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稿完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全部完成。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文献意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

艺术价值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秘色瓷-中国古代越州窑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因为民间没有流传，一直到1981年出土后才让这种传说中美轮美奂的瓷器现世，现今我国仿制烧造的秘色瓷也和古代的真品有一定的差距。

曜变天目-曜变天目极难烧制，上万次烧制才能成功一个，在宋代就是国宝级宝物，古时候一个顶级的天目盏价值连城，曜变天目制作过程在中国早已失传，目前仅在日本存有四只宋代天目茶碗。

地动仪-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现在人们看到的全是按照外形仿制的，历史上真实的样子，和内部结构和原理早已无从考证，至今无法完全复原。

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的青铜剑，出土时历经两千多年完好如新，这把剑制作精美，采用复合金属工艺，当时的防腐防锈技术也是一绝，出土时没有任何锈蚀痕迹，依然锋利，而且寒光凛冽，就是到现在都无法完美复制这个工艺。

山文甲-唐朝就出现的一种中国盔甲，当时由于制作复杂，成本较高，一般为高级将领盔甲，山文甲完美结合了板甲的强度和锁甲的柔韧性，中国古代壁画经常出现，但是没有出土实物，其甲片多为山字形金属片组合而成，所以称之为山文甲。

麻沸散-传说华佗所创，用于外科手术的口服麻醉药，麻沸散处方早已失传，后代人参考古籍一直有仿制，但是一直达不到麻醉手术的要求。

蔡侯纸-古法造纸术，因为工艺复杂，成本较高逐渐失传，蔡侯纸共上百道工序，基本都要靠人力完成，据说这样的纸绘画写字不褪色，纸薄而且坚韧，保存百年如新，而且用这个纸包熟食几天都不会腐败变味。

秦孝公焚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期交官府烧毁。这起焚书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为灰烬。

梁元帝焚书

梁元帝(508～554)萧绎，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率军5万南下攻梁。10月，魏军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于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宝把所有14万卷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受尽百般凌辱后，于12月被西魏所杀，终年46岁。萧绎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焚书之举抱以宽容的态度。

乾隆皇帝焚书

清乾隆皇帝即位后，从1773年到1782年，他组织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学者，历时10年，编纂出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皇帝编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编书时，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据统计，在编书的10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24次，被毁书籍多达538种，13862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缴焚书8000多部。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7l万卷之多。可见，乾隆朝焚书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焚书事件。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