。

“凉州会盟”唐卡

这一时期，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在宋金时代，藏族各地方政权又加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些地方首领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茶马互换”等藏、汉贸易有了较大发展。

1244年秋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加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8]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初，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

　　《四库全书》的规模最大。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永乐大典》：编撰于大明永乐年间，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外，永乐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时，终于清末，是历史上开凿累计时间最长的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在龙门石窟数以千计的像龛中唐代营造的约占60%。奉先寺，是龙门石窟唐代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崖壁上的九尊雕像，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们精湛的石雕技艺，更彰显了盛唐强大的国力。当我们立于佛前，静静凝望，似乎可以想见大唐盛世繁华。

龙门石窟不仅有精美的石窟造像，丰富的碑刻书法，更通过文学、音乐、人文、宗教建筑、医学等众多形态展现艺术之美，成为“中国最大的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经西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宋历代的营造，在这里形成了南北长1公里，具有2345个窟龛、10万余尊造像和2800余品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

龙门石窟自建造以来，受到过两次最严重的人为毁坏：首先是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系官方公开毁灭，如今龙门多处被毁遗迹，均系此时形成。

第二次被毁在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为从南京迁都洛阳做准备，在修建龙门西山临伊河道路时，亦炸毁大量山麓佛龛。

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民间盗窃，以日本、美国文物商人公开收购为主导，民间掀起了疯狂的盗卖运动，著名的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便是在此时被盗往美国。

龙门石窟是中国古碑刻最多的一处，清代武亿称其为：“龙门不仅为石镌佛场，亦古碑林也”。

全石窟共记2860多块碑刻题，其中颇负盛名的有《龙门二十品》、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与宋真宗《龙门铭碑》，充分彰显了魏碑体、唐楷书体等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

《龙门二十品》精选自石窟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其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窟）。其风格融合了南北书体的优点，字形端正大气，刚劲有力，形成了独特风韵的艺术美。

如今，当我们来到这里时，现存的塑像依旧能带来一场视觉上的饕餮盛宴与心灵上的洗礼，但那些泯灭在过去的珍品，则被后人用文字永存于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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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1卷 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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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3卷 云冈》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4卷 龙门》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5卷 陕西、宁夏》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6卷 北方六省》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7卷：大足》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第8卷：四川、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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