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对我国考古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我们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再一次发掘。三星堆遗址重要性，大家都知道。

他让我们对三星堆遗址所属古蜀文化，有了一个从无到有了解。在1986年对三星堆遗址1、2号坑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众多文物，这些文物风格，与中原文明有很多不同。当时中原文明对青铜器是相当热衷。而三星堆遗址虽然也出土了青铜器，但是在三星堆遗址里面也同样出土了金杖金面具等一些金器。而这些精细体现出来工艺制造水平，比当时中原文明要高明。青铜器制造水平却没有中原文明高明，这就说明三星堆遗址是对金杖等金器更重视一些。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而每一件文物都能足够吸引你眼球。像青铜纵目面具，这个面具最有特点地方，就是眼睛非常突出，一看就很另类。而在这几个祭祀坑中出土几个青铜神树，则对应上了我国的一本古书上所说的扶桑神树。这本古书里说扶桑神树在没有发现青铜神树之前，我们都以为这个神树只是存在于神话之中，这就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而三星堆说再多也是今年考古，发现其实在2020年时候，就中国就有很多的考古新发现了。我们不能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三星堆遗址上，也要关注其他的考古遗址。

一、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都有哪些重大发现：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的考古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1、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是在余姚市三七市村这个遗址，临近我国历史上的其他的一些遗址。他虽然是在2013年被发现的，并已经确认总面积在2万平方米，但是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间却是在2019年到2020年，对考古发掘的面积是750平方米。这个遗址的文化堆积居然厚达两米，共分为12层出土了包括淘器在内的众多器具，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动物的遗存以及动物骸骨。这个遗址可能距今8300年到7300年之间。

2、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经过很多年的考察及发掘，已经确定了该遗址的面积大概在117万平方米。该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遗物，该遗址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五期七段。这可能是黄河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

二、总结：

除了以上遗址还有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每一个遗址对我国文化来说都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好好保护以及进行深入的研究。 

2010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正式对外公布了201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广东汕头市“南澳1号”明代沉船6项考古新发现入选。相关研究团队负责人在论坛上作了报告。入选项目表明，中国考古年代由前往后移，从地下拓展到水下，呈现不断扩展趋势。

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建立目前最早的原始瓷序列，东苕溪位于浙江北部，是西部天目山脉向东部太湖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在对青山片区的南山商代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中，揭露窑炉遗迹3条、灰坑2个，其中保存最好的窑炉通长71米、宽22―24米，整体较短，火膛狭长而窑床短，窑床不平且不见窑底砂，处于龙窑发展的初期阶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士郑建明在报告中指出，南山窑址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原始瓷窑址，无论是产品的胎、釉、成型技术，还是窑炉的装烧工艺，既有其成熟性，也有其原始性，具有瓷器早期形态的特征，是探索瓷器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南山窑址持续时间长，从商代早期贯穿整个商代，而且地层叠压关系明确，器物演变脉络清晰，可基本建立完整的原始瓷编年，这有助于建立本区域内更加详细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此外，商代原始瓷的生产，标志着社会的分化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原始瓷窑址群不再依托遗址而形成独立窑区，是探索当时社会分工的重要依据。

瓷器起源是考古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际根认为，此次发现建立了目前最早的原始瓷序列，而分期为江南地区商代考古勾画了清晰的脉络，为探讨瓷器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发现“霸”国

大河口墓地位于翼城县隆化镇大河口村北台地上，北高南低，面积4万余平方米，有墓葬千余座。目前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有腰坑和殉狗的墓葬较多，未发现殉人。大中型墓葬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型墓葬以随葬陶器为主。青铜器种类丰富，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车马器、乐器等。陶器组合主要有鬲、罐等。玉器和串饰较多，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还发现有金器。少部分墓葬未见随葬器物。

大河口墓地是新发现的一处西周封国墓地，铜器铭文中的“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是其国名，“霸”国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尧亭在报告中指出。铭文资料显示，“霸”与晋、北燕、芮等国曾有往来。在大河口墓地，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自身特色也很鲜明。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已进入春秋初年。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队在发掘中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物转移到室内进行超精细发掘，最大限度获取了信息，获取更多文明密码。

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为吴国建都苏州提供考古学线索

为解决苏州市木渎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古城址、墓葬等遗址群的时代、布局、性质和人地关系等学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苏州西部山区及周边地区先秦时期遗存进行了综合考古调查、发掘。

考古队在胥口镇新峰村发现了城墙、河道等遗迹。其中，河道的淤积层内出有东周时期重要建筑材料瓦，这是首次在东南吴越地区发现高等级建筑材料。城墙与河道之间有一定间距，构成一组密切相关的遗存，初步推测为水门遗迹。河道底部淤泥出土物如印纹陶片、瓦片、铜镞、原始瓷碗、陶钵等，显示其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据现有资料，南北两城墙之间的距离为6728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在报告中指出，本次考古发现显示，在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大型中心性遗址，其性质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以该中心性城址为核心，各种等级的遗址、墓葬等，构成了较完整的聚落群。这一聚落群对理解苏州地区东周时期的各种遗存现象和重构当时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基点。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吴国曾建都于苏州一带，但一直未获考古发现证据的支持。本次东周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线索。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多文种文书出土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吐峪沟麻扎村，是新疆东部最早开凿的佛教石窟遗址群，是研究佛教石窟寺艺术由西域向内地传播的关键节点。为配合丝绸之路（新疆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危岩加固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等于2010年开始联合对吐峪沟东区、西区北部石窟和一处地面佛寺等进行发掘。

沟东区和沟西区石窟均是以中心柱窟（大像窟）或佛殿窟为中心的窟群组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指出，新发现的沟东、沟西两处中心柱窟壁画的风格均显示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壁画题材也是前所未见，与河西、龟兹、于阗等地明显不同，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初步推断洞窟约开凿于公元5世纪。

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残片，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有佛经写本、世俗文书、古书注本等，部分文书保存较完整，带有卷轴及题记。字体风格最早的文书，可早到公元4、5世纪。这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古代语言提供了新的资料。与会学者认为，本次发掘对于研究吐峪沟石窟群始凿年代以及洞窟开凿的先后次第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宝贵线索。

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研究土司制度的珍贵案例

“永顺老司城遗址城市分区明确，功能齐全，充分反映了永顺土司的历史图景，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复原土司社会内部结构和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柴焕波在论坛上如是说。通过对永顺土司核心区域的专题调查，已发现土司时期的烽火台、军事关卡、土司庄园、古墓群、宗教遗址、石刻题铭等60多处，对永顺老司城相关遗址的内涵和空间分布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永顺老司城位于湖南永顺县城以东195公里处的灵溪河畔，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情况最好的土司城址。城址总面积25万平方米。宫殿区与衙署区位于城址中心，其周围分布街道区、宗教区、墓葬区、休闲区等。在城址内的河流两端，分别具有军事护卫性质的城堡。以吊井、颗砂为中心的开阔河谷，是老司城的重要经济命脉。

紫金山墓地位于老司城东南郊，是明代永顺土司的王室墓地。考古队对暴露于地表、已遭盗掘的8座墓葬进行清理。其中彭世麒夫妻合葬墓制作精致、装饰华美，堪称明代土司陵墓的精品之作。此外，墓地出土的彭世麒、彭宗舜、彭翼南及一些土司眷属的墓志铭，还是研究土司社会的珍贵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提出，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体现了国家理念，要对老司城，尤其是王室墓葬的文化意义作深层次解释。

广东汕头市“南澳1号”明代沉船――水下考古初步成熟

“南澳1号” 位于广东南澳县东南三点金海域的乌屿和半潮礁之间，距南澳岛最近距离约2海里。

根据发掘结果，船体纵向长约27米，最宽的隔舱长75米。目前已确认的货舱达15个，沉船货物以瓷器为主，各隔舱板之间均清理出放置整齐的瓷器，成摞瓷器基本都是呈侧立横放并交错放置。此次发掘共出水文物11000余件，包括瓷器万余件、金属器100余件、铜钱150余串。其中较特别的文物有青花开光五彩花卉纹碗、青花底款刻暗花白瓷碗、三件一套的青花瓷盖盒、五彩盖盒、白瓷盖盒、白瓷大盘和金属戒指、锡壶、木秤杆等。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崔勇认为，从“南澳1号”出水陶瓷器的胎质、釉色、器形、青花图案纹饰风格及烧造工艺等方面判断，其年代为明代晚期嘉靖至万历年间，其来源可能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窑产品，窑口可能包括江西景德镇民窑、福建漳州窑及粤东梅州大埔和潮州饶平等地民窑。

与会学者表示，水下考古已有几百年历史，但传入我国是近30年的事情，“南澳1号”的发掘表明，我国水下考古已初步成熟，将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