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文化”生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轴心文化即母德就是儒家创立的“五德——仁义礼智信”。把握其积极内涵，推陈出新，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 轴心文化；“五德”；价值观

　李汉秋先生提出，“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五种基本的“母德”、“基德”。笔者深以为然，中华文化的精髓正在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动力源头正在于此。

　一、“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作用辨析

　“轴心时代”话语，源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认为，世界的文明国家（如古希腊、印度、中国、以色列），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到公元前2世纪进入了所谓的“轴心时代”。这意味着各个文明在这期间都以“突破”其原始文明为前提，并且开创了各个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因此，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的转折期，是各个文化的轴心和枢纽。人类思想文化至今尚未走出几千年前“轴心时代”确立的基本思维范式。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因此可以确证，不同的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明有不同的源头活水、不同的精神资源、不同的创新能力和不同的发展轨迹。进行历史时空比照，“轴心时代”正是对应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正是轴心时代的文化结晶。诸子百家学说成为了中国轴心文化的横坐标，孔子、孟子以及儒家学说则成为其纵坐标。

　从物我两分到天人合一，现代化并不是当代儒学的一曲挽歌，而是救治西方现代性病症的一剂良方。在全球化的文化交融中，我们没有理由不积极地去发掘、阐述、转化、继承和发扬我们轴心时代以来伦理文化的精粹，为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所用。“在各种文明的冲突和对话中，人们必定要对自己的原有的价值体系作出反思和变革，从而追求某种更具有普遍意义和更为健全的文明价值。”［2］西方近代文化是抽象理智主义的文化，是压抑感性的文化生命的，是异化的文化，是缺失人类心灵的最高部分即性灵之力量的文化。它所实现的个人原理，是抽象个人之原理。它所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以抽象个人之间的“契约理性”为原则的制度。从这个方面来看，西方近代文化的确不如中国传统文化。

　性灵是感性生命精神的原动力，它所开启的是感性真理的境界。西方文化向来缺失这种境界。所以，把中、西文化置于一个单一的标尺上来比较其落后与先进，是一个错误，是缺乏思想的知识论态度。当然，这个错误不能单纯说成是出自观念的原因。衡量各民族文化之先进性的统一标尺是由西方资本征服世界的力量所造成的。所以，这个错误来自客观事实。即使在今天，有了一部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已经看到把西方精神移植过来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却仍然很少有人确信“西化”是一个错误。谈论中国文化精神的优越性和高明之处，仍被许多人视为反动的浪漫主义。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当初熊十力先生在给张东荪先生的书信中就曾这样说道：“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已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3］

　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化文化的交融与冲撞中，西方理论价值观的渗入和中西文化与价值的冲突与碰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生长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中西伦理观念在成长基点、人文环境和基本准则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价值观强调个人中心、独立人格、民主法制、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创新精神；而中国传统伦理强调天人合一、整体和谐、族群至上、重义轻利、伦理为先。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影响导致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伦理价值观失序局面，甚至出现严重的道德沦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以近10％的速度增长。2006年增速达10。7％，GDP总量已过2。6万亿美元。短缺经济不复存在，各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消费品琳琅满目、档次齐全。但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遭遇了极大的尴尬：传统的文化价值在不知不觉中流失，而西方的文化价值精髓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准如“五德——仁义礼智信”在逐步失传，西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信念尚未普遍建立起来；传统的中庸和谐、效法自然、公勤忠勇、性灵神妙等价值内涵，在我们的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已很难发现，而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质量等方面求精益求精我们对比下还有很大差距。

　解决全球人类发展前途问题，解决人自身身心和谐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东西方负责任的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华文化伦理必将大放异彩。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5］著名历史学家庞卓恒在对所有古代文明和古代帝国的兴衰作了比较后发现：在这些古代文明和帝国中，惟有中华帝国在2000多年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方面保持了绵延不绝、不断发展的态势。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坚守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道德家园”及其精神价值，自觉地与世界不同的文明传统对话，使民族的道德传统更加理性地融入人类文明宝库中，并再次获得新生。这既是对时代的自觉诉求，也是为了在人类文化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轴心时代共创人类文化辉煌的使命所然。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没有文化的腾飞，我们就不会有德性和创造性，不会有生命的理想，我们的幸福就只会停留在物欲的满足里面。因此，可以相信，在当代情势下复兴中国文化，重新寻找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诉求。

　二、对中华民族母德——“五德”的认识

　源远流长、典籍浩繁的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

　一曰仁。仁，指品德，是儒家道德的核心范畴。孔子在《论语》中述“仁”有三层含义：其一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其二是“忠恕”、宽容，亦即和谐。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其三是划定道德底线，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其中，“爱人”是“仁”的本质内涵。“爱人”以“亲亲”为基础，以“忠恕”为核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途径就是足食、足兵、取信于民。孟子进一步探索了实施仁政的途径，他设想了一系列“仁政措施”：一是恢复井田，划正经界，分田制禄，使老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论语·雍也》）。二是制民恒产，安定恒心。让老百姓都有一定的产业，“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历史论文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下》）。三是老百姓生活状况能达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1］的温饱境界。四是发政施仁，必先穷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主张施仁政首先应该关怀最弱的弱势群体，如鳏、寡、孤、独等，因为他们游离于井田制之外，既贫穷又无依无靠。关怀弱势群体，既解决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也为社会和谐消除了最突出的矛盾，构筑了和谐的社会基础。五是“不嗜杀人”，这样的国度天下百姓会“引领而望之”，就像大水流往低处一样，谁也阻挡不住。

　二曰义。义，主要针对个人修养的层面，其核心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礼的要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说：“义之本训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故文王，我将毛传皆曰：义，善也。引申之训也。”［6］《中庸》解释道：“义者，宜也。”［7］“宜”就是应当做的事，做正义之事，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论语·里仁》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在传统文化中还有克己、爱人、忠孝、诚信、信义、平等之义。

　三曰礼。礼，就是制度、规范。礼，在《故训汇纂》中共列举了252种释文，究其要义就是人与人之间最适宜的行为规范。“礼也者，理也。”［8］“礼”作为这样一个规章制度和人们行事的规则，具有克服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的功能，如果社会成员之间遵守礼制，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各安其位，各守其责，社会就有可能走向安定有序，也就是实现了社会和谐。反之，就会造成社会混乱局面。正如荀子所说：“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则履蹷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荀子·大略》）。

　四曰智。在求学、求知方面，孔子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是知也。”他还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章句》）。由此可知，智通知，即智慧，聪明；机智，谋略；知识；知道。又可释为了解自己和他人，知人善任、善治。

　五曰信。即诚实守信，信守诺言，行动中兑现诺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其意是说，说话做事诚实守信，可以行万里而无难；说话做事不诚实守信，则寸步难行。当子贡问孔子统治者应该如何治理政事时，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孔子认为，取信于民是处理好政事、治理国家的基本条件，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三、“五德”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对接

　对“五德”的认识和解说，对传统中华文化有深入研究、深切关心本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赋予当今时代的、全新的积极意义。传统的“五德”与当代中国倡导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能否构成对话关系？答曰：完全可以。

　从内容上看，仁——即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古往今来，爱国爱民者荣，祸国殃民者耻。诸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类哲言警句，充溢着爱国主义、人本主义的情怀，是促成民族团结、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增强人民爱国精神和兴国责任的有效途径。义——以公平正义为准则，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艰难困苦，玉汝而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通过艰苦奋斗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就是这些哲言蕴涵的大义所在，而且亘古不变。在今日中国，艰苦奋斗既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保证，也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礼——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当然，今天的礼治不是封建时代的陈规陋习，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前提下的德治与法治的相辅相存、相互促进。智——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当今我国确立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开启民智，在全球竞争中变巨大的人口压力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信——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现在不乏见到官场的“权钱交易”、市场的“缺德交易”和生活领域中的“缺德交往”等，究其实际，就是以破坏道德诚信为代价而获取不当利益，就是损害社会利益而获取个人不当利益。“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成语昭示着从古到今诚实守信是每个人都应遵守的生活道德准则，是个人内在的心理素质与强大的自控力，也是人们对事物的正当选择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和遵守既定的社会公共规则。

　海德格尔曾这样设想道：“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的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9］笔者认为，中国***开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成果，正是对海德格尔预言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为人类的思想灵魂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家，家园就在“五德”；开启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之门的智能钥匙，就是“五德”。

　参考文献：

　［1］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第94页。

　［2］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熊十力：《十力语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5］［9］《海德格尔选集》，书店1996年版，第 1305、1312页。

　［6］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33页。

　［7］［8］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4、1614页。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中国是个大国，只能使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他提倡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通过先富帮后富，让其他人实现小康。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阐明了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小康社会，怎么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至此，小康社会的实现，就标示着共同富裕应提上日程。而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被告知，共同富裕不再是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在已经富裕的人们身上做减法，而是在还不富裕的人们身上做加法。实现共同富裕和做好脱贫攻坚的路数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对人民的富裕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让更大多数人，从小康之家迈向富裕之家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

共同富裕指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在历史规定的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来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核心目标。可以认为，“共同富裕”是用通俗的说法所表达的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理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富裕”超出了物质财富分配的范畴，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即发展与社会公正的统一，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共同富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的

2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3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但这种差别又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内。

4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共同富裕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1990年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进程中，邓小平作出了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是各项工作、各种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果从经济的层面来看，我们仍然是欠发达的国家，还比较穷，有相当多的人生活还很困难。怎样解决贫困，使13亿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邓小平正是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人地思考，用发展的眼光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

现实与理论的描述有很大差距，社会主义在物质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还很严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差距给人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大，物质极其丰富，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一的东西。因此，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放在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对待，认为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重要指标之一，“邓小平将共同富裕同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才能持续发展。”

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收入差距和贫富不均，针对人们两极分化的担忧和由此走向资本主义的疑虑，邓小平将“共同富裕”明确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在实践中，就如何解决贫富不均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于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谈到两极分化，1992年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93年邓小平讲到“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共同富裕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目前，共同富裕的确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心课题，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共同富裕的内涵与本质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