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远流长的中国钟、鼓文化

传说远在炎帝、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钟。

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就有许多关于钟、鼓的传说的记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

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但是，考古发掘证明，远在距今6000至5000年，即公元前3900年至前3000年左右，就已有细泥红陶制成的、光素无纹的钟（或铃）。

该钟（或铃）高约9厘米，直径约5厘米，有柄，其肩部两旁各有一小孔与内腔相通。

其后，又相继在陕西长安县、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地，发现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陶质钟。

之所以称其为钟，是因为它已具备了后世钟（或铃）的特征：中空、筒形，一端封闭，一端敞口，由外力撞击而发声，或受外力作用，其舌撞击内壁而发声。

它们是人们目前所见的最为古老的钟（或铃）的形态，是中华大地上钟（或铃）的原始雏形。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时期，也是青铜乐钟的大发展时期。

商代的青铜器制作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兵器。

西周则是先秦礼乐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青铜钟铃的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到了两汉，铜器的铸造主要由官府控制，并设专门的机构来管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

南北朝至明清，则是佛钟、道钟、更钟、朝钟盛行的时期，同时也是铁钟大量出现的时期。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在位时，西域大月氏派伊存出使中原。

当时，他曾向博士弟子（官名）景卢口头传授佛教经典——《浮屠经》。

这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会议1998年3月确定的，作为“佛教初传标志”。

其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郎中蔡信等18人赴西域学习佛法……佛教的传入导致了佛经在中国的出现，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钟鼓文化的发展。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历史也颇为悠久。

大约在公元4世纪初，就已由中原传入。

辽在北京建陪都南京，金继而又建中都城，元新建大都城，明永乐帝又在其基础上改建、扩建北京城。

都城是政治、文化中心的所在，上述各代帝王又都崇尚佛教，致使佛教文化在北京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

明朝更是其大发展时期。

佛钟，也称“梵钟”。

由于它是佛教寺院中不可或缺的物器，与僧尼朝夕相伴，寺院的生活几乎都是由“钟”而定。

它既是佛乐的乐器，寺院的报时器，更是重要的法器。

在隋唐时期，佛钟在寺庙里已十分普及，尤其是汉传佛教，几乎是无寺不有钟，无钟不言寺。

钟的声音深沉、浑厚而且绵长，洪亮而且辽阔，佛教徒甚至将其视为与天国神灵沟通的圣器，成为广大佛教徒崇拜的圣物。

二、象征意义是钟、鼓文化的灵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

祭祀和战争是古代社会最大的两件事，因为它们是获得和维护统治权力最重要的途径。

而从考古出的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也主要是祭祀礼器和兵器。

张光直先生在《宗教祭祀与王权》一书中这样说：“在一个充满争夺的社会中，兵器的威力不言而喻。

但拥有礼器时权力的积聚和巩固，更会产生更大影响。

”于是，“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用以祭祀。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祭祀礼器的拥有，就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

先秦统治阶层之所以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铸造各种各样的铜钟，不仅是因为铜在古代是一种贵重的金属，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钟和鼎一样，都是权力、地位的象征，甚至成了战争是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

而在钟、鼓文化所涉及的领域，诸如宗庙的祭祀、宴享娱乐等，钟、鼓之乐规模的大小、数量的多寡、制作的精良程度等，也都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

周武王伐纣灭商，并在商朝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更完备的政治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

这同时也是先秦礼乐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大量的青铜礼器和乐器，自然也应运而生。

钟鼓之乐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

而钟、鼓的权力象征意义在先秦时期被确立之后，在钟鼓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被承袭下来，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销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了六口象征专制统治的大朝钟。

朝钟在皇帝受百官朝贺时鸣响，并由是开启了帝王专用的朝钟铸造史。

历代帝王所铸之钟，以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所主持铸造的永乐大钟最为有名。

大钟铸满了文字（汉、梵文共存的佛教经、咒计100多种，共23万多字）。

有明成祖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还有其它一些涉及明初社会现状的相关铭文。

此外，钟体上还铸有百喻经中的佛经故事等。

大钟所铸铭文字体工整、隽秀，相传为明初书法家沈度所书。

其铜质优良，工艺极佳。

钟体布满佛经，虽意在此钟声象征佛祖宣讲法音、传播四方，但却是永乐皇帝所拥有专制权力、至高无上的最好诠释，即以此向世人昭示他帝王权力的确立，并祈祷“大明一统”，长治久安。

修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钟、鼓二楼，均筑于高大的城台之上。

钟楼通高约48米，全为砖石结构，精致而坚固，灰筒瓦绿剪边歇山顶，四面开券门，楼内悬挂大铁钟一口（后改为悬铜钟）；鼓楼高约47米，重檐、重楼黄瓦歇山顶，楼两层，面阔五间，楼内置鼓一面。

钟、鼓二楼虽为全城的报时中心，但更是明永乐帝一统江山、皇权永固的象征。

三、保护钟、鼓二楼及其周围地区的原生态文化

在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的命运受着大自然的主宰。

他们慑服于自然界的威力而崇拜自然，将由于自然力降于人间的祸福看成是某种神力的作用。

而在这整个宇宙的“众神”之中，又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者，那就是“帝”、“上帝”，或者说是“天”、“天帝”。

因此，古人总是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

“帝天之义，莫大于承天”。

所以，《仪礼》说：“天，至尊也”；“君，至尊也。

”孔子更把所谓的圣明君主比喻成众星拱卫的“北极星”，并由此形成了“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尊，王南向”。

主体建筑面南、中轴对称，成为历代帝都宫殿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法则。

明清的宫殿建筑，便是严格遵循这一法则，在都城规划建设上本着“天子至尊”的思想，确立了宫、城一体，择中立宫，即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为全城主轴线，构成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呈“回”字形的总体布局。

而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并以南京宫城为蓝本改造、扩建而成的。

元大都城的总体结构，就是宫为主体，居于城南部中央，自郭城正南门——丽正门，皇城正南门棂星门，宫城正南门崇仁门，北经万宁桥直达万宁宫中心阁，都在一条中轴线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中轴线之西129米处，还有一条与之相平行的南北轴线，其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旧鼓楼大街。

这条南北轴线以钟、鼓楼为标志，正好把元大都城的北半城划分成东西面积大致相等的两部分，即城的中分线。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下大都城。

为便于防守，而将北城墙南缩五里。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即以此作为北城墙。

与此同时，又将原大都城南城墙南扩二里，以原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为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废除原位于今旧鼓楼大街南端的钟、鼓二楼，并把它们建在了北京规划建设中轴线的北端，从而形成了南自丽正门（后改称正阳门）、北至钟鼓楼这样一条统领全城规划建设的中轴线。

其间经大明门，过天安门、端门、午门，穿紫禁城，出玄武门，越景山，直达钟、鼓楼。

这是世界都市中一条最伟大的中轴线。

而把象征皇权至上、一统江山的钟、鼓楼也都建在北京城规划建设的中轴线上，并作为它的终结点，这是我国都城规划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现在的钟、鼓楼虽为清乾隆年间所建造，但是其高耸、沉稳、敦实，“飞檐杰阁，翼如焕如”的形制不变。

无论是站地仰望，抑或是前后并峙，互为相望，都能给人以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透视效果。

也因于此，其周围包括街道、胡同、四合院在内的一个范围甚广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汇成了钟、鼓楼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全息历史的环境之中，才能解读得出钟鼓楼象征文化。

一旦失去这样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钟、鼓二楼没有了胡同、四合院的支撑，没有了居住在那里的老北京人的文化气息，也就成了被现代高楼所遮挡的古董——孤零零地戳在那儿的古董。

安陵邑故城。安陵邑又称左关、丘关，战国齐邑。《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云：“安陵邑，战国齐地，在今山东胶南东北。”《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其位置在今灵山卫附近。齐国三量之一的陈纯釜铭文中称“处兹安陵亭”。郭沫若先生指出：此安陵即灵山卫故城。据考察，灵山卫北有一山，名曰安陵山，山附近曾发现古代建筑遗址。又，灵山卫以北有地名曰辛安，是否与安陵故城有关，尚待考证。

灵山卫古城。明清时期，灵山卫为我国北方海域的海防要隘。据《灵山卫志》载：“灵山卫，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设立以防海也。”这里山陡水深，形势险要。西北群山环抱，东与大海旋绕，灵山岛屏列于前，齐长城带围于后，左有二崂，右有大珠，山路盘曲，有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势。时灵山卫辖有前、后、左三所。前所即夏河寨备御千户所，建有城池，故址在今胶南市琅琊镇驻地夏河城；后所即胶州守御千户所，附于胶州城；左所在卫城内。同时还于沿海设烽火墩台30座，临海城堡12处，军屯30个。军户驻于屯中，烽烟告警则为战，海上平静则事农。军屯耕种收入为军费，并上缴都督府一部分钱粮，为国家军饷开支。

历史上，灵山卫城曾历经三次营造。第一次是明洪武五年（1372年），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派遣指挥佥事朱兴来此建造土城，以防倭寇。建成后，城周为三里，围墙高二丈五尺、厚一丈二尺五，东西南北各有城门，护城河深为二丈五尺，宽二丈。第二次于永乐二年（1404年）指挥佥事郭崇又大兴土木，城池周长扩建为五里，外包以青砖，四门加城门楼，增铺所十余所。第三次于弘治元年（1488年），分巡副使赵鹤令檄指挥使张某再次重修，四方设门，东曰朝阳，西曰阅武，南曰镇海，北曰承恩。

经三次营建，灵山卫城城池整齐，规模宏大。《卫志建置志》载：“四门洞达，街为十字，均齐方正，形若棋盘，巷口有石若棋子，中有界河自北水门入，由南水门出，汇于城南，渐次归海。”城中分东、西、南、北四街，建有卫署、学宫、经历司、仓廒等。城东有演武场，建有将台、厅堂。城外还有社稷坛、风坛、云坛、雷坛、雨坛、先农坛、城隍庙、关帝庙、玄武庙、三官庙、三司庙、马神庙、观音阁、福寿寺、朝阳寺等宗教教建筑；有文林坊、柱史坊等坊表建筑；有通济桥、长平桥、迎鹤桥、小石桥等桥梁建筑。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灵山卫裁并后，古城日渐荒废。卫城于道光年间开始倒塌，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只留下四门和部分城墙，1960年代初期还保留西门和部分残墙，现已全部拆除，只有城南还留有烽火台遗迹。

咸丰七年（1857年），灵山卫古城旁出土了“齐国三量”。由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潍县陈介祺收藏。为左关征收税赋的量器，均是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所铸（古文田通陈）。一为子禾子釜，又称丘关釜，铭文9行108字；一为陈纯釜，又称左关釜，铭文6行4字；一为左关，又称左关，铭4字曰“左关之 ”。“齐国三量”和灵山卫附近出土的大量青铜剑、戈、矛、镟等，说明当时该地所处的军事战略地位。

宋金陈家岛海战遗址。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大规模南侵，其海军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奴为副统制，用降人作向导，在胶西赶造战船，伺机南下袭击宋都临安。是月，金军战船由胶西海口出发，泊于唐岛湾。宋将李宝与其子公佐、海州魏胜等率水师至石臼山准备迎战。时金军中有数百名汉族水手降宋，李宝从中得知金军虽众，但不谙海道。某日夜深，南风骤起，宋军战船迅速起锚北上，士兵握刃待战。驾驶金船者多为汉人，见李宝水师，遂将金兵骗入船中，金兵对宋师突然来到一无所知。宋战船乘风疾驶过石臼山，至陈家岛逼近敌船，鼓声振荡，金兵大惊，忙逆风升帆开船，船弥亘数里，被风浪卷集到一处，阵营大乱。宋兵火箭齐发，因金船帆皆以油涂，中箭后大火蔓延，烧毁数百艘。李宝令壮士跳上敌船，短兵相接，杀敌无数。金军副统制完颜郑家奴及雄州刺史阿瓦等毙命，3000余名金兵逃至陈家岛后投降。都统制苏保衡见大势已去，乘船逃窜。是役，宋兵缴获诏书、印记、征南行程历、器甲粮斛等数以万计，重不能举者毁之以炬，大火燃烧4昼夜不熄。陈家岛海战为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海战。

灵山岛位于灵山卫古城正南，距大陆约10公里，岛形狭长，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15公里，面积约72平方公里，灵山岛最高峰歪头山海拔513米，是我国北方第一高岛,在全国仅次于台湾岛和海南岛，有“中国第三高岛”之称。因古籍中有“未雨而云，先日而曙，若有灵焉”的记载，故名灵山岛。灵山岛现有居民3000余人，分12个自然村。灵山岛山高海阔，气象万千；峰峦起伏，植被茂密，郁郁葱葱。

灵山岛为典型的火山岛，火山喷发降落之角砾岩，历经风化剥蚀，形成锯齿状山脊，发育成大小山头56座之多，其中高峰七八座，如灵山、歪头山等。而灵山岛东南受到海水侵蚀，形成造型奇特的海蚀地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如老虎嘴、象鼻山、石秀才等。

灵山岛上渔家村落风情别致，或居于崖边，或位于海畔，或半藏于山涧。梯田、绿树、碧海、红瓦、蓝天交相辉映，从海上望去，宛若翡翠浮在海面，故有“灵岛浮翠”之美誉，为古“胶州八景”之一。坐落在城口子村的浮翠亭，为灵山岛之标志性建筑；附近的望海楼，相传为金完颜兀术之妹出家为尼时所居，如今又在遗址上重建。

灵山岛上有“拔母”古树数株。相传是明代初年从四川迁来的王姓人家在祖坟上栽种的。如今奇树形若翠伞，杆若鹤胫，皮若鲸鳞，枝同龙爪，曾引起林学专家的关注。现灵山岛的林地覆盖率已达到70%，成为我国北方水域难得的“海上绿洲”。

唐岛位于灵山卫东南海中，海拔195米，面积约075平方公里，距大陆岸线最近点04公里。据清乾隆《胶州志古迹》载：“唐太宗征高丽曾驻师于此”，故名唐岛。岛上有饮马池，常年有水。有古炮台1座，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与西部之大珠山古镇口炮台东西分列，呈拱卫之势，同属灵山卫管辖。

小珠山位于灵山卫街道西北部，西越隐珠东北，北跨黄岛区辛安西南，总面积35平方公里，主峰大顶海拔724米，是胶南境内最高点。小珠山高峻雄伟，气象万千。小珠、大珠互为映衬，被誉为“双珠嵌云”。山上奇石和名胜古迹很多，主峰大顶与白石顶南北对峙，上有天门、天桥。大顶之后有垂背石、船石、直楼，其前面有万人井、四角石、瀑布石、穿心石、纱帽石、尖顶石、仙人迹、朝阳寺，又有龙泉、龙祠。现在寺、祠仅存遗迹。大顶之东有卧单石、黄牙石、五顶山，并有两处天然洞穴。大顶西侧的钟楼，古朴别致。横额雕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今保存完好。小珠山还有太平庵、白云寺、陈氏双烈祠等遗迹，北麓有蜿蜒的齐长城遗迹。

朝阳寺又叫天齐庙，坐落在小珠山东南侧半山中，黄石圈村北，石岭子村西。山下五里，即明清海防重镇灵山卫。朝阳寺建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重修于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寺庙结构宏伟。1960年代，惨遭拆除，今仅剩断壁残垣。

原朝阳寺占地5亩。院内有各类祠庙10座，建筑多用青砖青瓦，廊台画栋，飞檐斗拱。主庙朝阳寺前有一座隆起的山脊，呈东西走向，该山突兀陡峭，似一长龙卧踞小珠山前。山顶嵯峨处，依次建有王灵宫殿、观音老母庙和尼姑庵塔，这两庙一塔独立于山顶或山边，与一涧相隔的北侧七座祠庙遥相对应。涧内巨石峥嵘，树木参天，山泉叮咚，两山之间有一座石板桥，立于涧上，是连接前山与后庙的惟一通道。

朝阳寺的庙宇祠堂，分别建在两座山梁上，其建筑或依次相接，或随山势凸立于旁侧；或顺地势凹坐于周边；或倚立于陡崖峭壁处，其装飞逸雄峻、肃穆而庄重。多佛众神，神态各异，喜怒哀乐，栩栩如生。与朝阳寺并连向东依次排列为龙王殿、雹叱殿、牛王殿。龙王殿前有一龙王泉，前面七八米是踞于涧旁的观音阁，阁上有碑铭：“明崇祯四年建”。今院内尚存三株云楸，三棵银杏，皆为千年古树。大者树干需几个人合抱，浓荫遮天蔽日。当地民谣：“唐王重修，不记云楸。”

龙王泉为一泓天然水泉。水深米许，宽不足米，泉外有两片水湾，皆为泉水溢之。龙王泉水冬暖夏凉，四季常温。泉中有一族长冠子的鳝鱼，形如蛇状，身体呈白色略有黑斑，遇到下雨阴天，就三三两两从泉中顺沟露脊游向水湾。当地民谚：“白龙（白鳝）出泉，天将下雨。”

求雨是当地较隆重的祭祀仪式。每遇大旱，周边十里八乡的百姓，云集而来，在龙王殿前设祭坛，供三牲，燃烛香。在和尚导引下，一身著蓝偏衫的农夫进入龙王殿，先叩大礼念祷词，然后

从庙中抱出一尊镶有龙纹的花瓷瓶，小心翼翼地步入泉边。三叩首后，由和尚提水装瓶，装满水后将一束柳枝插入瓶颈中。农夫抱瓶送回家中，等降雨后再将水送回泉内。送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以谢龙恩。

朝阳寺每年有两次大型庙会，名扬方圆几百里。一是春天的四月初八，樱桃裂嘴笑的时候；另一是秋天的十月十五，庄稼上场入囤之后。为赶庙会，远方人们要早一天起身赶路，落脚住宿，第二天占个好位置。时进出朝阳寺仅一条道。来寺进香求愿的、赶会听戏的，游览观光的，山路上行人如织，车辆驴子日夜穿行。天长日久，小路被轧成一道浅沟，浅沟被山洪一冲，沟状愈深。后独木轮车过不去了，只能牵着驴攀爬。驴子多了排泄物也多，从此这沟就叫“驴屎沟”。当年去朝阳寺，必经驴屎沟，沟由寺而成名。如今寺庙已毁，驴屎沟仍在。

灵山卫历史悠久，历史上人才辈出。明初，因所居皆军户，以武将著名。阳武侯薛禄，在“靖难之变”中英勇善战，首夺九门，得到燕王朱棣的重用，且得以赐名，后转战北方，屡立战功。朱棣即位分封功臣，赐诰券三代侯爵。明仁宗即位后，又加封太子太保。灵山卫显姓望族中，明清时期先后出过进士、举人、贡生300余人。其中苏丛，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巡按江南，剪除豪强，推荐贤能，辩明冤狱，兴利革弊。焦复亨，名重一时，领袖胶州文坛60年。宋之钊，有“莱郡一人”之称。苏濬，著有《群玉斋诗集》。苏潜修，编撰《灵山卫志》八卷，为后世留下了研究灵山卫古城的翔实资料。

进士府坐落在灵山卫镇北门里村委会北侧。今村委会大门即为原进士府正门，院落即为王进士府

第。进士府是清康熙丙辰科（1676年）进士王请试的府第，如今大部分房屋已拆除，仅存西北角二进偏院落。偏院大门朝西，3间抱厦，是原府邸的西北角门。迎大门立砖砌影壁，绕过影壁是坐北朝南正房。房为硬山，青瓦覆顶，层砖叠涩出檐，青砖砌墙，石灰勾缝，一排6间，界墙分为两个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