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经》，对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里的《乐经》。

失传很早，据说汉代人就看不到了。有说法说是失传于秦代焚书。

其他失传的书籍数不胜数，这一本“经”级别的算是地位比较高的。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木牛流马，乃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于北伐时所用。史书记载，公元231年到234年，诸葛亮曾使用木牛流马为蜀汉十万大军源源不断地提供粮草，每个木牛流马可以运输“一岁粮”，大约400斤粮食，每天可以行走数十里地，十分便捷。然而，关于木牛流马的设计图，已经失传了近2000年，至今都没有人成功制作。

当年，诸葛亮已经把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记在了竹简上，并附有设计图，后被整理到《诸葛亮集》上。可是随着竹简的老化，其上文字也模糊不清，甚至残缺不堪，设计图也不知所踪。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仅凭剩余的文字胡乱传抄，致使流传到今天的制作方法早就难以理解。此外，《三国演义》又对木牛流马加以文字渲染，进一步加深了它的神秘性。

幸运的是，专家们通过查阅《诸葛亮集》，再参考之前的一些记载，成功复原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颔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其中的大体意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中的专业术语，专家们不是很懂，于是就将制作方法公布给木牛流马的爱好者，也许他们能够复原。

2011年，湖南省益阳市的一个叫“黄佑军”的语文老师对外宣布，成功制造出了失传千年的木牛流马。为了制造木牛流马，黄佑军耗费了三年时间，他为了翻译其中的专有名词，请教了许多知名的木匠，了解它们的用途和构造，最终制造出了两辆宽约06米、高约15米的木牛和流马。

黄佑军认为，木牛流马是一种“撑杆驱动的轮式车”，也就是在轮式车的双辕上装上长短撑杆，利用杠杆原理自由地在山地之间行走，如果遇到了破路，木牛流马还能随时停在坡上，而不向下滑行，就像现代汽车的手刹一样。木牛、流马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辆车装的是牛头，另一辆车装的是马头。

根据《造木牛之法》的记载，黄佑军所造的木牛也沿袭了类似的方法，他将前后两个撑杆轴装在双辕上，长短撑杆铰接在撑杆轴上，双辕再铰接在车体上，摇动双辕撑杆撑地而促使车轮转动。与蜀汉时期的记载方法不同，黄佑军制作的木牛流马并不是自行工具，而是需要细绳牵动一长一短两个撑杆，带动车轮前进，与“摄者为牛秋轴”相符合。

载货时，木牛流马可以借助摇动双辕增加撑杆的推力，从而起动车辆。即使遇到石梯，木牛流马也可以通过摇动双辕，像爬楼梯一样，迅速将货物运上去，节省大量人力。然而，专家却觉得黄佑军制造的木牛流马差点意思，因为《论衡》中曾对鲁班制造的木马车有这样一段描述：机关具备，一驱不还。如果黄佑军可以不使用人力牵引木牛流马，想必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很有学习价值。不过，《论语》的另一个版本——齐论语，它失传了两千年，竟被专家在这座古墓中找到，上面写着现代《论语》中见不到的“佚失”内容。您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小编这就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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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突然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工作人员立刻启程，来到观西村，对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当工作人员赶到被盗挖的墓葬，他们也被这座古代墓葬的规模震惊了，工作人员连续挖掘了一个月也没找出墓葬边际，面对着规模宏大的古代墓穴，工作人员赶快和上级报备，这也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

在省市和国家文物部门的配合之下，他们在这里耗费了5年多，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找到了数不尽的珍贵文物。其中，“刘贺”字样的私印、头箱、部分玉件、敷面等表层文物，还有尸体口中发现玉琀，都确认了墓主的身份——海昏侯刘贺。从墓中成套出土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等数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400万枚；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都是汉代考古的文物珍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昂贵的金银珠宝，而是失踪了两千年的古籍——《齐论语》。在出土的大量竹简中，专家经过整理，整理出《齐论语》的大部分内容，着实令人惊讶。什么是齐论语？为什么它可以引起真么多人的关注？其实《论语》分三种，在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其中，《齐论》相比其他版本，更加重要，因为它多了《问王》《知道》两篇，所以《齐论语》的失踪也更加令人心痛。而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篇首简，正面写有着：“智道”，背面书写着“孔子智道”等24字，这种书写格式，正是《论语》各篇的命名规则。

当专家整理完《齐论语》后，也把上面的内容公布了出来。只见《论语·知道》篇首章简文，一共24个字，上面的内容是：“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翻译过来也就是，孔子认为“道”很宽广光明，可以说好几天，孔子说，道的美，无法阻挡。

这个“道”是什么？其实了解孔子、老子的人都知道，在孔子和老子心目中，道都是至高的原则或真理。而孔子认为，“崇仁尚义”就是道。这几个字看起来简单，仔细理解起来可以引申出很多意思，“道”并不是简单的做个“善人”或做个“好人”，而是了解万事万物的根本，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自然，再尊重包容其中的根本。所以孔子说，“道”的美就在其中。这篇文章其实还有很多种翻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孔子用仅仅24个字，就讲出了如此深奥的人生意义，真是令人钦佩。

问王篇写的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曰：“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翻译过来就是，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有仁心的人。”子张又问：“请问是哪五种？”孔子回答：“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这篇文章的内容很实在，也很实用，自古以来，做人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不得不说，孔子真是人生导师。

当然了，找到了《齐论语》，这是件大好事。齐论语不仅丰富文化的宝库，而且还让论语的宝库，得到了完善，它为我们后人提供了更多价值。

真心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工作可以进行的更加完善，帮助我们找到更多像《齐论语》一样重要的古书，带给我们更多的学习机会。

考古学家在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这些古籍中曾记载着一些私人书信、医书等等。但是这些考古学家却并没有把这个书籍中的内容向外公布，因为上面也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并且不少学者也对这种信息有争议。

要知道在罗布泊最有名的就是楼兰古城。楼兰古城在公元前630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消失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非常神秘的古城。在上个世纪探险家发现了他的遗址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产生了探索的兴趣。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家也专门感到了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个人书信，也有医书等等。虽然当时发现的这些古籍与平常所见到的竹简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却要比其他的竹简多得多。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

在考古学家进行查看的过程中，发现了永康三的字样。要知道现如今这些学者一直对这个有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个名号根本就是不存在，是别人虚构的。还有人认为其实这个名号是当时君主篡改的。至于当时这个名号是否真实存在，现如今也没有学者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因为这部古书中记载的内容并没有其他古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所以专家也没有把握判断古书记载的真实性。由于没有一个有利的证据进行佐证，并且上面记录的内容也非常的深奥，所以专家根本就不敢把其中的内容向外界宣布出来。当然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非常多的文物。这些文物也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加深入的研究楼兰历史。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叫《山海图经》，魏晋以后已失传。《山海经》记载了许多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长期被认为是一部荒诞不经的书。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山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明朝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清朝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民国以后以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最流行，研究《山海经》者必读袁书。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山经"中保存大量祭祀神只的祭礼，原本都与《周礼》所载纪录对照研究，现在才发现可与新出土的战国简帛《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及《新蔡楚简》中的祭祷纪录对比研究。

女娲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后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这种南西北东的顺序与后代从东开始，东南西北的顺序习惯不同，据研究与古代帝王座北朝南以及天南地北的空间观念有关。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鲁迅还专门写有一篇《阿长与〈山海经〉》，记叙了家中仆人长妈妈为他买来一本《山海经》，给他带来的那份惊喜，还两次特别提到“九头的蛇”。

建安五年，深秋八月，兖州官渡地界。这一年的北方，异常躁动，因为东汉末年最大的两位诸侯，在这一年夏天，开战了。曹操和袁绍这对总角之交，在背靠背各自扫平了正面战场后，终于翻脸了。

八月初，震动华夏、举世瞩目的官渡之战，正式打响。曹操驻兵中牟县西北的官渡，袁绍亲提十万机动兵力，从黎阳南渡黄河，在官渡以北与曹军相接。袁绍大军东西连营几十里，遮云蔽日，排山倒海，欲以雷霆万钧之势，无情碾压曹军，将曹操踏平在官渡。曹军这边，则寒碜得多，机动兵力不满万人，而且十分之二、三都是伤员。是的，曹操不得不用七千多人，对抗袁绍十万大军。

八月，袁绍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曹操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袁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

曹操当时的情况，实际只会更惨。其一，史料中的“曹操分营与袁绍相当”，说明曹操的七千多机动人马，甚至不能集中力量，而要分散防御袁绍东西数十里的连营。这样一来，曹军战斗力又要削弱。比如，当时程昱镇守的鄄城，守军就只有七百人。其二，曹军当时的军粮已几乎消耗殆尽，这一点比曹操的劣势兵力，更具有毁灭性。军队一日无粮，则立刻土崩瓦解。想想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因为饥荒而立即两相罢兵，就可知了。但后面的事，诸位知道，奇迹发生了。

曹操听了许攸的话，孤注一掷，亲自率领五千精兵，连夜奔袭袁绍的屯粮基地乌巢，在清晨六点，发动突袭。斩袁绍大将淳于琼，把乌巢烧掉，然后，回营，再然后，袁绍败了。

曹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曹操急击之，淳于琼退保营，遂攻之。张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袁绍众大溃。

东汉末年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最离奇的一场胜利，就这样戛然而止。袁绍恐怕至死都不能明白，自己到底为何败得这样快。

官渡之战已历千年，但疑点迷雾向来重重。最大疑点是：曹操怎么就能以区区七千人，在阵地战中，挡住了、最终还打败了袁绍十万人？从任何角度看，这都匪夷所思。

如果还认为袁绍不如曹操——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拜《三国演义》所赐。别的不说，仅公孙瓒这位袁绍劲敌，就抵得上曹操周边一圈子被他撂倒的诸侯之合——包括刘备——因为刘备当时整体实力很弱；也包括吕布。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

《孙子兵法·谋攻篇》这二十二个字，以袁绍当时的实力，随心所欲，想用哪个就用哪个。袁绍可以步步碾压，分兵围攻曹操的重要据点和城邑；袁绍可以正面强攻，可以不计伤员，不惜代价，不顾损失，和曹操硬杠死磕；袁绍可以稍用计谋——如曹操在白马和延津时做的一样——调虎离山，急行军，打回马枪，和曹操缠斗；袁绍还能就这么耗着，耗到双方都弹尽粮绝，看最后一口气，十万能不能吹过七千人；是的，袁绍甚至可以死守——如司马懿在雍凉和诸葛亮龟缩般死守——有什么了不起呢，最后赢，就是了。

袁绍竟然还是输了。

然而，一部失传千百年的神秘古籍，可以让当年的真相，大白于世。《魏晋世语》这部古籍，为晋朝史学家郭颁所著，但这部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的浪尘中，早已灰飞烟灭，不知何所了。幸运的是，我们能从裴松之对三国志做注时所引用的众多古籍资料中，一窥这部失传千年古籍的风采。

这部古籍有一段残言，保留了下来：公与绍相持，公时有马六百余匹。意思是：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曹操当时有六百多匹马。

对比陈寿《三国志》，我们在《钟繇传》里找到一条对应信息：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

钟繇当时在司隶，曹操命他镇关中。《钟繇传》说，他曾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时，送马两千匹支援曹操，而《魏晋世语》却说当时曹操只有六百多匹马。

请问，钟繇支援曹操的马，哪去了？

古人作史，多引前著，陈寿写《三国志》，即是如此，则《魏晋世语》这则信息，可以肯定是来自曹魏时期的史料，具体哪一本，现在已不可考了，但很可能是王沈的《魏书》或鱼篆的《魏略》。而且这条史料，《三国志》是没有记载的。

《魏晋世语》这条残存史料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陈寿记载官渡之战这部分内容时，据以引用的曹魏官修史料，水分很大。

那曹军当时的兵力到底多少？曹魏官修史料，将“两千匹”马，压缩为“六百匹”马，压缩了三倍有余。我们是否可以对应此比例，推算出曹军当时的机动兵力总数，约为七千多人的三倍，即大约不到两万五千人？

裴松之针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讨论：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首先，袁绍东西连营几十里，曹操还能“分营”与袁绍抗衡，说明曹操的兵力不可能只有七八千人。曹操如果只有这么点人，那他分营几十里与袁绍相抗，则每一处据点，兵力最多不过几百人。这就荒唐了，袁绍随便派出几千兵力，就能分分钟把曹军灭掉，即便如程昱这位被曹操赞为“勇气胜过孟贲和夏育”的存在，领兵七百据守鄄城，袁绍难道攻不下来？

第二，袁绍有十万多人，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袁绍理应围攻，断绝曹军粮道水源，但曹操尚能让徐晃出兵，袭击袁绍粮草辎重车辆，还能自带五千精兵，偷袭乌巢。请问，曹操还守不守官渡大营了？张郃又是如何败的？

第三，诸位知道，袁绍败后，曹操坑杀了七八万袁绍兵卒，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即便他全部用上，怎么可能控制住七八万人？如果您想起白起，您要知道，白起坑杀的那四十万人的水分更大，而且其中还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

曹操收编青州黄巾精锐，至少得几万人。后来在兖州和吕布交战，因为饥荒削了一部分兵。但之后曹操又经历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击吕布，打刘备，围黑山，等等，历经的战役数不胜数。而且，曹操拿下豫州，迁都许县后，大兴屯田，一年得谷一百万斛，从这些分析推测，曹操在兖州裁军后，不可能不征兵。估计官渡之战时，曹军兵力至少在三万人到四万人之间，还可能更多。

众所周知，晋承魏统，陈寿作为晋朝官方修史人员，他是尊崇魏武的。那他在编写史书时，必然要在细微处抬举曹操，又怎么敢在史书中将曹操这么出世的“大捷”，掰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