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二钗之————林黛玉

林如海与贾敏的女儿，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来荣国府扶养。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性孤傲，天真率直,和宝玉同为封建的叛逆者，从不劝宝玉走封建的仕官道路，她蔑视功名权贵，当宝玉把北静王所赠的圣上所赐的名贵念珠一串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他和宝玉有着共同理想和志趣，真心相爱，但这一爱情被贾母等人残忍地扼杀了。林黛玉泪尽

而逝。

金陵十二钗之————薛宝钗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家中拥有百万之富。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她热衷于“仕途经济”，劝宝玉去会会做官的，谈讲谈讲仕途经济，被宝玉背地里斥之为“混帐话”。她恪守封建妇德，而且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她挂有一把錾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锁，薛姨妈早就放风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方可配”，在贾母、王夫人等的一手操办下，贾宝玉被迫

娶薛宝钗为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贾宝玉又无法忘怀知音林黛玉，婚后不久即出家当和尚去了。薛宝钗只好独守空闺，抱恨终身。

金陵十二钗之————王熙凤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琏之妻，王夫人的内侄女。长著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并成为贾府的实际大管家。她高踞在贾府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她的目的。她极尽权术机变，残忍阴毒之能事，虽然贾瑞这种纨子弟死有余辜，但“毒设相思局”也可见其报复的残酷。“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逼得张家的女儿和某守备之子双双自尽。尤二姐以及她腹中的胎儿也被王熙凤以最狡诈、最狠毒的方法害死。她公然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她极度贪婪，除了索取贿赂外，还靠著迟发公费月例放债，光这一项就翻出几百甚至上千的银子的体己利钱来。抄家时，从她屋子里就抄出五七万金和一箱借券。王熙凤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加速贾家的败落，最后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金陵十二钗之————贾巧姐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琏与王熙凤的女儿。因生在七月初七，刘姥姥给她取名为“巧姐”。巧姐从小生活优裕，是豪门千金。但在贾府败落、王熙凤死后,舅舅王仁和贾环要把她卖与藩王作使女，在紧急关头，幸亏刘姥姥帮忙，把她乔装打扮带出大观园。后嫁给一个

姓周的地主。

金陵十二钗之————贾探春

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排行为贾府三**。她精 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玫瑰花”之诨名。她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对处于婢妾地位的生母赵姨娘轻蔑厌恶，冷酷无情。抄检大观园时，她为了在婢仆面前维护作主子的威严，“令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人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对探春动手动脚的，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 革来挽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贾探春远嫁他乡。

金陵十二钗之————贾元春

贾政与王夫人之长女。自幼由贾母教养。作为长姐，她在宝玉三四岁时，就已教他读书识字，虽为姐弟，有如母子。后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吏。不久，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家为迎接她来省亲，特盖了一座省亲别墅。该别墅之豪华富丽，连元春都觉太奢华过费了！元妃虽给贾家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但她却被幽闭在皇家深宫内。省亲时，她说一句，哭一句，把皇宫大内说成是“终无意趣”的“不得见人的去处”。这次省亲之后，元妃再无出宫的机会，后暴病而亡。

金陵十二钗之————贾惜春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珍的妹妹。因父亲贾敬一味好道炼丹，别的事一概不管，而母亲又早逝，她一直在荣国府贾母身边长大。由于没有父母怜爱，养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心冷嘴冷。抄检大观园时，她咬定牙，撵走毫无过错的丫环入画，对别人的流泪哀伤无动于衷。四大家族的没落命运，三个本家姐姐的不幸结局，使她产生了弃世的念头，后入栊翠庵为尼。

金陵十二钗之————贾迎春

贾迎春是贾赦与妾所生的，排行为贾府二**。她老实无能，懦弱怕事，有“二木头”的诨名。她不但作诗猜谜不如姐妹们，在处世为人上，也只知退让，任人欺侮。她的攒珠垒丝金凤首饰被下人拿去赌钱，她不追究，别人设法要替她追回，她却说∶“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气。”她父亲贾赦欠了孙家五千两银子还不出，就把她嫁给孙家，实际上是拿她抵债。出嫁后不久，她就被孙绍祖虐待而死。

金陵十二钗之————李纨

李纨，字宫裁，贾珠之妻，生有儿子贾兰。她出身金陵名宦，父亲李守中曾为国子祭酒。她从小就受父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以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便了，每日以纺织女红为要。贾珠不到二十岁就病死了。李纨就一直守寡，虽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闻不问，只知道抚养亲子，闲时陪侍小姑等女红、诵读而已。她是个恪守封建礼法的贤女节妇的典型。

金陵十二钗之————妙玉

苏州人氏。她祖上是读书仕宦人家。因自幼多病，买了许多替身〈旧时迷信认为命中有灾难的人应该舍身出家做僧、道，有钱人家买穷人家子女代替出家，叫替身〉，皆不中用。只得入了空门，身体才好,故一直带发修行。父母已亡，身边带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她极通文墨，极熟经典，模样又极好。十七岁时随师父到长安都修行，师父圆寂后，被贾家请入栊翠庵带发修行，但她“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刘姥姥喝过的茶杯，她嫌脏，不要了，而给宝玉喝的茶杯却是自己日常用的绿玉斗。宝玉生日,她特地派人送去“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的字帖。后贾府败落,她被强人用迷魂香闷倒奸污，劫持而去。

金陵十二钗之————秦可卿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蓉之妻。她是营缮司郎中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小名可儿，大名兼美。她长得袅娜纤巧，性格风流，行事又温柔和平，深得贾母等人的欢心。但公公贾珍与她关系暧昧，致使其年轻早夭。

金陵十二钗之————史湘云

金陵十二钗之一，是贾母的侄孙女。虽为豪门千金，但她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史鼎抚养，而婶婶对她并不好。在叔叔家，她一点儿也作不得主，且不时要做针线活至三更。她的身世与林黛玉有些相似，但她没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薛宝钗的影响。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甚至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大青石上睡大觉。她和宝玉也算是好朋友，在一起时，有时亲热，有时也会恼火,但她襟怀坦荡，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后嫁与卫若兰，婚后不久，丈夫即得暴病，后成痨症而亡，史湘云立志守寡终身

关于女性的书籍有：《飘》，《简·爱》，《小妇人》，《我们仨》，《好的婚姻要守护财产和爱》。

1、《飘》

该书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写过这样一本书，却奠定了在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可见这本书有多么成功，又有多么经典。该书无论是关于女性成长、两性关系，还是面对人生的态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书中都给出了明确而细致的答案。

2、《简·爱》

《简·爱》多年来一直被收录进教材里，供无数学子阅读，也能证明其内容有多么深刻、无可替代。该书以女主角简·爱一生的轨迹，刻画了女性在时代下不屈的身影，同时向我们讲述许多可贵的人生真相。

3、《小妇人》

如果说《简·爱》始终倡导独立的意义的话，那么《小妇人》则在告诉我们，女性要不受限制地活着，她们可以结婚生子，可以终身不婚，也能追逐事业。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作品，不将女性框定在世俗的价值里，而是给人活出自我的信心。

4、《我们仨》

杨绛先生一直被认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个人成就之中，都令人敬佩。她一生高贵精致，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女性魅力，永远值得女性学习。这本《我们仨》描绘了她与丈夫钱钟书的恩爱垫底，以及杨绛先生十字路口上的思考与选择，令人受益颇丰。

5、《好的婚姻要守护财产和爱》

在女人追求自我的过程中，感情是许多人逃不过的话题。有些女人把爱情想象得太过美好，把婚姻想象得太过简单，一股脑地投入其中，但往往遍体鳞伤。这本《好的婚姻要守护财产和爱》就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

内容提要：妇女研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人类科学走向综合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长足进步、科学反思自身的结果。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繁盛和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唐朝妇女身上体现着唐朝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有独特的魅力。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其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与彰显。本文旨在就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体现出来的“本原

性”、“自主性”、“进取性”、“开放性”四个方面，论述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特色。

关键词：唐朝 妇女 女性意识 复苏 彰显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产物，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然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之一，唐朝妇女也因此别具风采，而为世所瞩目。

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胡、汉文化持久、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唐玄宗一方面限制妇女干政，以巩固皇位，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给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唐朝妇女在其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宽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显现其不同于以往朝代妇女的行为特征。

一、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创世造人之母，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不仅奉现实中的女性为尊崇膜拜的对象，还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又从自然崇拜反过来映照对女性的崇拜。母系社会中的女性的种种权力，如生育抚养人种的权利，组织氏族生活和生产的权利等都是自然的赋予，而无法律意义上的人为特权，妇女只不过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而取得了全社会人员的尊崇，这种女性意识其实是懵懂而自然的，人与人，男与女之间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这种自由意识一直延续到父系社会到来，五帝时代还盛行着杂婚习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圣母简狄吞食了神鸟大卵，周的先祖后稷只有母亲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这些都是母系社会女性中心意识的神话再造。

五帝时代是社会生活和两性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子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子，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世袭也逐渐过渡到以男系为准，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⑵父系社会，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贬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转而崇拜起“天”与“力”。所谓“天”便是男性统治者——“帝”的象征，与女性有关的泛自然神都归服于“帝”的统治支配。而“力”则是权利的象征，力气的代表。韩非子说过“上古争于气力”。谁强悍有勇力，谁就能保存自己并能征服其它部落，从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员慑服。由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父系继嗣的问题突出起来。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⑶于是，在这种家庭和私有制发展的大形势下，个体婚制的传子制的启始，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开始了新的一页。女性意识被男权思想无限期的压制，其被奴役的历史也便开始了。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但是要看到的是，这种妇女的空前解放，实际上便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于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国传统女性中，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换句话说，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复苏。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本原性的复苏。并不同于现当代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解放，而是一种女性意识压抑了若干年之后的释放，是“胡文化”“胡风”的释放和表现。所以，唐朝妇女在本原上的复苏性表现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上的复苏，以及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两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⑷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急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丰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欲。”如果我们把“*欲”理解为爱情（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⑸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尽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其妻喝斥奴婢，母亲听了不高兴，李就休弃了妻子。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任其改嫁，但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据说，由于颜真卿这一判，风俗大正，此地再无弃夫之人。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对丈夫说：“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全不把“贞节”、失身当一回事。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尤其当时诗坛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的密切交往，他们对于才艺出众的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诗人的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围有一批崇拜者，他们是社会名流，诗人文士。像元缜、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旅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像元缜惊服薛涛的诗才、辩才，引为知己，赠诗称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⑹对薛涛的姿色、辩才、文采给予极高赞誉。另一诗人胡曾写诗称赞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诗人李冶，为超脱不群的文士陆羽、僧人皎然、诗人刘长卿、朱放等器重，李冶与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坦诚，感情真挚动人，交游之厚，与陈规陋俗、封建礼法格格不入。这种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唐代杰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这种情况，不但前代绝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后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唐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种反映。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体现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恪守道德礼教的、封闭内室的贤妻良母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种能给社会带来美感、乐趣的社会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们当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气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妇女们常常抛头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边帅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⑻结交朝臣外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甚至并辔走马入朝。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⑼这首唐诗便描写了一位船家女子与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谈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⑽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进取性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此时的女性，也由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中的熏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亦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女皇帝——武则天，而武则天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一针兴奋剂，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女性意识上的进取性，继而完成唐朝妇女女性意识极大的彰显。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683年，高宗死，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690年，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的国家生活中来，使得压抑了许久的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的苏醒。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是一个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差别性的社会学概念，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等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人们在社会上所尽义务、拥有的权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现出来。唐代女性之所以勇于冲出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其在当时文化教育较普及的社会氛围中亦能习文读书、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⑾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四、开放性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着装服色的选择将官方规定弃置一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丝织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从总体上看，唐代服装造型雍容华贵，配饰富丽堂皇；质料唐以丝、麻为主，以红、紫、黄为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要色调。唐朝妇女上身常着圆领的长衫，肩上披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线条优美，显得身材颀长、秀美，反映相对稳定的一面。唐朝以汉族为主，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文明且讲究，逐渐形成了飘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温暖湿润地区，丝织技术高超，丝织品花色品种很多，以轻盈精薄著称。如吐鲁番出土的轻容纱比马王堆出土的素纱更精巧。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而且，在唐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欢穿男性服装。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足见唐朝女性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服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见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装穿着上的富贵、典雅、夸张、华丽以及匠心的独特，都体现出唐朝妇女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水浒传》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

——浅析《水浒传》女性形象

《水浒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它描绘了一场农民起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书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英雄人物和生机勃勃的斗争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那些女性形象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以至潘金莲、阎婆惜等都深为人们瞩目。书中作者或着力描写，或串联故事情节的女性人物达七十多人，其中有作者予以充分肯定的正面形象，如梁山泊女英雄、贤妻良母、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有作者绝对否定的反面人物，上到统治阶层的妇女，下至“*妇”、媒婆、社会余孽；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这里上至公主、郡主，下到市民妇女、渔妇村姑、烟花妓女，《水浒转》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北宋末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复杂激烈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广阔、深刻、色彩纷呈的宋代妇女生活画卷。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封建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成为桎梏妇女的精神枷锁，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当的权利。《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宋代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从南宋中后期开始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作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思想，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水浒传》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的

文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因此，这些观念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一部《水浒转》仅从妇女形象分析就可以反映出作者基本上落后的乃至复杂的妇女观，与此同时，尽管封建色彩的落后的成分占相当地位，但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使我们不时感到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创作的撞击。

一 遮掩不住的光辉

作者以赞许的目光、热烈的情感、粗犷有力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堪称一百零八员好汉中三员杰出的女将，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让须眉的三位女首领。在古代文学画廊中，作者破天荒地塑造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三位绿林女杰的形象。若论打家劫舍、除暴安良、征讨敌寇的言行举止，她们与李逵、鲁智深等好汉确无多少差别。她们分明是巾帼女杰，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见临危不乱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在此谋划之中，孙二娘表现出感人肺腑的对亲人的关切，动人心弦的兄嫂情谊，那超人的胆识，更令人钦佩。顾大嫂的两个表弟解珍、解宝被豪强毛太公陷害入狱，定成死罪。为劫牢救人，她设法争取盟友——孙新的哥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先佯装有病，后持刀相逼，软硬兼施以达到预期目的。一往无前的气概，令人折服。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的武艺又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聚义后，她们冲锋陷阵，

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她们又以女性特有的身份，掌管酒店，打探消息；扮村妇，做智取大名府的内应；装艄婆，当“争功夺城”的先锋。三位女英雄为梁山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说对三位女英雄的塑造有男性化的倾向，有诬蔑之意，我们不能赞同。有人说那个时代“一些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妓女”，确有一定道理。处在封建时代的作者对女性的熟悉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这三位女性还不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但这三位“女主角”毕竟摆脱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藩篱，是作者首创的落草聚义的绿林女杰。“为敷衍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工具”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大可不必写这三位女将，而去写一百零八员须眉男子，其实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全书情节的发展。这三位女将的出现既不能说是对女性的轻蔑，也不是完全落后的妇女观的产物，但将其视为“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亦是不能使人接受的。列宁说，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成员，男女同上沙场，不可不视为一种平等。我想把它看成民主思想的萌芽，看成在那黑暗时代里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所透露的一丝曙光，是不过分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女子深受四条绳索束缚的时代，作者敢于塑造如此强悍的女性形象，而且将她们列于一百零八将之中，无疑表现了作者极大的胆识。《水浒传》中三位女英雄的出现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产物，也反映了作者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

在作者对三位女英雄的描写中，不难看到其妇女观中的另一面，即有着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落后一面。其代表人物毋庸置疑，首推一丈青扈三娘了。扈三娘本是订亲待嫁的大家闺秀，两军阵前骁勇非凡，也只落得个听凭摆布的结局。先做宋太公义女，又应宋江主张，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妻；到头来，丈夫身亡没来得及有任何感情上的表示就随之而去了。尽管孙二娘的死与扈三娘的死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是同出一辙，而孙二娘到底还“寻得尸首烧化，痛哭了一场”。在作者笔下，战场上的扈三娘与感情生活中的扈三娘判若两人。扈三娘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十个回合活捉了王矮虎，刀法娴熟的欧鹏斗一丈青不下，若不是援兵纷至，宋江亦只待束手被擒。作者在有声有色的“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的战场厮杀场面的描写中，为我们献上了一位女将领。虽然扈三娘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位列五十九，也算一个不小的人物了，但她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不在于满门抄斩，未婚夫被杀，自身被俘；不在于嫁给了其貌丑陋、贪酒好色的手下败将；也不在于丈夫战死，报仇之中随之而去；其不幸是在这灭顶之灾、突起大祸的面前，在人生重大感情变迁之中她木然处之，无动于衷；面对决定终身的不如意的婚姻，她却唯唯诺诺地“拜谢了”。在这一方面作者把一丈青塑造成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一个完全屈从于封建伦理的女性。这恐怕便是人们所说英雄人物缺乏血肉、形象苍白无力的症结所在。这样塑造人物不但违背了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初衷，而且让人物堕入封建伦理的泥沼。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李达《女子解放论》1919年10月）《水浒传》作者的确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然而作者笔下的女英雄并没有挣脱“被男子征服的历史”的藩篱。我们的女英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尽管她们的武艺高强，显然分别居于她们丈夫以上，但上梁山之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也只列于其夫之下；她们的出路并不因为她们有一番英雄业绩而放出异彩，她们走的是一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作者把孙二娘与其夫张青的死排在一个章回（第一百一十八回）中；王矮虎去后，扈三娘仅“略战一合”，便面门中一铜砖，落马而死；三女将中唯一未战死沙场的顾大嫂，也只能随着孙新——她的天神、她的主人而去。读到此处，三位女英雄的结局，与以前屡建战功的表现显然相互脱节，令人气闷，令人惋惜。惋惜之余，不难发现束缚三位女英雄性格发展的绳索便是作者思想的绳索，这就是作者“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二 在一片咬牙切齿憎恨的前后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贾氏是《水浒传》中的四位“*妇”，她们都是与人通奸，被人杀死的。作者有心让她们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然而这几位“*妇”却引起了众多的争论。

对于这几位女性，作者详略不同地向读者介绍了她们的出身，生

活环境，坎坷遭遇，人物性格，使我们对她们成为“*妇”前的真实生活有所了解。做人使女的潘金莲“不肯依从”那个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的武大；只因阎婆得了一口棺材、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用女儿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她们有分别遇上了“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转身的人”，“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押司，“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心思亦不在女人身上”的丈夫，“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的员外。这便是潘金莲们的婚姻——残酷的报复，廉价的买卖，任意的摆布，无奈的依从。这便是“*妇”们的人生旅程的前期生活。书读至此，引起了人们几多愤恨，几多不平，几多同情。尽管“*妇”们的生活引起几代人的争议，但都以作者的真实描写为依据，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笔法的成功。

潘金莲们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得宋代——封建统治阶级集历代腐朽反动的妇女观之大成的时代。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妇女的命运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社会不给她们以出路，作者同样没有给她们出路。在她们“偷人”、通奸、甚至杀夫之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武松“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宋江“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潘巧云被“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贾氏被卢俊义“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这就是作者为“*妇”们

设计的下场。为了使这种设计显得合理，作者分别铺陈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没有给四位女性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是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而恰恰是这些故事情节，模糊了四位女性性格扭曲的前因，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也引起相当读者对四位女性的憎恨。“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1918年8月15日）三千多年的憎恨，是那么习以为常。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潘金莲该杀夫，阎婆惜该讹诈，潘巧云该堕落，贾氏该通奸。这四位女性的结局是封建时代只追求个性解放、只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我们不能要求作者有这样的思想态度，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铺陈这些故事情节时，始终抱着“万恶*为首”、“妇女是祸端”的封建观念，字里行间渗满了这样的女性就是罪恶源泉的说教。而前文关于四位女性身世的交待正是作者“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契可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使我们得到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得到了那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从而理出了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脉络。这样，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就与作者主观的思想动机产生了强烈的典型的撞击。前面读者所阐发的愤恨、不平与同情，并非作者主观意图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一丝不苟、客观如实地叙述。然而，后面“鲜血飞出”和“心肝五脏”的惊人情节，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反映了历史的普遍的心态。一个创作方法的客观如实，一个精心设计的惊人情节，

产生了作者万万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上的潘金莲成了长久讨论不休的话题。文学界也由西门庆、潘金莲这一市民风情画卷，启导出了《金瓶梅》，又由《金瓶梅》启导出了《红楼梦》。这深远影响的产生恐怕不能不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成功。

三 设计完整的女性形象——琼英

琼英虽是全书后半部才出现的一位女性，却是作者着墨最集中，叙述最完全，描写最完备，结局最“完美”的妇女形象，是依作者主观意图刻画的一位典型女性。若说前面所提三位女英雄，作者给予了过多的男性化的描写，那么“容貌如花”、“玉体轻盈”、“白伶百俐”、“威风凛凛”的琼英，方是“红妆”英雄。作者在“琼英处女做先锋”、“张清缘配琼英”、“张清琼英双建功”等几个章回中着力描绘了这位女将。她的身世，她的成长，她的威武，以至天配良缘，从一而终，以“贞节孝义”之名而归的一生。作者将其作为完美女性的化身加以塑造，以至到了神化的地步。在她的身上不仅有与三位女英雄相同的领兵作战、奋力搏杀的特点，更有其自身的个性。可惜这些特点和个性完全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体现，是作者落后的伦理观念的标签，绝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个”。她“忠君”，琼英不幸落入田虎的队伍，虽身不由己，而心向朝廷；她“孝亲”，“素有报仇雪耻之志”，“欲报父仇，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她“义气”，琼英一接触宋江起义军就将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便跟定了这支已经招安的队伍；她“贞节”，张清战死，“琼英哀恸昏绝”，苦守贞节抚养孤儿成人。作者还巧妙地

杜撰了一个故事：“有块美玉，白赛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一声霹雳”，“却怎么就变成做一个妇人的尸骸！”由此引出仇夫人（琼英母）被田虎掳去，不从田虎，撞冈而死的过程。虽说此段是琼英报仇的依据，但更见作者对琼英母女二人的颂扬之意。便有了以下“天子大嘉琼英母子贞孝，降敕特赠琼英母宋氏为介休贞节县君，着彼处有司，建造坊祠，表扬贞节，春秋享祀。封琼英为贞孝宜人------”的记载。

书中被琼英石子打翻落马的段三娘，成为作者偏爱的女英雄的强烈反衬，从另一角度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妇女观。写段三娘出场：“只见人丛里闪出一个女子来”，“眼大露凶光，眉粗横杀气。腰肢坌蠢，全无袅娜风情；面皮顽厚------”好一幅泼妇、刁婆相貌。亮相第一战，便“被王庆就势扭悴定，只一交，把女子颠翻。”起身后“毫无羞怒之色，倒把王庆赞”，仅此一笔不仅交待了此人的武艺，更刻画出此人刁顽的性格。段三娘的婚配是“自己看中意了对头儿”，“虽是段太公，也不敢拗她”，这便更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对段三娘的死，书中道：“从小不循闺训，自家择配，做下迷天大罪”。在作者看来，其大罪构成有二，即不循闺训与自家择配。作者在几个章回中同时集中刻画了这二位女性，正反两方面相互陪衬。段三娘的行为显得那么龌龊，段三娘的下场令世人不齿；琼英的形象是那么完美无瑕，琼英的言行举止那么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且有一个善养天年的好结局。作者的用心显而易见。这已经不是在刻画人物，而是要通过这两个人物来表

现作者的观念。它分明告诉读者，一个好女性只有严守闺训，严守礼教，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里，也可以名节昭彰天下，受到推崇。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与孙二娘、顾大嫂相比，作者给与琼英的也是更多的溢美之辞。联系起来看，琼英的品貌出众，武艺超群，高高居于三位女英雄之上。三位女英雄就这样在作者有意或无意中也成为琼英的陪衬人、垫脚人。显然，这是读者不愿意接受的。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恐怕不能不说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加之“以自己的主观设想来代替生活本身”而导致的。尽管作者颇下了一番功夫，但琼英这一形象仍然苍白无力，缺乏立体感、真实感。关于琼英的许多描写，如她的梦中学艺，宿世姻缘，母亲的“白石”“尸骸”，以至管家叶清到宋江帐中叙述琼英的身世，一谈即合，都是经不住推敲的。由此可见，在塑造琼英这个人物时，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撞击的结果是违背了尊重生活、缘于生活的原则，让人物完全隐匿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之下。作为作者主观意念投影的琼英，是以规范的封建伦理雕塑成的模特，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一面的产物。因此，人物形象不能光彩照人，不能给后世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和影响。

四 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

作者在塑造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的过程中，时而轻轻几笔，为读者献上了一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那开黑店的张青认为“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不可害”的思想，实则是作者对待生活在封建

社会底层的弱女子们的思想态度。

林娘子算不得贫弱女子，其夫、其父均为京城教头，可算是上层社会的贵妇人了。而自她一出场，便是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妇女形象，只因美貌过人，遭来一场横祸。作者以深沉动人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林娘子短促一生的最后时刻：斥戏、拒奸、劝夫、殉节。在那情长长、恨绵绵的叙述之中，作者尽情歌颂了那忠贞不渝的爱情，歌颂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反抗精神，对林娘子献上了无限真切的敬意，给予了真切的同情。

金翠莲是《水浒传》文始出现的弱女子，被郑屠夫“强媒硬保”、“虚钱实契”霸占了身体，“未及三个月”便被赶出，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作者首先让她在随父卖唱中遇到鲁智深，鲁智深仗义疏财，拔拳相助，使金翠莲父女摆脱窘迫之境，有了一条生路。之后，作者又让她们遇上赵员外，金翠莲被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作者希望这弱女子有一个好的生活出路，把其同情融入两次巧遇之中。

在众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中，李师师可谓引人注目的一个。她是上依傍当朝皇帝，即使“公子王孙，富家子弟，谁敢来她家讨茶吃”，是名著一时的烟花妓女。作者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在梁山队伍招安受挫中选择了这一下情上达的理想人物。作者把李师师放在政治斗争中去写，实际上让她直接参与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看到李师师既有头脑又深明大义，她理解梁山好汉的处境，同情并尊

重他们；她明辨是非，对蔡京一伙深为不满。然而李师师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与宋徽宗有着特殊关系的妓女。作者用调侃的笔调写了李师师对燕青的“嘲惹”，但充分暴露了李师师内心的矛盾和向往。正是作者对李师师的生活所做的客观、真实而深刻的描绘，使读者体察到李师师的追求和痛苦。作者现实主义笔触所到之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政治上远远超出达官显宦的妓女，生活上血肉较为丰满的女人。可以肯定的是，《水浒传》的作者以不同于历来封建文人的眼光，以较为别致的笔调，着力刻画了这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形象，以赞许的口吻强调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表现出作者对这位下层女子的爱怜。

在《水浒传》女性形象中，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占相当的比例，除林娘子、金翠莲、李师师外，还有王进的母亲，王有金的女儿，宋玉莲等人物。她们都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有的甚至是次要而次要的人物，是作者为繁衍故事情节而塑造的形象。作者对此着墨不多，有时只是寥寥几笔，便刻画了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以及或贤惠，或刚烈，或柔弱的悲剧性格，给读者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象。作者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这类妇女的同情，倾注了怜悯的爱。作者都为她们安排了结局，即现实生活中的出路。出路不外乎两条，一是被封建社会或传统道德逼得自尽，一是获得暂时安稳的生活，个别人还获得“衣食丰足”的富贵。在作者看来，让自尽的得到褒扬，让获得暂时安宁的使人安慰。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样的出路是悲惨的，是经不住推敲

的。得到褒扬的并没有脱离封建道德观中节烈的范畴，人物也没有摆脱成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命运；获得暂时安宁的，即使像金翠莲那样嫁给赵员外的，也时时处于监视之中。然而，写于那个时代的《水浒传》，确实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刻画这部分妇女形象时，始终怀着真切的同情，字里行间溢满了这种同情。同情反映着作者对造成弱女子们不幸的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是作者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法在刻画人物，更是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的具体表现。

引起我们深深注意的是，作者让获得暂时安稳生活的女性中，包括金翠莲、张太公的女儿等一类人物。这类女性有的曾被恶霸霸占过，有的惨遭强人蹂躏，按照封建礼教的逻辑，这类女性已经丧失名节，已经无颜再生，只有一死了事，成为封建道德的殉葬品。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不但让她们继续生活下去，有的人物，如金翠莲还对梁山事业发生过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我们认为，作者在对这类女性注入同情时，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已经不自觉地脱离了封建道德的阴影，而是按照真实的生活线索，按照生活的逻辑提炼、刻画人物，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情弱者，同情下层社会中的弱女子，不把她们一律视作庸庸碌碌、刁钻古怪的下等人，为读者献上了个性较为饱满的苦苦挣扎的下层妇女形象。甚至还以赞许的笔调，描写与此类女性相近的一类“下等人”，如李小二浑家的机警，何九叔老婆的精明，都可以证明，是

作者的现实主义笔法、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相统一所产生的效果。

《水浒传》刻画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作者的写作意图十分明显，即赞扬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水浒传》毕竟是男人的世界，是男子生活、奋斗的舞台。女性形象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即使是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三位女英雄，也不是作者主要刻画的人物。因此，在女性形象中，凡与梁山泊英雄同路的，作者便予以赞扬；凡与梁山泊英雄同心的，作者便寄予同情；凡与梁山泊英雄为敌的，便绝对没有好下场。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索作为解开书中女性形象的注脚。

“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所以，在每个俄国作家的作品里，你都可以发现那些超出他们倾向范围而且在本质上与之相矛盾的过剩题材和多余思想。”（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从作者在《水浒传》描写妇女形象所表露出的妇女观中，我们已经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作者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其妇女观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时代，即封建的、落后的，这一主导思想贯穿在对各类妇女形象的描述之中。作者在对三位女英雄赞颂的同时，依然没能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不时地流露出“夫唱妇随”、“夫死妇随”的意识。作者在对“*妇”们无情鞭挞之中，将其提倡的禁欲主义、“女人是祸水”的思想典型化。作者把禁欲，完整地说，是饱口腹之欲，而禁异性之欲，视为英雄好汉的品质，反之便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源泉。作者在对琼英极

力美化之时，更将其妇女观中封建、落后的一面表现的充分无遗。作者在对林娘子的爱情歌颂之时，亦淡淡地散发出“贞女节妇”的气味。

然而，作者究竟是不同凡响的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的文人，目光所及，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各类女性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比较，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又构成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作者蘸着赞颂之情的笔墨，表现了女英雄们的豪情义气、斗争精神，书写下她们不凡的业绩，为我们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形象。在中华大地上，三位女英雄有口皆碑，这难道不是作者的功绩所在吗？普列汉诺夫说：“早期现实主义者是保守的，部分地甚至是反动的思想方式，并没有妨碍他们很好地研究他们周围的环境，并创造出在艺术上很有价值的东西来。”（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当《水浒传》的作者以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写作时，当作者以“写尽”的笔法刻画妇女形象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复杂的妇女观相撞击。撞击的结果各不相同。或撞击得融会贯通，人物形象就较为鲜明；或撞击得脱离了生活基础，人物形象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血肉，读者也难以接受；或撞击得疑点重重，一时无法解释，引起历代读者关注。随着生活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引出后世读者的争论，使得人物形象大于作者写作的初衷，使得人物的客观效应、后世效应远远超过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因此，对《水浒传》中众多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不但能够使我们深入发现、明确了解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展开广阔的真实生活的画卷

古代文"女子”称呼有：女士，淑女，女郎，巾帼，女史，裙衩，妙龄少女，绝代佳人，扫眉才女，

不栉进士，冶叶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