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言文里面的字意思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

2文言文中会出现很多现在基本已经不用的汉字

3文言文中有很多省略的语句和特殊句式，和现在的需要表达方式不同

4古人的生活环境和现在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读文言文，理解起来会有困难

　　语言文字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古代的语言，现代人很难看懂，各国各民族皆然。但中国的语言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分离，书面语相当固定，而口语则多次变化。这个时期大概自汉魏开始至五四运动结束。在这个时期，文人写文章作诗，基本上用书面语，由于书面语在两千年间基本固定不变，民国初年的文人读汉代的书籍，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这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现代人如果是高中毕业，文言知识又学得扎实的话，阅读这一时期的文章应当是不太困难。至于《易经》、《老子》难懂，首先它们是哲学著作，对于今天的普通人来讲其用词诸多生疏，理解困难在情理之中。尤其是作者距今较远，当时还没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那时的语言习惯早已经过多次流变，不复存在了。不要说今天的读者，就是宋、明时期的读者，阅读上古文献也存在一定障碍。可见，《易经》、《老子》之类先秦著作，其理解难度要高于汉代以后的书籍。

　　至于古代的口语，比书面语要复杂的多。各历史时期、各地的语言有很大差别，今天的人没学过古代音韵的，绝对听不懂宋朝人说话。就好比北方人没学过广东话，很难与不懂普通话的广东人交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汉魏以后，市井百姓说的口头语和文人写文章用的书面语渐行渐远，宋代文人对着不识字的百姓念他做的文章，估计听众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了。现代的古装影视中的人物对话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场景，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是人之常情，某些文人聚会，大家用书面语讲话，进行学术交流，是合乎常理的；但是文人对老百姓讲话也之乎者也，则未免滑稽了。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人物对话都是用的书面语，个人以为无可厚非，一则时属汉末，当时书面语同口语分离还不彻底，贵族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传统，保留语言习惯，这也说得通；二则对白讲文言，也符合整部剧的艺术风格。同样是拍古典名著，旧版《三国演义》与拍成鬼片的《红楼梦》相比，其水准要高出一万倍。

　　其实，即使是古代的文人，在日常生活和处理日常公务时也是用口头语的。在故宫保存的清代奏折中，乾隆皇帝很多批复就用了口语，比如“知道了”等等。就算是写文作诗，古人也有用口语的，不要说六朝民歌全是口头语，大多数佛经也是口语，唐白居易的诗、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也接近白话。古代文人并非人人随时随地讲一口文言以彰显身份。

《古文观止》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两人选编和注释的一部文言散文选集，编选此书的目的是“正蒙养而裨后学”，成书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书中选编了上启东周下至明代的二百二十二篇散文作品，其中绝大多数为古文，个别为骈文中的经典作品，作品题材涉及史传、策论、游记、书信、笔记等，入选作品题材广泛、代表性强、语言简洁易明，篇幅短小精髓，言辞优美。

现代人愿意读古文能读古文的越来越少了。如果想学学古文，《古文观止》几乎是唯一的入门选择。读古文也许在现代没什么现实意义，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既得利益。

韩愈说，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韩愈《原道》）我可能是在井里呆久了，想扒井沿看看井外的天。如果扒不成，读读古文至少能或多或少的了解些中国几百几千年前的样子。

PS，古文直接读，能读懂的凤毛麟角。我觉得选择带注释的版本好些。

现在所有的中学学生都学习古汉语，为啥呢？因为古汉语，寥寥数语，言简意深，有的充满智慧和哲理，我们学习它，一是为了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二是可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

可现在没几人在使用文言文，这是事实。

你想一下，你用文言语句和别人交谈，别人听不懂，还会说你“装”，何苦呢？如果你用文言语句写文章，有几个人会爱看？所以文言文的使用已经处于淘汰趋势，（专门研究者除外），所以有些过去的东西现在不用了，这不足为奇，例如，过去的算盘，纺线的纺车，煤油灯，拾粪的粪箕等好多好多，没人再用了，这说明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

我们今天不管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都是白话文，白话文自新文化运动以后，逐渐被大家所接受，我们今天的白话文更是通俗易懂。比起古代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白话文更利于我们去理解意思。今天的课本中依然会有许多文言文，对于现代人难读懂的古文，古人是怎么读下去的？古代的读书人才会识字，读书，所以一般乡野村夫是不认识字的，他们不会读这些。我下面从读书人的角度来回答他们为什么能够读下去古文。

第一就是自己的主观原因。寒门子弟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些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所以，每一个读书人从小就要学习这些古文知识，他们需要通读以前的古文，根据前人的经验成果来创作自己的古文。才学渊博的学子必然是饱读诗书，他们也享受着在知识的天空中翱翔，所以对他们来说，阅读古文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他们很乐在其中。

第二就是客观环境的原因。“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读书人都是会选择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相处、谈论。既然是读书人，那么他们的谈话内容自然就少不了那些古文。经常这样耳濡目染，谁能不阅读些古文增长自己的知识面，要不然，与朋友谈话无共同话题，连谈资都没有了。

古文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星。虽然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非常晦涩难懂，“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要我们反复地多读几遍，大致的意思也是能揣摩清楚的。有人说这在我们今天根本就用不着，为什么还要继续学。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我们不能将文化全部实行实用主义。

许多人称15世纪的抄本，俗称“伏尼契手稿”，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书。这本手稿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以未知的笔迹写成的，1912年被珍本书商威尔弗里德·伏尼契(Wilfrid Voynich)重新发现时，它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手稿在历史上出现过又消失过，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图书馆到1903年罗马耶稣会的一次秘密书市。这本书的语言难以解读，其精美的插图仍然令人困惑，但它们是美丽的。这是第一次，这个复制，连同精致的折叠部分，让读者探索这个谜的所有令人惊叹的细节，从它的独一无二的“伏尼契”文本，它的插图超凡脱世的植物，陌生的星座，裸女游泳在幻想管和绿色浴缸。

手稿附带的随笔从炼金术、密文、法医学和历史的角度解释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了解，但它们几乎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相反，正如《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黛博拉·哈克尼斯在她的导言中所说，这本书“邀请读者加入我们，一起探索神秘的中心。”

写在中欧的最后15或16世纪期间,原点,语言,和日期后的伏尼契Manuscript-named波兰古董书商威尔弗里德·m·沃伊尼克,他获得了1912年——仍在讨论中积极作为其令人费解的图纸和破译文本。被描述为神奇或科学文本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包含了一个乡土但生动的人物的植物、形象和科学绘图，用充满活力的墨水画出各种深浅的绿色、棕色、**、蓝色和红色。

根据绘图的主题，该手稿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1)包含113种未知植物的绘图;2)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绘图，包括星象图的辐射圆，太阳和月亮，黄道十二宫符号，如鱼(双鱼座)，公牛(金牛座)，弓箭手(射手座)，裸体女性从管道或烟囱，和宫廷人物;3)一个生物部分，里面有无数的微型女性裸体素描，大多数都有肿胀的腹部，沉浸在液体中或涉水而过，奇怪地与相互连接的管道和胶囊相互作用;4)由九枚精美的宇宙圆形图案组成的阵列，其中许多图案画在几张折叠的对开纸上，描绘了可能的地理形态;用红色、蓝色或绿色的罐子或容器描绘了超过100种不同的药用植物和根的药学图纸，以及6)连续的文本页，可能是食谱，在每一个条目的空白处都有星形花标记。

和手稿的内容一样，伏尼契手稿的所有权历史也存在争议，并填补了一些空白。这份法典属于德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他花了600金币购买了它，并认为它是罗杰·培根的作品。很可能鲁道夫皇帝从英国占星家约翰迪(1527-1608)那里得到了这份手稿。迪伊显然拥有这份手稿和其他一些罗杰·培根的手稿。

此外，迪伊声称他在1586年10月有630达克特，他的儿子指出，迪伊在波西米亚时拥有“一本书……里面没有任何屁股象形文字，他的父亲在那本书上花了很多时间:但我听不出他能读懂。”鲁道夫皇帝似乎已经把手稿交给了雅各布·霍西基·德·特佩内茨(1622年)，根据只有在紫外线照射下才能看到的第1r页上的铭文:“雅可比·德·特佩内茨。”

1666年，克朗兰的约翰内斯·马库斯·马尔西把这本书送给了阿塔纳西乌斯·基彻(1601-1680)。1912年，威尔弗里德·m·伏尼契从罗马附近弗拉斯卡蒂的耶稣会学院购买了这份手稿。1969年，从威尔弗里德·伏尼契的遗孀埃塞尔·伏尼契(Ethel Voynich)的遗产手中买下这本法典的克劳斯(hp Kraus)把它交给了拜内克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

谁说的？

明朝以及后来的“考据学”就是分析的学问。强调合理分析，得出结论。

《史记》的《五帝本纪》最后一段，就是很典型的分析。

分析和综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析是过程，综合是结果。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珍惜文字。认为写书的时候，文字越简练越好，多余的文字一定要去掉。他们认为得出的结论很重要，至于分析的过程，非常繁杂，不必写出来。所以中国古籍，大多没有分析过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

现在的所谓“历史学家”，大多是白吃。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对比中西文化区别。因为两者区别特别大，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能找出来，然后出篇论文，就算是“成果”了，纯粹是骗取经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