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中草药汇编》:铜绿拼音名TónɡLǜ别名铜青来源为铜在空气中受潮后被氧化，表面所生的绿色堿式碳酸铜，或为糠青（即堿式碳酸铜）与熟石膏加水拌和压成扁块的加工品及天然的孔雀石。药用多为加工品。性状自然生成的铜绿为粉粒状或不规则块片状，呈青绿色。质松，味微涩，火烧现绿色火焰。另一种加工品，呈长方形小块，质坚易断，断面分明显的三层，上层为薄薄蓝色层，中层白色，底层灰**。无臭，味淡，嚼之有砂石感。炮制自然生成的铜绿，以磁盘或铁刀刮下，即得。加工品制法：将铜绿粉或糠青与熟石膏粉，加水适量拌匀，压成扁块，用高粱酒喷之，则表面显出绿色，切成小块，干燥即得。古时，铜绿为铜之锈，可以用醋喷在铜上加速其生成绿色的锈，刮取即得。性味苦、酸、涩，寒。有毒。功能主治解毒，去腐，杀虫。外用治鼻瘜肉，眼睑糜烂，疮疡顽癣。用法用量本品一般多作外用药。内科常配入相应方剂中治疗风痰为患，突然昏厥及血气心痛等症，用量05～1钱。摘录《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铜绿出处出自《本草纲目》。1《本草拾遗》：生、熟铜皆有青，即是铜之精华，大者即空绿，以次空青也。铜绿独在铜器上，绿色者是。2《纲目》：近时人以醋制铜生绿，收取晒干货之。拼音名TónɡLǜ英文名Verdigris别名铜青、生绿来源药材基源：为铜器表面经二氧化碳或醋酸作用后生成的绿色锈衣。拉丁植物动物矿物名：性状性状鉴别纯铜绿为细丝状或小颗粒状的结晶性粉末。翠绿色。体重，质松脆，气微，味微涩。能溶于水及酸，不溶于醚。以色绿、粉末状、无杂质者为佳。显微鉴别透射偏光镜下：见细至005mm的针状到柱状、粒状个体。晶粒为灰绿色调，边缘近无色。具多色性：Np为亮绿色，Ng为绿黑到黑绿、带褐色调；干涉色Ⅱ及蓝绿；近平行消光；正延性。个体更细小时，多色性不明显；干涉色亦下降。化学成份主含堿式碳酸铜[CuCO3·Cu(OH)2]和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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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出现了规模相当宏大的胆水冶铜工场。宋太平兴国年间成书的《太平御览》“药部·白青”条中已提到：“取矾石、白青分等冶炼台铁，即成铜矣。”在哲宗元祐、绍圣及徽宗崇宁年间这种生产达到了高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记载，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负责江南炼钢业的官员游经曾统计当时胆水浸铜的地区，主要有11处，即韶州岑水、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建州蔡池、婺州铜山、汀州赤水、邵武军黄齐、潭州矾山、温州南溪、池州铜山。不过规模较大，生产持久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三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十八》记载了崇宁年间东南潼川府、湖南、利州、广东、浙东等九路的铜产情况，谓“铜场岁收租额总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三斤八两。内计饶州兴利场胆铜五万一千二十九斤八两；信州铅山场胆铜三十八万斤；池州铜陵县胆铜一千三百九十八斤；韶州岑水场胆铜八十万斤；潭州永兴场胆铜六十四万斤；婺州永康县胆铜二千斤”。也就是说崇宁初六个胆铜场的定额为1874427斤，占到当时东南诸路、州铜产量的2584%，约占当时全国铜产量的12%，已是相当可观了。

古籍中关于开采、冶炼硫铜矿的记载出现得很晚，而且非常有限。

明代人陆容(1436～1494)所撰《菽园杂记》(卷十四)有一段有关当时炼铜的记述，是一份很难得的资料。原文如下：“每火平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熔液成驼(砣)。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日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龙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日“烧窖”。次将碎［块］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钅瓜”(原注：原嘲)。钅瓜者，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次将钅瓜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烀炼，如烀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即于炉前逼近炉口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按：处州相当于今浙江丽水、青田、龙泉一带)某处铜，印于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上各有印文。”

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也述及铜的开采与冶炼，虽较简略，但着重提到铜铅、铜银共生矿的冶炼，并附有精美插图，今亦摘录如下：“凡铜砂，在矿内形状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或如钅俞石(指黄铜矿)，或如姜铁(大概指黄铁矿石)。淘洗去土滓，然后入炉煎炼，其熏蒸旁溢者为自然铜(即还原出的金属铜)，亦曰“石髓铅”。凡铜质有数种：有全体皆铜，不夹铅、银者，洪炉单炼而成；有与铅同体者，其煎炼炉法，傍通高低二孔，铅质先化，从上孔流出，铜质后化从下孔流出。东夷铜(指日本国的铜矿)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

古籍对宋代的浸铜工艺有一些记载，各铜场因地制宜，各有创新，并不断在改进。明代谈迁所撰《枣林杂俎》记载了铅山场在初时所采用的方法，谓：“铅山县西七里铜宝山，有貌平坑，石窍中胆泉流出，浸铁可为铜。又鹅湖乡，去县治七十里，有沟漕七十所，取本地水积为池，随地开沟，碎铁铺之，浸染色变，锻则为铜。”《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则更为翔实些，谓：“有沟漕七十七处，各积水为池，随地形高下深浅，用木板闸之，以茅席铺底，取生铁击碎，入沟排砌，引入通流浸染，候其色变，锻之则为铜，余水不可再用。”用这种方法让还原出的铜沉积在茅席上，将席取出，即可收集“铜煤”，似乎很方便。但实际不然，因为必然有残余碎铁与“铜煤”混在一起，“锻之为铜”时，铁将混入铜中，影响了铜的质量，而且从草席上刮取下“铜煤”也并不省事。《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则介绍了另一种工艺，其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钱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这种方法较少地使碎铁引入赤煤，有益于胆铜质量的提高，当是对前法的改进。《宋史·食货志》说：采用这种方法，在绍兴十三年时“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并指出是根据饶州兴利场和信州铅山场的记录，表明这是铅山场后期采用的工艺。南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记载，乾道年间韶州岑水场每年用百万斤铁，浸得二十万斤铜，即每斤铜需耗铁五斤，与饶州、信州相比，要超出一倍了。

鉴作外套，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

铜冰鉴整体为方鉴内套方形的缶的形式，上有镂孔盖，盖身正中有方形孔，正好套住方壶口。

方形的缶有盖，溜肩，下腹内收，底部有带穿的方足。方鉴底部与方形的缶方足穿眼相应部位安有弯形栓钩，正好插入壶足穿眼，把壶稳定住。其中一只栓钩还装有倒钩，栓钩插入后，倒钩自动倒下卡紧，使壶不能摇动。该鉴腹部和四角有8个龙形耳，龙头顶承8块接檐式铜饰，四足作兽形，四周外口沿均饰以镂雕或浮雕勾连云纹、蟠螭，异常精美。

若将上面的盖子拿开，俯视它的形状如同一个“回”字。这好比今天的暖水壶，有个外壳，还有个内胆。不同的是暖水壶的外壳和内胆之间距离很小，而这冰鉴的外壳和方壶之间则是个很大的空间。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巧妙机关是极少数专业人员才能看到的：那就是在鉴底内层和壶底相接的部位，有呈品字形的三个弯钩，其中一个弯钩带有可以活动的倒钩。而方壶壶身外侧近壶底部分有三个长方形榫眼，当方壶放入鉴中即将触及底部时，便会同时触动活动弯钩，一待方壶落到铜鉴底部，那三个长方形榫眼恰好与铜鉴的三个弯钩相套合，其中的活动弯钩也自动倒下，从而使壶身稳定不移。若要从铜鉴中取出方壶，则需将活动弯钩搬起。

当时的酒是米酒，存放时间一长，便发酵过度而变味。该鉴使用时壶内装酒，在鉴内放入冰块，可使酒凉，阻止它的发酵变味。该鉴出土时带有长柄的铜勺，是舀酒的用具。

在我国古代，人们就发明了食物防腐保鲜的方法。《诗经》中就有奴隶们冬日凿冰储藏，供贵族们夏季饮用的记载。古籍《周礼》记载“祭祀共冰鉴”。“鉴”其实就是个盒子，里头放冰，再将食物放在冰的中间，起到对食物防腐保鲜的作用。由此可见，鉴是我国的冰箱之祖了。

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在继承商周以来的中原青铜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创新。铜冰鉴便是曾侯乙墓青铜器中的代表器物，集中表现了曾侯乙墓青铜器新颖、奇特、精美的特征。

铜冰鉴的四足是四只动感很强，稳健有力的龙首兽身的怪兽。四个龙头向外伸张，兽身则以后肢蹬地作匍匐状。整个兽形看起来好像正在努力向上支撑铜冰鉴的全部重量。鉴身为方形，其四面、四角一共有八个龙耳，作拱曲攀伏状。这些龙的尾部都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的小花点缀其上。

在中国古代，人们喜欢温酒，温酒不伤脾胃。夏季也嗜喝冷酒，冷酒可以避酷暑。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楚墓出土的铜冰鉴，是一件双层器，方鉴内套有一方壶。夏季，鉴、壶壁之间可以装冰，壶内装酒，冰可使酒凉。当然亦可以在鉴腹内加入温水，使缶内的美酒迅速增温，成为冬天时饮用的温酒。这“冰箱”还是无氟的，冷暖两用的，完全绿色的。可以说，铜冰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最原始的绿色冰箱，是一个构思精巧，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青铜器物，也是迄今发现的部分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较早的典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