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区别：

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目，集中列表于文末。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引文注释，一般排印在该页地脚或集中列于文末参考文献表之前。

相关介绍：

1、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为古书注释开始于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分得较细，分别称之为注、释、传、笺、疏、章句等。包含的内容很广。诸凡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形式。古籍注释列在正文之中，有双行夹注和夹注。现代书籍注释列于正文当页之下，称脚注，亦称本面注；列于文章之后或列于书籍之后者称篇末注。

2、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

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文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解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重复，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对于“古书”的上限，我给的比较宽，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我一律都划在“古书”的范畴里。对于下限，我以辛亥革命为界。这样的话，时间跨度就相当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到底产生了多少书籍，这些书籍有多少传世非常难统计。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书，哪怕是历经“十厄”、流传至今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我手头上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数据，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丛书集成》作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这些批书籍成书有先后，内容驳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如果统统冠以”中国古书“的名目一概而论，难免把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因此，在此我仅就我相对熟悉的”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文献来谈其价值与意义。

经部文献，简单地（当然也很粗疏地）说就是，十三经以及对十三经的注释之作。经部，曾是中国古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在数量上经部文献可能并不占优势。经部文献的地位，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自西汉起，经书就是士人最熟悉的行事守则与处事规范。他们是知识阶层道德与知识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自从科举取士开始，十三经也是士人进入官僚体系的敲门砖。通俗得说，经部文献一方面是读书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换取物质利益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经部文献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一种非常超然的地位。

但是”五四“之后，经部这种超然的地位被迅速瓦解。经部文献所包含的知识与宣传的行事准则都视为是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旧“的传统被摒弃。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下，并没有一个与经部对应的概念，因此经学自晚清之后就被飞速地边缘化，其内涵也被彻底肢解。比如《诗经》被解释为上古民歌，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尚书》被解释为商周时期的公文档案，成为历史系研究的资粮。而经学本身不复存在。

既然经学本身已被摈弃，那么阅读经部文献，是不是只剩下了历史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我硕导也曾经问过我）。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经学文献本身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但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渗透也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其一，是对其他文本的渗透。虽然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不少来自民间的文本（比如敦煌变文），但是绝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文本都是来自文人创作。而上面谈到了，经部文献是文人群体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因此即便读文学作品，甚至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学的身影依然隐隐约约挥之不去。而文学作品，其二，经学曾经给知识阶层提供了一套完全自足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套准则虽然不断被阐释，最后又被大力摒弃，但是并没有完全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很难与“旧道德”一刀两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十三经。比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上，对“孝”的强调（虽然这个字眼越来越少地被提起），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嗣的强调等等。我很难对这种“人情世故”作评价，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在日常伦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阅读经部文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上面有人谈到中西比较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非常大。在此我也谈一点自己的浅见。用“现代”的眼光看，西方经典无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但是当我们跳出西方的学科框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一旦我们真的切断了与旧传统之间的脐带，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独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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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用注音来破假借字的训诂术语。也叫“读曰”。如郑玄注《周礼》：“政读为征，谓地守、地职之税也。”

读若、读如的功用是拟其音（注音），“读为”、“读曰”的功用是易其字（破假借)

王力先生在讲解《古书的注解》(P617)时明确指出:“读为、读曰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

“读为、读曰”:这两个术语主要是用来说明通假,即用本字来说明正文中的假借字及古今通用字。如:“信,读为伸”,“巨,读曰讵。”,“倍读曰背”。

古书注解在两汉之际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原因是什么如下：

我国古书的少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

此外，西流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两汉经常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

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

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兴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家”。

（一）汉代的注和唐宋的疏

由于语言的发展和口授传抄的错误，汉代人已不能完全读懂先秦古书，于是有人作注。汉注虽多是儒家的经书，注家思想也受儒家局限，但因时代距先秦较近，对字句的解释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同理，唐人不易读懂汉注，于是出现了新的注解方法“疏”（又叫“正义”），既解正文，又解注文。宋人也沿用这种方法。

（二）注疏的体例

后人把注疏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十三经注疏》。以《毛诗正义》为例，注疏的体例是：用双行小字排在正文下，开头没有“笺云”的是汉毛亨的“传”，“笺云”是汉郑玄的“笺”，圆圈以后是陆德明的注音，“疏”字后是唐孔颖达的“疏”。疏的体例一般是举出所要疏的经文或注文的首尾各二三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用“正义曰”再疏解。 （一）汉唐人的注解

1内容：汉唐人注解重在训释字句，加注读音，也有通释大意的。唐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重在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有的重在阐明哲学思想。

2范围：汉注从经书开始，后渐扩大。唐人除给经书作疏外，也注子书，还为汉代以后古书做笺注。

（二）宋人的注解

风格与汉唐大不相同，常利用注解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习称“六经注我”。

（三）清代的注解

1详尽可靠。一些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有较深的研究，注解风格为之一变，重视从材料出发，方法也有进步，所作注解大都详尽可靠，因此称为“朴学”。但有的不免于烦琐。

2注重校勘。

[附]两个校勘术语：（1）　“衍文”，指古书中误增的字。（2）　“脱文”，指脱落的字。

四、旧注中常见的术语

（一）曰、为、谓之：用来释义或辨析同义词，相当于“叫做”。被释词在后。

（二）谓：用来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喻，相当于“是指”、“是说”。被释词在前。

（三）貌、之貌：表明所解释的是形容词，相当于“……的样子”。

（四）犹：用来说明是以同义词解释同义词，或用引申义释本义，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不完全相同，相当于“等于说”。

（五）之言、之为言：常用于声训。

（六）读为、读曰、读若、读如：用来注音（注释和被注释字不完全同音）。读为读曰：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注音兼释义；读若、读如：主要是注音，偶尔也用本字说明假借字。

五　对待旧注的态度

了解旧注的局限；不抹煞古人，也不迷信古人。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