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形容“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道家的继续，称“新道家”。

名家向道家提供了“超乎形象”这个概念。新道家对惠施和公孙龙的理论再次钻研，在“玄学”中提出“辨名析理”观念。郭象在《庄子注》的《天下篇注》里，把“玄学”和“辨名析理”结合起来。

《世说新语》说到一个故事：客问乐广“指不至，至不绝”的意思。乐广用尘尾柄触几问：“至不？”客说：“至。”乐广举起尘尾说：“若至者，那得去。”意思是：如果是达到了，怎么又能离开呢？于是客乃悟。当尘尾柄触几时的“至”是名是概念是具体达到桌子“至”。但“至”的外延可以转化成“去”，意思尘尾表面上到达桌面，实际上并未真正到达桌子的实质，这是从“至”之名分析“至”之“实”。这是“辨名析理”的一个例子。

魏晋时，孔子就被崇奉为国家先师。新道家中大部分人还是以孔子为圣人，对儒家经书中的重要部分趋于接受，在接受中按老庄的精神予以重新诠释。

例如《论语-先进》中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意思是颜回虽然很穷，精神是快乐的，表明他的道德趋于完美。《庄子-大宗师》衍生颜回一个“坐忘”——他是在冥想中与大化合一，以至忘记自己的存在。

另一位注释家顾欢注释《论语》说：“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新道家认为孔子比老子庄子高明，孔子已经修养到没有了“无欲”的欲望。

向秀和郭象都是河南人，都擅玄学，以清淡著称。两人都著有《庄子注》。随时间推移，两部著作渐难分辨。现在流传的《庄子注》多半是两人合著。

向秀郭象合著的《庄子注》（以下简称《注》）对老子的早期道家思想作了重要修订。老子庄子认为“道”是“无”，“道”不是一种东西，所以“无以名之”。《注》更进一步，认为道即无，“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他们把早期道家主张万物来自“道”解释为万物自然而在。

万物自生，这是《注》里称之为“独化”的理论。万物不是由一个造物主所造，万物之间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存在且必要。

宇宙间存在每一个事物都需要整个宇宙作为它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它的存在又不是由某个特定的事物所产生。当某些条件具备，在某种情况下，某些事物就必然产生。因此，每一件事物只能是它自己。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注》说：“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治乱成败……非人为也，皆自然耳。”

向郭认为宇宙是在流动不居中。社会也是在不断变动中，典制和道德适用一时，不可能适用永久。

《注》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典制和道德不随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即为民妖。变成人为的桎梏。

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创始人为老子(生卒年月不详)。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到战国中期，道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原》《称》《十六经》四篇，以及《淮南子》为代表。

道家哲学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哲学有时被一些非官方儒学的重要人物改造与继承，如汉代的杨雄、桓谭、王充等；有时为官方儒学所汲收，如宋明理学；曾经一度成为官方哲学或一时代的统治思潮，如汉初的黄老学和魏晋玄学。此外，道家哲学还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

(一) “道”之道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以后，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涵义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成为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代名词。

老子论“道”，首先是世界本原。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才开始推求天的根源，并提出“道”。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所引《老子》，只注章名)关于道生万物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对于老子的 “道”，历来解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宇宙处在原始状态中的混沌末分的统一体，理由是老子说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的则认为是超时空的精神性的虚无本体，因为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又说：“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事实上，这是老子哲学本身具有的矛盾，也是道家学派在尔后的发展中产生分化的内在原因。归结起来，老子所说的道有三方面的涵义：①道是先于天地的混成之物；②道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普遍法则；③道无形无象。

老子论“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最高概括。他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变动不居的原因是天地万物都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揭示出一系列的矛盾，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祸福，刚柔，强弱，损益，兴衰，大小，轻重，智愚，巧拙，生死，胜败，进退，攻守等。他认为，这些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弧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老子还深刻地揭示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认为正常能转化为反常，善良能转化为妖孽，委屈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低下反能充满，少取反能多得。中国传统思维中通常所说的“物极必反”，就是对“反者道之动”的通俗表达。

老子论“道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贵柔”。他说： “弱者道之用。”(四十章)认为柔弱因循是“道”的作用。老子虽然讲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但不讲对立面互相斗争。他反复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也就是说，他揭示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主要是为了说明静可以转化为动，柔可以转化为刚，弱可以转化为强。因此，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并提出了以静制动，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少胜多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战略原则。这些战略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相当的片面性。

庄子(约前369～前286)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庄子的思想，《史记》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和老子一样把“道”看作世界最高原理，认为道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是世界的终极根源和主宰。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引《庄子》，只注篇名)他继承了老子“道”无形无象的思想，认为道是虚无的实体，他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因此，他认为不可能给“道”提出明确的规定。他说：“道不当名”，即使取名为道，也是“所假而行”。(《知北游》)在“道”和“物”的关系上，庄子思想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继承老子，认为万物产生于形体，形体产生于精神，个别精神产生于绝对精神——“道”。他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体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一方面他又发展了老子思想中即气以言道的合理内涵。他说：“通天下一气耳。”(《则阳》)认为道即气。他强调“道无所不在”，并用“周、遍、咸”三字形容。认为道作为世界的终极根据，不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外，而是一切事物的内在原因。(《田子方》)与老子用“夷，希，微”混而为一(十四章)来形容颇为不同。

齐物论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思想。它是一种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他改造了老子关于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加以绝对化。他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齐物论》，下同)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移，其形态绝不固定。由于过分强调绝对运动，否定相对静止，导致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他提出 “万物一齐”，为老子的“贵柔”“不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从“道”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无差别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本来就没有确定不移的是非标准。他说：“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怪，道通为一。”认为小草茎与大屋柱、丑人与美人以及各种怪异乘戾的现象都是同一的。他反对“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认为人的名、言、概念总是把事物分割开来把握，根本无法表达“道”。由于“囿于物”，受条件限制，人们不可避免产生“成心”，即主观片面的认识。有了“成心”，便自以为是，以彼为非，于是就产生了是非之争。庄子认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一切是非之争都是对道的割裂。而以 “道”的观点来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庄子的齐物论有见于运动的绝对性，却导致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有见于知识的相对性，却导致否定是非标准，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黄老学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神杂糅”的人物。战国中、后期百家托古，多集于黄帝。黄帝被说成是上古圣帝明王，是大发明家、大思想家，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齐宣王时(前320～前302)黄老学已盛行于世。这就是著名的稷下学派。黄老学的最盛时期在西汉初年，是“文景之治”，汉初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主要哲学依据。黄老学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以气一元论继承和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把“道”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稷下学派发挥了老子哲学中道中有物有精的思想，提出“精也者，气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心术上》)把“精”视为一种精微的气，即精气，认为天下万物及其变化都是这种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并认为“人皆用之，莫见其形”“道之行也，鲧不得已”(《管子·心术下》)，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淮南子提出道含阴阳，视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认为道主宰天地万物，实际上是阴阳二气主宰天地万物。但是，也有黄老学者仍然把道看作虚无的实体。

(二) “无”之道

有与无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也称实有。“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世界的本体和本质究竟是“有”还是“无”，存在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理解“无”以及“有”和“无”的关系。

“无”是道家哲学的本质特征。老子最先提出“无” 范畴。《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指天地未分时的原始物质存在，是“有”。道生一，即“有”生于“无”。“道”与“无”都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但是，“无”是对“道”的本质界定。对于这个“无”，一般认为是精神、理念，也有人认为是物质。《老子》又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认为“有”所能为利，是因为“无”的作用。“有”与“无”互相依存，“无”比“有”更为根本。老子论“有无”对后来崇尚虚无的思想有过很大影响。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226～249)《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约193～249)、王弼“贵无说”与裴頠（267～300)“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约252～312)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作世界的根本，当作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裴頠反对贵无说，反对从虚无中去推求事物产生的根源。认为无不能生有，产生有的都是有；有是自生，自生之物以有为体，无亦以有为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也，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崇有论》)郭象进一步提出“独化论”，主张有之自生说，反对“无中生有”，也反对“有能生有”。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如果无不是有，那么何以见无。如果有能生有，那么生有的有又从何而来。最后他得出有皆独化自生的结论。他说：“天之所生者，独化也。”“夫有之未生，以何为生乎故必自有耳。”(《庄子注》)把万物的产生都看作是独化自生，并认为“有”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的本体；世界是由众多的“有”构成的，在“有”之外也不需要有一个“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郭象独化论的缺陷是忽视了事物生化的条件与原因，带有偶然论的神秘主义色彩。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210～263)、嵇康(223～262)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终于找到了服务于门阀士族特权统治的玄学理论重心。

东晋僧肇(约374～414)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但是，在客观上，他反映了有与无的矛盾统一。僧肇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隋唐间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把僧肇视为初祖。

东晋以后的玄学，一方面与佛教合流，逐步变为佛教哲学的附庸；一方面本身向神秘化的方向发展，变为神仙道教。这一过程反映了东晋以后门阀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腐化与日趋没落。

(三) “无为”之道

无为相对有为而言。老子最先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的命题，以说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他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自然而然地生成天地万物，就其自然而然来说，天道自然无为；就其生成天地万物来说，天道又无不为。无为与无不为，即有为，无为为体，有为为用。也就是说，必须无为才能有为，无为之中产生有为。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基本含义。老子哲学以无为为本。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意思是，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道本身自然而然；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老子还把天道自然无为推衍为人道自然无为，提出“绝圣弃智”(十九章)“无为而治”(五十七章)的政治主张。他建议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的政策，最终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其继承西周无神论，否定神学目的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遏制统治阶级掠夺本性的一面，也有其过于排斥有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这两面对后世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子将老子的“无”发展到极至，也将老子的“无为”发展到极至。这个极至就是“至人”与“逍遥”。庄子著《逍遥游》。所谓“逍遥”，指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他认为，真正的逍遥是无待，是任其自然。所谓无待，就是无条件限制，无条件约束。他例举小鸠、大鹏以至列子御风而行，都是各有所待，都是有条件的，所以都不是绝对的逍遥。他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认为无为自然，有为徒劳；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能改变自然。又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应帝王》)认为只有凭借天地的正道，驾御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遨游于无穷者，才是无所待、无所累的至人。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了超越生死、物我两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到达这一境界，才是绝对的无待、无累，才是绝对的自由。至人是庄子的理想人格，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二者都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极端发展。

汉初黄老学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西汉建朝，社会初定，国家需要安宁，经济需要恢复与发展，人民需要休生养息。黄老学适应社会的需要，提出无为而治，得到汉初统治者的重视。汉文帝、景帝、窦太后等都以黄老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篡的《淮南子》一书，是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

黄老学兼容并包。一方面它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提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君主治国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干涉；主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让百姓休生养息。一方面又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等，提出刑德并举，恩威并施，循名责实，赏罚必信，并认为“不争亦无成功”。《淮南子》还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反对离道而妄为，主张循理而举事，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因此黄老学的无为而治是道、法、儒、墨、名、阴阳诸家思想的融合，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在政治上具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佳话固然有多方原因，但统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给饱经战乱的社会与人民带来休生养息的机会，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东汉时，一些方士把黄老学与神仙长生、鬼神祭褥、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在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原始道教。黄老学逐渐变为早期道教的前身。

你好，很高兴能回答你的问题，0°残念为你服务，我查了一下：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西汉太史令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魏晋风流在清谈玄学时更着重炼丹。因此，道家与道教常被人混淆。(张陵，又称张道陵，“五斗米道”的创立者，也被认为是道教的创始者）。

　　春秋战国时期ˇ百家争鸣ˇ中形成的一个以ˇ道ˇ为核心的学派。其创立者是著名思想家老子（李耳），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思想家庄子（庄周）。后来道家又与名家、法家合流，又兼取阴阳家、儒家、墨家的长处而形成了黄老学派，主张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时因物，无为而无不为。汉武帝之后，由于独尊儒术，黄老之学开始衰落，然而，道家思想仍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老子的《道德经》 列子的《列子》 郭象的《庄子注》我的回答就是这些，愿楼主天天好心情哈！

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杨朱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字字珠玑，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于是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但重点都在保身修身而不在文明的开创，可以说他是以一套宗本于智慧之道的社会哲学与理论来应对混乱的世局，而无意制造社会的新气象，因为那些都不是大道之本。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理论最重要开创者，道家哲学基本上也就是老庄二型而已。著有《庄子》，被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外篇是学生门人的作品，杂篇则是伪作。亦有不同说法，但《让王》、《说剑》等则被认为必定不是庄子及门人的作品。

列子，战国时人。现存有的《列子》八篇，是东晋张湛所辑 ，一般认为该书反映了战国至魏晋间的思想。《列子》从道家思想出发 并对道家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有所改造 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 并认为人在一种不任强使力的生存状态下，不忧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王弼，三国时代人。当两汉经学的发展已到尾声，社会政治一直在动乱与不义的情境中，知识份子转向玄学清谈的风气，王弼以其对老子哲学的深切体悟，注解老子《道德经》一书，重体用之分，有无之别，不但发展出诠释老学的宗旨："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甚至还因此改变了从汉易以来言象数易学的气化宇宙论，而将易经的研究方向代之以纯粹玄学思想 ，使中国易学史走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郭象，西晋人，以《庄子注》闻名，主张“独化”理论 是一种从高度抽象思维当中所发展出来的的玄学式概念理论， 认为宇宙万物都生于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种物无大小 各顺其适之精神，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先秦还有其他代表人物以及以后也出现了大量的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之前的杨朱也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杨朱本人及其思想在历史上多被曲解了。《列子·杨朱》篇有“杨朱曰：“古人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