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关于夏朝的存在目前存在巨大的争议，其争议的最大关键就是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夏朝文字的实证。

文字是证明遗迹的关键，在100多年以前，商代同样被认为存疑，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现，才使得商朝的存在被确认了下来。而甲骨文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甲骨文仅仅是商代的文字，而且甲骨文当中找不到关于夏朝的描述。所以夏朝的存在与否一直存疑。

夏朝时期的遗迹发现了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在国内的考古界二里头一般被称为夏都。但因为没有文字发现来确认二里头的身份，所以争议还是不断。

夏朝文字的证据目前都是侧面的证据，比如甲骨文是一种相对比较完备的文字，而在甲骨文之前应该存在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夏朝文字。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文字存在直接证据。只能通过甲骨文推测还有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存在，判断夏朝文字可能存在。但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也不能说明那就是夏朝文字。

夏朝文字可能存在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文字的书写方式，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文字是从右向左竖向书写的。现在发现的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后来的金文，无论是甲骨还是青铜器，实际上都不是常用的文字载体，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文字才会被刻在甲骨与青铜器上。

竖写的方式，其实更适合在竹简上进行书写，甲骨文的书写方式，从侧面证明，当时应该是存在竹简木牍一类的文字载体的。但因为竹木保存不易，目前发现最早的也就是战国时代的，所以商代以前的竹简没有能保存下来。

夏朝很可能也是在竹木上书写，但因为承载工具的原因，没有能保存下来。

但无论是成熟的甲骨文，还是文字的书写方式，都只是侧面的证明，还不足以作为主要的证据，证明夏朝的文字就一定存在。

典籍里的中国水经注如下：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以中国流传千古的典籍作为内容切入口，通过创新的舞台演绎形式，将晦涩难懂的典籍以可视化的生动影像呈现给大众，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其中，跨时空古今对话、多舞台沉浸体验，以及戏剧场、谈话场、影视场等多场域立体呈现，让观众在沉浸式视听体验中，产生情感共鸣。

以第7期节目为例，该期节目讲述中国第一部以水道为纲的综合性地理学典籍《水经注》的成书故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水经注》晦涩难懂。

该典籍由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内容极其广博，涉及地理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是学者眼中的“宇宙未有之奇书”，被誉为“四大名注”之一。

为了更好地介绍这本奇书，经与专家组多次讨论，节目结合南北朝时期独特的历史背景，加入了对郦道元影响颇深的两个人物——父亲郦范、北魏雄主孝文帝，将父子之情、君臣之义融入郦道元的传奇人生中，让古圣先贤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在戏剧部分，演员成泰燊、朱铁、姚安濂分别扮演郦道元、孝文帝和郦范，携手再现《水经注》的成书故事。节目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典籍，致敬古代先贤以民生为本、追求人水和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