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勰风骨 原文及翻译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

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昼奇辞。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

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

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译《风骨》： 关龙艳 《诗经》总共有"六义"，"风"位居首位，它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气质的外在表现。所以作者表达情志，必定首先注意作品的风貌；推敲作品文辞，没有比注意骨力更为重要的了。

因此，骨力塑造文辞，犹如骨骼支撑人体一样；情志所包含的感染力就如同形体蕴有生气。遣词造句挺拔，文骨就形成了；表情达意爽朗，文风就彰显了。

如果一篇作品辞藻丰富，却缺乏风骨，那么文采也不会有鲜明，声调也不会响亮。所以运思谋篇，一定要使意气饱满，刚健之气充盈，才能鲜明生动。

风骨为文章所用，就如高飞大鸟之舞动双翼。因此注重文骨的，用词造句必然精要；讲究文貌的，表达情致必然显豁。

锻炼文字坚实而不轻浮，运用声韵凝重而不板滞，这得力于文章风骨的驾驭。如果内容单薄而辞藻堆砌，就会繁复冗杂而失去条理，那是无骨的征象了；思想感情不饱满畅通，表意牵强缺少生气，那是无风的证明了。

从前潘勖作《册魏公九锡文》，构思布局摹仿《尚书》这样的经典，使当时的才子们搁笔，这是因为潘文骨力刚健的缘故；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文才茂盛而成为辞赋的宗师，这是因为其文风遒劲的缘故。能够明确这一要领，就能使文章写得更为完善，这种方法不能违背，创作不应追求文才的繁复。

所以魏文帝曹丕称："文章的风格以作者的气质为主，气质的清浊各有其体，不可勉强用力而得。"因此，他评论徐干，就说："时常有齐地的舒缓气质"，评论刘桢，就说"有俊逸奔放的气质风貌"。

刘桢也说："孔融卓尔不凡，确实具有特异的气质风貌。文字几乎不能够表达他的才气。

"这都是看重气质风貌的意思。野鸡色彩丰富，但飞起来不出百步，那是因为肌肉过于丰满而力量不够；鹰隼缺乏色彩，但能高飞直达云天，那是因为骨力劲健而气势威猛。

文章才力，也与此相似。如果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好比鹰隼集聚文坛；如果有风采而缺乏风骨，又如野鸡窜伏于文苑。

只有文采光耀而又能高飞翱翔，那才是文章中的凤凰。至于按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采择子书史籍的写作方法，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详尽地明了各体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然后才能萌生新颖的构思，修饰奇妙的文辞。

明了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就能构思新颖而不杂乱，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就能文辞奇妙而不浮滥。如果风骨未能具备，辞采不够精炼，却想抛弃旧有的规范，追求新奇的创作方法，即使获得了巧妙的用意，但导致的失败也多。

难道只是使用奇异的字句，就能将这种错误倾向变为正道吗？《尚书o伪毕命》中说："措词贵乎得体，不应只是追求奇异。"这是防止文章写得浮而不实。

然而文章写作途径很多，作者各据所好加以选择，深明写作之道的人未能传授他人，学习写作的人又没能向懂写作的人学习。于是习尚浮华、追随侈靡，随波逐流而不知回返正道。

如果能确立正确的体势，使文章鲜明而刚健，那么就能风明骨健，整篇作品焕发光彩。能细心研究上述这些要求，那么离掌握写作之道也就不远了。

总之，情思与意气的关连，文辞和体制风格相结合。文风清明刚健，美好的文才才能驰骋。

使风力充沛，使骨力强劲。这样才锋刚健挺拔、特立突出，文章才能光彩夺目。

2 诗品序原文翻译

钟嵘《诗品序》读解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

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

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动词它为品尝、品味之意。

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

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

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楚辞”类则注重抒发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全书分总论（诗品序）及正文两部分。总论讨论诗的本质、五言诗的历史、品诗的标准及方法等，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

正文以“品”为经，以风格类别为 “纬”，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它一共品评了从汉至南朝共123位五言诗人（包括《古诗》的无名作者），论其优劣，定其品第。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

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

“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

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

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

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

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

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

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3 《江良才尽》文言文翻译

原文：钟嵘《诗品》：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译文：南朝的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握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 平淡得一无可取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灵寺的河边，梦见一 个自称叫张景阳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他就从怀中拘出几尺绸缎还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 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 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据说从此以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4 钟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说：“文温而团,意悲而远,惊心动

思是说：文温而丽就是说说文字很温和，但却很美丽，应该说辞藻华丽吧，意境悲伤而且深邃，每一个字都是写到人心里，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古诗十九首》的评价：

1特别善于抒情，善于把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如《迢迢牵牛星》（教材209页），通篇写景，而情在其中。

2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表情含蓄，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冉冉孤生竹》）等，都用得十分贴切生动。

3风格平易，语言浅近、精练、自然。诗中没有刻意雕琢得华丽词句，如顺口说来，浅近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庸俗，似乎从肺腑中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十分自然。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诗歌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对后代文人五言诗产生不小影响。

ps参考网页链接

5 《诗穷而后工》译文

1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2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说“穷”的含义

此“穷”字非贫穷的穷，意思是困顿、没有出路的处境，与“穷途末路”的“穷”字意思相近。“诗穷而后工”意思是说，处于困顿境况（如仕途不顺、政治上受到打击迫害等）的诗人，常常能写出好的（“工”）诗歌作品。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一脉相承的。

钟嵘的诗品极为推崇陶渊明的诗歌，重新发现其艺术价值对。

因为陶渊明在诗里一再地描写着隐居的快乐，这固然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也不能排除他以此作为坚定自己隐居决心的一种方式。所以钟嵘的诗品极为推崇陶渊明的诗歌，重新发现其艺术价值对。

对钟嵘《诗品》中陶渊明品第问题的诟病，是后人出发点错误导致的，钟嵘《诗品》的观点本身没有问题。

锺嵘对五言诗有精深系统研究，有独到见解，当时诗坛喜用典、讲究声律，诗坛领袖是沈约（官也很大），提倡声律，锺嵘则反对，他曾“求誉于沈约”，因观点对立，故沈约不感兴趣。刘勰把书给沈约看，刘没有讲声律不好，沈称赞，将书放桌上给人看，刘因此声名大振。锺嵘则自己把书给人看，由于其书本身价值高，吸引很多人，故受名人称赞，古代门阀观念强，人要出名。捷径是由名人荐，左思写《三都赋》，因张华序，许多名士注，故大家传抄，一时洛阳纸贵，锺文则是由于其评诗态度公正，彻底打掉门阀观，不因人论诗，而受人称赞出名。如左思出自寒门，但给上品，齐武帝萧赜，给下品，王俭是恩师，诗下品，区惠恭，干吏，位同佣工，史书记载他给主人改诗，早先主人尚能容忍，但后写诗讽刺主人，被赶走，后写了首《双枕诗》，诗好，给谢惠连看，认为不错，后用谢名抄给大将军王义康看，称赞，此时谢才没说是区惠恭作，区由此出名，锺嵘给其下品，下品已很不简单了，与老师一个等级。

钟嵘的诗品极为推崇陶渊明的诗歌重新发现及艺术价值，是对的。经有关资料的查询，钟嵘在《诗品》中所阐发的诗歌批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对诸多诗人的评价也备受认可。而陶诗所具有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价值也在苏轼的大力发掘后被给予肯定。钟嵘将陶诗置于中品而非上品的做法受到了特定时代的风格及审美原则的影响，他以偏概全地将陶渊明封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与此因素有关。无论如何，我们都认为钟嵘对陶诗的评定并非滑稽之谈，而显得颇为合理。

钟嵘《诗品序》读解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动词它为品尝、品味之意。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楚辞”类则注重抒发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全书分总论（诗品序）及正文两部分。总论讨论诗的本质、五言诗的历史、品诗的标准及方法等，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正文以“品”为经，以风格类别为 “纬”，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它一共品评了从汉至南朝共123位五言诗人（包括《古诗》的无名作者），论其优劣，定其品第。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所谓“直寻”，就是从感物（“物”即指前面所指明的自然景物与人世经历）动情之中直接求得好语好句，而不是在前人的典故或诗句中寻觅词句。诗歌的创作来源于“物”的感召与“情”的激发。钟嵘举了四个诗例来说明它们并不是来自典故和经史之类的书籍，而是“直寻”所得。其实这就是主张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意。相反，那种喜好用典，喜好采用古书中的词句的诗，则失去了它的“自然英旨”。钟嵘进一步指明：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即目直寻”和“自然英旨”说的本质是一样的，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

强调感情真挚。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钟嵘提倡诗要“直寻”，即直接抒情叙事，使后人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有了理论根据。钟嵘直寻说揭示了诗歌创作艺术中思维的三个特征：直接性。在一种直观感悟中心与物直接对话，无须逻辑推理作中介；形象性。由于感知外物不需要用概念表达，所以更多的是用意象来显现。这就使得在“直寻”之中包含了形象思维；契合性。在直寻过程中，主客体直接对话，相融为一体，创作主体的情性与将要表现的对象相契合，于是就可以“形诸舞咏”。

其四、“诗有三义”说。 “诗有三义”是钟嵘对文学创作的总体要求。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钟嵘之“三义”说出自《诗大序》“六义”说，但钟嵘的“三义”说又有它新的理论贡献，他把传统的赋比兴排序改为兴比赋，突出了“兴”的地位，并扩充了兴比赋的内涵。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用现在的话说，钟嵘的“兴”，就是诗的语言要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所以它已经超出了将“兴”看作一种写作手法的传统观点，从钟嵘对“兴”的新解释后，唐代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都是从此处来，强调对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追求； “比”，就是写景叙事要寄托作者自己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但写物中也要用有寓意的语言。并且要综合运用这“三义”，即如他所说的，要“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才是最有“滋味”的作品。如果仅仅用比兴，会妨碍诗人对情感的抒发，妨碍体会诗歌的人对诗意的把握，而如果仅用赋体，诗作又会显得杂乱散漫，体会诗歌的人同样无法感受诗情。兴比赋以“兴”为主，比赋同用，以明朗刚健的风格和质朴有力的语言为骨干，用美丽的辞藻加以润色，这样就能写出让听者动心，评者一唱三叹的好诗。

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 “风力”为主干，同时“润之以丹彩”。风力与丹彩均备，才是最好的作品。这里实质上强调的是“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 “风骨”（“风力”）树立这样的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语言风格明朗简洁、精要强健的特征。钟嵘的风力论，为后人反对无病呻吟的柔弱诗风所标举，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理论武器之一。

其五、“滋味”说。钟嵘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要使诗有“滋味”，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好“赋、比、兴”的写作方法。怎样综合运用“三义”呢？“三义”中，他又将“兴”放在第一位，并使“三义”综合运用，这就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并且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滋味”的作品。“滋味”因而作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基本审美范畴。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味”的本义指口腹的欲望满足所获得的生理快感。在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饮食的“味”与艺术的“味”之间的联系。（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魏晋后文学批评中大量引入了“味”的概念。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 “滋味”成了钟嵘用以品评诗美的标准。钟嵘所谓的“味”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动词的品味、品尝、引申为鉴赏，类于“品”的第一层意义；二是作为名词的味着，滋味，余味，引申为韵味。在“味”的过程中，品味者与品味的对象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味诗”也只能是主观的，印象式的，感悟式的，它最终发展出中国的印象式文学批评。

钟嵘是中国古代文论家中最早提出以“滋味”论诗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其“滋味”论也影响到司空图、严羽、王土禛、王国维等人的诗歌意境理论（如司空图、王土禛的韵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王土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

唐宋以后，诗话词话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与《诗品》的开拓不无关系，虽然确切合符诗话形式的开端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钟嵘《诗品》仍然是古代诗话的远祖，所以它又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它所采用的直寻式的思维方式，意象式的点评方法和具有诗性精神的文论范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