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物画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1、原始时期人物画

美术史中对人物形象的描绘自古有之，原始美术中的《人面鱼纹盆》、将军崖岩画等就是最早的例子，其中都有对人类形象的描绘。

2、魏晋时期人物画

魏晋时期的中国人物画成为独立画科，并形成中国人物画的三个特征。它的特点是以线造型、以形写神、人物画具有记功录事功能。人物画具有记功录事功能体现社会意义和政治目的，成教化、助人伦，具有题材的道德性，这一特点在唐代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步辇图》中亦有表现。

3、唐代人物画

唐代是中国人物画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道释人物画和仕女画创作中。在人物位次安排上，遵丛“主大从小，尊大卑小”原则；画面背景留白，计白当黑，仕女画早在初唐就受到重视，并已有高水平的作品出现。

4、宋代人物画

宋代以降，由于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人物画因其题材所限，难能出现兴盛的面貌。但仍有人物画家及作品值得一记。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在用线上显出吴带当风的特色。李公麟的人物画长于形象塑造，能画出不同地域、民族、阶层的人物特点，勇于突破陈规，别创新样。

5、明清人物画

明清人物画出现变形主义，与此同时的曾鲸及其影响下的波臣派，在人物画的创作上更具特色。清中后期人物画受西法影响，并在作品中有所显现，郎世宁等西方画家供职于宫廷，作品上出现了中西画法融合的风格特征。

扩展资料：

明清人物画相对前朝较弱，直至晚明时代，人物画得到振兴，出现了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吴彬等画家。他们糅合晋唐五代传统与民间艺术传统，在浙派和吴派之外，别树一帜，开辟出一条“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艺术道路，反映了明末清初书画艺术共同追求的一股时代风尚。

明末清初题材多道释人物，造型夸张变形，饶有装饰意趣，笔法遒劲，设色古雅，称得上是人物画史上的变形主义。突出代表人物为陈洪绶、崔子忠，史称“南陈北崔”。

曾鲸创墨骨画法，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不光注重表现人物的外貌特征，而且深入揭示人物的精神气质。在画法上他既吸收民间写真的传统技巧，又糅合文人画的审美取向，力图出新，故而其作品文质相间，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格。

而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帝王的好尚，西法逐渐成为宫廷画家学习的对象，一些院画家不仅掌握了西画技术，尤能逐步将传统技法和西法相协调，画出既具立体感而又有中国笔墨趣味的人物画作品。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弹指49年过去，《清明上河图》来沈“省亲”，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我们期待着《清明上河图》早日回“家”看看。

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看唐代人物画特点

通过学习中国古今名画欣赏析，在欣赏一幅传统中国画时，首先会感受画面带来的“形神”“气韵”然后是笔墨布局，最后思考总结作品的艺术特点。地位和影响。

《簪花仕女图》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代表作品吧。看首先应了解周昉的一些基本情况，周昉出身贵族，先后做官，对宫廷族妇女生活十分熟悉，因而对族妇人及侍女的气质神态把握精确，通过对人动作细节的描写刻画。体现也唐代人物画最重的以形写神的艺术特点。

《簪花仕女图》是描写春夏相交时节一群服饰艳丽云鬓高耸的贵族妇女、赏花、戏犬、观鹤、漫步的场景。无论用笔。用墨设色都体现出唐代人物画的精髓，用笔纤细。而又不却弹性，设色清丽艳明对质感的描绘把握非常贴切到位。细纱衣轻薄透明，肌肤丰韵、白皙。头饰闪亮。多层烘然、罩染、分染相结合和以色代线的手法都开启唐代工笔人物的新风。

纵观唐代人物画《簪花仕女图》从内容上体现出绘画题材。较以前也发生了度化。转化人情世俗化，从线段来看，唐人的线描也多了更多的度化，画面布局上用假山烘托主体，人物的用大小来体现主次。从贵族妇女的体态也体现了唐代人对人物审美要求！

人物画基本技法

无论中外，在早期绘画的发展史上，都以人物画为主，而

且都为宗教或政治服务。从近年来陆续发掘的古代帛画或壁画

中，可以见到古代的帝王、功臣、圣贤或文人们的面貌，有浓

厚的政教功能，也有古人信奉的佛、菩萨、罗汉等释道人物，

甚至更早的神话传说，充满的神秘的宗教色彩，尚可见到描写

现实生活百态的风俗画、表现宫廷唯美趣味的仕女画及戏曲中

的人物故事画等，各种不同形式与题材的人物画，都有细致的感情描写，和唯妙唯肖的形象刻划，给观赏者带来深刻的美感。

一般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等门类。

综观中国古代人物画，

在表现的技法上大致可分成三类形式，

一为白描画法。为工笔重彩画法。三为写意画法（简笔画法）

第一幅人物画：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

第一幅山水画：展子虔《游春图》

第一幅花鸟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壁画《牡丹芦雁图》，另一种是黄筌《写生珍禽图》

第一幅文人画是：顾恺之《洛神赋图》

第一幅工笔重彩：西汉T型非衣

一部分就是来自故宫的南薰殿里的五百八十多帧古代名人的画像。比如：华佗、荀子、王安石，出自《历代圣贤名人像册》。孙武、范蠡、孙膑，出自《历代武臣像册》。孔子、颜回、孟子，出自《至圣先贤像册》。伏羲、尧、禹、商汤、周文王、李世民，出自《古帝王像轴》。

还有一部分来自王圻王思义父子的书《三才图会》。当年王圻王思义父子为了《三才图会》可是耗了十多年，所以这套书里的插图量非常惊人。拿《人事》卷来说，但凡历史上稍微有点名气的人，父子俩都给他们做了画像。

还有一部分出自大师蒋兆和。蒋兆和（1904-1986），祖籍四川，师从徐悲鸿，其用笔融中式写意和西方明暗于一体，堪称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蒋兆和根据古籍里对人物的书面描述绘画，但有些描写实在太过简单，蒋兆和没有办法，只好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当范本，比如李时珍，就是蒋兆和拿自己的老丈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作模特，然后，就有了这幅广为流传的李时珍像。

其他比较零散的还有：

吴道子（传）《孔子行教像》与赵孟頫《苏轼像》。

关汉卿。李斛作于1962年。

等等等等~~~

导读：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我国的人物画，历史悠久。据记载，商、周时期，已经有壁画。东晋时的顾恺之专尚画人物画，在我国绘画是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主张……

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我国的人物画，历史悠久。据记载，商、周时期，已经有壁画。东晋时的顾恺之专尚画人物画，在我国绘画是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主张。唐代闫立本也擅长人物画。还有吴道子、韩斡等等。都为人物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唐以后画人物画的画家就更多了，历代都有。

中国的人物画，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出现较山水画、花鸟画等为早；大体分为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历代着名人物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唐代韩滉的《文苑图》，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诘像》，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元代王绎的《杨竹西小像》，明代仇英的《列女图》卷、曾鲸的《侯峒嶒像》，清代任伯年的《高邕之像》，以及现代徐悲鸿的《泰戈尔像》等。在现代，更强调“师法化”，还吸取了西洋技法，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