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是在四川地区发现的，而且这两处遗址让我们对古蜀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现在这两处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可能网友对于这两处文化遗址不是很了解，对于它们出土了那些文物也不是很了解。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最大的贡献是验证了一些古籍对古蜀文化的记载是正确的。光是出土的国家级文物就有：金杖、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玉边璋和玉牙璋等等。这些文物不光是造型精美，而且还验证了“蚕丛、鱼凫”等这些上古蜀地的君主是存在的，而这些文物大多是为了祭祀他们而制造的。除了国家级文物，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青铜太阳轮、跪坐人像、青铜人身形器和青铜大鸟头等等文物。全国范围内，能出土这么多的青铜器，三星堆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其次是金沙遗址，金沙遗址虽然没有三星堆遗址那么庞大，但是出土的文物一点也不少。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这是什么概念啊，全国范围都找不到几个比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更多的吧。这些文物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还有大量的陶器。其中最大的一件玉器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

当看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将会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这样不光可以更好的保护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像国人宣扬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也是不留余力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存在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存在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而文化载体是多样的，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都是形态与内涵各异的文化载体。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构成必然具备若干基本要素。

典籍是用文字书写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产生典籍的先决条件。近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产生繁衍的过程中，储存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经历了实物记事、图画记事、符号记事、文字记事等几个基本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传递与储存的手段已日新月异，不可限量。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字产生以前，也大致经历了以上所说的几个基本阶段。结绳是我国远古先民实物记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正义》引东汉郑玄的注释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些记载说明远古初民曾以结绳作为实物记事的方法来记载史事，传递信息。近代民族调查报告也表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倮倮族、哈尼族等，仍保留下结绳记事的一些实物。此外，云南佤族还保存了刻木记事的例证，就是在一些长木板上，刻下深浅不同的缺口，表示历年发生过的大小事件，以帮助记忆，再由族中耆老负责解释，代代相传。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曾经起过类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验》曰：“伏羲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这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图画的形象来表达他的思想的。1987年以来，我国考古学者在西北贺兰山东麓发现了岩画一万多幅，刻画上限定在商周时期，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古代贺兰山游牧民族在文字发明之前运用图画记载社会生活和宗教习俗的情况。民族学研究成果证明，云南纳西族就使用过图画文字，他们用图画文字书写的典籍至今还有大量遗存。这也证明图画曾是很多种文字产生的前身。

某些图画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共识之后，其笔画结构开始简化，出现了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出土的八千年前的龟甲，其上有契刻的符号；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批六千年前的土陶器，表面刻划有几何形符号；在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出土的一批四千年以前的土陶器，则刻划有象形符号，它们都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先驱。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表意，但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更由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的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构成典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典籍的产生。起初，文字写刻在各种材料上，往往只是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记录，这样的记录材料只能统称之为文献，因为它并未形成某种知识体系。比如，一片龟甲上锲刻的卜辞说：“乙巳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牠田。其受年？十一月。”它的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占卜，史官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们一起去种田。有好收成吗？”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这是一条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有时间、人物、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当时农耕采用了“牠田”即集体耕作的形式。但由于它仅仅是对一时一事的零散记载，所以只能是单篇文献，还不能称之为典籍。这种单篇文献只有在成批汇集、形成有逻辑性的档案时，才具备典籍的性质。

典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逐步积累，通过有目的地总结，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典籍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识信息的系统性是与单篇文献的零星记载有根本区别的。

编连成册的形式是典籍构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庄都的话说：“典，大册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状是册。“册”在甲骨文中作“”，象形造字，如甲骨联缀之形。这些都说明自古典籍就有编连成册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与内容相互联系的。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独立单位的载体材料已不能容纳逐渐增多的记录内容，于是必须产生集合形式的载体材料来记录有关内容；或者，独立单位的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必须有意识地排列组合，形成有系统的记录内容，这就产生了编连成册的典籍形式。

特定的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形式，典籍正是依靠编连成册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文献材料的。单片的甲骨文献与典籍的差别，不仅可以在内容体系上区分，也可在载体形式上区分。

　　1齐长城

　　齐长城遗址座落于沂水县。长城遗址保存尚好，平均高约35米，底宽约12米，墙高约2米。

　　齐长城穆陵关遗址位于沂水县城东于沟乡、马站镇、圈里乡、杨庄乡、富官庄乡境内，占地面积4,600余公顷，为古齐国所建长城的一段。齐为西周时分封诸侯国之一；齐宜王时(公元前319——301年)，疆域扩大，东至黄海，西至黄河，南达穆陵关。为防鲁、楚等国入侵，齐国将以前零星修筑的长城加以延长，西起平阴、东至琅琊台，蜿蜒500公里。穆陵关一段大都建在山岭上，城墙为混合沙土夯筑，基宽3-5米，保存较好的有4段：穆陵关东西两段各5公里，杨庄镇东、西沟子至凤鸣峪一段长4公里，垛庄光光山一段长15公里。高矮不等，最高处一段即穆陵关东段，高出地面1-2米。穆陵关是齐长城的重要关隘，自齐国始，历代均视为战略要地，派兵驻守。今尚存明嘉靖年间修葺关楼时所立石碑。穆陵关山谷峻狭，古称“齐南天险”。登关四览，沂水、沭水尽收眼底，长城遗址逶迤起伏，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1978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孟良崮战役遗址

　　孟良崮战役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东南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一次山地进攻战役。华东野战军在陈毅、栗裕的指挥下，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经浴血奋战，一举歼灭号称“五大主力之首”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少将副师长蔡仁杰，毙伤、俘敌三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省重点进攻的战略计划，扭转了华东战局，在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由此，“英雄孟良崮”成为沂蒙山的象征而名扬海内外。

　　孟良崮旅游区自建设以来，受到了党政军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陈毅元帅、粟裕将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为孟良崮旅游区题过词，曾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省长李春亭和曾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首长、老将军都曾多次亲临孟良崮。

　　3银雀山汉墓竹简

　　银雀山汉墓座落在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西南麓市政府院内，1989年10月落成开放，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松柏花竹，长廊围绕，山水相映，整体设计融仿古建筑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一座遗址性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共有三个展厅：银雀山汉墓厅、竹简陈列厅、文物陈列厅。

　　1972年4月在银雀山发掘古墓两座，定为银雀山一号、二号墓。墓址开凿在岩石上，为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椁一棺。椁内有隔板一侧放棺、一侧为边厢，边厢内放置随葬器物。考古人员在边厢里发现的竹简。经专家整理，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珍贵的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4万寿宫

　　万寿宫位于蒙山南麓，原名古蒙祠，宋代改为道观，名玉虚观，颛臾王庙，后易名万寿宫。北宋宣和五年，宋徽宗赵佶曾封古颛臾王为英烈昭济惠民王，故古蒙祠曾改名英烈昭济惠民王庙。宋代盛行道教，万寿宫道众达310人，道观建筑最具规模。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均在此举行盛大的庙会，游客云集，香火旺盛。

　　万寿宫古建筑群由于年久失修，部分损坏，后经平邑县政府修复。新建筑群座北朝南，迎面兀立着一座象征着“天、地、人”三界的土木结构的三洞山门。山门前有一建筑，称“玉皇殿”。殿前有清朝嘉靖年间栽植的文冠果一棵。有《金石录》中记载的“玉华峰”奇石一处，碑刻数通。过山门即进入正门，第一进院落正面是前殿和两厢配房。前殿建筑面积180平方米，单檐歇山势。穿堂入第二进院落，为万寿宫主体建筑，北有“三清殿”，建筑面积560米，重檐庑殿式，殿堂为玻璃瓦屋面。古寺新颜，金碧辉煌，颇具气势。

　　万寿宫依山傍水，有乔松古桧700余株，参霄蔽日，秀色可餐。有新植黑松、雪松、水杉、翠竹及各种果树，满山遍野。溪水长流，松竹常青。春华秋实，景色宜人。置身其间，如临仙境。

　　5王羲之故居

　　王羲之故居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20号，为古典园林式建筑。一期占地面积约28亩，建筑面积300余平方米。

　　书圣王羲之，字逸少，公元303年出生于琅琊郡（今临沂市），自幼酷爱书法，真、草、隶、篆俱佳，尤善隶书。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在我国书法史上并称“二王”。王羲之不仅在《晋书》有传，还有劳唐太宗亲笔撰写了一段专论，因为他的书法忒妙，受到唐太宗的“御赏”。唐太宗称赞他“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是一个爱好书法的皇帝，他一生对王羲之的墨迹，真是“心慕手追”，直到临死还留下遗言，将古今行书第一的《兰亭序》陪葬昭陵，留下了至今还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

　　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随家族南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舍故宅为佛寺，佛寺历经兴废。伪刘豫时，易名普照寺，沿袭至今。为纪念我国历史上这位书法大师，1990年以来，由临沂地区行署、临沂市政府投资400余万元修复了王羲之故居。

　　6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应该也算吧）

　　夏朝的遗址集中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处，学界称“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 世纪。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