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指儒家经典。汉代开始称《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唐代把《周礼》、《礼记》、《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和《诗》、《书》、《易》称为“九经”，后来又把《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至宋代又将《孟子》列入，称“十三经”。 史：指记载历史兴废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沿革等的历史书，如《史记》、《汉书》等。 子：指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如《庄子》、《韩非子》等。 集：指汇集一个作者或几个作者的诗文集，如《唐五十家诗集》等。 “经、史、子、集”各自还有其所隶属的若干子目。 附： 经、史、子、集和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国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四部内容简介 《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67个子目编排图书的。现在就此书的体例，把经史子集四部简介如下：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著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纪传体，了"二十四史"为代表，它们都是官修的正史；……杂史，如《朝野佥载》。史部还包括地理著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著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集部以文学书为主，但又不限于文学书。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2021年央视春晚，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人过耳难忘，这首歌毫不意外地火了！

牧羊人在新疆的草场上有很多，山花烂漫的地方都少不了放蜂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爱情，加上前缀“可可托海”就不一样了。因为可可托海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相信随着《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的火爆，人们会更加去了解可可托海，也有人因此会走进可可托海，会知道可可托海不是海，会知道那里是一座世界地质公园，会了解到传奇的“三号矿坑”、“地下水电站”。这些都是容易了解到的。

其实，可可托海是富蕴县的一个小镇，坐落于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此，滋养了这片大地，汇聚了克兰河、布尔津河、哈巴河、别列则克河多条支流，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最终流入了北冰洋。这是一条欧亚草原上不可忽视的大河，沿岸不但有瑰丽的风光，还有无数古人留下的足迹。

额尔齐斯河发源于可可托海所在的富蕴县。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9000年的时候，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留下来的遗迹。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调查确定的乔夏克拜遗址，既有大量精美的岩画，又发现了大量的打制石器。

乔夏克拜遗址的剖面

在距离可可托海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岩画。有在岩石上凿刻的，还有彩绘在岩棚里的。唐巴勒塔斯洞穴彩绘岩画是其中典型的一处岩画，容易被喜欢幻想的人产生无尽的浮想。彩绘岩画位于喀拉布勒根乡唐巴勒塔斯村附近、一条东西向花岗岩石梁上，石梁上有一些自然形成的洞穴，彩绘即位于岩洞内壁上，共有2处。一号洞穴在石梁的中部，内壁上有用红、白两种颜料绘制了手掌纹、符号、同心圆纹、倒置的人面像等图案，还写有文字，推测为藏文六字真言符号之一；二号洞穴在一号洞穴东侧，洞内壁上彩绘图案大多由成组或成排的人物组成，抽象化的人均分腿站立，有的带有2-3根角饰，有的带有尾饰，还刻画有拉弓的人物及一些符号，保存较好，在洞穴内还发现有一些用木炭涂抹的痕迹。

唐巴勒塔斯一号洞穴岩画

唐巴勒塔斯一号洞穴彩绘符号

唐巴勒塔斯二号洞穴彩绘舞者

唐巴勒塔斯洞穴彩绘岩画环境

洞穴所在山梁前面有较为平旷的空地，初步研究判断这可能曾经是一处与原始宗教活动相关的遗存，尤其是二号洞穴内近于人群队列的场面。一号洞穴的符号及其图案则可能是一些崇拜祈福的烙印。在澎湃奔涌的额尔齐斯河两岸上，这样的洞穴彩绘岩画一路上都有发现。阿勒泰市的敦德布拉克洞穴彩绘岩画、哈巴河县的多尕特洞穴彩绘岩画最为有名。敦德布拉克岩画滑雪围猎的场面生动，并由此认定阿尔泰山是人类滑雪起源地之一，洞穴中可以明确年代的是其中距今4000多年青铜时代人脸的图案，围猎场面的年代则可能早于青铜时代。哈巴河县的多尕特岩画内容丰富，不同年代的岩画有明显的叠压现象，但爱幻想的人不这么看，他们会认为这是外星人或者上一次文明的产物，总之是联想翩翩，因此成为一处网红的岩画，被演绎，甚至张冠李戴成了昆仑山上的岩画。

敦德布拉克洞穴彩绘岩画滑雪围猎场面

哈巴河县多尕特洞穴彩绘岩画

哈巴河多尕特洞穴彩绘岩画中抽象的图案

可可托海东北的山里是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那里附近有著名的神钟山，因山体像古钟而得名，但更近似于一顶头盔。这与唐代令狐德棻修编的史籍《周书》中记载的相合：“突屈之先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后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也就是说，突厥祖先臣服于柔然，居住在阿尔泰山南，为柔然人打铁。“兜鍪”即头盔，今天的神钟山就是史籍中的“形似兜鍪”之地；在其他的唐代史书中，也记载了唐朝初期，大将苏定方带兵在这里大败突厥处木昆部落；贞观年间，唐政府还一度设置了金山都督府，管辖地域包括了阿尔泰山南麓、高昌等地的广大地域。2020年在这里的一次考古发掘，出土了隋唐时期的四神十二生肖铜镜。

形如兜鍪的神钟山

阿勒泰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四神十二生肖铜镜

历史 就像奔腾不息的额尔齐斯河，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印记，我们在流连壮美奇秀的大好河山时，也会被过去波澜壮阔的 历史 打动，有 历史 的风景才是有着久远回味的、永不过时的。

文艺青年的情调可以借着臆想的爱情离别增加一些亮色，但终究不如窖藏多年的陈酒绵远流长。可可托海人在过去创造出辉煌，源于团结、勤奋、不屈不挠、奋发向上。三号矿坑之所以成为共和国的功勋矿坑，也是因为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才是最需要歌颂和传唱的！哪里的草原都会有无数爱情的故事，但三号矿坑只有一处，可可托海只有一处。

可可托海的名气和故事源于富足的矿藏，这是当地人骄傲的地方，富蕴县名字的由来也跟这方面有直接的关系。当地还有“天富蕴藏、物华天宝”的自况，这其实并不是准确的，真正决定一片土地富裕与否的关键是人，宝藏之地也是。

宝藏自是天蕴，人和决定地富！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于建军）

今文《尚书》珍宝名物初探

　今文《尚书》为最早的传世典籍之一，历代研究者甚众。然于其名物者鲜有问津。今以珍宝类名物为例，掇拾其文，遍检古籍，参以考古发现，明其源流。

　关键词： 尚书；名物；珍宝

　先秦的珍宝名物研究由于上古文献的缺乏，出土文物的限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甲骨文、金文受书写工具、书写材料和文体的限制，也很难全面地反映商周名物的实际情况。今文《尚书》是最早的传世典籍之一，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甲骨文、金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正可弥补上古文献的不足。本文试以珍宝名物类为研究重点，探源溯流，源流并重，为先秦名物研究提供早期的书面语料和理论参考。

　一、大龟

　九江纳锡大龟 （虞夏书·禹贡）

　今文《尚书》中，龟共有11见，其中表“卜筮”义的单音词“龟”有7见，称“元龟”的有2见，称“大宝龟”和“大龟”的各一见。关于“大龟”，历代注释家往往释为“长一尺二寸之龟为大龟，甚不易得，得则奉献于上。”都认为是大型的龟类，但具体为何物则语焉不详。如只言其大，则今文《尚书》中多用“元”而非用“大”，且孔传云：“尺二寸曰大龟，出于九江水中，龟不常用，锡命以纳之。”殷人逢事必占，每占必用龟，而此处曰“龟不常用”，可见此处“大龟”与表示“卜筮”义的龟为两物。

　《甲骨文编·附录上》收一篆三体，编号4831的待问字，以《佚》656为例“ ”。《甲984》中所载一般龟的甲骨文为“”、“”，与《佚》656差别很大，徐云峰先生寻思良久，认为此应为“玳瑁”。［1］玳瑁为较大型海产龟类。体长可达1。6米。背及腹部均有坚硬的鳞甲。头部具前额鳞甲2对。鼻孔近于吻端。上颌钩曲，嘴形似鹦鹉，颌缘锯齿状。背面鳞甲，早期呈覆瓦状排列，随年龄增长而变成平置排列，表面光泽，有褐色与浅**相间而成的花纹。分布我国北至山东，南至海南岛的海域。

　甲骨文中的“大龟”的记载多与祭祀有关而非一般的占卜。如《屯南》2363：“◇玳瑁至？用至？”就是用远方到来的玳瑁作祭品，可见殷王朝本身并没有玳瑁，此玳瑁应来自于玳瑁为图腾的北子族。北子族发源于山东渤海湾附近，是以渔猎为生的古族，对商朝一直有朝贡，后迁移至湖北江陵和湖南洞庭湖沿岸地带，继续从事渔猎活动。《禹贡》篇所指之“九江”即为北子族后期生活的地方。1961年，湖北江陵万城从一古墓中出土一批西周前期的铜礼器，共17件，成批的标明“北”、“北子”，证明北子族曾在这一地区生存、活动过。《尔雅·释鱼》：“涪陵郡出大龟，甲可以卜，缘中文似玳瑁，俗呼为灵龟，即今（晋代）蠵龟。”

　玳瑁一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当为《淮南子·泰族训》：“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此处的“玳瑁”实指“玳瑁的甲壳”。玳瑁别称“文甲”，或曰“瑇瑁”。《汉书·西域传赞》：“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翡羽之珍，盈于后宫。”颜师古引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

　二、琅玕

　厥贡惟球、琳、琅玕 （虞夏书·禹贡）

　孔传云：“琅玕，石而似玉。”《尚书易解》：“郑玄曰：琅玕，珠也。”《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琅玕，似珠之玉。”可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为珠玉类的美石，可加工成珠状，但其质地，其本原的材料却不得而知。

　《淮南子·地形》：“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琼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山海经》亦云：“昆仑山有琅玕树。”两帙皆云琅玕来自于琅玕树，碾而为珠。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二·青琅玕》：“时珍曰：琅玕象其声也，可碾为珠，故得珠名。〔集解〕：据诸说，则琅玕生于西北山中及海山崖间……其云生于海底纲取者，是珊瑚非琅玕也。在山为琅玕，在水为珊瑚，亦有碧者。今 地方出一种青珠，与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又云“珊瑚生海底，五七珠成林，出为变红色者为上。汉赵佗谓之火树是也。碧色者亦良，昔人谓之青琅玕。”李时珍以产地、颜色将琅玕分为两类似可商榷。《灵异兼图》云：“琅玕青色，生海底，以网挂得之，初出水红色，久而青黑，击之有金石之声，与珊瑚相类。”实际已经指出从产地、颜 分琅玕、珊瑚没有任何意义。珊瑚可能是出产地的命名，而琅玕则是转运后的称呼。

　今文《尚书》所贡之琅玕应来自于西域地区，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早在两千年前，我国的西部地区就与西方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西方的珊瑚就以珊瑚珠的形式流传到我国。1983年在新疆哈密地区七角井细石器遗址采集到一件珊瑚珠。据专家推测，七角井细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珊瑚是一种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浅海的腔肠动物，新疆地处内陆，本身不可能有珊瑚原料，只可能外来。说明早在一万年前，新疆就与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往来关系。雍州是中西方经济交往的中间站，所贡之琅玕当来源于西方。因珊瑚性脆，不便于长途携带，加工成珠状物不仅美观而且轻便。但几经辗转之后，其本身的产地、颜色、外形、制造过程遂磨灭不清，事物的本质越发为事物的外形所掩盖，珊瑚珠到达中原地区之后，人们只能根据其外形判断其“似玉”，由西方传入而推测其“生于山崖”之间，后人以讹传讹，琅玕之实终不可知。［2］

　三、大贝

　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周书·顾命）

　《尚书·易解》：“大贝，如车渠，散宜生取之于江淮之浦。”《文选·木华海赋》：“岂徒积太颠之宝贝，与随侯之明珠。”李善注引《琴操》曰：“纣徙文王于羑里，择日欲杀之。于是太颠、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得水中大贝以献，纣立出西伯。”可见“大贝”在上古应为稀世之珍宝，否则贪得无厌的商纣王也不会轻易动心，赦免文王之罪。

　殷商时代的物质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海贝、海蚌等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贝壳曾在此段时间内暂时地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说文·贝部》：“贝，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古者当为夏殷之时。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子贝七朋”的记载。商代货币的主要形式是贝也为出土的文物所证实。河南省郑州白家庄早期的商墓中出土海贝460多枚，小屯殷墟王室墓中发掘贝壳六千多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中发掘贝壳三千七百余枚。贝壳取之于海，夏商两代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我国东部，近海或离海不远，贝壳容易获得，加工成货币单位，便于流通。贝有大小之分，小贝价值小，大贝自然贵重。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小形贝6880多枚，而大贝只有一枚。足见大贝价值巨大，可称为无价之宝。

　在古代商业贸易中，贝壳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一些富裕的奴隶主为了积累财富，将贝壳储藏起来，就如同储藏玉器、青铜器一样。因贝壳是财富的象征，一些奴隶主就佩带贝壳来炫耀自己，如同我们今天佩带金银首饰品。普列汉诺夫说：“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3］贝壳由一般等价物继而成为装饰品也说明了人们审美的发展过程。

　四、蠙蛛

　淮夷蠙蛛暨鱼 （虞夏书·禹贡）

　郑玄注云：“蠙蛛，珠也，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鱼。”孔疏：“蠙是蚌的别名，此蚌出珠，遂以蠙为珠名。”可见蠙珠即蚌珠。《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蠙珠，蠙蚌所产之珠。”蠙珠即珍珠，为蚌壳内所生的球状物，形圆如豆，色白如银，清丽可爱，是很珍贵的装饰品，又可做药用。《说文·玉部》曰：“玭，珠也。宋弘云：淮水中出玭珠。蠙，《夏书》玭从虫宾。”《大戴礼记·保傅篇》云：“玭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根据《说文·玉部》上说的“《夏书》玭从虫宾”可知，玭珠就是蠙珠，而卢辩的注解认为“总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是以蠙蛛为玉珠，与郑、孔之说不同。有学者认为，从现在发现的商周佩玉来看，并未见有用蚌珠的，所以怀疑蠙蛛即为某种玉珠，大可不必。邵望平氏《九州风土考古丛考》云：“蠙，应是泛指与鳄需要相同生态环境的一组淡水厚壳蚌。黄河下游史前至商代遗址里，厚壳蚌多有出土……在商代墓葬中往往发现有许多蚌质团形或其他形状的有孔或无孔的饰件称为蚌泡、蚌珠者。”［4］这里的“蚌泡或蚌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珍珠”。珍珠的主要矿物成分有90％是文石——碳酸钙，此外还有少量的有机质氨基酸和水分，文石是极不稳定的，难抗水溶，却易变为方解石。专家认为珍珠经历60—70年就会渐渐失去光泽，至100年就会“寿终正寝”。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见到前代的实物而妄断事物的有无。

　五、玉

　我国是世界上有着自己独特玉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玉文化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早在史前时期玉器就已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灵物。《说文·玉部》：“玉，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胡小石先生《说文部首》：“古玉或贝，皆以丝绳贯之，‘王’象玉或贝之平置侧形也。”今考古发掘，周原周墓葬有，状之物出土，是为确证。《说文》云“象三玉之连”，取数於三，（历史论文 ）包众玉也。由于上古的认识能力低下，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就将一切归结于天神、祖先。只有对祖先进行祭祀，才能保证自己安宁。祭祀的操作者为巫，而祭品则为玉。《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先民认为巫能沟通人与神两界。《易·巽卦》：“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孔颖达疏：“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许君所云“无形”，当为神言。商承祚《殷墟文字》则以“”（后编下）， “藏龟”为巫字。陈邦怀《殷契小笺》云：“此从冂，象巫在神幄中用两手奉玉以事神。”其说可从。在古人的观念中，“玉”神秘莫测，可以与神灵相通。所以古代巫师们用玉来祭祀神灵和祖先。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 六千前的大汶口文化，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以及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随葬玉器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玉在中国文明发育、奠基的过程中发挥过支柱性作用，所以它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过程并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夏商至西周时期，玉在实施国家祀典、规范统治礼仪、昭示社会等级等方面承载着多重职能。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不断证实玉器在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玉的使用上，祭祀用玉先于装饰用玉。《山海经》中有近二十处记载祭祀用玉，但仅有两次提到佩服用玉。书中记录的许多神话传说中的帝王和英雄，只有夏后启佩玉璜，而那些处在夏后启以前的神话传说，却没有任何人佩玉。商周时期，装饰用玉在玉的使用中占据主要位置，而祭祀用玉则退居末席。今文《尚书》中玉凡12见，只有1处为祭祀用玉。

　1、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周书·金縢）

　孔传：“周公秉桓珪以为贽，告谓祝辞。”《尚书易解》：“璧与珪，皆瑞玉。”《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璧，圆形的玉。珪，上圆下方开头的玉。古代祈祷必用珪璧。”璧是环状的扁平圆玉块，珪是上为三角状，下为长条矩形的玉块。邓淑苹《古玉的认识与赏析》云：“璧是最重要的祭品，竖立于坛上，用以依附自天而降的祖灵；圭是最重要的瑞器，主祭者执于手中，以表彰自己的身份。”［5］

　2、辑五瑞（虞夏书·尧典）

　《周礼·春官·典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郑玄注：“瑞，符信也。”瑞是玉制的信物，是权力的象征。相传古代诸侯觐见天子时按照级别分别拿着五种玉器。《仪礼·觐礼》：“以瑞玉有缫。”郑玄注：“瑞玉，谓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谷璧，男蒲璧。”不同等级的贵族所持的玉也有严格的区分。天子将各诸侯之玉收集起来，用一种“瑁”套在五瑞上面来检验是否符合，朝觐完毕后又退还给诸侯。《尚书大传》云：“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谓以瑁覆在诸侯瑞圭上），故冒、圭，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辑瑞”和“班瑞”的过程就是天子行使权利的过程。

　3、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虞夏书·禹贡）

　孔传：“玄，天色。禹功尽加于四海，故尧赐玄圭以彰显之。”《尚书易解》：“圭，《说文·土部》瑞玉也。玄圭，玄色之圭。禹被赐玄圭，告其成功于天下。”《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衣黑衣，服玄玉。”此处之玄圭、玄玉，并为信物，犹如后世之传国玉玺，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加强，人们对玉的认知也不断加深。玉以其晶莹绚丽的色泽、清越悠扬的声音、温和润泽的外表等特点，给人们带来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愉悦。玉的审美功能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4、厥贡惟球、琳、琅玕（虞夏书·禹贡）

　5、瑶、琨、篠、簜、齿、革、羽 （虞夏书·禹贡）

　6、大玉、夷玉、天秋、河图，在东序 （周书·顾命）

　7、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虞夏书·皋陶谟）

　8、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 、罴、狐、狸

　（虞夏书·禹贡）

　今文《尚书》中玉由全国各地进贡而来。如：扬州所贡之“瑶、琨”，雍州所贡之“球、琳”，越地之“越玉”，华山所产之“大玉”，东北出产之“夷玉”等，皆为璞玉。《孔疏》：“郑玄云：大玉，华山之球也。夷玉，东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器名之。”商周帝王所用之“玉笏”就是用球玉制成。《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此外还用球玉制成乐器。《虞夏书·皋陶谟》：“戛击鸣球。”《禹贡锥指》：“特磬以玉为之，堂上之乐也。鸣球是已成之磬，其未成器者谓之天球，言天然之球也。郑玄‘色如天’，非是。雍州所贡当为磬材，未经琢治者，故传释‘天球’，以此实之。不然，则豫（州）贡磬错，将安所用耶？” 由祭祀用玉向装饰用玉的转变，表明人们认识能力的加强，人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活。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一玉戈，约长62厘米，援长48。8厘米，胡长10。1厘米，形体巨大，制作精良，并非实用器，属于礼器。玉由祭器到礼器的过程说明商周时期玉的职能已发生了转化，玉器本身附着的更多是一种信用，一种证明。

　文献记载商周时期的玉器数量已相当可观。《逸周书·世俘解》：“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玉，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校为“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虽不为确数，但仍可窥其一般。这一时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大致可分礼器、仪仗、工具、装饰艺术品及杂器等类。已采用圆雕、浮雕等先进工艺，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造型多样、线条流畅，表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随着时间的发展，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通过文献考古与田野考古相印证的方法来研究上古名物的形制、性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名物本身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文献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徐云峰：《商代廪、康卜辞中之玳瑁及其他》，《农业考古》，2002年第1期。

　［2］ 吴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珊瑚及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84年第4期。

　［3］普列汉诺夫：《论艺术》，北京书店1973年版，第93页。

　［4］［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20、1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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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