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灭殷后，我国古代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周公旦制礼作乐，大倡文治。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是对西周尚文重礼文化氛围的高度概括。

从载体材料上看，西周时期仍有沿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有周代甲骨的发现，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在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出土甲骨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甲骨292片。除甲骨刻字外，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青铜器的制作，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数开始增多，记史的性质逐渐增强，其内容大多有关祀典、策命、赏赐、征伐、记功、法律、契约等。以“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较长，其中记录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最长，共497字。

从文字形态的角度看，西周的青铜铭文，已进入大篆字体的阶段，字形渐趋方整，笔画横竖都较甲骨文更为整齐。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西周末周宣王和史籀一同发明了籀书，《说文》中记录了许多籀书的字体，籀书的形成自然受到甲骨文、青铜文字的影响。总的说，随着记载的增多，汉文字在西周时期虽未形成统一使用的字体，但在同源多流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达功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足以为正式典籍的产生奠定基础。

从记载的内容上看，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表明，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的内容已更为丰富。在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学术界认为可确信为西周作品的有15篇。其中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记载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民统治的历史事实。这些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文字记载的频繁，西周时已建立起古代早期的史官制度。《周礼》记周朝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验以青铜铭文，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史官。从《尚书》中可看到一些史官的活动，如《洛诰》篇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这是有关周成王命令史官将祭祀祝词写于典册上的记载。此外，《洛诰》中还有关于周成王对周公后代封赐，由史官“作册逸诰”，进行记录的内容。《顾命》篇中也有“命作册度”之说。《汉书·艺文志》更把周代史官的职掌描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具体分工。并认为周有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诗歌以备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这些记述虽然未必确切无疑，但如结合《尚书》等文献材料，则可推知西周的文事制度已在逐步完善，这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发展的一个标志。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一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研究社会的各层面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包含文化准则、社会规范或情境

有人亦把后设语言学（metalinguistics,亦作“元语言学”）归类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

研究范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别,以及他们的社会因素在传统的语言地理学中也有相同的研究,但是自社会语言学出现以后,这些内容都算做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了

对社会本质的研究包括：

语言的社会本质的特点及其规律

语言、意识、社会在起源上的相互关系

民族语言和民族形成的关系

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语言演变与社会演变的关系

对语言差异的研究包括：

标准语与方言、行话的差异o 发音差异o 用词差异o 地位差异 同一语言在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差异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书衣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古籍书封面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又称为书首。

　　10书根：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古籍书册各部位名称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中国历史学产生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际,与确切纪年的起始时间同步。实际上,在中国上古历法缺乏准确纪年方法的状况下,之所以会产生确切的连续纪年,就是得自官方连续性地记录史事。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是中国最早的理性思维方式,促使官方编存一些文书、文献,影响中国文化发展十分长远,但并未直接促成史学的产生。甲骨文、金文也与史学产生没有直接的关系,神话远离历史的真实,更不能成为史学兴起的源头。但史学产生之后,殷鉴意识下编存的文献如《尚书》,融入史学系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历史记录向下延续的同时,上古先人又从史学产生的原点向往古追溯,而对殷商之前的历史,只能通过修饰神话、传说的方式来构建,这自然形成如顾颉刚所云"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远古时期,中国只有"神话的历史化",而不存在相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