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北方少数民族瓦剌进攻明朝，明英宗御驾亲征，不料在土木堡被围，英宗被俘。

挑起争端

明英宗时，皇帝宠信自己的启蒙老师，宫中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尊敬的称他为先生，认为他“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对他言听计从，不料后来却险些因此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本来当时明王朝与北方的劲敌瓦剌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瓦剌不断的派人入贡，双方经济往来不断，关系还能够维持。

其实那时瓦剌的实力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了，周围其他的少数民族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住，隐隐约约之间已经成为了明朝在北方边境上的强大敌人，随时都在想借机侵入明朝境内。

但是王振并没有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只看到了眼前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瓦剌和明朝在边境上开设有马市，双方就在这里进行贸易。王振认为瓦剌送来交易的马匹太少，而要的回报又太多，觉得十分生气，就下令给驻守边境的官员，让他们拒绝付给贡使财物，并且停开马市，不再与瓦剌进行贸易。

这一下正好给了一直怀有野心的瓦剌一个良机。使臣回去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立时勃然大怒，还因为明朝本来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现在却出尔反尔，以这两点理由为借口，在这一年七月就发动了他的全部军队，分成四路向明朝进攻。这一年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

草率亲征

明朝因为太平已久，天下无事，军队的纪律都松弛了，不但缺乏训练，甚至连兵额都不足实数。在这种情况下，在边境驻守的部队根本就不是强悍的蒙古部落士兵的对手，纷纷不战而逃，防御战线很快就崩溃了。瓦剌军队因此得以长驱直入，一直攻到了内地，包围了西北重要的军事基地大同。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作惯了太平皇帝的英宗一下子慌了手脚，他赶紧派出军队去支援前线，可是不久又传回消息说派去增援的部队全军覆没了。

英宗不得不把大臣们都召来商议对策。这时候王振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皇帝御驾亲征，这样一来肯定能够激起军队的士气，到时就可以打退瓦剌的进攻。实际上，王振出这个主意是认为边境的形势并没有将领回报上来的那么严重，他总认为那是将领们为了日后请功而故意夸大其词。如果他能够使皇帝亲自到战场上去，战斗一定能很快结束，那时建议皇帝亲征的他就成了最大的功臣。而且在他的私下里，他希望皇帝能借这次机会到他的家乡去转一转，这样他的回乡可真是荣耀无比了。所以尽管朝中的多数大臣都极力阻止皇帝出行，因为这样太过轻率冒险，皇帝可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的。

但是王振仍是鼓动皇帝马上起身奔赴前线。英宗一向就只信任王振一个人，他听王振说到前线去并没有什么危险，还可以亲身尝试一下战斗的滋味，而不是总在宫里和太监们假装玩儿战争游戏，所以他不顾大臣们反对，几乎立刻就批准了王振的提议，马上下令开始做亲征的准备。

皇帝成了俘虏

只筹备了三天，英宗就像以往做游戏时一样，带着他懒懒散散、缺乏武器的50万大军上路出发了。随征的文武大臣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军中的一切事务都由王振全权处理，他这时好像变成了一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威风凛凛，好不过瘾。也先听说了明朝皇帝御驾亲征的消息，就准备好了陷阱，假装败退，想引明朝军队进入他的包围圈。随征的大臣们一路上还在不停的劝英宗皇帝改变主意，班师回朝，却都被王振拒绝了。直到一个被派到前线监军的太监狼狈的逃回来，向王振说了前线惨败的危险状况，王振才开始害怕了，于是他又怂恿皇帝班师回朝。

本来按照王振的安排，大军得胜之后回朝要走紫荆关这条路，正好可以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他本想有皇帝的大驾光临，足以光宗耀祖了。可是大军往回走到半路上，他忽然又想起如果50万大军全都从他家乡路过，肯定会踩坏他家的田地。因此他急忙找到英宗，要求改变回朝的路线，改走宣府一线。宣府比起紫荆关来更加接近边境线，走这条路危险性很大，说不定在哪里就会遇到敌人。

于是王振仍旧不顾众人的反对，命令大军掉头，转走宣府。这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也先听说明朝军队撤退了，就派出骑兵追击，很快就追上了明朝行动迟缓的大部队。明朝大军一见敌人忽然出现，都不禁惊慌失措，很快就被人数并不算多的瓦剌军队打散了。英宗在身边护卫的保护下且战且逃的退到了土木堡。瓦剌的军队很快追了上来，王振在乱军中被杀，英宗和他身边的几个太监都被敌人俘虏了。土木堡这一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

做了个太上皇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北京以后，整个朝廷都被震动了。国家不能一日没有君王，在群臣的催促下，由皇太后颁布懿旨，改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即代宗，改称英宗为太上皇。这样一来，等到也先带着原来的老皇帝来到北京城下借此要挟的时候，明朝就告诉他们本朝已经立了新皇帝，使他们无法借此威胁。代宗即位之初，马上着手进行抵抗瓦剌进攻的准备。

特别是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军队的整顿和防御体系的建立。

全城的人力、物力都被调动起来了，北京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下一心过。凭着这种团结抵抗的坚定决心，明军终于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不久之后，瓦剌军队见包围京城捞不到什么好处，外地的勤王之师又要到了，只好带着老皇帝匆忙的退出了明朝的领土。英宗如此宠信王振，终于落了个身陷敌手的下场，暂时失去了他的皇位。而王振的下场就更加凄惨，正是由于他自己的一意孤行，不但没能光宗耀祖，反而使自己惨死于乱军之中，正可谓是“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八王之乱是西晋年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前后历时16年。其最终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也指安庆绪），史指史思明（也指史朝义），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 靖康之耻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灭亡。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变。 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被俘事件。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把明军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部下杀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被俘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 传奇经历：太子—皇帝—俘虏—囚犯—太上皇—皇帝 提到明英宗朱祁镇，人们恐怕会首先想到土木之变和错杀于谦。或许有人会对其恨之入骨，但事实上他应该不算是个坏人，他的政务处理能力也并不差，为人也很勤快，虽然有两大污点（打错一仗，杀错一人），也并不能完全抹煞他的能力。 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代皇帝，明宣宗的长子，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生于宣德二年冬十一月己亥（1427年十一月）。出生四个月被立为太子。 1435年即位，年号正统，即位时才九岁。以累朝元老三杨辅佐（杨士奇，杨荣，杨溥），继续推行仁、宣两朝的各项政策，社会尚算安定。 正统7年，张太后去世，三杨逐渐失势，英宗开始宠信太监王振，振遂广植私党，启明代宦官专权之端。 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蒙元看成心腹大患，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第一前线。并且不断用加固长城和亲征的办法打击残元势力。 成祖朱棣先后5次亲征，病逝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1449年蒙古首领也先以明朝削减马价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唆使下草率决定亲征。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亲率精兵50万出师迎敌。8月，大队人马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队包围，数十万明军断水，军心大乱。 数日后，明军被蒙古军击溃，50万大军全军覆没，王振为部下所杀。英宗也被也先掳去，转瞬间由皇帝变为阶下囚。史称「 ”土木堡之变”。 英宗被俘，北京的明众臣为稳定人心，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为景帝，改元景泰，英宗被尊为太上皇。原本被视为奇货可居的英宗变成了空质，后在右都御史杨善等人的 、积极斡旋下，英宗得以南归。回京之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景泰八年，景帝病重，英宗在武清候石亨、左都御史杨善、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的拥戴下发动了夺门之变，复登皇位。改年号天顺。后杀害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有功的大臣于谦等多人，但是也任用了许多有能之臣。 复位之后的英宗勤于理政，并任用李贤、彭时等贤臣，先后惩治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小人，政治尚算清明。又不顾左右反对，释放建庶人（建文帝幼子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听钱皇后之言恢复前朝胡皇后的位号，死后遗诏罢宫妃殉葬，明史誉为德政。两次共在位二十二年。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崩，庙号英宗。死后葬于北京天寿山裕陵。 《明史》的赞词是：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明正统初年,宦官王振利用英宗年幼,专断朝政,扩张势力,一时权倾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师也先率军进攻大同。王振一心欲出兵扬威,于是胁持英宗,率50万大军往大同迎战。

八月初,明军进至大同时,也先已率军退走。王振本欲进兵,却在听到其他明军败北的消息后害怕起来,急忙下令班师回京。开始,王振欲经紫荆关回京,想让皇帝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以显示威势。但大军前进40里后,又突然觉得大军经过会损坏他的田园,于是改变命令,转而由北路经宣府(今河北宣化)由居庸关回师。

本已撤军北归的也先,闻明军突然回师,遂率军突破长城,反扑过来。十四日,明军沿驿路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沙城东南,是由京师至宣府、大同的重要驿站)时,因王振等待其运送他沿途收刮来的财物的千余辆辎重车,而未能及时人据相距仅20里的怀来城。黄昏时分,也先军追来,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各要点。明军掘地二丈无水,而堡南15里处的河流已为瓦刺军控制,军心因此而动摇。也先指挥军队乘夜发起攻击,明军战不能胜,又饥渴难忍,至天明时已疲惫不堪。

也先见一时难以取胜,便令军队稍退,派使诡称议和。英宗于是派两个人前去谈判。王振误以为和谈将成,竟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当的明军将士闻令,急忙向南奔跑,阵势大乱。也先乘机挥军从四面攻击,大败明军。混战中,明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等50名随从大臣均死于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激于义愤,击杀王振,而后冲入敌阵,杀数十人后壮烈殉国。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驿因此而广为人知,成为宦官专权误国、误军的见证。

土木堡之变是什么

土木之变，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9月1日）第四次明英宗北伐时，明朝在土木堡败于瓦剌的事变。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明朝接到也先领导瓦剌军队侵犯的情报，明英宗朱祁镇决定北伐亲征，十六日从北京出发。明英宗企图再现五年前正统九年边军征讨兀良哈的成功体验。然而，在明英宗组编亲征军的时候，外卫的兀良哈征讨军却没有被编入。因此，避免了在同年八月十五日的土木之变中覆灭，得以幸免。在土木之变后的京师保卫战中再次出师，在面对瓦剌军队时，以各种军功晋升。

明代正统14年（公元1449年）7月，瓦剌部进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仓促率兵20余万人亲征，因准备不足溃败损失数万，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

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李贤之《天顺日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