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出现过断层的国家。读过中国朝代顺序表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国在世界上被公认的朝代是从夏朝开始的。

然而我国学者却不这么认为，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文献中都有一个神秘王朝的记载，这几神秘王朝在夏朝之前，更是延续了恐怖的1600余年。这个王朝的名字叫做“虞朝”。

关于虞朝的记载，出现在很多古人的文学作品中，数量还不少，只不过都是零星的片段。其中《韩非子·显学》中就记载的这一句：“虞夏二千余年”。夏朝沿袭400余年，因此，在夏朝之前的虞朝，自然存在了1500-1600余年。清朝光绪时期的一首名叫《续补永济县志序》的中，也出现了虞朝的相关记载：

“蒲坂自虞帝以来经天纬地之人，历代层见迭出，昭著史册，目河中为人文之蔽”。

诗中就出现了虞帝一词，更是以虞帝之后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由此可见当时完全可以算是一个朝代。

另外，《左传》中也有相关记载，“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是周末春秋时期鲁国编著的一部史书，记载着周朝之前的史料（《左传》持续更新，之后的历史都是由后人续写的），其中这个“三后之姓”，指的就是周朝之前的三个朝代，哪三个？殷商、夏朝，还有虞朝！

除此之外，最直接能够证明虞朝存在的文学典故就是著名的四书五经中的《尚书》，《尚书》中直接以朝代顺序为大纲作为目录，而前四个大纲依次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种种记载表明，虞朝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王朝，史学家通过梳理杂乱的资料后，对虞朝也有一定的了解。

虞朝，存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6世纪初-约公元前21世纪初，我们熟知的舜帝，就是虞朝的的最后一任帝王。至于虞朝为何没有直接的历史残留，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由于当时的情况处于部落与朝代之间，并且人们思想文明还不够进步，因此管理比较松散。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以及文字记载，导致没有留下明确的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这个朝代的存在。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国家被夏朝取代，夏王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为了给后代证明自己才是正统，因此就销毁了关于虞朝有关的任何东西，让后人不知道虞朝的存在。

然而关于这个虞朝，世界史学家们并不承认，甚至一开始，夏朝的存在他们都不保持否认态度，若不是从我国安阳殷墟出土的众多甲骨占卜文字记载，确确实实有夏朝的记录的话，估计夏朝也不会得到世界历史的承认！由此可见，只有诸多杂乱记载的虞朝，想要得到他们的承认是多么困难！

不过不管如何，虞朝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王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甚至是在虞朝之前，还有一个远古唐朝，只不过这个朝代时间太短，关于其记载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常常将古唐朝与虞朝合成为“唐虞”。

总而言之，不管世界学者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朝代，我们中国民族传承万万年，岂是蛮夷枉评断。炎黄子孙当自强，重回世界第一强！

1908年，俄罗斯人科兹洛夫在中国西北的黑水城打开了一个神秘王朝的大门，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埋藏了八百年之久的地下图书馆。陌生的文字，精美的佛像，绚丽的绘画，不计其数的典籍文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汉学家发现这些文献出自古代中国一个叫西夏的王朝。 这些文献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文明，一个失落的文明。

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从懵懂之时，我们就会听到来很多来自于爷爷奶奶口中的神话故事，在这些神话故事中，最令人记忆犹新的莫过于女娲、伏羲、盘古、三皇五帝等上古时期的众神灵。

大禹治水石刻画拓片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堂中我们逐渐的学习了小时候神话故事中人物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莫过于尧舜禹。长大后，这些孩童时期学习过的故事逐渐在脑海中浮现，当再次回味这些尧舜禹的故事时，我发现，其实在尧舜禹的身上，除了那些美好的神话故事外，还凝聚着古人对理想政治与理想社会的情感寄托。

从小到大，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尧舜禹一直都被视作上古的贤君。他们以以身作则，以德治国，以禅让的形式，完成政权的更替，他们所代表的是“公天下”而非“家天下”。这种“公天下”的思想，一直以来是神州乃至于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乌托邦”。

尧舜禹三皇五帝xianjutu

但是，当你潜心去研读尧舜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有关尧舜禹的考证书籍中，有一部分文章、书籍会抛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尧舜禹未必确有其人”，而且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据考证者推测，尧舜禹时期施行的所谓的“禅让”很可能只是部分学者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那么，关于尧舜禹以及其统治时期所施行的政策方面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围绕尧舜禹，会有这样的争议呢？这一切我们要从关于尧舜禹考证方面的两个观点入手～

自名为“南海圣人”的康有为

首先，我们从那些对尧舜禹时期持怀疑论者的观点入手。通常我们把这些对尧舜禹时期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称之为“疑古派”。“疑古派”兴起于20世纪初，在疑古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顾颉刚和康有为，当然此二人因疑古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同，所以在此领域取得的成绩也就迥然不同。

顾颉刚是一位史学大师，他的疑古是基于考证性的疑古。他在疑古方面的出发点，在他所著的《古史辨》第一册中就曾有明确的记述，原文如下：

顾颉刚《古史辨》书影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先生的这段话，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文中，简要地阐述了顾颉刚的“疑古”思想，顾颉刚先生通过纵观历史，得出，那些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以尧舜禹为代表）形象，大多是通过历朝历代的加工，逐渐具体化。

诚然，顾颉刚先生的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这种辩证的关于尧舜禹时期的“疑古”思潮，萌发于清中后期，当时的代表有：刘逢禄怀疑《左传》，魏源怀疑《毛诗》和汉代的《古文尚书》，邵懿辰怀疑《逸礼》等等，这些都是怀疑古文经的先声。当然，这些思潮因为受到当时儒学正统思想的影响和压制，传播受限，其传播范围仅限于部分文人之间，但这种思潮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到后来，随着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变法革新派兴起，变法派出于为变法革新制造舆论，以促成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他们便编撰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开始大举攻击古文经，并且顺带着怀疑了古史传说，他们认为古史传说大多是先秦诸子们为达到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经过变法者政治层面的宣讲，使得原本小众的“疑古”的学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影视中的清末民初改革维新派形象

进入民国后，随着西方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不断输入，国内学者尤其是那些留洋归来的学者，纷纷加入到重新检讨中国传说人物及历史的阵营之中，这些人中有主张废除汉字的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有主张白话替代文言文的洪仁轩、胡适、黄遵宪、陈独秀等，而像顾颉刚这样对尧舜禹真实性的考究亦或是发难，则是这群学者中比较典型的一桩历史文化思潮。

在疑古派看来，黄帝、炎帝这样的人物，只能归入传说，至于尧舜禹，则被列入传说附会之列。甚至，他们将历代学人追溯的古代王朝的开端“夏商二朝”也被认定是传说，不被当作信史看待。

但是，这些以顾颉刚、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疑古派”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像尧舜禹这样被正史记载，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典范”的人物，若真的没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话，怎么可会就被古人一夜之间杜撰出来？

轩辕黄帝雕塑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在研究历史的学者队伍中，有剑走偏分的“疑古派”，就有“信史与传说”的追寻古人记载与尊重考古资料的正朔探寻者。

关于历史和族群血缘的认同上，几乎每个华夏儿女都会毫不疑虑的打骨子里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有关炎黄二帝的考证几乎是和对尧舜禹的考证处于同一水平。我们现代人对炎黄二帝最早的认知来自于《史记》，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里说“黄帝者，少典之子，……”这些话，历来被学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人会去怀疑。

黄帝祭祀大典

但是，为什么同样出现在《史记》中的尧舜禹就被“疑古”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单凭史书文字记载去认定历史的真实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其次就是历史记录者立场的不同也会造成历史事件一定的偏差。所以，在没有考古的佐证，很多历史记载，尤其是文字未出现之前时期的神话故事，都很有必要的对其进行合情合理的猜测，这种猜测对历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辅助作用。因此，当20世纪初，胡适、顾颉刚等人在没有考古发掘资料做支撑的情况下，掀起“疑古”思潮的时候，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这一历史研究方面的新兴思潮。

对于这种思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而言，他们的这种否定尧舜禹真实性和夏商这两个朝代真实存在性的思维，很快就会被兴起的学术科目所推翻，这个学术就是——考古学。

殷墟考古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

中国的考古好古之学虽然发轫久远，但真正学科化的考古学却出现的很晚。古人把好古，好收藏考证者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称之为“金石学”。晚清时期的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就属于晚清时期的金石大家，而他在1898年，因病治药所买来的上刻有奇怪的刻划符号的甲骨，则揭开了中华文化历史上最神秘王朝的面纱，而那些神奇的甲骨上所刻写的符号经过多方查考，王懿荣与当时的一批饱学之士认定，它们属于一种远比小篆、大篆古老的文字，因为其多见于甲骨之上，所以它被称之为“甲骨文”。

后来，考古学家在王懿荣的考证之上，循着线索终于发现这些甲骨的来源地——河南安阳。

殷墟考古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

于是在1928年，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安阳考古工作在留学归来的李济的主持下正式拉开了大幕。在考古工作开展不久后，这里被确认为商代晚期遗址。

甲骨文的发现，大量甲骨的出土，随之甲骨文逐渐被释读出来，所以一张商王世系表，逐渐清晰起来。当人们拿着地下挖出来的甲骨文商王世系表与《史记》相互对照时，发现两者的记述竟是惊人的吻合！

殷墟考古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

由此可知，《史记》等古籍对于传说时代的记载，是有很大的确定性的，但是，从现在发掘出来的所有甲骨文来看，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跟尧舜禹有关的记载，所以说尧舜禹存在与否，在甲骨文发现后依旧存在着争议。

但是在甲骨文发现释读不久之后，一件迄今为止，最早记录大禹治水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出土了，这件文物用其身上的铭文证实了，至迟在西周初年，大禹治水的故事便已经有了。但是西周距大禹的时代毕竟比较遥远，所以这样的故事，依旧不能证明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是否真正存在过。

西周青铜器——遂公盨

尧舜禹中，所处年代最晚的大禹尚且未能明确其人，尧舜二帝的举证就更加困难了。

总之，疑古也罢，信史也好，这两者只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罢了。它们两种猜想在考古发掘工作未完成之前，就像一枚被抛起的硬币一样，未落地之前谁也没办法做到完胜对

具体内容如下：

一直以来对夏朝的记载知之甚少，对夏朝历史的探究也比较困难。因此，很多人质疑夏朝根本不存在。这句话最早是外国人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因为至今发现的遗址，没有一个能明确表明属于夏朝。

夏朝(约2070~1600年前)是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现在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多联盟或复杂的国家。然而，现在很多人质疑夏朝根本不存在。这句话最早是外国人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因为至今发现的遗址，没有一个能明确表明属于夏朝。但是古籍中记载的夏朝历史非常详细，夏朝的存在似乎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被史书提及的神秘王朝，历经1600年，中国为何自己都不承认存在过。而在中国悠悠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个王朝极为神秘，虽然在后世史书中多次被提及，但至今不见庐山真面目。而这个神秘的王朝，就是颇受争议的虞朝，有关这个王朝的记载，曾在后世《论语·泰伯》中被描述记载：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其大概意思为：在尧舜之后的周武王时期，才能被称之为兴盛。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中，也再次提到了这个朝代：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以及《史记·汲郑列传》也对其进行了记载：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俄国地理学会马上判断出这座死城的重要价值，当即命令柯兹洛夫放弃四川之行 闻名于世的黑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东南25公里处的古弱水河东岸。1908年4月1日，由沙俄军官柯兹洛夫率领的「 ”蒙古—四川探险队”在阿拉善沙漠发现了「 ”死城哈拉浩特”。当他们迈进城门第一步后，长睡了数百年的黑城就此被惊醒。俄国人进城后随处挖掘，很快就有了丰厚的收获，所得文物达百余公斤之重。这批文物立即被运往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马上判断出这座死城的重要价值，当即命令柯兹洛夫放弃四川之行。于是在1909年的5月23日至6月16日，探险队第二次进入黑城遗址，雇佣当地民工进行发掘，结果又获得大量的书籍文献、佛画塑像及各种用物。 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池，居然拥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宝藏？它又是如何变成死城，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数百年后又突然复活？这无数的谜吸引我与友人踏上了寻访黑城遗址的旅途。 秋日的黑城遗落在荒凉空旷的戈壁上，已带有肃杀之气的秋风掠起阵阵沙雨，如利刃般削割着千沟百壑的城垣。孤独的佛塔、死寂的废墟、剪影般的残壁、遍地的瓦砾，交织成一幅凄美幽深的历史画卷，在北漠的天穹下徐徐展开。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这里就已是屯垦戍边的将士与边民活动的区域。在黑城的西北，著名的汉代烽燧遗址沿弱水流域逶迤南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甲渠候官（破城子）和红城子遗址与之遥相隔望。在它的东南，开发于汉代的屯田区曾经是土质肥沃、水草肥美的绿洲。魏晋以后，崛起于西北的党项族经数代经营扩张，于公元1038年建立了封建国家政权，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西夏在全国设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治所黑城的「 ”黑水镇燕军司”即为其中之一。黑城北控大漠，西御回鹘，又是河西走廊连接北漠的重要枢纽，其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至西夏第八代皇帝纯时期，蒙古族开始兴起并日益强大，对西夏构成了致命威胁。公元1226年正月，元太祖成吉思汗以西夏接纳仇人及不送还人质为由，亲率蒙古大军自北攻夏。次月，黑城即迅速沦陷，同年西夏国亡。 马可·波罗近似白描的语言，传递出黑城所特有的淡泊营利的民风习俗，又透视出当时黑城自然资源的优裕 元代继续经营黑城。据考古发掘报告介绍，黑城遗址为早晚两座城址叠压在一起，外围大城为元代扩建，小城的创建年代则早于元代而晚于汉代，所以应当是西夏时期建筑的黑水城址。13世纪后半叶，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离开热闹繁盛的甘州城（今甘肃张掖）后，北行来到黑城。他这样记述了他所见到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城市「 ”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属唐古忒州。居民是偶像教徒，颇有骆驼牲畜，恃农业牧畜为生，盖其人不为商贾也。其地产鹰甚众。”此时距西夏亡国后近半个世纪。近似白描的语言，展示了黑城在两个朝代间的生命延续，传递出它所特有的渊源于宗教的淡泊营利的民风习俗，又透视出了农牧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的优裕。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元在居延故城置亦集乃（西夏语「 ”黑水”的音译）路，立总管府，治所黑城旧址。元代对亦集乃城进行了规模要远大于西夏黑城的扩建。城内的官署衙门、佛坛寺庙、街巷民居、店铺列肆，显现了继西夏黑城后城市功能的完善与经营范围的扩大。在设立亦集乃总管府的同年，总管忽都鲁又经奏准，动员军民、僧人合力开渠垦田，继续经营这片自汉代即已开发的绿洲。 这似乎是一座祥和富庶、充满亲和力的城市。在近7个世纪后出土的文书中，一份请柬记载的内容饶有趣味：「 ”谨请贤良制造诸般品味，薄海馒头锦妆，请君来日试尝，伏望仁兄早降。今月初八日小可人马二。”店主马二发出请柬，诚邀城内贤良来店品尝自制食品。语言平实，行文押韵，这个城市中的生活细节跃然纸上。 沙俄军官柯兹洛夫用40匹骆驼从黑城废墟运出了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因北元势力屡屡扰边，朱元璋发兵三路出塞征讨。征西将军冯胜取西道入甘肃，一路拔城陷池，势不可挡。兵临亦集乃城，守将卜颜帖木儿受降。同年，明置嘉峪关，缩小北控范围，关外不复经营。 据考古发现，黑城最晚的出土文物为一方北元天元元年（1378）铸造的铜印，表明在元末明初该城尚有人居住。然而弱水改道，生命之源断绝，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人们被迫逐水草而居，黑城终被废弃而成为一座死城。从此，这座生命力曾长达300余年、见证了两个朝代嬗变的孤城，与楼兰古城一样，在大漠中一任岁月侵蚀，黄沙遮面。 黑城已在沉寂中度过了500多个春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 官员对本土西域文化蕴藏的漠然与亚洲及西方陡然兴起的「 ”西域热”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他们对异域物质文明及金钱的倾羡，又使西域之门为外人洞开。缘此，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强烈探险与考古欲望的异域人接连不断地走进西域深入腹地，甚至从容不迫地攫取这里丰富的历史遗产。 沙俄军官柯兹洛夫两次进人黑城遗址取得了重大收获。1926年，已荣膺俄国、意大利、英国地理学会奖章的柯兹洛夫这样叙述他在黑城所获之丰：「 ”19年前曾从黑城废墟运出了40驼，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24万卷。” 柯兹洛夫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这对在西域活动已久的考古学家无疑引发了更为强烈的欲望。1915年，第三次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追随被他称为「 ”欧洲第一探考家柯兹洛夫上校”之后，率中亚探险队进入黑城。具有丰富考古学知识的斯坦因自知若在此地作系统发掘，必定会进步发现考古学的宝藏。于是黑城再次遭遇了异域人的挖掘， 230余册汉文古籍与数百页西夏文书为其所获。 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也步柯兹洛夫与斯坦因的后尘，怀着急迫的心情来黑城寻宝。但令他懊丧的是，这片废墟中的遗产似乎已挖掘殆尽，10天中他只找到了几件壁画残片与几只陶罐。 正如自额济纳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孕育了简牍学一样，黑城出土的文献已成为西夏学创立并发展的重要母体 1927年9月27日，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合组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黑城。考察团由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与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教授任团长。 中国学者的身影第一次在黑城出现。在充满科学热忱的学者的目光注视下，已承受数百年强劲西风扫荡的黑城，呈现出的是饱经风霜的苍凉之美，于是佛塔、门楼、圆顶 寺，都成为极富绘画天赋的斯文·赫定的速写对象。 黑城的历史遗产无疑是丰富的。1983年9—10月与1984年8-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组成的考古队，两次在黑城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与其他文物。文书文字多为汉文也有一部分为西夏文、畏兀体蒙古文，还有少量藏文、八思巴字等文字。文书种类有公文、契约诉状、帐册、书信、宝钞、柬帖票引，另有典籍图书、佛经等。这些文书典籍及其他文物，所涉学科甚广，考古、历史、语言文字、文学、宗教、民族、农业交通、纺织均在其内，为今人认识西夏、元代的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黑城所出土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神秘王朝西夏的历史研究，打开了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西夏文字笔画繁冗，素有「 ”绝学”之称。1909年，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伊凤阁在整理堆积于地理学会一间屋子里的黑城文献时，发现了迄今唯一一部汉夏对音常用字手册《番汉合时掌中珠》，由此破译了释读西夏文字之谜。至20世纪30年代，经过前苏联、中国、日本的西夏学者的艰苦努力，西夏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32-1934年，我国西夏学研究泰斗王静如撰写出版了《西夏研究》1—3辑，荣获法国东方儒莲奖。前苏联著名西夏学者克恰诺夫潜心研究黑城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新定律令》，历时近20载，写出4卷本巨著，为西历史研究填补了重大空白。正如额济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孕育了简牍学一样，黑城出土的文献已成为西夏学创立并发展的重要母体。 黑城标志性建筑「 ”整旧如新”的外观，在蓝天、黄沙的反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今天的黑城，也许难以再发掘出令人怦然心动的文物了。然而这座小城曾经承载过的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让每一个面对它的人，内心都充满了生发于历史的沧桑感与凝重感。 走出黑城，但见该城标志性的建筑——西南角的圆顶 寺与西北角的覆钵式佛塔两相对望，「 ”整旧如新”的外观在蓝天、黄沙的反衬下显得格外刺眼，真实自然的古旧原貌已荡然无存。形状的规整与色彩的新丽，与城内其他遗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历经岁月磨砺的完美和谐出现了如此难以弥补的裂缝，令人扼腕痛惜。 1927年9月27日，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结束当天的考察离开黑城时，圆锥状的灌木丛有规则地延伸着，人们如同行走在植物的回廊之中，两旁的柽柳数不胜数。与此同时，无数的死树也随处可见。而现在我们离开黑城时，满目只是戈壁、沙砾、枯枝、死树，生命的气息仿佛如此遥远，死亡之神却似触手可及。在已然降临的暮色中，渐渐远去的黑城死一般地沉寂。 在已经流逝的近千年中黑城走过了诞生、发展、嬗变废弃、沉寂的历程，而在刚刚逝去的20世纪初，黑城历史的无数细节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新的世纪，它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在生态环境令人产生巨大忧患的今天，戈壁西风日益强劲沙化推进愈发加剧，倒地的胡杨不断增加，无水的额济纳河道依然龟裂。 北漠中的孤城，不奢求你能绿洲再现，唯愿你能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