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汉简经整理编纂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苍颉篇》120余片，存540余字，约有40个较完整的小节或句子,并有《爰历篇》的首句“爰历次,继续前图”。残简应包括李斯所作《苍颉》、赵高所作《爰历》、胡毋敬所作《博学》，可能是比较接近秦人原作，尚未经过汉初“闾里书师”删改修订的本子。这是此书亡佚千年后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诗经》170余片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豳》十四国风65首残文及《小雅》、《鹿鸣之什》4首残文,与今本《毛诗》有近百字异文，与齐、鲁、韩三家《诗》亦各不同，应是流传于楚地的另一种本子。据考，写《诗》竹简复原后为汉尺一尺一、二寸，与文献记载写六经用二尺四寸简的制度不合。知汉初制度与中、后期不同，本简可补史阙。

《周易》近 600片，有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涉及卦辞、爻辞的约 200片，与今本不同的卜事之辞约 400片。卜事之辞有晴雨、田渔、征战、事君、术官、居家、行旅、嫁娶、疾病、出亡、举事、君王、大臣之卜。卦辞与今本《周易》有若干异文，有些显然优于今本。竹简卦画阴爻作“八”形,今存《大有》、《临》、《离》三卦，分别作、局、。

《万物》 130余片，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术性质的书籍，主要为医药卫生及物理、物性方面的内容，为研究中国医药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务员程》170余片,为作业工技者规定用人、用工、用料的定量和规格,并有若干度量衡进率材料。《算术》40余片，有“均输”等内容，残字较多，已难以属读。

《年表》记周秦以来各国君王在位之年。《大事记》记汉初之事，仅存10余残片。

《刑德》、《日书》、《星占》数种，仅余残片，为日月星辰运行及吉凶祸福之预测。

《吕氏春秋》40余片，多为传本“十二纪”中内容，涉及《孟夏》、《劝学》、《荡兵》等20余篇。第三号木牍篇名标题有 《知士》、《童(重)言》等，与传本《吕氏春秋》合，二者可能有关。

《庄子》约20片，有传本《内篇》中的《逍遥游》、《人间世》，《外篇》中的《骈拇》、《在宥》等以及《杂篇》中的《徐无鬼》、《外物》、《让王》、《天下》等内容，但大多仅存数字,只有“宋元君夜半而梦”(《外物》)故事残留较多。

“考古遗物发掘出来后，需要专业人员开展研究，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这是必要的，而博物馆可以把库房中的文物，用观众能听得懂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阐释出来，让公众对馆藏文物有更明晰的认识。”

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开发文创产品，实际上也是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一种再创造，是让公众更容易理解考古的一种方式，因此考古与博物馆，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展示、挖掘如何更好打通，需要思考和实践。

根据2016年1月该馆官网显示，中国农业博物馆保存有农业文物、标本、古籍和传统农具等各类藏品近5万件，其中文物2万余件，珍贵古籍图书3万余册。

石器：收藏有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文物约200余件。

陶器：陶器有彩陶、素陶、元黑陶、彩绘陶、单色釉陶、复彩釉陶、唐三彩等几大类，其中除彩陶以外，其他类型以明器居多。

青铜器：青铜器大约100余件，包括兵器、生活用具或礼器。

铁制农具：铁制农具300余件，以出土的辽金时代中国北方铁器为主。

农画：农业宣传画2000多幅，包括著名画家如金梅生、韩美林、戈湘岚、刘文西等的获奖作品和代表作。

传统农具：传统农具5000余件，范围覆盖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30个省区。

自然标本：自然标本主要包括珍稀动物标本、珍贵植物标本和全国土壤标本三大类，其中珍贵自然标本3000余件。

文献：馆藏文献近7万册，其中珍品特藏近3万册。

（有关各类藏品的具体介绍，可参阅：藏品分类 ）

“文物”和“古玩”在收藏界还是有比较明确界定的，它们之中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又是相对独立的存在，更多的应该是内涵和外延的关系，要完全的区分它们，取决于各人的认知。

“文物”要突出“文”字含义，可以理解为有文化价值的物件或有文化底蕴的物体，还可以理解为，具有人文历史研究价值和纪念价值，或考古价值的文化遗产或历史古迹。

这中间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广泛的，大到一个大型建筑物，比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墓葬群，敦煌莫高窟佛雕，小到一方皇帝玉玺，一个官窑御用花瓶，一本毛主席语录等，物件、物体时代可远可近，有文化价值才是内涵。

而“古玩”泛指年代久远的古物玩件，其中要突出“古”字的含义，存世年限不能低于八十年，既然是古物玩件，必然不是大物体，突出经济价值和鉴赏价值，包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等只是外延。

“古玩”的种类同样非常广泛，比如：古钱币，瓷器，书画，玉石等。“文物”和“古玩”最大的区别是：“文物”不可以买卖，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古玩”有可能是“文物”，但是“文物”不一定就是“古玩”。

古玩一般指超过五年以上的具有一定人类活动印记的物品，也可以理解为一切老的物件。文物我个人的理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有价值的物件，它应该至少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要有代表特定时期的文化符号的能力；二是一定是所处时代的人文产物。

简单的理解就是，文物自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价值不菲了。而不单纯的是因为时间沉淀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所有的文物都可以称之为古玩，而古玩却很难跟文物搭上边。

在国家层面上有明确的规定文物是禁止买卖的，而古玩是可以交易买卖。身份和级别不一样，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文物一般都具备: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人文价值、学术研究价值、考证价值。

安徽博物院陈列大楼建筑面积11580平方米，文物库房4156平方米。馆藏文物有历代铜、陶、瓷、金、 银、玉器、货币、书画、民俗、砖雕石刻、文房四宝、革命文物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等，总计104684件。其中古籍109126册 （其中善本书8000余册），一级藏品135件。 潜山安徽龟化石

1971年发现于安徽省潜山县，地质时代为古新世晚期。该标本为古生物学家叶祥奎教授1979年确立安徽龟属（新属）、潜山安徽龟（新种）的正型标本，对于研究龟类的系统发生和地史分布，以及潜山盆地的古地理、古气候，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蚕形玉饰

年代：春秋

尺寸：长63厘米　宽22厘米米

1955年5月在寿县城西门蔡侯墓出土蔡国玉质装饰品。形状弯曲似玉

璜，两面花纹一样，通身刻带形纹7道，带纹上有6道是斜线纹，1道是人字形纹，表现出蚕的动态。头部以穿孔做为蚕的眼睛。中国人民很早就知道养蚕，并把蚕的形状雕刻在各种器物上，但用蚕做佩饰的却不多。 “宜子孙”钟形金饰

年代：东汉

尺寸：长23厘米，宽171厘米，厚055厘米，重18克

1955年在合肥市西郊乌龟墩砖石墓出土梯形钮的中心穿一小孔，中部竖列“宜子孙”3篆书字，为汉代习用的吉语。边饰连珠纹，“子孙”两字外侧饰对称的瓣叶纹。和汉草叶纹镜的瓣叶纹相似，系用极细的金丝和金珠。作成花朵，与花茎瓣叶联为一体，联缀盘筑而成。金饰光彩夺目，显示了汉代的高度工艺水平。 张成造剔犀云纹漆盒

年代：元

尺寸：高6厘米　直径145厘米

此盒底部边缘有针刻“张成造”三字款。据记载，张成和杨茂都是元代著名的雕漆艺人。“剔犀”是指在漆胎上髹两种或三种颜色相间的漆层，每色均髹一定的厚度。由于各色漆层相间，雕刻处便露出不同的色层。经过磨光，即为成品。此盒漆层厚约百道，深刻近底，斜面显露红黑线条。刀法圆润，刚劲有力。此盒漆质坚密，光泽可鉴。 凤纹铜方鼎

尺寸：高228厘米　　1965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出土。立耳，直腹，平底，矮足。腹部四面纹饰相同，均为长冠垂尾的两只凤鸟，作隔棱脊相对。主纹突出，上下以粗细凸弦纹为栏，无地纹，简洁明快。短足作二箍节相叠，外圆内空，截面呈半环形。这种作法，亦属少见。这件器物融合了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特色。 唐三彩双系凤柄壶

年代：唐

尺寸：通高225厘米　腹径108厘米

1958年安徽省芜湖市出土，直口，伞状盖，盖上附乳钉小纽龙形柄。球腹，圈足。肩上堆贴对称双系。颈饰凸弦纹，形同竹节。肩饰凹弦纹三道。口外壁堆贴模印的葡萄叶，腹部贴模印葡萄和小鸟。造型庄重，装饰生动别致。胎色微黄，釉色美观雅致，是唐三彩中不可多得的佳品。 兽面纹铜鬲

年代：商　　尺寸：高232厘米　口径153厘米　　1944年安徽省阜南县月牙河出土。兽面纹铜鬲（lì，音历），圆口外卷，直颈窄肩，分裆，锥形空足。口沿置对称的弓形耳，一耳与一足对应，应是沿袭商代早期的作法。颈饰变形夔纹。腹饰扉棱三道，与足对应。并以扉棱为中轴，构成三组兽面纹。 云纹铜五柱器

年代：西周　　尺寸：通高31厘米　柱高165厘米　　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出土。器上竖五柱，等高，间距亦相同。方座中空，四壁微鼓，委角。长方形扁脊的两侧和方座四壁，均饰双钩云纹。此种器形，不见于诸家著录，用途待考。 白陶鬶

年代：新石器时代　　尺寸：通高19厘米　口径8厘米　腹径42厘米　　1960年安徽萧县花家寺遗址出土。泥质白陶。敞口，细长颈。扁带形鋬，三袋状足。腹中部有锯齿形堆纹一周，陶胎薄而细腻。花家寺遗址系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有陶鬲，石斧、石石奔、石箭镞、蚌镰、骨针、鹿角等遗物。属大汶口文化类型，该遗址被列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鬶是花家寺遗址中发现的较为精致的陶器。 原始青瓷尊

年代：周　　尺寸：高173厘米　腹径134厘米　　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西周墓葬出土。高岭土胎，胎色灰白，与著名的祁门瓷土近似。表里均施灰白色釉，有脱釉现象。器身刻划弦纹、斜方格纹和波纹等。口沿和肩部堆附卷云纹。器形端庄，纹饰简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