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士族历史必然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07-293-01门阀,后汉书宦者传论:声荣无於门阀,肌肤莫传於来体

乃指门第阀阅,即世代显贵、有功勋的世家。门阀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政治制度,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上按门第等级分享特权。门阀制度的产生是当时王朝统治的需要,而其消亡,也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门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东汉的萌芽时期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就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但此时门阀制度只是一种风气,尚未形成,通典选举四里记载的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就是最有力的史证。士族地主即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魏晋的初步形成时期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可是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是门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资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的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初步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东晋、南北朝前期的确立与鼎盛时期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王朝利益必要时必须服从这些士族利益。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大兴谱牒之学;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

南北朝后期的衰落时期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最主要的标志是: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衰弱,寒人和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其结果首先是在官吏铨选上,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被正式废除,之后的科举制度更是加快了门阀制度的衰落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庶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

二、门阀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意义从门阀制度的产生到消亡的整个过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它萌芽于东汉末期,结束于隋朝前期,它所存在的时期正好是从一个大一统结束到另一个大一统开始的过渡时期,因此我们认为,门阀制度产生和消亡,都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的时期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中央弱而地方强,在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政治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就必须考虑到士族的利益,王朝利益必须服从士族利益,这样才能保证王朝的统治。门阀制度正体现了中央政权和地方士族之间利益上的某种权衡,使王朝得到士族的支持而得以统治国家。到了南北朝末期至隋朝初期,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又成为大势所趋,君强臣弱的现实又重回历史舞台,于是士族与君主利益权衡的状况必然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接纳,而维持这种权衡关系的门阀制度自然走到了它的终点,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政治制度的制定一定是遵循社会现实情况的,即使是政治制度本身在倒退,但在一段时期内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举例来说,西汉王朝建立后施行的封国制和郡县制并行的社会体制,与秦国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政权后开辟的郡县制相比,是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这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对比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此,门阀制度相对于中央集权制是政治上的倒退,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有利于王朝的统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纵观历史长河,门阀制度魏晋南北朝缓和虚弱中央力量与强大地方力量的政治统治手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维护了王朝的统治,为后来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制起了过渡作用。

　《五柳先生传》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自传文。在文中作者表明其三大志趣，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五柳先生传》课文原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五柳先生传

　作者：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译文

　这位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弄不清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边植有五棵柳树，因此就用“五柳”作为他的别号了。五柳先生安闲沉静，不好言谈，也不羡慕荣华利禄。

　喜欢读书，但不执着于对一字一句的琐细解释;每当读书有所领悟的时候，就会高兴得忘了吃饭。生性嗜好喝酒，但因为家贫就不能经常得到。亲朋好友知道他这种境况，有时备酒招待他。

　他前去饮酒时总是开怀畅饮，直到大醉方休;醉后就向主人告辞，从不以去留为意。他的住室四壁空空荡荡，破旧得连风和太阳都无法遮挡，穿的粗布短衣打满了补钉，饮食简陋而且经常短缺，而他却能安然自得。

　常常以写诗作文章当娱乐，抒发自己的志趣。他能够忘掉世俗的得失，只愿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赞曰：黔娄的妻子曾经这样述说自己的丈夫：“不因为处境贫困而终日忧心忡忡，不为了追求富贵而到处奔走钻营。”

　推究她所说的话，五柳先生不就是黔娄那样的人物吗饮酒赋诗，满足自己的志趣，这不是成了生活在无怀氏、葛天氏时代里的人了吗？

　赏析

　古代人物传记通例，开篇先叙传主之姓名籍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亦循此例，却有意同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传主生于何时，长于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这位五柳先生简直是天外来客。唯一与传主身份产生联系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树而已！

　沈约《宋书·隐逸传》引《五柳先生传》且评之曰，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陶宅之旁广种柳树，可视为实录，此有陶诗为证。《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拟古》：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然作为一篇自况之文，五柳这一自然景观仅仅是陶渊明因以为号的触发点，却完全不能解释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篇》中指出：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正是针对世俗有感而发，意欲破除此种卖声名、夸门第之社会风气。

　魏晋时代，门阀制度盛行。曹魏制订的九品官人法赋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权。朝廷于州郡设立中正，评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当然获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与官职起点之高低挂钩。于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显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贱族的局面。这种制度，延续到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达到鼎盛，以致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姓族人，无寸进之路（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终东晋之世，朝廷权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手中，成为门阀制度高峰期的显著标志。

　上层如此，士流趋鹜。族姓阀阅既成为进入仕途的根本条件，世家士子，视门第作铁饭碗，郡望作护身符，族谱作通行证，至于德、才二字，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于是整个社会弥散着一种重门阀轻才德的社会风气。士人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刘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荣光、托庇死人余辉为荣，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

　对这一世人司空见惯的现象，陶渊明冷眼观之十分不满。世与我而相违（《归去来兮辞》）这种不趋流俗的个性，注定了陶渊明与门阀之风的不调和。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郡望、门第、宗谱一概阙如，看似不合常规，其实是对时风世俗的反拨。自号五柳先生，是对门阀制度的一种揶揄，对世族名士的一种调侃。陶渊明以不知何许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详其姓字嘲弄了门第之高贵，以宅边五柳树嘲弄了地位之显赫，以不慕荣利嘲弄了官爵之矜夸可以说，陶渊明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针对东晋门阀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渊明遗世独立清高绝俗的个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晋宋并享誉后世，王、庚、桓、谢四大豪门虽然煊赫一时，而今安在哉！

　当然，陶渊明不是天外来客，虽非名门望族，其家族渊源本也可作自我夸饰。其曾祖陶侃为晋大司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亲陶敏担任过中低级官吏而后归隐。陶渊明在《命子》《赠长沙公》《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诗文中列举过这些事实。陶渊明的自述宗谱和士流的自我矜夸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陶渊明以辞官归隐的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价值，而五柳先生这一称谓，正明确地表明了诗人与世俗观念的彻底决裂。

　《五柳先生传》知识点

　一、文学常识。

　本文选自《陶渊明集》，作者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东晋著名诗人。

　本文是作者托言为五柳先生写的传记，实为自传。

　二、重点字词注音及解释。

　1、注音。

　(1)好读书(hào) (2)性嗜酒(shì) (3)造饮辄尽(zhé) (4)吝情(lìn)(5)短褐(hè) (6)箪瓢屡空(dān) (7)黔娄(qián) (8)俦乎(chóu)(9)衔觞赋诗(shāng) (10)民欤(yú)

　2、解释。

　(1)何许：何处，哪里。 许，处所。

　(2)不详：不知道。

　(3)不求甚解：这里指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

　(4)会意：指对书中的意义有所领会。 会，体会、领会。

　(5)亲旧：亲戚朋友。亲，亲戚。旧，这里指旧交、旧友。

　(6)或：有时。

　(7)造饮辄尽：去喝酒就喝个尽兴。造，往、到。辄，就。

　(8)期在必醉：希望一定喝醉。期，期望。

　(9)曾不吝情去留：意思是五柳先生态度率真，来了就喝酒，喝完就走。曾不，竟不。曾，用在“不”前，加强否定预期。吝情，舍不得。去留，意思是去，离开。

　(10)环堵萧然：简陋的居室里空空荡荡。环堵，周围都是土墙，形容居室简陋。萧然：空寂。

　(11)箪瓢屡空：形容贫困，难以吃饱。屡空，经常是空的。

　(12)晏如：安然自若的样子。

　(13)自终：过完自己的一生。

　(14)赞：传记结尾的评论性文字。

　(15)戚戚，忧虑的样子。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16)俦，辈，同类。

　(17)觞，酒杯。

　3、古今异义词。

　①造饮辄尽 造 古：往、到。 今：常用于“制造”、“创造”等。

　②赞曰 赞 古：传记结尾的评论性文字。 今：常用于“赞美”、“夸赞”等。

　4、一词多义。

　(1)以：①因以为号焉 (介词，把) ②以此自终 (介词，凭借)

　(2)之：①或置酒而招之(代词，他) ②葛天氏之民欤(助词，的)

　(3)言：①闲静少言(说，说话) ②黔娄之妻有言(话，言语)

　(4)其：①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语气词，表示揣测“大概”) ②亲旧知其如此(代词，他)

　(5)如：①晏如也(的`样子) ②亲旧知其如此(像)

　5、流传下来的成语及名句。

　(1)不求甚解：原指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褒)

　现多指学习不认真只求懂得个大概，不求深刻了解。(贬)

　(2)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意思：不为贫贱而忧愁，不热衷于发财做官。

　三、重点句子翻译。

　1、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他安安静静的，很少说话，不羡慕荣华利禄。

　2、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他一来就要喝得尽兴，希望一定喝醉。

　3、好读书，不求甚解：他喜欢读书，不过分在字句上下功夫。

　4、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经常写文章来消遣时光，从文中也稍微透露出自己的志趣。

　5、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一边喝酒一边吟诗，为自己抱定的志向而感到无比快乐。

　四、理解背诵。

　1、五柳先生的三大志趣是：好读书，性嗜酒，著文章。

　2、文中引用前人之言，赞扬五柳先生的高洁人格并且与文中“不慕荣利”一句相照应的句子是：不戚戚于贫，不汲汲于富贵。

　3、“不求甚解”一词按现在的理解带有贬义，为什么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

　答：因为五柳先生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在一字一句的理解上下功夫;这与他“不慕荣利”的追求有关，读书是为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

　4、怎样理解“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

　答：不和别人虚情客套。这说明了五柳先生不但嗜酒，而且不拘小节，性情豪爽，把世俗世礼节置之脑后，是一位独立于世的高风亮节之人。

　5、(1)交代五柳先生性格的句子：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2)交代五柳先生生活的句子：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3)交代五柳先生志趣的句子：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期在必醉;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6、文章从思想性格、爱好、生活状况等方面塑造了一位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赞美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

　7、对“五柳先生”的评价：五柳先生不慕荣利，率真自然，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自画像。他不慕荣利，厌恶官场的追名逐利，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是值得肯定的。可令另一方面他逃避现实，隐居起来，不去撞击社会矛盾的思想是消极的。

古代的门阀制度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选人用人制度，是豪门贵族的特权制度，大家族可以通过推荐进入朝堂，进而形成垄断。所谓的门，是指门第，其实就是豪门和寒门的一个区分线，而阀，就是门前的柱子，理解为门第差的人在豪门前就要止步。

一、门阀制度的形成

门阀制度萌芽在汉朝，就是刘邦起义成功以后，建立东汉政权，这个时候形成了豪门。那既然是豪门，肯定就是有特权的。那个时候的特权是什么呢，就是当朝廷需要人才的时候，豪门可以首先推荐自己家族或与自己有姻亲关系家族的优秀子弟进入朝堂，这样，朝堂里的人大部分多多少少都有亲戚关系，这样形成一个裙带关系，在朝廷里也可以相互帮衬补台，以便于更进一步。

二、门阀制度的鼎盛

门阀制度到了东晋和南北朝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鼎盛，在那个时候，经过多年的洗礼，士族不光是推荐人才做官，在士族政治规模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将眼光放到了经济文化中，开始掌握重要的资源，以便或许更大的利益。钱权交易，有钱可以为当官铺路，当了大官才能更好的挣钱。其实就是这样的。

三、门阀制度的消亡

再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门阀制度渐渐没落，最后消亡。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呢？因为出现了科举制度。朝廷的用人选人机制变化了，不再是通过各个豪门贵族推荐了，开始进行科举制度，不管你是豪门还是寒门，我都只通过考试来检测你的真实水平。这样一来，豪门不再有优势，门阀制度到此也就基本没啥用了，也就渐渐地消亡了。

存在即合理，我们不可否认，当门阀制度的产生在当时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毕竟政权动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在为活着奔波，而之后那些有底蕴的士族才有机会让族里人学习，在政权新建立的时候，为朝廷添加新的力量。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也越来越有前瞻性，门阀制度的狭隘性就会暴露，就只能消亡。

成语东床快婿有个典故，出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雅量》，原文如下：“郗太傅在京品，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

“在床上坦腹卧”的王郎就是书圣王羲之，他被郗太傅相中，成了郗家女婿。现在“东床快婿”的意思是指为人豁达，才能出众的女婿，是女婿的美称。

东晋门阀制度

“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就是琅琊王氏一族最显赫的人物王导，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马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在登基典礼上，让王导与他一同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此后，“王与马，共天下”传为佳话。

东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王导等大家族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的婚姻有严格的限制，一定要地位相等才能婚配。比如众所周知的大才女谢道韫，是东晋宰相谢安的侄女，她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自然他的婚姻也只能在门阀士族中匹配。

郗太傅相女婿

当时身为太傅的郗鉴有个漂亮的女儿，年方二八，名叫郗璿，不但精通诗书琴画，容貌身段也是一流，是郗鉴的掌上明珠。到了适婚年龄，郗太傅便开始在几大门阀家族中相未来女婿，想尽快给女儿找个好婆家。

郗太傅瞄上了同僚王导，王导官居宰辅，是魏晋名门，关键是家中子侄众多。他把这种想法给王导一说，王导满口答应，说：“我们王家的男孩儿，你自己去挑，挑上谁，就是谁。”

有了宰辅的承诺，郗太傅就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让管家带上厚礼到宰辅府上去刺探情报。王家子侄早就耳闻郗家有个美貌多才的佳人郗子房，现一听说郗太傅家来选婿，个个都卯足了劲，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

二十几个青年才俊一溜烟排开，郗太傅老管家看得眼都花了，随便哪一个，都能配得上自家**，咋选呢。正当太傅老管家看得眼花时，王府管家说，还少一人。于是便领着太傅老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只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坦腹仰卧的青年人，正在呼呼大睡，对太傅觅婿一事无动于衷。

东床快婿王羲之

管家回到郗府后，将在王家看到的一切如实汇报。郗太傅听完眼睛一亮，当场作了一个让老管家目瞪口呆的决定，他要把女儿郗子房嫁给那个袒腹东床的年轻人，即王导弟弟王旷的儿子。过了不久，郗太傅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进了王家。

当年这个袒腹东床的年轻人，就是，后来以书法闻名于天下的王羲之。由此，“令袒”或“东床”就成了对女婿的尊称。 但“令袒”或“东床”这种称谓一般都用于称对方的女婿、别人的女婿。

王羲之的《兰亭序集》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

　赏析，意思是欣赏并分析（诗文等），通过鉴赏与分析得出理性的认识，既受到艺术作品的形象、内容的制约，又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艺术观点和艺术兴趣对形象加以补充和完善。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五柳先生传》的课文赏析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五柳先生传》的课文赏析 篇1

　《五柳先生传》，开篇先叙传主之姓名籍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亦循此例，却有意同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传主生于何时，长于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这位“五柳先生”简直是天外来客。唯一与传主身份产生联系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树”而已！

　沈约《宋书·隐逸传》引《五柳先生传》且评之曰，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陶宅之旁广种柳树，可视为“实录”，此有陶诗为证。《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拟古》：“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然作为一篇“自况”之文，“五柳”这一自然景观仅仅是陶渊明“因以为号”的触发点，却完全不能解释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篇》中指出：“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正是针对世俗有感而发，意欲“破除”此种卖声名、夸门第之社会风气。

　魏晋时代，门阀制度盛行。曹魏制订的“九品官人法”赋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权。朝廷于州郡设立中正，评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当然获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与官职中国之高低挂钩。于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显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贱族”的局面。这种制度，延续到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达到鼎盛，以致“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姓族人，无寸进之路”（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终东晋之世，朝廷权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手中，成为门阀制度高峰期的显著标志。

　上层如此，士流趋鹜。族姓阀阅既成为进入仕途的根本条件，世家士子，视门第作铁饭碗，郡望作护身符，族谱作通行证，至于德、才二字，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于是整个社会弥散着一种重门阀轻才德的社会风气。士人“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刘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荣光、托庇死人余辉为荣，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

　对这一世人司空见惯的现象，陶渊明冷眼观之十分不满。“世与我而相违”（《归去来兮辞》）这种不趋流俗的个性，注定了陶渊明与门阀之风的不调和。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郡望、门第、宗谱一概阙如，看似不合常规，其实是对时风世俗的反拨。自号“五柳先生”，是对门阀制度的一种揶揄，对世族名士的一种调侃。陶渊明以“不知何许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详其姓字”嘲弄了门第之高贵，以“宅边五柳树”嘲弄了地位之显赫，以“不慕荣利”嘲弄了官爵之矜夸……可以说，陶渊明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针对东晋门阀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渊明遗世独立清高绝俗的个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晋宋并享誉后世，王、庚、桓、谢四大豪门虽然煊赫一时，而今安在哉！

　当然，陶渊明不是“天外来客”，虽非名门望族，其家族渊源本也可作自我夸饰。其曾祖陶侃为晋大司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亲陶敏担任过中低级官吏而后归隐。陶渊明在《命子》《赠长沙公》《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诗文中列举过这些事实。陶渊明的自述宗谱和士流的自我矜夸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陶渊明以辞官归隐的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价值，而“五柳先生”这一称谓，正明确地表明了诗人与世俗观念的彻底决裂。

《五柳先生传》的课文赏析 篇2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补少言”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现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卜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飒。

《五柳先生传》的课文赏析 篇3

　陶渊明历来都被称为“田园诗人”，因为他的很多杰出诗篇都是归隐田园以后所作。他赞美劳动的生活与大自然的优美娴静，幻想出现没有贫困与压榨的理想社会。语言朴素，自然优美，一反六朝时代追求华丽堆砌的文风，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对后代文学有很大影响。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他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的自画像。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他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他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他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为什么看中五柳树呢？也许他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他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他的性格。

　对他的名字作了介绍之后，接着写他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他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他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他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他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他没有志趣。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一是饮酒，一是写文章，可见他的志趣是高雅的。他虽然隐姓埋名，但与道家说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并不一样。不过，他“好读书，不求甚解”，为什么不求甚解？这就与他的“不慕荣利”有关。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并不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既不追求名，也不追求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他有什么“会意”呢？没写。我们从陶渊明所写的《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作中可以想见。他从书中得到哲理，得到启示，对当时的混乱、丑恶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但只能“会意”，不能言传，因而“闲静少言”，只是不说，不是不知。这使我们隐隐地感到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也隐隐地感到那个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二个志趣——饮酒。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但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说明他内心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有波澜的。内心的波澜没有表现出来，却找到了一个使波澜平静的方法，这就是嗜酒。“嗜”字说明不是一般的小饮，而是“期在必醉”。尽管“家贫”，也没有改变这一嗜好，就因为在醉乡中可以使心灵的波澜得到平静。这是他在那种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三个志趣——著文章。他著文章的目的是“自娱”，不是要给别人看，更不是要献给统治者，去求官得禄。这一点也说明了他内心的确有“会意”，有话要说的，只是不愿对别人说，写文章给自己看。“闲静少言”而又“常著文章自娱”，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作者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表明作者也很欣赏道家所鼓吹的无为而治的古代社会，但全文主要精神仍然是儒家的“独善其身”。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洗练，于平淡之中表现深刻的内容，这就是陶渊明诗文的一大特色。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本卷综述编已就门阀制度作了简要的叙述，本章继而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为了保持论述专题的完整性，两处文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

　　汉魏以降的"门阀"一语，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按"阀"通"伐"，义为功劳。与另一义指资历的"阅"字，往往连用。有无伐阅，乃任用、提拔官吏之极重要条件。考虑伐阅之风，先秦已萌芽。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体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1]。

　　本来，伐阅仅与官吏个人相关连，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伐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载，张纮草成关于孙坚、孙策经历、功业的文章，孙权读后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家门阀阅"的简化，便是"门阀"。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之推行和士族之发展，"门阀"之义有时指"土族"、"高门"。《宋书·百官志》称：殿中将军等，"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周书》赵贵等传末："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均其证。但更多的还是相当于"门地"、"门第"的同义语。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末范晔"论曰：……刑余之丑……声荣无晖于门阀"。《北齐书·赵郡王睿传》："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由于两义可以相互补充，覆盖面比较宽，所以本文采用了"门阀制度"一语。

　　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章仅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之时期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结束为止，而不涉及隋唐以后。

　　这一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2]，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第一节 门阀制度的萌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3]。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兴起的前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4]。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5]。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陆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常）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6]，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出身名族颍川荀氏）……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力侧证。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文化史》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