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宋时期与日本平安时代典籍装帧有何不同?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11浏览:1收藏

中国唐宋时期与日本平安时代典籍装帧有何不同?,第1张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只能说有部分日本人的先祖是古代的中国人。并不是全体日本人都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利用DNA技术和其他考古及人类学手段对此展开了研究,现代日本人构成分为三部分:

本土土著,这一部分并非是指现代日本的阿伊努少数民族。而是远古时代从今阿尔泰山,蒙古和西伯利亚通古斯河谷等地渡海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登陆的,这一部分日本人血型以AB型为主,且阴性AB型高达40%,从DNA排序上和中国的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等满洲地区少数民族相似度为89%。从到达日本的时间上,这部分是最早到达的,最早可推至2万前。

南方海洋移民,这一部分和东南亚等海岛地区的马来和爪哇民族相似度仅为32%,但是出乎意料地和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人则高达92%。主要集中区域是日本四国岛,本州岛东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可以认定是在距今1万年前从太平洋中部泛海而来。

大陆及半岛移民,这一部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和今日朝鲜半岛民族契合度达90%,可以认定为是古代朝鲜半岛居民渡海迁移到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西部。时间最早可到七千年前。另一部分和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居民吻合度为87%,最早抵达的时间大致为距今2500年前,大致为中国战国至秦汉前期。

上述三部分从构成来分,本土和大陆移民各占约40%,海洋移民约占20%。从时间来看,本土土著最早,其次是海洋移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移民到达最晚。

扩展资料:

日本人基本信息:

东亚日本的基本居民。主体为大和族。另在北海道有2万5千多阿伊努族人。属蒙古人种 东亚类型。使用日语,语言系属未定,多数学者认为属独立的日本语系。受汉语影响极大。以东京话为标准语,在全国推广。信仰比较普遍,流行多种宗教 。

大乘佛教自6世纪经朝鲜传入后,迅速普及全国。固有的神道教也很普遍,明治维新以后曾被定为国教,全国城乡皆有神社。同时受到明朝儒教、阳明学的深刻影响。很多人都有神、佛并重的双重信仰,或同时兼信几种宗教。一般在生育、婚姻、节庆等现实生活方面遵照神道教仪式;对丧葬、祭祀、法事等方面则遵照佛教信仰。民间多流行祖先崇拜,信仰多神。基督教于16世纪40年代传入日本,信徒约占全国人口1%。此外还有新兴宗教二、三百种。

民族由来的其他传言:

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来源,尚无定论。在中国的古代典籍特别是《山海经》中有着若干记载。《山海经》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理文献典籍之一,它记录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川地形地貌、物产和民族分布,以及相应的历史故事,涉及的年代包括周朝、商朝、夏朝直至先夏时期(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其中周朝文献《海内北经》记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的其它篇章则记述着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

参考资料:

日本人——

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

徐福东渡在历史上是流传了很久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为什么秦始皇会如此的信任徐福?因为他懂得怎么对秦始皇投其所好,在知道秦始皇需要神奇药物的时候,徐福就找上了门,说在海上中有三座仙山,那里可以找到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当时听了立马就派人出去找,只是无功而返,不过秦始皇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派了徐福去找。

队伍徐福来说,来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比如回不来了,不想回来了,就做好生活在那边的准备。

所以出发时候,带了三千的童女童男,还有工匠,还有种子,感觉这并不是去寻找长生不老药,而是大迁移,明着就是带着这么多人可以种地,可以盖房,可以传宗接代,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徐福是想的多么仔细,所以在船只上的考虑,徐福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船要好,要大也是比较简单的了,因为秦始皇几乎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后面也有了“蜃楼”来形容徐福的船队。

如此的安排仔细,对于东渡到所谓的仙山,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就是说东渡到日本有巨大的可能,在很多的记载中也表明祝福他们到了日本。

在这里,徐福可以东渡到日本更多的是他的决心还有心细,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在危险的海洋中漂泊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细心,坐的船小,也容易发生危险。换句话说如果秦始皇只是简单得把他排出去找药,带一些士兵,估计结果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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