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傅山（1607－1684）明清之际道家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浊翁、观化等别名，汉族，山西太原人。傅山的诗文思想性、现实性极强，写作不拘成法，任性直率，古奥老拙，慷慨苍凉，奇思逸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书法草楷篆隶，无不精工，豪迈不羁，独辟蹊径，名满天下，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

2，金农（1687－1763），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五十三岁后才工画。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工画梅。

最能反映金农书法艺术境界的是他的行草。他将楷书的笔法、隶书的笔势、篆书的笔意融进行草，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其点画似隶似楷，亦行亦草，长横和竖钩都呈隶书笔形，而撇捺的笔姿又常常近于魏碑，分外苍劲、灵秀。传世书迹有《度量如海帖》，今流入日本。《盛仲交赞》，绢本漆书。

3，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4，蒲华（1832—1911）字作英，亦作竹英、竹云，浙江嘉兴人。号胥山野史、胥山外史、种竹道人，斋名九琴十砚斋、九琴十研楼、芙蓉庵，夫蓉盦、剑胆琴心室等。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

5，郑板桥（1693-1765），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郑板桥书法，用隶体掺人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其画，多以兰草竹石为主，兰竹几成其心灵的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书法是一种独特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中国的书法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打从汉字一产生，便出现了书法艺术的萌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直至秦代，统一了文字，创制了秦篆（小篆）、秦隶。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业绩，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汉隶、楷书、草书、行书的变革、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相适应，我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也逐步发展、兴盛起来。相对而言，古代书法理论的出现比书法艺术的形成要晚一些。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古代书论著作最早出现于汉代。西汉大学者、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书，心画也。”这里的“书”虽不是专指书法，但它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秦/汉　　

　　汉代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初创期。随着书法艺术的成熟和兴盛，专门研究书法的理论著作便应运而生。最早论述书法的一篇文章是东汉书法家崔瑗的《草书势》。崔氏在文中认为，草书的出现正是由繁到简的社会需要的反映，并描述、赞扬了书法的形态美和动态美。对书法的艺术审美功能和价值作了充分肯定。继此之后又出现了几篇重要的书论著作，如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大书家蔡邕的《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带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西晋时，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杨泉的《草书赋》等，表现出一种“尚象”的审美趋向。东晋时，书家已不满足于对书法外在形态的描述，而开始探求用笔、结体和章法技巧的规律，并注意研究人的主观意志与书法的关系。如世传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书论。至南北朝时，受时风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各个书家的评论。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有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瘐肩吾的《书品》等。尤其是王僧虏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着意探求书法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隋唐／五代　　

　　隋唐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兴盛期。隋代虽立朝时间很短，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书论也重在探讨楷书的笔法与结体，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是这方面的代表。随着唐代书法艺术的达到鼎盛，书法大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法理论也兴盛起来，大批成系统、有分量的书论著述陆续问世，对细部技法的探讨和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剖析逐渐代替了对书法艺术总体印象的阐述，涉及了书法艺术的各方面，体现了唐代“尚法”的风气。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张怀域还的《书议》、《书信》、《书断》、《文宇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窦泉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队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作。尤其是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　　

　　宋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变革期。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一时帖学盛行。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革新和发展。宋人论书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具体方法，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朱长文的《续书断》、苏轼的《论书》、《东坡题跋》、黄庭坚的《论书》、米莆的《书史》、《海岳名言》、姜夔的《续书谱》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著作。《续书谱》尤为系统精到，为历代书家所推祟，影响巨大。

元/明

　 元明两代的书法艺术也没有多大发展，帖学仍然盛行，尚未走出书法创作的低谷。在书论方面，由承继晋唐之法，对宋人“尚意”书风进行否定，进而重视书法艺术的形态美，标举魏晋风格。元代书论主要是讲究法度，代表论著有郑构撰、刘有定注的《衍极》和陈绎曾的《翰林要诀》。明代书论则强调崇尚古雅，倡导骨力与研美兼善。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丰坊的《书诀》、项穆的《书法雅言》等则是其代表论著。

清代

是古代书法理论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故书法理论前期重视对笔墨技巧的阐发，代表著作有笪重光的《书筏》和朱履贞的《书学捷要》。后期则主要是对碑学理论的探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并形成了一股抑帖尊碑、重北轻南的风气。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对南北书风的特色分别作了概括，强调他们各有所长，则显得比较公允、客观。不仅如此，《书概》还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书体演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的技巧、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精要的理论总结。这些论著在中国古代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促进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并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伸阅读（二）

张怀瓘《书断》

　　书断列传第一：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汲冢书、李斯、萧何、蔡邕、崔援、张芝、张昶、刘德升、师且官、梁鹄、左伯、胡昭、钟繇、钟会、韦诞。

　　古文：按古文者，黄帝史仓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仓颉仿象是也。

　　大篆：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篆者传也，体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鄷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干字。

　　籀文：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鄷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籀法，字为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飞去。隶书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章草：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藳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是也。

　　行书：按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问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飞白按飞白书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草书按草书者，后汉微土张伯英所造也。

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

　　汲冢书：汲冢书，盖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

　　李斯：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已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玺、纪功铭，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者，《仓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醨，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实草隶为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玺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书如为冠盖，不易施手。

　　萧何：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

　　蔡邕：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喈八分飞自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明，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与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大学。观者如市。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为神。

　　崔瑷：崔瑷，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骃。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张芝：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隶书入妙。

　　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

　　张昶：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

　　刘德升：刘德升，字君嗣，颖川人。桓灵之世，以造行书擅名。既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善行押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师宜官：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徵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巨鹿耿球牌》，术所立，宜官书也。

　　宜官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

　　梁鹄：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与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

　　左伯：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肃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晖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

　　胡昭：胡昭，字孔明，颖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

　　钟繇：魏钟繇，字元常。繇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尽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

　　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大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钟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绝伦多奇。

　　钟会：钟会，字士季，元常少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莫邪焉。会当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会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像，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恸。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

　　韦诞：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拏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涎子熊。颖川钟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昭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足，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季，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钉榜，未题署，以笼盛诞辘轳长绳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戒子孙绝此楷法。

　　书断列传第二：王羲之、王献之、王修、荀舆、谢安、王廙、戴安道、康昕、韦昶、萧思话、王僧虔、王融、萧子云、萧特、智永、智果。

　　王羲之：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少，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

　　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具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

　　又羲之尝以章草答庚亮，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尝叹妙绝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旦见一老妪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此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举家朝飧，唯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云：“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即入市，人竟市之，后数日，复以数十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详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羲之性好鹅，山阴昙壤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榧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失书，惊懊累日。

　　又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游山阴与太原孙总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豪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

　　王献之：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造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皆入神。八分入能。

　　又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晻暧斐亹，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于是作书与所亲曰：“子敬飞白，大有真是图于北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裓着往诣子敬，请裓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标略满，因自叹比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于是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于门外斗争，分裂衣袖，少年才得一袖而己。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子敬往县入欣斋，欣着新自绢裙昼眠，了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

　　又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尔意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书，不能释手，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尝置之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干江。或谓小王为小今非也。献之为中书令，卒于官，族弟珉代之，时以子敬为大令，季琰为小令。

　　王修：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三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曰：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导爱好钟氏书，丧乱狼狈，犹衣带中存《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与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

　　荀舆：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

　　谢安：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草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并工书。

　　王廙：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后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

　　戴安道：康昕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妙绝。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常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土题画像，以示子敬，子敬叹能，以为西河绝矣。昕字君明，外国人，官至临沂令。

　　韦昶：晋韦昶，字文休，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颖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尤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封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乃使刘环以八分书之。后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君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是知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羲熙末卒，年七十岁余。文休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

　　萧思话：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宫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其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运用连岗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

　　王僧虔：琅琊王僧虔，博涉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也穆公。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诸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索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讦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犹鸡之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

　　又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

　　王融：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为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

　　萧子云：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至张氏宾护，东都旧第有萧斋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

　　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

　　萧特：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遂过具父。”

　　僧智永：陈永欣寺僧智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觇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又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能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为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甕，每甕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

　　尝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篓，篓受一石余，而五篓满。

　　僧智果：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甚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曰：“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肤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比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

　　书断列传第三：唐太宗、购兰亭序、汉王元昌、欧阳询、欧阳通、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高正臣、王绍宗、郑广文、李阳冰、张旭、僧怀素。

　　唐太宗：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巳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竟。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帝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

与其父、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

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儋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

为人正直、性旷达，所传忧国忧民之说，为世称道。

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

“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

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诗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

词开豪放派的先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

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能画竹，学文同。

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本文介绍他的生平和书法艺术成就。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字子瞻，一字子平，又字平仲，自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从小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因其父苏洵游学在外，曾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

苏轼自幼聪颖，才气横溢，奋励有济世志。

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除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

英宗治平二年（1065），值史馆。

神宗朝，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三州刺史。

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所作诗文中罗织“诗讪朝廷、讥切时政”的罪名，苏轼因而被捕下狱。

这即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由于多方营救和神宗母亲太后的说情，苏轼在牢中关了四个多月，便释放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哲宗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被召还京，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复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

又因和执政者政见不合，他认为不应当尽废新法，因而为旧党一派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

后又回京，官至礼部尚书。

绍圣元年（1094）又贬知英州，再贬惠州，授琼州别驾，一直贬官到儋州（今属海南省）。

徽宗立，移廉州、永州，至英州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

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北归途中，因病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也有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的要求和具体行动，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都卓有政绩。

作为文学家，他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苏诗各体皆工，尤长七言，甚至“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

苏词创立豪放一派，突破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爱、离愁别绪的内容与格调，又是一大革新。

在绘画创作及理论方面，苏轼也有贡献。

他第一个使用“士人画”的名称，特别看重文人画，对文人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苏轼敢于创新。

“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

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

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

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的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虽然天分很高，但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体势，自辟门户，自树一帜，实赖长期的砥砺和探索。

苏轼的书学渊源，黄庭坚有过论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指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悬（柳公权）。

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

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徐浩），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

”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苏轼从晋人处问津。

苏轼之子苏过也曾说过：“吾先君子，少喜二王书。

”从苏轼早岁作品，比如《治平帖》的姿态秀媚、风流韵胜，即可见一斑。

苏书行草的丰秀、潇散，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尤其是二王尺读书艺的风格，同样在苏轼的尺牍中体现出来。

苏轼从晋人处求门径，别有会心，自有见地。

他在《书所作字后》曾说：“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

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其法度，乃为得之。

”他认为执笔无定法，关键能使笔流转而将书家的气息宣泄出来，在晋人为韵，在自己则写意。

根据这个原则，他作书取斜执管、虚而宽之法，自开门径，终得晋代书家的审美精髓：一切自由活泼，力去斧凿雕饰。

南朝齐的王僧虔对于苏轼也颇有影响。

王僧虔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工真、行书，对于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

他的行书，精致丰赡，而且神高气全，有一种风流气骨。

苏轼之学王僧虔，明王徲登在《治平帖》跋语中即已提到：“苏文忠书法出自王僧虔，仰希江郢小郡帖，谁谓不由晋辙哉！此书之迹全类僧虔。

”今人侯镜昶也认为，苏书源出王僧虔、徐季海，以后参以《东方画赞》，并直溯钟繇，加以变化，遂趋精深。

从唐贤处继承，是苏轼书法的又一源头。

他对颜真卿最为钦敬，受其影响很深，且常自比颜鲁公。

黄庭坚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

”苏轼首先激赏颜书的变法精神，这是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相吻合的。

他又心爱颜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书的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元气充盈的章法，都用心采撷。

清代梁（山献）《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

”明代王世贞也说过：文忠“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

其子苏过早就说过：“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

”（转引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从这些评论都可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

然而苏轼学颜而有变化，自加熔铸，且能与之相颉颃。

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

徐浩，字季海，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又称徐会稽。

皇帝四方诏令，多出其手。

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

”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

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

”但苏过却说：“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说明苏之学徐只是一个方面。

宋人对杨凝式很崇拜，苏轼从杨书中仿其欹侧取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

苏武自云：余书“稍放似杨风子。

”李邕，又称李北海，以行书书碑，豪气挺拔，遒劲飘逸，又多变化。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至《李思训碑》、《任令则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敦朴，《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穆，《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之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

”因此，苏轼学李邕又效其书的风格纷呈。

苏轼又学柳公权，且评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店氏六家书后》）。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

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

”“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

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

”他也赞赏蔡襄，说：“……蔡君漠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而对当时世人推崇的李建中、宋宣献，则有所贬抑，谓“宋寒而李俗”，“格韵卑俗”。

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

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漠。

”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

特别是对米芾和黄庭坚，他评：“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黄庭坚字）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

”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

”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也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

黄庭坚曾就他的生活阅历评说：“东坡书早年用意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其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矣。

”可见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变。

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

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如元郭界《苏轼书离骚九辩卷跋》中云：“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

”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走，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碑学：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宋代的碑学与唐代碑学相形见绌，唐碑刻之雄风至宋代已渐衰。

然而宋代书家也有继步前人、身手不凡者，如蔡襄之书碑卓然可观，此后则为苏轼。

今人侯镜昶说：“蔡书知名之时，正是颜书大盛于宋代之日。

然而当时书家能碑者极少，独蔡能之。

东坡能承唐碑之余绪，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

”“宋书家善碑者，除蔡襄以外，东坡一人耳。

”（《书学论集•论苏黄米书艺》）虽然由于北宋在政治上的斗争复杂，苏轼所书碑刻也被毁，但尚有拓本流传，可睹苏轼碑学上的成就。

帖学：无穷机轴出清新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

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天。

”《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皆此意也。

”苏轼固然在正书碑刻中显示了他的气韵与艺术个性，但在行草中的神韵传达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体现了他的创造性。

寓意：适意无异逍遥游

苏轼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评论家，于文学、于书画等都有深刻、独到的论述。

他曾透过书法与诗的演变，发现由魏晋至唐代的特点、转捩及其两者的沟通处。

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至唐颜（真卿）、柳（公权），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

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

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

”正由于颜、柳体兴起，致使钟、王之法式微；又因李、杜崛起，才使六代的古诗中衰。

可见诗、书之道是相通的。

此类论诗文、书画之见解，苏轼发秘者甚多。

这里着重探讨苏轼书论中“寓意”说。

从中可见他对时代书风及以往书史的认识的深度。

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

”又《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这些以诗论书的言论闪烁着书艺的智慧。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

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奔。

”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这是一种获取心灵 、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 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

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

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

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

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

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

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

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工拙。

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或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

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

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

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

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

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

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

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

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

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

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

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盗名。

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

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

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美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

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

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

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

从书法中看到娱乐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识。

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

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

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

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

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

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

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

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四家之首　百代风流

“宋四家”中谁居其首？历代书家评论不一。

综合诸种情况审视，苏轼应居首位。

这里主要申说一点，即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实践上，由于他的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异于唐代的新风貌，在帖学方面开创了宋代行草的独特风格。

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渗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种指向。

在社会上，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与感召力，其书艺特色、书学思想影响到一大批人，影响到一代书风。

正如杨守敬所说：“苏东坡书，自是有宋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

”（《学书迩言》）

在宋代，学苏书者甚众。

苏辙的字一如其兄，古拙刚健，晚年尤佳；次子苏过的笔法近似乃翁。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先学苏字，后自成一家。

又如周邦彦、李纲、陆游等，皆力学苏书。

宋代士流以得苏轼的书迹为荣。

黄庭坚曾说：“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

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

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

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

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记录了一段故事：东坡南窜，议者请悉除其所为文，所在石刻多见毁。

徐州黄楼，东坡所作，子由为赋，坡自书。

时为守者不忍毁，但投其石城壕内，而易楼名“观风”。

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

苏轼所写的碑，人们不忍毁掉；收藏其字的却大发其财！宋以后学苏书者，代不乏人。

明代吴宽、唐寅，清代张之洞等都是学苏书的好手，而从苏书中汲取营养与灵感的人更是不胜枚举。

苏轼其人其书，自当世世传颂，百代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