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首先，鲁迅曾经说过 史书历来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阶级社会里，史家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的反映真实的历史，他们必然要为美化统治者，宣扬封建正统观念而写史，尤其是一个史家在记载本朝的历史时尤甚。其次，史家个人的气节、性情也会影响其作品的真实性、可靠性，像司马迁一样的史家毕竟是少数。再者，受时代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古代的史家在写史时，往往只能依靠前代的传说或前人的记录，这样的情况也难以保证还原历史的真实。 所以，这个问题是难以有定论的，并无一个截然分明的时间跨度。就算今天的历史，你又能说都是原汁原味的记录吗？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

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

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

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

如果是二十四史的话，那么大部分记载是比较靠谱的，或者说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也有相对不那么靠谱也就是说整体编纂质量就比较差的，但都有途径鉴别或校正。

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无论实践中还是道德要求上，都不认为史官应该拿谁家的钱就替谁擦粉洗地；很多有操守的史学家也不这么认为，比如司马迁。同时具体制度上也有一些约束，比如当朝皇帝不得看当前的起居注等等；

以二十四史来说的话，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后人修前朝史，目的一在给本朝正名位明统绪，二在为本朝的实践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而既然要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写的太离谱是不行的，容易坑到自己。所以很多可能涉及新旧朝立场分歧的政治问题，可以争论和适当存疑的是对人和事的评价或一些事件细节，而不是说整个过程的描述都必然不可信。

这点其实在现在也还是这样，而且不分中外——譬如战争史，对一场战争或战役最靠谱、废话也最少的记载，往往是针对部队内部或者体制内部读者写的那些总结汇报，所谓内部资料。这种给自己看的东西，注水注多了或者写的太花哨既无必要也没意思~

还是以二十四史为例，其实其中大部分史书所用的材料，并不全是官方钦定记叙，而是或有意或无意的搜集了多方资料考订汇集而成的。有意主动多方采信的，典型如司马迁，官方图书档案和非官方、私家著述甚至访谈和实地考察都用上了才写出来一部史记；无意中多方采信了的如元人修的《宋史》，其实是把北宋南宋时期各种历史资料（绝大部分是私家著述）东抄抄西抄抄抄到了一块儿。

最后稍微发散一下，绝对客观的历史记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本身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情绪、立场和价值判断。很多时候有些记叙者说自己没有立场，仅仅是为了表示反对或不屑另一种立场罢了。甚至可能更糟糕——比如记叙者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要撒谎忽悠人，故而宣告自己“没有立场”“我是客观中立的”。

国内外的历史记载之所以不一样，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记录者，看待史实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国家的记录者所写的历史资料，必然是要美化自己国家，而且讨好自己国家的统治者的。那么，我们在分辨这些历史的真实性的时候，就要看史料记载者的身份，如果多部史料中记载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那么可信度也高得多。

对于历史记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和公正，但是大部分国家古时候都是君主制，君主的权力非常大，所以很多史料记载都需要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那么统治者可能会要求记载中，将涉及到自己和自己国家的部分，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这也是每个国家的官方历史记录都有的通病。

对于历史上的诸多记录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他们的身份来判断，他们到底是记录史实还是讨好统治者，例如司马迁是在牢狱中写的史料，那么他自然不会是因为讨好统治者而编纂故事，所以司马迁所写的史实也更加可靠。

对于很多专门给统治者或者朝廷记录历史的，大部分其实都是需要理性看待的，尤其是涉及到对统治者的夸赞和表扬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讨好统治者而写的，这些史料也是根本不值得借鉴的。

最后，很多人都喜欢因为民间野史来看待历史，其实民间的野史都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罢了，很多故事都不具备真实性，最典型的就是清朝时期雍正皇帝篡位的野史，基本上都是被竞争者造谣而产生的，但是大家对于这种精彩的野史更感兴趣，所以愿意将其当作是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