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始祖老子是苦县人，现安徽涡（guo）阳。有可靠文献，可以旁证的文献。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今安徽涡阳县在老子的年代里，是归属于楚国版图。鹿邑、亳县属于陈国。涡阳之前叫：真源、谷阳、苦县，一直是和鹿邑并列的县。

1、真源和鹿邑是并列的两个县，是不同的地方，看宋史： 《宋史·列传第四·宗室二》:“元偁体素羸多病，上幸真源，时已被疾，恳求扈从。至鹿邑疾甚，肩舆先归。车驾还，临问数四。（注：赵元偁是宋在太宗第七子，皇上在真源，元偁也要去，但只走到鹿邑病重，只好先回了。） 

2、谷阳和鹿邑是并列的，不是一个地方。鹿邑《旧唐书·地理志》：亳州，望，隋谯郡。领谯、城父、谷阳、鹿邑、酂五县。    真源，汉苦县，隋为谷阳，乾封元年改为真源，载初元年改为仙源，神龙元年复为真源，有老子祠。 

3、真源和鹿邑是并列的，不是一个地方。《新唐书·志·卷二十八·地理二》：鹿邑，上。大业十三年，县 民田黑社盗据，号涡州。武德三年来降，复为县。      真源，望。本谷阳，乾封元年更 名。戴初元年曰仙源，神龙元年复曰真源。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 。

4、2015年安徽涡阳《老子传说》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灵宝，没有河南鹿邑啥事。 2021年涡阳胡智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老子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安慰，河南鹿邑老子祭典2021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注意关键词只是祭典。

5、古诗做不了假。温庭筠《老君庙》：紫气氤氲捧半岩，莲峰仙掌共巉巉。庙前晚色连寒水，天外斜阳带远帆百二关山扶玉座。“涡水处其阳”的地理特征，正与涡阳的老子庙的地理特征相一致，建筑前面有河，也符合很风水。庙前两字也证明了一切：鹿邑把老君庙造在涡水的南岸---没有文化多可怕。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我国研究《水经注》的权威陈桥驿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钱林书等五位教授先后到河南和安徽沿涡河考察，一致认为涡河河道是自然河道，不曾改道。因此，老子出生地不可能从涡河北岸变迁到涡河南岸。

6、薛道衡《老君堂颂》：赖乡旧里，涡川遗迹。古往今来，时移世易。灵庙凋毁，祠坛空虚。九井生祠，双碑碎石。。九龙井环列于流星园内，为老子出生地，春秋瓦圈井。下图是：古流星园石匾额。

7、国家早就定性了的。1992年，国家文物局在一份《同意涡阳县接受大陆以外地区捐资的批复》文件中，“同意涡阳县接受台胞马炳文先生为首组织‘大陆以外地区重修老子中太清宫筹委会’对该县老子故里中太清宫等古建筑维修和修复的捐资”。

8、台北道学院著名教授马炳文多次带领香港富豪谭兆道长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重道之士来涡阳县实地考察，便认定老子出生地在涡阳中太清宫所在地此次实地考察结果。和老子相关的鹿邑只有三处，涡阳是十一处。初步得知情形:

甲:鹿邑县部分计有:

一、老君台;二、西太清宫(庙田七百二十亩);三、圣母碑;孔子问礼处。

乙:涡阳县部分(注:涡阳县是新县。百年前，大部分是从毫县划地而成。)

一、无忧围;二、中太清宫;(县志载明有庙田三千亩，曾有道士两千余人。)三、老君炼丹处四、九龙井(老君生后，九龙从地下涌出，吐水为其沐浴);五、白林(圣母全家墓地);六、尹喜墓:七、最近出土之古碑:八、中太清宫现在仍有两位高龄道士口述百代宗谱，说自古传来--老君出生于无忧围(中太清宫旁);九、东太清宫;十、孔子问礼处;十一、武家河(古谷水)。

反映道家思想的典籍有《道德经》、《庄子》、《列子》、《黄帝内经》、《抱朴子内外篇》、《文子》、《鹗冠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等。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道教起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苏州地区历来有崇祀神仙鬼怪的习俗，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称"其俗信鬼神，好*祀"。道教于东汉后期传入吴地后，得到广泛传播。大体而言，苏州道教于魏晋六朝时趋向成熟，唐宋时兴盛，明清以后不再得到官方扶持而渐趋衰落。

吴地的修道之士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吴郡志》卷九《古迹》载洞庭山有毛公坛，为汉人刘根修仙得道之处；葛洪《神仙传》卷三载有吴郡人沈羲，"学道于蜀中"，后主持"吴越生死之籍"；陶弘景《真诰》卷十二《稽神枢第二》载有吴人言城生，学道于"总括吴越之万神"的"东卿司命"；卷十四《稽神枢第四》载有北海安丘（今山东安丘市）人郎宗，出任吴县县令，"精通道术"，能预知灾异。

汉末中原地区屡遭兵燹，而吴地僻处东南，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少中原民众南迁，早期道教也传入吴地。从汉末至三国两晋间，"先后传入江东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帛家道，属于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清水道、杜子恭道团等。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被称为'妖贼'的农民起义组织活动于江南"。

东晋以后，吴地道教以五斗米道为主，但在汉末三国，影响较大的要数于君道。于吉在吴地影响极大，孙策有次大会诸将宾客，当"盛服杖小函"的于吉出现在众人面前时，"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这一情景令孙策深为忌惮，他担心于吉对其部众影响过大，容易聚众起事，于是下令收捕于吉，并不顾诸将和母亲的求请，坚决将于吉处死并悬首于市。于吉死后，"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可见早期道教在江东风靡一时。

东晋南朝是苏州道教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天师道在吴地流传广泛，但早期道教的组织涣散、科律松弛等缺点也日趋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早期道教常成为下层民众发动起事的工具。于是，和北魏寇谦之在北方整顿天师道一样，东晋南朝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也在吴地革新道教。吴地道教渐趋成熟。

东晋定鼎东南，改称天师道的五斗米道也随之南下，逐渐成为吴地道教的主流。东晋南北朝时，"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许多世胄高门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其中包括吴郡的顾氏、陆氏、张氏、孙氏（孙吴后裔）等。

加入道教的这些门阀士族大都衣食无忧，文化素质也相对较高，他们最青睐和重视的，是早期道教中那些服饵养生、健身广嗣甚至长生不死的种种仙术，至于那些夹杂了原始巫术成分的粗陋方术仪式，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尤其令士族担心的，是五斗米道早期家长式的祭酒统民组织制度和注重平等、周穷救急的教义，很容易成为发动下层民众与皇权统治者抗争的思想武器，如东晋孙恩起事，前后历时13年之久，拥附民众曾多达十余万，即与孙氏家族世传五斗米道有着重要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为代表的东晋南朝道教理论家开始对天师道教义进行全面改造，剔除其中违背儒教礼义的主张，同时整顿天师道组织制度，建立宫观制度、完善戒律制度，道教中可能与皇权发生冲突的教义被大量删除，"变成皇权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一个部分"，吴地道教也从主要传播于基层社会的民间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成熟宗教。

齐永明十年（482）起，陶弘景及其弟子在江苏南部的茅山居住数十年，草创茅山上清道团。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活动中心，上清派也因此被称为"茅山宗"，成为道教中以茅山为中心、广泛传播于江南各地的重要派别。

苏州地区与茅山近在咫尺，自然与上清派关系密切，也受到上清派的诸多影响。在茅山修行的道士虽以句容、丹阳人居多，但也有不少来自吴郡。被上清派奉为第二代宗师的杨羲，即为迁居句容的吴人。梁武帝时，有吴郡人张绎精研道法、奖励学徒，并常与陶弘景探讨释老二教义理，受到后者欣赏。

张绎在茅山曾任崇虚馆主、道士正，梁普通三年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就由他所立，事见《茅山志》卷二十《录金石编》。《茅山志》卷二十还收录一块《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碑阴所记参与立碑的茅山弟子8人，其中2人来自吴郡。师事著名高道李含光的茅山派第14代宗师韦景昭，于唐德宗贞元元年羽化之前，"传授苏州龙兴观道士皋洞虚"，说明茅山上清派在苏州地区有所传承。

唐室尊老子为祖，遂尊崇道教，五代钱氏、两宋赵氏也青睐道教，达官贵人争相结好道士，苏州道教也迎来一个兴盛发展期。唐高宗时，苏州有道士史德义，居风景优美的虎丘山，离苏州城区仅数里之遥，常"骑牛带瓢，出入廛野"，其名声之著，"高宗闻其名，召至洛阳"。又《太平御览》补称史德义称疾东归时，洛阳"公卿已下皆赋诗饯别。德义亦以诗留赠，其文甚美"。可见史德义在洛阳期间常与公卿交往，彼此关系融洽。

官方看重道教的另一原因，是试图发挥道教祈雨禳灾、稳定人心的宗教功能。宝正三年（928）三月，77岁的钱镠亲自投龙简文于苏州太湖。钱氏自称"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尚父、守中书令吴越国王钱镠"，并称吴越国民安俗阜、道泰时康，"仰自苍昊降祐，大道垂恩"，故"特谒诣洞府名山，遍投龙简，恭陈醮谢，上答玄恩"。

按道教有投龙大斋，或投金龙，或投玉简，唐宋时在苏州地区颇为流行，皆为祈福免灾，苏州道教胜地林屋洞共出土8条金龙、3枚玉简、3枚金钮等，天禧二年（1018）宋真宗还在林屋洞投过玉简和金钮，"林屋洞投龙遗物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时间最早、组合最完整的道教投龙遗物"。

官方支持下，苏州地区的道教宫观大多翻新扩建。有宋一代，堪称苏州宫观最盛时期之一。如玄妙观在西晋称真庆道院，东晋称上真道院，唐开元二年（714）升格为宫观，称开元宫，规模益显壮观，基本奠定后世规模。

宋太平兴国年间，开元宫扩建为太乙宫，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又诏改称天庆，赐币大修道院。宣和七年（1125），宋徽宗颁赐昆山县良田五十顷"充天庆香火田"，天庆观成为江南地区最著名道观之一。

常熟虞山原筑有梁代乾元宫，年久失修，栋宇荒废，榛芜湮没，道士李则正于仁宗庆历年间卜居虞山，以医术济众，积聚金帛，又设醮募金，得以增修大殿及其他殿宇24间，后在当地官员曹仲言等赞助下，复塑三清圣像、增建北殿，数年之间，"宫宇复完，壮丽轮奂，邑人得以岁时祈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