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下一个年号来自中国古籍吗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
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
早期的日本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借助更发达的中原地区的汉字使用。
之后发现汉字与日语融合困难,干脆又用汉字造出了平假名与片假名,也就是如今的日文。
很多人其实都会有个误会,那就是觉得文字语言都是相对的,然而事实上,全球语言种类的数量比文字种类要多出几十倍的样子,大多数的语言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只能借助别的文字来进行标注书写。
确实是第一次。
自2019年4月1日起,明仁主动退位,太子顺理成章地即位,年号也终于尘埃落定,采用“令和”,是日本第一位不从中国古代书籍中寻找年号的,可谓是开创首例了。
日本作为学习并实践中国年号制度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对于年号的变更,不仅仅是日本本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更是全世界的话题。
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年号主要原因是新帝即位。另外,遇到“天降祥瑞”的吉兆或遭受天灾人祸政治危机等厄运时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改元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史上,日本天皇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频繁改元(据统计,日本从645年至今,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改元的具体原因主要是:
(1) 新天皇即位;
(2) 天象异变、疫病流行或发生天灾、战乱;
(2)天降祥瑞。
“令和”是“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出自日本古典书籍《万叶集》。现在可以十分确定的“令和”成为历史上日本不借鉴中国书籍的年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早在昭和末期,日本政府就有意自己“创新”,委托当时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文学的著名教授考虑新年号,但没想到最终进入候选名单方案的三个年号,仍是出自中国古书。
事实上,虽然日本很多文化都源自中国汉唐文化、学习中国汉唐文化,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发展,日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和风文化”。
古代日本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他们曾一度完全借助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长期的中日友好往来过程中,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民族文字。对于日语文字来源于中国的汉字,人们是一直公认的,但是,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始终未成定论。关于上述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世纪中叶说,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在一世纪中叶至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他们主要根据西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在西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人已到过中国,有可能接触到中国的汉字,《后汉书·倭传》中也有“建武中元一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表明,日本人不仅已使用汉语,对中国的群臣礼节也很明晓。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此,又有人提出西元三世纪左右说。据中国晋朝陈寿的《魏志·韩传》记载,西元三世纪时,朝鲜半岛上临近日本列岛的辰朝已使用文字,因此有可能通过辰朝将文字传入日本。第三种说法认为,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西元四世纪下半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日本文字最初是由百济传入的,而大和朝廷在西元四世纪初才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州,所以,同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往来,最早也在四世纪下半叶,日本使有文字也应在这之后。第四种说法认为,汉字是在五世纪初传入日本国。主要史料是《古事记·应神记》中的记载。书中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这种说法,多数人表示怀疑。 在汉字进入日本以前,日本没有文字。汉字和汉语进入日本以后,日本人不但汉字注日语音,而且大量吸收汉语词。由此而产生音读、训读、音训混读以及有关诸多问题,日语词的复杂状况即由此而生。因此,弄清音和训是记住日语词的关键。下面简单谈谈什么是音读和训读以及有关问题,由此而探讨解决记词的难题。 训读:训读是用日语读汉字(汉语词)。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按该汉字的原意而用日语读出。例如汉字“川”的意思就是“河”,日语词称“河”为“カワ”,于是就将汉字“川”读为“カワ”。这就是训读。总之,依汉字愿意而以相应的日语词读出,就是训读。训读是写汉字,读日语的音。例如“人”读“ヒト”, “山”读“ヤマ”,等等。这也可以说是类似翻译,但有些是确切的翻译,有些则不一定完全相符。 音读: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按照汉字的原音读汉字,就是音读。因汉字传入日本时间不同,而有古汉音、吴音、唐音等等之别。总之,日语汉字的读音来源于古汉语读音,故虽与现代汉语音常不一致,但仍有关系。例如汉字“山”,日语音读为“サン”,“爱”读为“アイ”,等等。可见日语汉字的音读皆源自古汉语音,由于汉语音与现代汉语音虽不尽相同,但仍密切相关,所以日语汉字音读与现代汉语音也有联系。 日本于唐时,每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都有学生僧侣随行: 唐代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多。较著名的如开元五年来中国的吉备真备,留学十七年之久,携带唐礼、大衍历、乐书要录、东观汉纪等书回日本,另外还有测影铁尺、铜铎管、铁如、方响、弓箭等物,亦带回日本。又如大和长冈,亦开元五年来中国,留学十七年,学习刑名学。又如阿倍仲痳闾,开元五年来中国,与李白等为诗友,终老于中国。又如橘逸势,贞元二十年来中国,留学期间有﹁橘秀才﹂之称。至于学问僧人数也根多。例如永徽四年来中国的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及禅宗。又如玄昉,开元五年来中国,从智周学法相宗,携法相第四传及经论五千卷和佛像等返回日本。又如戒明、得清二人共持圣德太子所著胜鬘经义疏、法华经义疏人中国,后藏于扬州龙兴寺。又如空海大师和戒明、德清同来中国(大历七年),空海从惠果学密宗于长安青龙寺,并受灌顶。 大化革新: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西元 五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建元大化,由僧旻、玄理等辅佐孝德天皇从事政治上之维新改革,一切典章制度,都取法于唐朝,史称大化革新。 片假名: 日语的字母称为假名。而片假名是采取汉字楷书一片(一部分)造成的字母,例如: 是由汉字﹁伊﹂的﹁人﹂部造成, 是汉字「江」的「工」部造成,是由「加」的「力」部造成,为日本留华学生吉备真备在唐玄宗时代所创制。 平假名: 平假名是汉字的草书体变成的字母。如 是由「安」的草书;变成是由「以」的草书变成; 是由「于」的草书变成。为日本留华学问僧空海在唐宪宗时所创。
参考: 百度
日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日文汉字的写法基本上与中文使用的汉字大同小异。有一部分日文独创的汉字,则称为「日制汉字」或「和制汉字」。《诸桥大汉和辞典》是最大的日文汉字字典,共记载接近5万个汉字,不过在战后的现代日文中常用的汉字大约只有数千个。(古典日文中则与正体中文无异。) 究竟汉字甚么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没有定论,不过一般认为,汉字是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僧侣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当时日文并没有书写系统。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辞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文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准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烟草」代表「tabak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3分之1是外来语及和制英语。
“天翔”与日本国内某葬礼公司的名字重复了。日本在颁布新年号“令和”后,终于是又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但在整个年号敲定的过程中,其实“天翔”才是最热门最有力的选项。当初几乎是已经敲定了“天翔”,但是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收住了手脚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只是特别偶然的发现,预备作为年号的“天翔”,竟然同时出现在一家葬礼公司上。取年号是需要有一个好兆头的,要是一旦和有着不太欣欣向荣的意头扯上了关系,这对于大家也都是不好交代的。如此下来,自然是比较忌讳的了。
“天翔”曾一度超越“令和”成为最热门的候选。这一次是日本第一次从本国的古籍中选年号,日本古籍的专家、大阪女子大学的前任校长中西进提议将《万叶集》中的“天翔”为年号备选。天翔也曾是所有备选年号里呼声较高的那一个。但是最终,“天翔”还是被搁置。当然,最后选出的“令和”同样也是出自《万叶集》,也同样是中西进提议的。
日本年号在此之前都惯用咱们的古籍取名。在“令和”年号颁布之前,此前的日本年号有据可查的最少就有五个是出自咱们的古代典籍。例如大家很熟悉的年号“明治”,是出自我们的《易经》,选段为:“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还有年号“大正”同样也是出自于《易经》,选段为:“大亨以正,天之道。”年号“昭和”是从“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里头摘出来的,出自《上书》。
一提起日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使用着大量的汉字,若再作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最早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古代的日本人曾一度完全借助于汉字来表述自己的语言。由此人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日语作为一种文字源出于中国的汉字,对此几乎是无人质疑的。但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却始终是个疑案。
一般日本人只晓得他们的祖先在公元3世纪时还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则有更具体的推测。一说认为日本的文字最初应是由百济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论据是,大和朝廷是在公元4世纪初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洲,与百济的交通最早也应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故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这之后。但据中国晋朝陈寿撰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3世纪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已使用文字,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辰韩先于百济将文字传入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使用文字就有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一说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最迟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而且日本人并非得通过朝鲜才能接触到汉字。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就曾记载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就有人到过中国,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访问中国京城的倭人一定会接触到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灿烂文化。对此《后汉书倭传》也作了明白无误的记载,书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则史料表明,倭奴国使节不仅会使用汉语,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君臣礼节甚是通晓。因此就有学者根据这两则史料推断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或者最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日本就已使用文字了。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解或推测。中国古籍明确记载日本人使用文字的是《魏志倭人传》,该书正始元年条载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当然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倭王的这篇上表出自中国使臣之手,而非倭人所作。但当时的情况是倭国使节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自景初二年(238年)六月至正始元年(240年)已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逗留中国期间,除了执行例行公务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机会和需要来看,倭国使节已通晓汉语,在他们回国后倭王自然也无必要请中国使臣代劳上表。若由此推论,公元3世纪中叶至少在九州这个范围内日本人已使用文字,这是第三种说法。
还有第四种说法的,《注释日本纪》主张汉字是在应神天皇(5世纪初)之时传来日本的。该书的所谓依据就是《古事记应神记》曾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带《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汉字传来之始,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还在公元4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就已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其中就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以及筑沟和养蚕技术等。显然《注释日本纪》的提法是不足为据的。
关于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何时使用文字?现在至少有以上4种说法。看来各说都有证据不足之嫌。而唯一被认为是能说明问题的铭文尚属鲜见,至今发现的最早一例是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船山占坟出土的一把刀,上铸有“治天下狻 齿大王世……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等铭文。有关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大王系指反正天皇,故刻此铭文的年代当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若以此为据,似又有太晚之弊。尽管如此,因此解开日本文字的疑案还有待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邪马台国 ,存在于中国史书的日本小国,很奇怪的,在日本史书及传说中均未有提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名字),它的存在自然成了谜,而它的位置同样有着诸多争论,不过目前已经集中在“九州说”及“畿内说”两种说法,而这两种说法的理由,即是来自《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沿着当时使者的路线,来寻找邪马台的位置吧
三国时代地图
原文: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首先说明带方郡的位置:带方郡在今朝鲜靠西南,即图中1的位置,由此可知倭人在带方郡东南,大致方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同。在原文中同样可看到倭人身处岛国,汉时朝见者即汉委奴金印的年代
原文: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
根据原文及朝鲜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判断使者当时是顺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坐船向东南前进,到倭国的对岸,如图中的2的位置,狗邪韩国,就地图所示应为弁韩,7000余里是重要参考单位,将结合下文的数据综合考虑
原文: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馀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渡过的这个海,可以非常肯定是朝鲜海峡,照原文的长度为千余里,而现在朝鲜海峡的距离约为50公里,那是不是当时的20里等于现在的1公里阿,留于下文继续观察。所居绝岛,说明是孤岛,在那个位置只有对马岛,如图中的3,而国名也叫对马国,那么基本能确定到的地方即为对马岛
原文:又南渡一海千馀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
南渡对马,那就是壱岐岛,如图中,为什么不是下对马岛呢,我们下面会分解
为什么南渡一海后不是下对马岛
对马岛分上下2岛,对马与壱岐的海峡称为对马海峡,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具体数字吧,前文所述朝鲜海峡现在约为50公里,在文中表示为千余里,而对马海峡是46。3公里,在文中同样表示为千余里,很接近吧。那现在看看对马岛上下2岛的距离是多少呢1公里左右,与原文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南渡后应该是壱岐岛
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原文中表述对马岛为400里见方,而我们说的壱岐岛是300里见方,面积差距与现在比较太大,而上下对马的大小比例差不多是4:3,所以支持下对马说。
可能整个对马岛和壱岐相比是有大小差距,但看图大家就能明白,下对马岛和壱岐的比例也差不多是4:3,所以原文中指的应该是壱岐岛,联系下文还能发现,如果这里指的是下对马,在下文应该还有2次南渡海,但是下文中1次南渡后就直接陆行了,除非说未经过壱岐岛,但是这样一来,海峡距离就不对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壱岐岛可能性较大
原文:又渡一海,千馀里至末卢国,有四千馀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大胆的假设
到现在已经拿到3个重要参考数据了
朝鲜海峡 千余里=50公里
对马海峡 千余里=463公里
壱岐→末卢 千余里=42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3公式大胆估计一下,根据下面地图上的距离判断,当时文中的1000里应该大约等于现在的33~40公里,不过古代的测量工具非常不完善,使者应该也是根据船行驶的时间来大致估算距离,并不是太准确,大家凑合往下看吧
上面的是国造本纪九州地图
原文: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 渠觚。有千馀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
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馀家。
上文描述了从末卢国开始向东南及东面的三个国家,具体位置下文会讨论
原文: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馀户。
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馀户。
终于看到邪马台国了,不过因为原文描述中没有距离单位,只有水行多少日这种模糊的描述,不用怕,我们一样可以推断出邪马台国位置
原文: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馀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
上面的一系列国名对我们关系都不大,只有加粗的”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一句是重要的参考数据
下图:今 北九州地图
资料整理
我们先主要看看手头有的数据:
原文:带方郡→狗邪韩国 7000余里
狗邪韩国→对马国 1000余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000余里
大国→末卢国 1000余里
末卢国→伊都国 500里
伊都国→奴国 100里
奴国→不弥国 100里
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陆行1月
带方郡→邪马台国 12000余里
大胆假设2
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相信上面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
我们首先根据假设1中,假设当时的1000里等于现在的40公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33公里试试下文的公式,不过结果不太令人满意)
那么根据现在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距离计算
计算公式:1000/40=古里/今公里
所以:
狗邪韩国→对马国 1250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157里
大国→末卢国 1050里
又因为
带方郡→邪马台国=12000里
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
所以:12000里=7000+1050+1157+1250+500+100+100+水行20日+水行10日
水行30日=843里
水行20日=562里
水行10日=281里
即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562里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281里
当然,其前提是水行速度相对平均,不过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考虑在内了
在这里,有朋友提出因为方向性的原因,上面的等式(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不一定成立,而且认为万二千里可能是虚指,在这里,我要提出,这个等式肯定是成立的,因为万二千里是使者过的路程的总和,古代不可能会测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如果有更近的路使者就不会如文中这么走了,所以万二千里这个数字可以成为等式的一边,另外关于万二千里这个数,肯定是虚数,但个人认为不太会是虚指,虚指的话为什么不说是万三千里,或者干脆说数万里,因为使者对他走的路程也大致有个估计,只不过这个估计也不一定准是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地图上的距离来大致推算邪马台国位置了,方向性以正向算,即东为正东,东南为正东南,以此类推(由于没有其他辅助史料只能这么做了)。
首先我们拿现在的日本北九州地图作参考
参考公式:
地图距离(单位:厘米)/古里=24/1157=00020743
末卢国→伊都国 东南1037厘米
伊都国→奴国 东南02074厘米
奴国→不弥国 东02074厘米
不弥国→投马国 南11658厘米
投马国→邪马台国 南05828厘米
根据上文的计算结果,我们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注意可以有两条线路,个人趋向于蓝色那条,毕竟根据全文来看邪马台国应该偏东
国造本纪的地图根据上面公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看一下
让我们看下《倭人传》中其余还有参考意义的几句话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馀里。
从周围国家的位置也许能更确实的估计邪马台国位置
根据正统九州说的理论,多主张邪马台国位置在福冈市附近的筑后(注2),也就是筑志国造附近,不过大家也请注意,根据原文推算出的距离,如何也无法到达那个位置,除非是日本使者夸大倭国大小,但是倭人传是根据中国使者所述所载,夸大数据可能性不大
看了上图,说真的笔者原来的估计是邪马台国是在北九州中部偏东的位置,因为下文还有“东渡海千余里”,笔者自然向四国岛方向想,但是看了刚才推算出的两张图,国造本纪的那条红色路线给了我很大启发,大家也许已经看出我的“企图”了,这个位置的东面正好是海,虽然说千余里有点勉强,但是如果非直线距离就能解释了
那么再看看下图,圈中为邪马台国位置,2即侏儒国位置,如果在四国岛则无法向南拉出4000余里的直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
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四国岛绝对无法向南拉出3000余里的直线,蓝线以下(因为原文中没提到过向北)四国岛绝对不可能画出图内红线的长度,而红线据文中所述只有3000余里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因为只有九州岛才能容纳这个距离。
结论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发现,长崎与熊本中间的那个半岛根据目前材料很有可能是邪马台国位置。当然,现在估算邪马台国位置和拼图一样,要完成拼图,但是拼片不够,所以上文仅供参考,等有更多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后才能做更正确的判断。另外,个人还是觉得,以《古事记》或是《日本书纪》的神话来考据邪马台国是非常错误的
平成下一个年号来自中国古籍吗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
本文2023-10-11 13:32:5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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