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是在永乐时期建立的。

永乐虽有洪武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就应运而生。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没有他父亲的体质，为了减少劳累，只好设置内阁帮助他。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但是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帝，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内阁成立以前，宰相拥有仅仅低于皇帝的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最后决定如何处理，最后由六部校对下发。

内阁大学士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内廷实际上是高于外廷的，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和宦官专权。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机构。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实际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至今人们称呼各国处理国家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仍多按此习惯称为内阁。内阁一词已成为政府首脑部门的代称。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开始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其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宝文阁学士、显谟阁”等学士，但都是给做过宰相的人加上的荣誉衔，无实际职责。《宋史职官志》记载：“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

由上可见，唐宋时虽有“殿阁”和“殿阁大学士”之名，实际上都不是“内阁”。

“内阁”机构的建立开始于明朝。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 又置文华殿大学士， 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 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

“内阁”的真正建立是在明成祖的时候。明成祖即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于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始称为“内阁”。“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永乐中期以后职权渐重，实际上成为辅佐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大学生后，明朝内阁的权力达到顶点。

清朝沿用明制，亦设内阁。但清初由皇族中的实力派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决策，内阁的权力受到其一定程度的限制，康熙皇帝汲取明朝的教训，重建内阁体制，但其自身的权力已不及明代内阁。明朝中后期诸帝多不问政务，故内阁大臣能操纵政局；而清帝多不废政事，“内外大臣言官折奏则直达御前，阁臣不得与闻；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内阁只是执行皇帝意志的工具。而由于无大臣互讦宦官乱政之事发生，所以内阁大学士的职掌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有“代阅章奏”，“票答”，“赞襄机务”，“总裁实录、史志”等数项。1732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后，实权在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变成只是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构，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内阁的意见在国家事务的决策过程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事务仍由内阁办理。清末设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内阁均废。（民国初年的内阁性质不同，已不是明清内阁的继承。）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七月，顺治帝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

大学士改加殿、阁头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去掉中和殿，增入体仁阁，成为三殿三阁）。大学士的品级改为正五品，这也是参照明制，怕大学士权力过重，而特降低其品秩，借以抑制。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顺治驾崩，年仅八岁的康熙即位，四大臣辅政，守旧一派抬头，内阁被废除，恢复为内三院。

康熙亲政后，为巩固从保守派大臣手中夺回的皇权，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复设立内阁。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在康熙年间，满、汉俱定为正一品。

至此，大学士成为清王朝地位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清大学士满、汉两途，勋高位极，乃以相授，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这说明清代大学士的地位是极为尊崇的。

协办大学士，犹如宋之参知政事，为大学士之副职。初期未有定额设置，遇有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或奉差在外，才另选人员协办阁务。早在雍正元年至五年间（公元1723—1727）有署大学士，六年（公元1728 年）又有额外大学士。十年至十三年（公元1732—1735 年）再设协理大学士。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 年）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从一品。

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去兼衔）。其职掌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若依其应有权任，并不仅于此。如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 年）谕：“学士乃参赞政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近来并无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帖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此后各有所见，俱令敷陈。”①虽有此谕，可是一般学士仍按部就班，作一些例行之事而已，远不如军机章京职责之重。

内阁人员的额数，据《大清会典》、《清史稿》等书的记载，规定为：大学士满、汉各2 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6 人、汉4 人，典籍满、汉、汉军（编入八旗之汉人）各2 人，侍读学士满4 人，蒙、汉各2人，侍讲满10 人，蒙、汉、汉军各2 人，委署侍读无定员，中书满70 人，蒙16 人，汉30 人，汉军8 人，帖写中书满40 人，蒙古6 人（以上各员额时有增减），撰文中书无定员，供事62 人，总人数为288 人（委署侍读是由典籍内派委、撰文中书是由中书内派委，都不占额数）。

内阁乃诸曹总汇之区。其职掌据《光绪会典》卷2 载：“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凡大典礼，则率百寮以将事”。其具体的职务有：

第一，掌议政事，宣布纶音（皇帝的诏令）。

内阁为正一品衙门，位在六部之上。大学士“位尊望重”，其职务首先是议政事，宣布纶音。阁臣常在皇帝的左右，充当顾问。他们不但对答政事中的疑难问题，而且为皇帝办理公文，草拟谕旨。内阁所承办的公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据《光绪会典》卷2 载：凡纶音之下达者，曰制、曰诏、曰诰、曰敕，皆拟其式而进焉。凡大典宣示百寮，则有制辞。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宪，则有诏，有诰。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曰诰命。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次者，曰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坐名敕、传敕，曰敕谕。 内阁为丝纶重地，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凡应发钞者，皆下于内阁。此外，内阁还负责记载纶音，所载事项分为三册：凡每日发科本章，满汉票签处当直中书摘记事由、详录圣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丝纶簿”；特降谕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上谕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分为一册，称为“外记簿”。三册存放内阁，以备参考。

第二，办理本章。

内阁的日常事务，是为皇帝办理本章。《内阁志》中说：“大学士于军国，事无不统，其实每日所治事，则阅本也。”《皇朝文献通考》卷80 载，大学士的职务主要也是办理本章。清代内外官的本章可分为通本和部本两类。凡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学政、盐政、顺天府尹、盛京（今辽宁省）五部本章，俱通过通政司再送内阁，称为“通本”；在京六部及各院、府、寺、监衙门本章，称为“部本”。通本到阁后因无满文部分，先由汉本房将其贴黄翻译为满文，转满本房校阅，缮写清楚粘贴于后。部本原系满、汉文合璧，与译好的通本一并交汉票签处。由中书草拟票签，经侍读学士校阅， 由大学士审阅后，交满、汉票签处缮写满、汉文正签。经内奏事处进呈御览； 皇帝批阅后，交批本处，汉学士批汉字于正面，翰林满人中书批满字于反面，至此成为“红本”。接着是下达执行：由满本房领出交红本处，每日六科给事中来处承领，到科后抄发各衙门执行；每年终，由六科给事中回缴红本处，转交典籍北厅，再入红本库保存。此外，内阁还处理部分奏折。

第三，办理典礼祭祀的有关事宜。

凡是比较隆重的典礼和祭祀，如皇帝登极、立后、祭天地、祖宗等，都由内阁办理。《光绪会典》卷2 载：凡大祀、中祀，前期书祝版。奉神位于坛庙，则视镌与其饰青。制册宝亦如之。皇帝登极则奉诏，授受大典，奉宝亦如之。册立册封则授节。命将出师，授敕印亦如之。文武传胪则奉榜。凡大朝会、进表，则展表所宣焉。

第四，组织修书，存贮档籍。

纂修史籍，本是翰林院职掌。顺治初，以翰林院分隶内三院，修书各馆，也附设于内三院。康熙以后，虽分设翰林院，但各书修纂，仍以内阁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则分兼副总裁、总纂、纂修等职。此外，内阁还负责档案典籍保藏。在东华门内置红本、实录库，这是清政府重要的档案库。另外还收存揭帖。《光绪会典事例》卷14 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议准，各省题奏本章，俱增写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馆，俟记注后，将揭帖转送内阁收存。”内阁收存最大量的档案是红本，其他还保存实录、圣训。

内阁的内部设有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处、饭银处、副本库、批本处等机构，分掌各项事务，其设官员额及具体职掌分别如下： 典籍厅：是内阁的秘书部门，有学士10 人（满6 人，汉4 人）、典籍6人（满、汉、汉军各2 人），供事22 人。此外侍读学士、侍读、中书等兼在典籍厅办事者，由大学士派委，无定员。其办事之所，分南、北两厅。南厅职掌有四：

（一）掌关防。内阁无印，对外行文，用典籍厅关防。

（二）收发及办理文稿。各衙门来文，直送两厅，再按事务性质分送各

房。

（三）官员考绩事务。负责对侍读、典籍、中书等官的考绩。

（四）管理“吏役”事务。考取助理事务的“供事”及管辖皂役等事。

北厅职掌也有四项：

（一）掌奏章。拟办陈事请旨之奏本及进贺表等。

（二）办理大典事务。即关于大典礼的筹备应办事项。

（三）用宝洗宝。请用国家宝玺及岁终封宝日洗宝事务。

（四）收藏红本图籍，并收贮表章等。

满本房，或称满本堂或满洲堂。有侍读学士2 人，侍读4 人，中书39人，贴写中书24 人，供事3 人，共72 人（均为满员）。掌校阅题本的满文部分，管理内阁大库及皇史宬的收藏事务。如收贮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方略及经略将军的印信等物。收发和每日向皇帝进呈实录，增修王公世爵谱册以及缮写各项满洲文字。

汉本房，又名汉本堂，有侍读学士4 人（满、汉各2 人），侍读5 人（满 3 人，汉2 人）、中书42 人（满31 人，汉军8 人，汉3 人），贴写中书16 人（都是满员），供事3 人。其职掌为收发通本，翻写贴黄及各项应翻为满文之文书，如上谕、碑文、册宝、祝版应译为满文者均属之。故又有翻译房之称。

蒙古房，又称蒙古堂，有侍读学士2 人，侍读2 人，中书16 人，贴写中书16 人（以上均蒙员）。掌翻译蒙、回、藏等各种文字以及外国来文。凡遇有各藩部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凡颂扬各藩部诰敕、碑文、匾额以及奉旨特交事件，俱由蒙古房译出缮写。并管理蒙古实录，圣训。凡外国文字，如俄国照会，即召翰林院俄罗斯馆官员至房翻译。西方各国来照，即召西洋馆官员翻译。

满票签处，有侍读3 人（满员），中书22 人（满20 人，蒙古2 人），贴写中书8 人（满员）、供事4 人，此外尚有委署侍读（满员）若干人。满票签处掌校阅满文本章并撰缮满文票签，皇帝出巡时，发递本报。京内外官员的奏折，经皇帝批阅，应交在京各衙门知道或办理的，由军机处交满票签处，传知各衙门钞回办理。

汉票签处，有侍读2 人，中书27 人（以上均汉员），供事4 人。此外有委署侍读若干人。掌校阅汉文本章，撰缮汉文票签；撰拟御制文字，如制、诏、诰、敕、册文、祝文、封号等。

诰敕房，康熙十年（公元1671 年）始设诰敕房，隶汉本房兼管。专司校勘和收发诰敕。凡汉票签处撰拟诰敕，由诰敕房审核，缮定正本，用宝颁发。 封赠诰敕，按定式刊刻存储，凡用时交中书科填写，经诰敕房校阅颁发。

稽察房，雍正五年（公元1727 年），令各部院衙门将每日事件已结、未结情由声明送内阁，于月底汇齐奏报，这时始设稽察房①。其职官由大学士于满、汉侍读、中书内派委，无定员。额设供事4 人，凡交部议复事件，按日记档，俟各部院移会到时，逐一核对，分别已结、未结，每月汇奏一次，叫“月折”。每日军机处发出满、汉文谕旨，由满票签处移至稽察房存储，至月底，缮写满汉文合璧奏折汇奏，称为“汇奏谕旨”。

收发红本处，又称红本处、收本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会典》均未见记载。《嘉庆会典》始有此名称。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凡批过的题本，交由红本处每日发给六科传钞，年终缴回汇集，贮入红本库。

饭银库，又称饭银处，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洲侍读、典籍、中书内派委，无定员。专掌收支内阁司员饭银。这种饭银由各省总督、巡抚及布政使咨送。 分配办法是：大学士每日银三钱，以下官员递减，至中书每日银六分，以充飧食费用②。

副本库，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嘉庆会典》始有此名。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掌收题本之副本。乾隆以前，每到年终收藏副本，都派汉票签处的中书送存皇史宬厢房，年久贮满，无地存收，才另设副本库。

批本处，乾隆以前称“红本房”，设于宫廷之内。其司员有满洲翰林院官1 人（于翰林各职事内选用），中书7 人，掌进本之收发与批本事务。每日进本，由满票签处中书送交批本处，由批本处送内奏事处进呈，待发下以后，批本处照皇帝阅定满文签，用红笔批于本面，再交满票签处中书带回内阁，遇有改签及“折本”，皆存记档案，按日交发办理。

清内阁自天聪十年（公元1636 年）设内三院起，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掌握国政有270 多年之久，但其势力不是始终如一的，是屡有演变的。初设内三院时，尚在关外，并有议政处分其权。那时只是初具规模。入关后，为加重内三院之职权，明命条陈政事或外国（对外）机密或奇特谋略，都由内三院转奏。并定内三院品级与六部同（先是低六部一级）。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正式改为内阁，只是沿袭明代官制，并不是加强内阁职权，减少了它的职官人数，其权势反而低于内三院。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 年）再改回内三院，大学士品级又同于六部。康熙九年（公元1670 年）恢复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康熙亲政后，军国机要，始终归内阁。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 年），大学士升为正一品，在各部尚书之上（尚书为从一品），当时虽已设军机处，但任军机大臣者，除亲王外，其首领必是大学士，所以当时的大学士是勋高位极，因称内阁为“宰辅”。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 年），再设军机处后（军机处停设了二年），机要章奏都下到军机处。凡军国要务，都要由军机大臣承旨出政，内阁之权便轻，只是办理一些例行事务。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原来具有宰相身分的内阁大学士，成为进爵的虚衔，内阁便沦为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 年）八月改题为奏，内外臣工的奏章，一般都采用奏折。改题为奏后，各省督抚就不须把题奏事件的副本交通政司转送内阁了，内阁便成了“闲曹”。这时的内阁公署，仅成了储存档案之所。宣统三年（公元1911 年）四月，另组西欧式的责任内阁，旧内阁废。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学派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1 崇奉 孔子 学说的重要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　西汉 以后，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 尧 舜 ，宪章 文 武 ，宗师 仲尼 。”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奏启》：“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 范文澜 蔡美彪 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 孔子 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 孔子 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　

2 指读书人家。　

唐 元稹 《高允恭授侍御史知杂事制》：“ 允恭 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监察御史时，分务东台，无所顾虑。” 宋 罗烨 《醉翁谈录·金陵真氏有诗才》：“ 元祐 中，有 真氏 者，本 金陵 儒家也，美貌又有诗才。”《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家下贫穷，不敢仰攀富户，但得一样儒家女儿，可备中馈，延子嗣足矣。” 儒家的思想和主张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随着学科的细分，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解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

这个得从地理上起头。。。东方的维度和气候适合生育，比如俄罗斯维度太高，不适合生育，所以使劲玩性也没有关系，甚至想生孩子都生不下来，政府都鼓励生育，报纸上不有就说一对俄罗斯夫妇就生不下孩子，最后来中国两年生了三个。西方国家打斗这个维度所以西方强调性和开放是很自然的。而东方恰好就适合繁殖。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都在强调纲常伦理，因为稍微不注意，就喜当爹了。。。。所以中国古代就变得非常保守，最明显的体现形式就是穿衣服特别多。。。少了不就像原始社会或者外国那样，亲热起来就太方便了。。。至于唐汉盛世一类的，盛世嘛，思想开化了，文明程度高，人们也都衣食无忧该有的都有，而且纲常伦理道德一类也很高，所以露一露显美也没啥危险。

封建社会后期，这些纲常伦理就已经死板到成为统治手段，而且越走越偏，愈演愈烈其形式已经大大超出其作用了，再加明清那一时期也不是什么盛世各朝代期间还各有各的原因以及封建社会形势的没落都需要加强统治，所以从伦理风化上越来越保守。

1792年，英国乔治国王任命马嘎尔尼为全权特使前往中国。乔治国王交给马嘎尔尼的任务是建立相互获利的平等外交关系。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马嘎尔尼带领着一支庞大的使团出发了。但在在中国地方官员的奏折中，这一事件变成了“英国国王为感谢天朝恩德，派出使臣不远万里为乾隆爷祝寿。”而此时已经垂垂老矣的乾隆却错失了上天给中国最后的几乎，以至于中国整整落后了西方200年以上。

一、在乾隆在位时期，世界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元1644年，在多尔衮的率领下，人数少得多的满清开始统治中国。就在满清贵族下达“剃发易服”的命令时，远在欧洲的英国正在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在康熙皇帝认为自己是千古一帝时，英国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已经出台，从那时起，我们在思想上就已经输了。在康熙、雍正两任皇帝的努力，清朝进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更加沉醉在一片海市蜃楼之中，而这个盛世只是用棉絮沾清油燃烧起来的而已。在乾隆在位的中后期，中国的经济稳居世界第一，总量超过了欧洲与美洲的总和。但也就在这一时期，先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当然，乾隆皇帝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这个皇帝估计都不知道欧洲在哪。

马嘎尔尼抵达广州以后，清朝两广总督按照接待外国贡使的标准接待马嘎尔尼。虽然待遇十分优厚，但却总显露出一股以上对下的傲慢。当然当时的国人就是这个德行，根本不懂什么是平等、博爱与自由。清朝的外交机构只有礼部和理藩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自信与傲慢。在所有的国家中，清朝唯一对俄国人和和气气。因为俄国与清朝接壤，所有清朝统治阶层只知道俄国是一个强国。但对比俄国强得多的大英帝国，清朝一概不知情。由始至终，清朝官员们一直在给马嘎尔尼打哈哈，从来不谈什么实际性的问题，这让马嘎尔尼十分恼火。更要命的是清朝坚持让马嘎尔尼双膝跪拜乾隆皇帝，而马嘎尔尼即便是觐见英王也最多单膝下跪，双膝跪地在欧洲人看来是一种侮辱。

二、英国带来的一系列先进技术，满清朝廷完全不屑一顾

为了与中国达成预期的目标，马嘎尔尼带来了一大批珍贵的礼物，其中包括野战炮、战舰模型、地球体、圣经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到达北京以后，清朝官员根本不屑一顾。首先是火炮，英国带来的野战炮是最新型火炮，每分钟可以发射6发炮弹。而清朝的火炮是5分钟1发，重量是英国火炮的17倍，射程却只有英国火炮的一半。其次是英国君王号战舰模型，这艘战舰排水量达到了2400吨，可以安放120门火炮。而清军战舰一般只有200多吨，火炮数量最多7门。相比这些东西，清朝官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英国仿制的瓷器上。一大群清朝官员对着英国瓷器指手画脚，根本不把周围的先进科技放在眼里。

在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马嘎尔尼提出了包括相互通商、互派使节等等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在现在看来再合适不过，但在当时的乾隆皇帝看来，这是一个蛮夷小国对天朝大国的挑战。乾隆皇帝十分冷淡的拒绝了马嘎尔尼。并在给英国国王的回信中也暴露出了一股以上对下的傲慢。清朝有以厚礼回报纳贡者的习惯，这说白了就是花钱买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清朝给英国使臣的回赠多大60艘船，但是大多都是瓷器、珠宝和丝绸。马嘎尔尼在回国途中失望的写道：“中国就像一艘破旧的战舰，它之所以没有沉没，完全是船长的功劳。一旦一个无能之辈走上指挥台，它将如何面对暴风骤雨。”

三、在整整60年之后，清朝没有丝毫的改观

在马嘎尔尼访华之后，英国又先后派出了两次使团。但是这时的英国已经更加今非昔比，英国使臣拒绝单膝下跪。而傲慢的清廷强令英国使团离境，中英之间的和平谈判完全终结。1840年，英国军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拥有90多万军队的大清国（从来没有大清朝的说法）被英军一顿暴打。在此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通商口岸，也割让了香港岛。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清廷内部没有丝毫的改变，还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在他们看来，这次战败只是天朝的一次失误。但是又过了20年，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发现当年马嘎尔尼带来了那些野战炮、战舰模型仍被锁在仓库里，而且落满了灰尘。也就是说，在60年内，清廷先后四位皇帝没有一个人碰过这些东西。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简介

自嬴秦以来，改朝换代更天换地者十数次，这些氏族为何能在十数次天崩地溃中屹立不倒？人自然明白，无他，出卖旧天子，充当新奴才尔，通敌才是贵族之大道，是故，国因贵孔而空，民以卖国而荣，民之所以卖国，是为其族可以老大也，国之所以靡空，是因其崇老大而失道也，进而，要从根本上拯救糜烂的清朝，梁启超就写了本篇《少年中国说》，为的是克服氏族传承5000年的谎言，断了崇洋媚外的根源，了结卖国而偷生的情愫

原文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饮冰室合集》

任公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末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固，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敬贺，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当许多危及她的文明（无论是野蛮的还是超出她的文明高度的）入侵时，她仍然显示出强大的抵抗力，这种坚固性一直保护着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当然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我们将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他所有的文明都有或多或少的碰撞与冲突，并最终融汇为多元的一体，如古埃及文明与古阿拉伯文明，古罗马文明与日耳曼文明，而中国几乎没有。与中国文明特性相似的还有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及玛雅文明或印加文明，这些文明总体上与中国相比有很大的落后性，但她们有共同的封闭和自我陶醉性，这些落后的文明无一列外的都消亡了，只有中国仍然保留了古老而原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通过世界地图可以发现，她的西面有高大的帕米尔高原，这足以阻挡来自野蛮民族的侵入，她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海的对面几乎没有陆地，南面和北面几乎都是未开化之地，不能怪她，这种天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她的与世隔绝，而在西亚，亚欧非三大文明在此交汇，当然不同于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孔子的儒教一直在中国统治着两千多年，这在其他文明中很少出现过，尽管中间出现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冲击，但至始至终儒教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教也一直与官方合作并被官方利用。中国尽管也出现过思想启蒙的运动，但她们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十分微小，没有真正起到启蒙的作用。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漫长的封建地主制形成了东方最为强大的集权，这种集权不光体现在中央，地方上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的老百姓都习惯于服从。这种中国独有的集权在西方是极少有的，中国的领导者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是没有敌人的，很少有反抗者，历史上的诸多农民起义都是在民众的生存受到了毁灭的危险下才被迫发生的，然而悲哀的是起义者胜利后建立的仍是上一代的旧制，没有丝毫创新。所以可以这样说，当中国在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封建制并延续时间最长而沾沾自喜时，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可以说是在原地打转，没有任何巨大的变化，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极其悲哀的。因此我们可以思考到，在强大的君主集权下所衍生出来的一直以小农所有制存在形式的封建农业经济在中国大行其道了，而新时代的工商经济体却一直在萌芽中一次次被扼杀，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堡垒强大的只有通过外部力量才能摧毁它，然而这种通过外部入侵的方式除了在外部冲击旧的经济方式之外，另外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掠夺和民族灾难，它们必须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我们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是基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与之前的传统文化区分开来这一点，我们新形势下的文化虽然外壳依然坚硬，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它在全球文化，经济等诸多开放浪潮的冲击下正在慢慢走向解体，这当然得益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日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我们在这新形势下更应该探讨保守性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原因，来彻底地将传统文化的阻碍性从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清除，以迫使思想文化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够进行下去。

本人认为，中国要有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使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

进步思想等够深入人心，只有经过思想上的洗礼，中国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自由民主。我们极其反对那些要求我们党现在放权，实行三权分立等一系列的民主化运动，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当今的中国社会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我们没有真正的民主基础和思想武器，时机不成熟只能使中国陷入者军人掌权或者个人独裁的无休止动乱局面，从而造成民主的倒退，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所有我们目前的集权是必须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这种集权中进行的，我们应当支持我们的政府继续将改革深化下去。思想上要变化，首先政治气氛要宽松，初步建立公民权利保障体制，政府要一步步放权，使经济能够在政治的庇护下前行，经济发展是整个思想启蒙运动的钥匙，思想启蒙运动又是中国自由民主化运动的根本，政治改革是自由民主化的主要推手，所以经济的发展才能逼使政治改革向前行，而政治改革后才能有思想文化的彻底解放，经过思想上的洗礼之后，中国的自由民主基础才算牢固，民主运动才能可行。

孔子作为第一个教师教学生古典古代典籍请问交的是哪些书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官。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 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 479年。

孔子和六经

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 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前一个数目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 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 《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 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 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 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 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 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 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 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 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 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 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 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 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 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 义。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女性都十分保守，那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中国的历史，其实在唐朝之前，我国古代的女子都还比较开放，春秋战国时期，对女生的约束比较少，很多女子都还是比较自由的，很多地方都是男女的自有场所，甚至很多人都不认为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人之常情。向诗经里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见，那个时的文化还不是那么约束，西施是四大美女之一，勾践把她当做礼物献给吴王之后，又让他和范中一起退居山林了。

唐朝之前的朝代女性都还是比较开放，在唐朝更是达到了顶峰，在宋代之后女性越来越保守，即使面对爱的人也不太敢说出口，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男轻女的思想废除了，就又变得更加开放了起来。

从汉朝开始，比如文帝的母亲薄姬，本来是魏豹的姬妾，后来被刘邦看上了，带进宫里成了妃嫔，还生下了文帝刘恒，最后成了太后和太皇太后。汉武帝的母亲也是因为进宫，丢掉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还有馆陶公主，命名有驸马，还是养了很多南充，她的亲侄女平阳公主，嫁了三个涨肚没最后选中的卫青，生生害死了人家的妻子。在隋朝的皇后萧氏，先后嫁了六个皇帝，可见她也是十分厉害。

唐朝的武则天和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喜欢过很多人，后来嫁给了李显成了皇妃，还是缺少一些礼数的，而武则天先是跟随唐太宗，又跟了唐高宗，最后自己做了皇帝。由此可见，这些人还是很开放的。总的来说，看古代女子是否保守，除了看自身的礼教之外，还得看丈夫和自己的身份合不合适，这些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