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抟最为传奇的故事之一，是他与赵匡胤的一场棋局。此事正史未有记载，但明以后的正统文人、进士、朝官皆有撰文记述。如今的华山还留有当年陈抟与赵匡胤的下棋的遗址——“下棋亭”。而陈抟一生的道学成就，也多在华山隐居时得来，后世奉陈抟为河图洛书太极图学派的鼻祖。

当时，赵匡胤仍是后周柴荣手下倚重的大将，他天生神力、勇武无双，兵法韬略无所不通。

一次，赵匡胤因事路过华山，陈抟心有所感，知未来天子将从此路过，便想以奕棋的方式与之结缘。他装扮成一卖桃老汉，挑着桃筐拦在路口。

又饥又渴的赵匡胤，见两筐鲜桃，狼吞虎咽就吃起来。但囊中羞涩，吃罢桃，又付不出钱来，只羞得满脸通红。陈抟说：“没钱不要紧，你陪我下一盘棋，赢了，就免你桃钱。”

赵匡胤善下棋，一听就答应了。头一局，赵匡胤赢了，要和陈抟下第二局，陈抟说：“要是这盘你输了，怎么办？”赵匡胤说：“我将手中这盘龙棍归于你。”

没想到，第二盘开局没几步，赵匡胤就输了。陈抟拿了盘龙棍起身就走，赵匡胤疾步追上，口中大喊：“再来一盘！”

直至华山东峰下棋亭前，陈抟止步说：“再来三盘，这次如果你输了，该如何是好？”赵匡胤一股豪气，脱口而出：“我赌华山！”

陈抟要他立文约为证。赵匡胤写下字约。二人连下三盘，赵匡胤连输三盘。陈抟将棋盘推到一边，高兴地说：“华山真属我道家了？谢主龙恩！”

陈抟突然行起君臣之礼，赵匡胤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应对。陈抟说：“壮士定为九五之尊，日后便知。”更为神奇的是，陈抟将太祖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之事都在棋局中向赵匡胤一一点化。

赵匡胤称帝后，如约将华山赐给陈抟，并下旨华山永不交赋税。民间有“自古华山不上税”一说，便来源于此。

正史记载，989年夏历七月二十二日，陈抟羽化于华山莲花峰下张超谷的石屋内，寿118岁，另有史料记载，陈抟寿180岁或200岁。

扩展资料：

陈抟（871年11月25日—989年8月25日），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白云先生”、“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今河南省鹿邑县，另说在今亳州市）（或云普州崇龛县，今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人。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养生家，尊奉黄老之学。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陈抟受皇帝召见，赐号“清虚处士”。后唐长兴三年（932年），陈抟去京城洛阳应考进士，名落孙山。后唐清泰二年（935年），隐居武当山九石岩。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返古蜀，拜邛州天庆观都威仪何昌一学锁鼻术。著有《胎息诀》、《指玄篇》等专著。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游峨眉山讲学，号“峨眉真人”。

著有《观空篇》等。并拜麻衣道者为师，从事《易》学研究，著有《麻衣道者正易心法注》、《易龙图序》、《太极阴阳说》、《太极图》和《先天方圆图》等，现流传的著作托名者居多。

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陈抟同麻衣道者隐居华山云台观。常游历于华山、武当山之间。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受周世宗柴荣召见，任命“谏议大夫”，不仕，赐号“白云先生”。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赵光义召见陈抟。雍熙元年（984年），太宗再次召见陈抟，赐“希夷先生”称号。端拱二年（989年）七月，仙逝于华山张超谷，享年一百一十八岁。

-陈抟

以下书籍按不同种类分，个别会有重复！内容不全，仅供参考

二十四史：《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

诸子百家：《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

先秦：《穆天子传》、《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山海经》、《楚辞》、《国语》、《战国策》、《考工记》

医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濒湖脉》、《奇经八脉考》、《金丹》、《仙药》、《黄白》、《肘后救卒方》、《玉函煎方》、《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四部医典》

天文历法：《夏小正》、《甘石星经》、《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

《大衍历》、《授时历》、《崇祯历书》、《周髀算经》、《步天歌》、《灵台秘苑》

数学：《九章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割圆密率解法》、《海岛算经》、《黄帝九章算法细草》、《议古根源》、《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算学启蒙》、《四元玉鉴》、《图解》、《梅氏丛书辑要》

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志异》、《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金瓶梅》、《北宋志传》、《皇明英烈传》、《醒世姻缘传》、《雷峰塔传奇》、《女仙外史》、《七侠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残唐五代史演义》

诗词歌赋：《诗经》、《楚辞》、《汉乐府》、《文选》、《全唐诗》、《花间集》、《全宋词》

农学：《齐民要术》、《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农书》、《农桑辑要》

地理学：《水经注》、《徐霞客游记》

字典：《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

还有：《梦溪笔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菜根谭》《天工开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中国古代重要关隘一览

居庸关:古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名。在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内。取“徒居庸徒”之意而得名。三国时称西关。北齐时改为纳款关。唐代设有居庸、蓟门、军都等关。辽以后都称此关为居庸关。此关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夺。841年，幽州（今北京）发生兵乱，雄武军节度使张仲武因扼住居庸，断乱军粮草，使乱军陷于困境，得以收复幽州。

玉门关:古代关隘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此关北依天山余脉，南接阿尔金山，为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后所置。前108年，汉将赵破奴破车师国，前104年，李广利两伐大宛国均由此关出师。

嘉峪关:古代关名。在今甘肃省嘉峪关市西。此关南屏祁连山，西北靠嘉峪山，两山夹峙，北大河横贯其间，为古代肃州（今甘肃省洒泉市）西北门户和河西走廊西端之咽喉。明正德年间，即倚此关抵御吐鲁番东侵。

仙人关:古代关隘名。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此关西临喜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咽喉。1134年，宋将吴玠军在此据险坚守，大败金兵，使金军南下的企图破灭。

阳关:古代关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因居玉门关之南而得名，与玉门关同为西汉通往西域的交通门户。宋代以后，随着中西陆路交通的逐渐减少，关址渐废。

天井关:古代关名。又称太行关。在今山西省晋城县南部太行山顶。因关南有三所深不可测井泉而得名。这里适当太行南北要冲，形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秦与韩、魏相争上党，多交战于此。东汉建武元年（25年），冯异得过此关，连拔上党两城。

平型关在雁门关之东，今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下，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明时为内长城重要关口。正德六年（1511）筑岭口堡城，嘉靖二十四年、万历九年都曾增修，这就是后来的关城。

平型关城据平型岭之口，城周长1公里余，今残高6米。关门坐西朝东，门洞用券栿相间的方法筑成，高4米，宽27米，墙厚27米，今关楼已毁。城内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两侧岭上明长城遗迹尚存。

平型关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这两山之间尽一条不甚宽的地堑式低地，平型关所在的平型岭是这条带状低地中隆起的部分，所以形势很险要。由于恒山和五台都是断块山，十分陡峻，成了晋北巨大交通障壁，因此这条带状低地便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与山西相通的最便捷孔道。一条东西向古道穿平型关城而过，东连北京西面的紫荆关，西接雁门关，彼此相连，结成一条严固的防线，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明清时代，京畿恃以为安。

明代国力衰弱，蒙古骑兵频繁侵边，抢掠财物，尤其嘉靖年间为烈。最严重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鞑靼部俺答又率兵大举南侵，从大同深入浑源攻平型关，明军不能抵挡，遂陷平型关。接着由此直趋灵丘、广昌（今河北涞源），进逼紫荆关。途中遇明将陈凤率军抵抗，蒙古兵便分头掠繁峙，犯蔚县并屠掠延庆诸城，后因连日下雨才引军北归。

平型关在现代战争史上曾写下辉煌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初期,1937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在占据了华北大片土地后，冀中一路沿平绥线方向西进。当占领了大同以后，便以精锐兵团进攻南面的雁门关及其东西关口，企图南下欧太原。这是刚开到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决定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给日本侵略军一歼灭性的打击。八路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至东河南镇（在平型关之东）公路附近的山地上；另以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出平型关向灵丘、涞源、广灵方向前进，以钳制敌人，保障侧翼安全。当日军约4000人，军车10O余辆，大车20O余辆，由灵丘向西前进时，八路军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迅速将敌军分割，展开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敌全部军车。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还有野炮、机枪以及战马50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和树立起必胜信心。

现在平型关战役旧址已辟为抗日战争纪念地。旧址在灵丘县城西桥沟一带。距平型关约5公里。这里北依恒山余脉，南屏五台山峭崖，附近峰峦峻陡，比肩连袂，中通一路，形势非常险要。遍山松柏叠翠，风光秀丽，常有游人来参观游赏。

今从北京至太原的京原铁路通过平型关下，附近还有公路通河北、山西各地，这里仍不失为晋东北交通要冲。

天设居庸险，乾坤此北门。山川通上郡，形势冠中原”。好一座不同凡响的居庸关！居庸关确实非常雄奇险要，古往今来有过多少吟诵它的辉煌诗篇！它不但形势险要，而且历史上或为北国大门，或为京畿要防，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全国罕有其他关隘能同它相匹的。

居庸关位于今北京市北面的军都山峡谷——关沟中部。古属“居庸”地。相传秦始皇筑长城时徙居庸徒（被征发的民夫、犯人等）于此，因称居庸。其实它早已著名。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称居庸为天下九塞之一。汉代开始在此设居庸县并置关，即称居庸关。因它处于军都山内，亦名军都关。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称呼：三国时称西关，北齐称纳款关，唐代称居庸或军都不一，还有蓟门关之称。以后各代都称居庸关。北魏时期始筑关城，明洪武元年（1368）重筑，并修筑长城，成为长城的重要关隘，以防蒙古亡元残余势力侵扰。宣德年间曾加修建，景泰六年（1455）又拆除再建，这就是现存的关城。近年再次进行了重修，使已遍体鳞伤的居庸关城旧貌换新颜。明时居庸关与其西南的紫荆关、倒马关之间还筑内长城相连，合称“内三关”，构成京都西部的严固联防线。《述征记》等古籍把居庸关所在的军都陉列为太行八陉中第八陉。

军都山为燕山山脉的南支。燕山山脉呈东西走向绵延于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海拔1000米以上，山势峻急，成为南北的大阻。连山中断，形成关沟，却可以通南北，便利了当地的交通。北京东部的温榆河取源于此，沿河的隘道便是军都陉，古人所称的太行第八陉。居庸关城跨关沟两边的山崖而筑。城周长7公里余，高8米余，有南北二门及一水门，温榆河源从城下穿过。今水门已湮没。城内原有过街塔，今仅留下台基，即著名的云台。古人所称的居庸关范围很大，把整个关沟都叫做居庸关，以南口和八达岭为其南北口。而南口旧称下口，原有城堡，今已毁。八达岭城堡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后于弘治十八年（15O5）重建，就是现在见到的城堡。开两门，东门匾额题“居庸外镇”，西门题“北门锁钥”。八达岭因在高处（海拔约60O米），居高临下，比居庸关城更险要。所以前人说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整条关沟两边，层峦叠嶂，悬崖峭壁，下临深沟，古称绝险。居庸关和南北两口形成重关迭险，真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何况山上还有长城环护。难怪古人说，“燕京之有居庸，扰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信非虚言。

北京自古为军事重镇，后又相继成为五前京都。居庸关为北京的北门，向为边地通商场所。居庸关外长期以来是东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和活动的地区。少数民族贵族见北京物阜民殷，常存觊觎之心，每思南下侵占北京城，因此居庸关便成为兵祸不息之地。早在东汉时，鲜卑人就屡犯居庸关。自东晋至唐末，地方割据政权也常在此用兵。唐武则天时曾塞断居庸之口以防突厥。到第10世纪前期，五代石晋割燕云十六州结契丹以后，居庸关便成为辽与金、蒙古与金激烈争夺的战场。公元1122年，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谋取辽的燕京（即今北京）。辽以强兵守后庸关，不料临战时，居庸关两边山崖忽然崩落，戍卒多被压死，辽不战而溃。这使金兵得以顺利度关南下，占领了燕京。

公元12O9年，北部强大起来的蒙古军又攻金的中部（即北京），金兵死守居庸关，蒙古军不能入，乃采用“声东击西”之计，留一部分人马屯守居庸关外，暗下移主力向西南攻紫荆关，入关后迅速移兵从南反攻居庸关，居庸关遂被攻破。后来蒙古军却未攻下金中都即退走。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又派兵攻破居庸关，并在关城驻扎。过了三年，蒙古兵再围金中都，金主遣使求和，成吉思汗率主力回国，只留下一部分人马守居庸关。金因受蒙古军威胁，即于当年迁都开封。次年，蒙古军便占领了中都。

到了元末，朱元璋的军队攻打元大都（今北京），元主由居庸关北走，元亡。明大将徐达派兵守居庸、古北等关口，绝了亡元残余势力的南窥之道。

喜峰口关

喜峰口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寻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约至明永乐后，讹称为喜峰回。明景泰三年（1452）筑城置关，称喜峰口关。今通称喜峰口。

喜峰口关故址在今河北省遵化县东北，燕山区大河——滦河出口的东南边。关城依山靠水，北倚长城，形势雄壮。城周长15公里，关门上有楼高四丈（约合今8米余），名曰镇远楼。又削山为壁，豀峪蹊径，凡人迹可通之处，尽筑城墙与万里长城相接。明嘉靖年间，更在关口处建“来远接”，据说可容万人（为都御史胡守中所建，史称胡出塞尽斩辽金以来松木百万以建此楼），后为滦河洪水所冲没。今城与关楼亦俱倾圮，但从遗址可推知其当年之雄要。

喜峰口关周围是一片低山丘陵，海拔高度由南200余米，向北升高至I000余米，地形突兀，交通困难。由滦河所形成的谷道使成为南北往来的天然孔道。喜峰口关处，左右高崖对峙，地形险要。由此出关折东趋大凌河流域，北上通西辽河上游及蒙古高原东部，向西南经遵化和冀北重镇蓟州（今蓟县）可至北京。这条路径向来是从河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一条交通要道。喜峰口关扼此要道咽喉，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古时喜峰口一带是汉族与北方及东北方民族交往频繁之地，历代有兵戍守，唐时这里叫卢龙塞。

唐诗人高适在《塞上》诗中有“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之句，可见当时统治者对这个地方的重视。明初，喜峰口关是京都与长城外大宁都指挥司联系的中转站，也是其后蒙古兀良哈部入贡的必经之路。

喜峰口北面约10公里，今河北省宽城县西南的滦河东岸有松亭关。大约由喜峰口迁汉松亭关至此。契丹辽时，契丹人来往于燕京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之间多经此。

明时行人出喜峰口至大宁，舍此道莫属。这关依山傍水，地势极险要。古人称它有“嵯峨虎豹当大关，苍崖壁立登天难”之势，易守难攻。松亭关和喜峰口关都邻近京畿，是明时北京安全的保障。自永乐年间废除大宁都指挥司后，松亭关亦随之奔守，这给明朝带来很大的后患。

　　文明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是无形的。一般是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的地区。它的含义有时与文化相同（但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里，文明和文化有截然不同的含义）。文明经常与城市有很密切的联系。文明一词本身就有“城市化”和“城市的形成”的含义。

　　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为人民和睦的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意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干·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汇有含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文化指一种存在方式，有文化意味着某种文明，但是没有文化并不意味「野蛮」。

　　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是人类开始群居并出现社会分工专业化，人类社会雏形基本形成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是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上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属性。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思想观念以及不断进化的人类本性的具体体现。

　　中华文明的特点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

　　中华文明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的一支原生文明。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华远古历史在我国大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至少在100万年前人类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活动。比如重庆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云南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蓝田公王岭和湖北郧县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也都接近或早于100万年。近几年发现的一些遗址，有的也可能接近200万年。从上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等“猿人”，到广东韶关马坝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古人”，再到北京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等“新人”，三个阶段构成原始人类时期。

　　根据考古成果研究，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可推进到1万年前。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1万年以前祖先的生活方式。经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发展，中华文明经历了从起源到逐步形成的过程，社会的复杂化程度更加明显，夏、商、周时期逐渐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再经过秦、汉及其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中华文明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他们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科研究成果所证明。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等，这些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可信性

　　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期，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作为历史依据，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很难据此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正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种种疑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近50年来，我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在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了用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需要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冶炼金属，被称为“文明三要素”。一是关于城市。我国已经发现不少古代城址，其中较大规模的城址至少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如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始建距今都已超过6000年。而更多的古代城址，出现于稍晚的龙山时代，地点分布更为广阔。二是关于文字。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这是完备而成熟的文字。在商代之前仰韶时期与龙山时期的陶器上都发现有许多刻画的符号，特别是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出现的一些符号，普遍认为与文字有关。大汶口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良渚文化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文字，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三是关于冶炼金属。在我国出现很早，如在陕西姜寨遗址发现的半圆形黄铜铜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在甘肃林家遗址发现的小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早在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就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主要活动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在河南豫西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近50年来对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近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纵横交错的道路，大型宫殿建筑遗迹，青铜器冶铸、烧陶、制骨等手工作坊址和各类墓葬，出土了高等级的青铜礼器、玉器及各类陶器等，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王权形成。1928年我国学术机构首次组织对殷墟的发掘，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商王朝的存在，更使《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载内容成为信史。殷墟出土的15余万片甲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这对3000年以来的我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所使用。在冶炼金属方面，殷墟是出土商代铜器最多的遗址，总数约6000件，其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是独有的，也充分证明了中华远古文明的可信性，并为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系统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明的整体性

　　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化”。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它既是指生活在我国的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国家，又是今天在我国领域内56个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多元文明的融合，是互相整合，而不是互相灭绝。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隔阻，是靠文化思想和文字为纽带，维系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各个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整体性延续不断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华文明本身的规模因素，即地域的广阔和整体规模的巨大，形成了一种难以征服与分割的力量。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曾经对中华文明构成威胁的其他文明最终都被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整体所吸收和同化。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文化因素，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明的作用。如对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的崇拜，影响深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完整性。戴逸先生曾分析过对我国文化影响较大的诸项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对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所影响。首先，我国是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的一面。其次，我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秦代算起已有2000多年历史，给我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第三，我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第四，地理环境也对我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地处亚洲东部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立而完整的文化系统。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人类四大古老的文明，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等。然而，除中华文明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古老的文明都曾在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中断现象。

　　如果与其他三大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算最早，但是中华文明是惟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历经磨难，饱受风霜，然而其文化传统却始终一以贯之，未曾中断。中华文明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传至今天，这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现象。对此袁行霈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一些答案，前三种文明都是在相对集中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不大，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而中华文明则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开展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

　　自从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生存、繁育。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不断增加进来。苏秉琦先生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

　　中华文明的先进性

　　技术发明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取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发明家引领着世界技术创新的潮流。从春秋时期到宋代的1800多年间，我国的技术发明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华民族经过5000多年的迁徙、演化和融合，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诸子学说，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匠心独运的书画雕塑，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等等，这些都令世界惊叹不已。

　　公元前600年，我国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使铁矿石源源不断地变成铁，并且直接铸造成型。这项发明在较大范围内促进了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和兵器的更新，使人类历史迅速进入铁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深井钻探技术，使人类能够获取深藏在地下的财富。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瓷器，取代了陶器，为人类抹去了石器时代留下的最后一道痕迹，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用品。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我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要有成效得多。盛唐时期，我国就已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目标国。1700年前后，我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大国的经济收入都还处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清代中后期，中华文明才渐渐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潮流。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已经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1988年，许多国家的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开始重视我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孔子和老子早已是历代欧洲哲学家们心中伟大的思想家。今天人们看到，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说最灿烂的时期应该属于唐朝，现在正处于复兴阶段也还不错。

　　文化对人的影响表现在：

　　（1）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总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和形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进行交往的方式都带有各自的文化印记。人们交往方式的差异，见诸交往时使用的语言、符号、器物等，也见诸交际过程中的行为举止；并且不同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不同，人们在交往中采取的方式也不同。

　　（2）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环境、知识素养、价值观念，都会影响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以及认识事物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们在实践中目标的确定和行为的选择，影响不同思维方式的形成。

　　其他文明。。

　　如希腊文明

　　古希腊的政治制度

　　希腊人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它的民主制度，对后世欧洲民主制度的建立作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希腊的城邦制兴起于“黑暗时代”，发展于“古风时期”，完善于“古典时期”，最后随着希腊历史的终结而消亡。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借尼西阿斯之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男人就是城邦。”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城邦是全体公民的联合体，公民有一定的权利和责任，强调了其民主性。其二，所谓的“男人”是指拥有雅典公民权的男子，所有的雅典女性和外邦人被排斥在外。（3）城邦的另一特点是其“小国寡民”的外部特征，希腊最大的城邦斯巴达面积也仅8400平方公里，人口约为40万。

　　雅典被一致视为希腊民主制的典范。雅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废黜了王政制度，在公元前682年开始形成一种集体行使权力的政体。公元前594年梭伦的政治改革进一步扩大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使雅典在通向民主制的道路上卖出了一大步。到克里斯提尼改革，建立了更为民主的制度，使得所有的公民都有参政的机会，雅典的民主共和制最终得以确立。尽管雅典的城邦民主制仍然基于奴隶制的存在，但雅典城邦仍是希腊人的伟大创举，不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民主体制的先河，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主权在民”和“公民平等”的思想，为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模范作用。

　　古希腊的宗教与神话

　　宗教渗透在希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与古希腊的神话密切相关。古希腊的神话之所以如此发达，是因为它们是以艺术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在其原始的核心内容上覆盖了许多后来的积层，后来的再创作增加了它的生命力。（4）如今希腊神话的来源主要为荷马史诗，赫西奥德的《神谱》以及其他文献作品。

　　古希腊的宗教是一种多神教，主要有十二大主神作为世界的主宰，他们是：众神之父宙斯（雷电之神），宙斯之妻赫拉（天空之神），海神波塞冬，智慧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蒂密斯，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战神阿瑞斯，火神赫菲斯特，商旅神赫尔墨斯，农神狄墨特尔，灶神赫斯提亚。

　　古希腊宗教的一大特点是神的人化倾向严重，所有的神都与人的外表相似，有男有女，有喜怒哀乐，会嫉妒，会争吵，具有所有人的缺点。而神与凡人最大的区别只在于神是不死之身，这是人与神之间不可跨越的界限。

　　古希腊的文学与艺术

　　在希腊文学史上，荷马和赫西阿德代表着第一个高峰。尤其是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与英雄史诗，影响并塑造了希腊的宗教信仰，成为希腊文学作品不绝的源泉。戏剧在希腊非常盛行，戏剧作家的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埃斯库罗斯和幼里庇底斯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少数人的作品都已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瑰宝。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人类历史上的宝贵遗产，可惜的是早期哲学家们如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并没有作品保存下来。保留至今的哲学作品中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代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深刻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对后世哲学体系的建立具有巨大的影响。

　　古希腊的艺术成就也同样辉煌，其中尤以雕塑为最。“古风时期”的雕刻艺术深受埃及雕像的影响，人物庄严呆板，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雕塑家开始走出埃及艺术的束缚，作品具有了生活的气息，人体美得到展现。（5）从米隆的《掷铁饼者》到波里克里特的《持矛者》，再从普拉希特列斯的《科尼多斯的阿芙洛狄忒》到《米洛斯的维纳斯》，其精致典雅的风格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们所推崇。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腊文明，，其价值已经超越时空，成为每一代人，每一个民族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借鉴和获得启迪的伟大文明。从世俗化和人格化的神明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人的重现实主义，民主制的建立更体现了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确立和传播，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更是为希腊人在人类文明史上添了一笔炫彩的痕迹。如今，希腊文明正存在于西方国会上的滔滔雄辩中，存在于艺术家专注于创作的手中，存在于代代相传的遥远史诗中……

据《左氏春秋传》载；“鲁桓公七年（周桓王十五年，即公元前705年），邓侯吾离朝于鲁”。

吾离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发展农桑，鼓励冶铁铸造，“邓师铸剑”曾闻名天下，又广泛与列国建交，邓国曾一度崛起，屹立于列国之林，是邓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国君。

吾离死后，葬于今邓州东南吾离冢村，距今二千六年多年，他的墓是邓州古墓中有名字的最早的一个。所以称之为“邓州第一冢”。

当地老人说，古辈时，冢曾被盗，出土有陶鬲、陶俑等，并发现一把半截铜剑。 再者《辞源》称：春秋时，邓侯吾离，子孙以国为氏，所以吾离应是中原邓姓人的祖先。吾离朝鲁那一年，楚武王已在位三十六年，楚武王夫人邓曼，计算起来，应是吾离的女儿，邓祁侯的妹妹。吾离死后，子孙以国为氏，以邓为姓，故吾离是邓姓人的始祖。

邓姓遍布于世界各地，国内以河南、湖南、江西、湖北、四川、台湾和香港等；国外主要分布于泰国、美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邓氏后裔不忘先祖开基创业之功，发愤图强，仅见于经传的就有200余人。 据《明嘉靖邓州志》载：“夏，帝仲康封其子于邓”，此邓之始。商王武丁时，大封诸侯，丁已年（公元前1264年，另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谱》推算为公元前1240年），将其叔父曼（字德阳）封于邓地，建立曼姓邓国，为一世邓国侯。至周时发展成为较为重要的异姓诸侯国，强盛时疆域北起南阳盆地南部，东连今湖北枣阳，南接汉水，西连今湖北宜城。国都在今邓州城。邓国于公元前678年被楚文王所灭，历时586年（自夏起为1300年），传国22世。吾离为第十九世邓侯，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在大国争霸的形势下求生存，曾多方与大国交好。公元前705年，邓侯吾离又与宜伯绥去今山东曲阜朝拜鲁国。此时邓国中兴，国势昌盛，屹立于列国之林，史称吾离为邓国中兴之君。公元前700年病逝，葬于国都南郊，即今邓州市东南3公里处八里王村，历经沧桑，陵存至今，世人皆谓“邓氏第一陵”。

对于邓国吾离之邓姓，在唐代的《元和姓纂》中载：邓，“曼姓，殷时候国也。春秋时，邓侯吾离朝鲁，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综上所述，邓州为邓国故地，邓姓源于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