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我们都知道，是古代神话中的一个人物，西王母在神话中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了，现在也流传着很多有关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但是这些传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西王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人物，在历史上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曾经发现了一座西王母的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说西王母真的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她并不是神话虚构出来的，而是真的存在了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秘看看吧。



1西王母简介

王母娘娘，又称：太华西真万炁祖母元君、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太灵九光龟台金母、瑶池金母、金母元君、西王母、西灵圣母、金母、王母、西姥等，全称为“上圣 白玉龟台九灵太真无极圣母 瑶池大圣西王金母 无上清灵元君 统御群仙大天尊”。 《枕中书》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元气炼精，生育万物，调和阴阳，光明日月，莫不由之。”

王母是中国神话中掌管不死药、罚恶、预警灾厉的长生女神。一部分学者认为西王母是古人神化的始祖女神。

在道教神话中，西王母是女仙之首，主宰阴气、修仙的女神，对应男仙之首东王公。是生育万物的创世女神，全真教的祖师。

晚期多将西王母奉为婚姻、生育、保护妇女的女神，并大量在民间传说、小说戏曲中出现。

许多古籍及传说中都有关于西王母的记载。商代的《归藏》对照西周的《周易》，可知王母拥有不死神药。《竹书纪年》中，西王母的形象是一位雍容的女帝王形象。《山海经》中的形象则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狌，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墉城集仙录》则称虎身是西王母使者西方白虎之神。



2西王母的墓室怎么回事

在中国荒山的一处古寺庙边上，一场大雨冲开了一处古墓，考古专家闻讯赶来，却发现这处古墓非常神秘，墓志铭上赫然写着西王母的名号，难道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确有其人吗考古专家带着激动的心情细心探索着文物，历史是一门讲究现实的科学，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不断通过发掘出的材料还原发生在过去的真人真事。

而西王母的记载在很多神话故事和传说中都有记载，早现在先秦时期便有历史典籍记载西王母住在昆仑山的瑶池之中，和上古时期的各位皇帝平起平坐，而汉朝时期的西王母被神话传说称为拥有长生不死药的半人半兽的神仙，明清时期神话怪诞小说层出不穷，西游记中便把西王母演绎成为和玉皇大帝平起平坐的王母娘娘。

直到考古专家发现这处完整保存一千五百年之久的古墓，才掀开了西王母的神秘面纱，但是对此考古专家心怀疑虑，西王母传说由来已久，为何这座古墓中的西王母却死于一千五百多年前专家通过翻查历史发现，墓主人死亡的年代在隋朝，通过对隋朝文献的详细查找，考古专家最终发现，这处西王母并非传说中的那位王母娘娘。

原来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常年征战隋朝元气大伤，而此时突厥看到隋朝的空挡便时常来犯，隋文帝被逼无奈，只好请向夫人前去说和，结果向夫人牺牲自己嫁给西突厥可汗才平息战乱。

后来突厥可汗死后，向夫人的儿子继承汗位，向夫人被人们尊称为西王母。后来向夫人回隋朝探亲，却在隋朝探亲这段时间，突厥发生内乱，向夫人的儿子被杀，因此向夫人只能生活在隋朝，而向夫人死后，便以西王母的规格下葬。



3西王母的配偶东王公

东王公最早记载，见于汉代。被认为是“阴阳”中的阳神，对应阴神西王母，并无父母。东晋葛洪则认为王公与王母都是盘古、太元圣母所生。这个版本可见将王公、王母视为兄妹夫妇。

也有的说法认为，周穆王为东王公的转世。

到了汉末道教，西王母被认为是由先天阴气凝聚而成的母神，主管女仙，执掌昆仑仙山。而先天阳气凝聚而成为东王公，主管男仙，执掌蓬莱仙岛。可以说西母与东皇相当于神仙中的人事管理。

西王母在战国时期见诸记载，东王公见于汉代。在当时颇为高涨的阴阳观念，西王母与东王公对举而被奉祀。西王母与东王公在东汉时期对举的记载凡三事：

《历代神仙演义》：木公至方诸，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静养云房之间。广种青芝于圃，以玉屑壅布，所产极多，取以为饵。与金母二气相投，生九子五女。渐收有缘男女，录为仙官仙吏，各有司属。

西王母与东王公相会，见于郭宪的《洞冥记》和伪托东方朔的《神异经》。灵帝时人服虞曾引过《神异经》的有关文字，故胡应麟言：“汉人假名东方朔作《神异经》”。

《洞冥记》：昔王母乘灵辇，以适东王公，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

祀东王公与西王母为阴阳二神，见于东汉中叶赵晔《吴越春秋》。《史记》言越王勾践靠“七术”复国，具体内容未详，而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则言其第一术——“尊天祀鬼神以求福”，即“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

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记述志怪、地理知识、民风民俗、科学医学、宗教信仰等内容的充满神奇色彩的古籍，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神话传说故事均源于此。《山海经》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有很积极的作用。

《山海经》可分为3个部分，五藏山经，海经，荒经。其中五藏山经可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经可分为海外经、海内经；荒经可分为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

古人对山海经的评价及描述：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刑法类，刘歆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将其作为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明代胡应麟称《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清《四库全书》将其归为小说类。近代鲁迅则认为它是一本巫觋、方士之书。

曹操曾经数次请孔明出山 大家都知道，孔明是曹操的死对头，然而据史书记载，曹操居然曾数度请孔明出山！ 事情是这样的。 据东晋名著《抱朴子·逸民篇》记载： 魏武帝刑法严峻，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仕，武帝谢遣之，曰：「 ”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挞九有，草创皇基，宜哉！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魏武帝（即曹操）刑法严厉，杀人不眨眼，而有心想任用孔明。孔明却自己说不愿意当官。于是，曹操就把他送走了，并说：「 ”据正义，不让超绝世俗的人，在无道昏君的朝廷上受辱。”看来，曹操挥鞭征战九州，初创魏朝的帝王基业，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这么看来，曹老板还真有几分包举宇内的气度。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明代学者胡应麟在看到这段故事以后，不禁感慨道：「 ”稚川去魏未遥，孔明传、注俱不载。或曰，孔明谢遣，仲达逼出，天将亡魏，即孟德亦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耶？” 稚川，就是《抱朴子》的作者葛洪，东晋人，字稚川。胡应麟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稚川生活的年代距离魏朝并不遥远，而《抱朴子》的这段文字，在孔明的传（即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即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里都没有。有人说，孔明被辞别遣散，仲达（即司马懿）却被逼出来做官，这是天要亡魏啊！就算是曹孟德也有不能预见的事情吗？” 当年曹操想征辟司马懿出来做官，司马懿装病不出，结果被曹 着出来当官，其最终结果却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大开杀戒，控制曹魏政权，孙子司马炎更是篡夺了曹魏江山，建立了晋朝。 倒是孔明同志，曹操请了几次都请不动，最后却放走了。这一放不要紧，孔明投奔了刘备，辅佐刘备咸鱼翻身，用后半生跟曹魏死磕。 司马懿：都是被逼的 谁说天不灭曹？这是天亡大魏啊！ 不仅如此，近代学者卢弼著《三国志集解》，把这段故事和胡应麟的感慨，都记在了裴松之注诸葛亮劝孟公威不要北上仕曹的文字之下，看来是认为这段文字正好表明了诸葛亮不愿出山仕曹的决心。 「 ”孔明”不是注册商标，那么…… 是不是很毁三观，也很为古人叹息？ 然而…… 胡应麟可能搞错了。 提起孔明，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或者说是唯一反应，都是诸葛亮。但是，我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 ”孔明”没有被诸葛亮在工商局注册过，既然不是注册商标，那么谁都可以用，会不会是另一个孔明？ 说来也巧了，就在我们这位著名的诸葛孔明的生活年代，真的还就有另外一名孔明，见诸史册。《三国志·管宁传》记载： 颍川胡昭，字孔明，……太祖为丞相，辟，不诣。……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太祖曰：「 ”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 胡孔明：大家好，我叫孔明，胡孔明的孔明 而且更为巧合的是，这位胡昭胡孔明，曾经被曹操屡次征辟，最后自己跑去跟曹操说，我不喜欢做官，然后曹操就让他自由自在去了。这和《抱朴子》中所记载的事情如出一辙！ 其实这哪里是什么巧合，这根本就是因为，《抱朴子》里所记载的就是这位胡孔明，而不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诸葛孔明。 胡应麟说《抱朴子》的记载不见于孔明传、注中，似乎就已经判断错了。因为胡昭在《三国志》中并没有独立立传，而是在《管宁传》之中，此其一；而《管宁传》中这段关于胡昭的记载，和《抱朴子》大同小异，也不当称为「 ”不载”。所以，胡应麟大概就是认为，《抱朴子》中的孔明，就是诸葛孔明，这就弄错了。当然，胡应麟原话出于何处尚未查证，因此，以上仅是根据这句话来判断胡应麟对「 ”孔明”身份的认识。 而卢弼也在后面《出师表》下，注引了梁章钜话。梁章钜说：「 ”此节有引裴松之注曹操欲用孔明事，误也。曹操欲用之孔明，乃颍川胡昭字孔明，见《管宁传》，非诸葛亮也。”卢弼注引此句，当然也就纠正了胡应麟的错误。 不会祭东风，去比东风还要硬 那么胡昭到底是何许人也？胡昭是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后来到陆浑山里隐居，自耕自给。这倒是和当年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很像。虽然胡孔明不是诸葛孔明，没有投奔刘备，但也曾与刘备集团有过那么一点瓜葛。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军与刘备的主力部队在汉中鏖战。陆浑县长张固奉命抓壮丁，派到汉中去服役。老百姓对此大为不满，其中一个叫孙狼的趁机发动民变，杀死了县主簿，然后打家劫舍。陆浑县大乱。 做孔明做到这份儿上，会不会祭东风，已经无所谓了 张固的第一反应不是派兵镇压，而是带了十几个士兵，跑到胡昭隐居的地方一通招呼。关键时刻，名人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百姓都前来归附，慢慢的，张固重新恢复了对陆浑县的管理。 胡昭一个人，比军队还管用。 孙狼眼看要玩完，赶紧跟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大佬关羽取得了联系，关二爷授予孙狼印绶，承认孙狼是自己的「 ”别动队”。扯着关二爷的大旗，孙狼又杀回陆浑打游击。 《三国演义》里，江东的孙郎曾经忌讳诸葛孔明。而历史上，眼前这为孙狼对另一位孔明岂止是忌讳，简直是奉若神明。 孙狼带着一帮好汉路过陆浑以南的长乐亭时，竟然跟几位「 ”总瓢把子”一起主动发誓：「 ”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大家说好了，谁也不去胡昭的「 ”势力范围”内打草谷。 于是乎，整个陆浑县因为有了胡昭这位活神仙，躲过了一劫。 做孔明做到这个程度，会不会祭东风，已经无所谓了吧。 孔明救了司马懿，司马懿要了孔明的命 诸葛孔明跟司马懿死磕，胡孔明却是司马懿的恩人。 胡昭曾经讲学，既然是大咖，粉丝必然少不了，难免就有些了不得的人物。青年时代的司马懿，就是胡大咖的脑残粉。而胡昭也很看好这位粉丝，觉得司马懿胸有大志，日后必然有大出息。于是，俩人玩儿得非常好。 据《高士传》记载： 初，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 不过，胡昭的脑残粉中，也有一些真「 ”脑残”。比如有个粉丝叫周生，整天对前来登门的学子粉丝品头论足，当然了，肯定免不了品品司马懿的头，论论司马懿的足。这让司马懿很愤怒。 司马懿是能忍的，隐忍不发，顶多对周生翻个白眼。然而周生是忍不了的，忍不了，就要动手了。 周生打算带着一帮混子，中途截杀司马懿。 不过消息很快走漏，胡昭听说后，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堵住了周生，对周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到了痛哭流涕的地步。 就像在陆浑县一样，胡昭再一次发挥了他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 气势汹汹的周生，居然被胡昭说服了。 《高士传》是写道： 昭闻而步陟险，止（周）生，生不肯，昭泣与结诚，生感其义，乃止。 这就是命！ 胡昭当然不会想到，自己这位孔明，阻止了周生的刺杀，救了司马懿一条命。 而这位司马懿，日后将在秦岭之北，凭借龟缩战术，要了另一位孔明的命。 这就是命！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也就是司马懿掌控曹魏政权的第二年，司马懿就以曹魏的名义，公车特别征召胡昭。想来，一是想用胡昭的声望，提高自己的威望；二是多少要报答一下当年的知遇与救命之恩。 而胡昭却在这一年寿终正寝，享年89岁。寿命不仅超过了54岁的诸葛孔明，也超过了下一年便去世、73岁的司马仲达。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毁书、烧书事件，被称为“书厄”。隋代牛弘曾总结出隋朝之前中国书史上最大的五厄：一为秦皇之焚书，二为王莽之燔宫，三为董卓之祸乱，四为刘石(刘渊、石勒)之陷洛，五为萧绎之毁书。明代胡应麟又续了五厄：隋末江都大乱，唐时安史之乱，唐末黄巢入袭，北宋靖康之乱，南宋末元兵攻陷临安。与前五厄并称为十厄。民国时人再续五厄，合计十五厄。于此,博主于先人基础之上再补三厄,合称“中华古籍十八厄”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体诗。它在隋唐之际已经产生，中唐以后逐渐有较多文人从事创作,晚唐五代趋于繁荣,而极盛于宋代。在唐五代时,一般称为“曲”、“曲子”、“曲子词”。后来才称为“词”，又称“乐府”。“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等。这些别名均始见于宋人文献。

词的兴起 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乐曲有密切关系。古人大都认为词来源于乐府诗和唐代近体诗。如宋代胡寅说:“词曲者,古乐府只有意义的字,后来用有意义的字填进去,成为长短其句的整体艺术品，便是词的雏形。清代宋翔凤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乐府余论》）认为词被称为“诗余”，即由于词是从唐代绝句演变出来的，其表现形式便是依曲调增减诗句字数而为长短句。然而，这里所论及的只是局部情况，实际上，大部分词调并不是由古乐府和近体诗衍变而来的，它们另有自己的渊源。

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合乐诗体,词可以说是《诗经·国风》与汉魏六朝乐府的继承者。唐代许多近体诗,也是可以合乐歌唱的。但古乐府及近体诗之可歌者与词又有重要区别。前者大都先作诗歌，再以乐曲配合；后者则先有曲调，再按其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所以作词也被称为“填词”、“倚声”。词的长短有固定格律，与乐府古诗中句式长短自由的杂言体截然不同。宋代王安石曾指出：“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侯鲭录》引)明代胡震亨也说：“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继者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唐音癸签》）其实按乐填词的现象在隋唐以前已经出现了。如南朝梁武帝萧衍有《江南弄》七曲，每首均三句七言、四句三言。同时沈约有四首,萧纲有三首,体裁完全相同。据《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此曲系据《西曲》改制,可说是词的滥觞。隋文帝仁寿元年 (601)牛弘等制《上寿歌辞》，隋炀帝制《夜饮朝眠曲》以及他和王胄作《纪辽东》，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许敬宗作《恩光曲词》等,都已具备词的雏形。孟□《本事诗》载唐中宗时沈□期等歌《回波乐》词及内宴唱《回波词》，也是依曲填词的例子。这些作品有的产生于近体诗形成前，有的与近体诗同时，终唐之世以至五代，歌唱五、七言近体诗与长短句歌词的情况一直是并存的。

词与乐府诗歌的区别还在于词所配合的是新兴的音乐。隋唐时代，中国的音乐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军事、通商、传教、文化交流等种种原因，少数民族音乐与外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进入上层社会和宫廷，以至“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书·音乐志》），而原有的音乐则逐渐衰微。据《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其中除《清乐》、《礼毕》为南朝乐府歌舞音乐外，《西凉》等七部乐都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传入的音乐。至唐代又有发展。《旧唐书·音乐志》载，唐高祖“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遂为十部,其中《清乐》为南朝旧乐;《平凉乐》、《高昌乐》等八部为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燕乐》则为唐王朝乐府创作，自唐太宗至唐玄宗，历朝都添新作，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臻于极盛。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小序统计,上述十部享宴所用“燕乐”,“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这些音乐歌舞，演奏时有声有词。词所配合的乐曲繁复变化多端，自然须要有短长错落、抑扬婉转的歌词与之配合，这样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词。又据《旧唐书·音乐志》说，当时乐工习唱的燕乐歌词，相传为“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为《□乐五调歌词》，“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以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宫廷乐府的歌曲和歌词都广泛吸取了南朝旧乐、外来音乐和民间创作，从而在社会上更加风行起来。唐代商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达，城市的繁荣，酒筵歌席的需要，也是曲子词兴起的重要社会原因。唐肃宗宝应元年 (762)崔令钦撰《教坊记》，总结了开元、天宝年间燕乐盛况,录名曲、大曲名324种，其中有许多曲调是配用长短句体的。这类词调，多数不是从乐府或近体诗衍变来的。

唐代民间词和文人词 唐代曲子词最早流行于民间。

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于民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据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分析；其中〔苏莫遮〕长短句咏五台山之大曲6首,可能产生于武则天时期；《献忠心》 2首，可能产生于武周以后至玄宗初年；〔别仙子〕、〔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可能作于开元年间，而写定于天宝元年；《云谣集杂曲子》中一部分词以及大曲3套,可能均作于安禄山乱前。在写作时代较早的敦煌民间词中，已经具有多样而且比较完备的形式，有短小的令词，也有字数较多的中调和长调，其年代远在文人写作之前。虽然有些作品在表现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但题材广阔，风格清新明朗。〔定风波〕一首，刚健雄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文人填词之风始于唐中叶。公元 8世纪前半期，唐玄宗李隆基爱好音律，除《云谣集杂曲子》“御制”曲子词中有些可能出自其手外,旧传还有〔好时光〕1首为他所作，见于《尊前集》。又相传李白作有〔菩萨蛮〕、〔忆秦娥〕、〔桂殿秋〕、〔连理枝〕、〔清平乐〕、〔清平调〕等10余首，其中〔清平调〕 3首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首则为长短句,艺术价值很高,被推为“百代词曲之祖”(黄□《唐宋诸贤名家词选》)。但有人怀疑是伪作。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据《杜阳杂编》记载，说〔菩萨蛮〕曲调为唐宣宗大中初年因女蛮国入贡而编创的,则李白当时还无此曲调,自不可能有此词作。但据《教坊记》著录，开元、天宝间已有〔菩萨蛮〕曲名，敦煌民间词中也有〔菩萨蛮〕词作。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引近人杨宪益《零墨新笺》说,谓〔菩萨蛮〕是《骠苴蛮》或《符诏蛮》之异译,其曲调乃古缅甸乐，开元、天宝时已传入中国，则李白写作〔菩萨蛮〕词亦有可能。

8 世纪下半叶，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较早有张志和的〔渔歌子〕（又作〔渔父词〕）5首,写渔钓闲散生活与自然风光，其词调来源当是渔民中流行的“里巷”之曲。相传一时唱和者甚多。张志和之兄松龄,也有〔渔父词〕1首,风格旨趣与其弟之作相近。还有顾况的《渔父引》，六言三句，也是咏渔家生活的。据日本《经国集》载，日本平安朝弘仁十四年(823)宫廷君臣唱和,仿效张志和〔渔歌子〕各填词五阕，可见其词调流传之广。另外，元结的〔□乃曲〕是模仿船歌之作，但形式同于七绝，“大历十子”之一的韩□，相传有与柳氏赠答的〔章台柳〕，是长短句形式。大历间诗人戴叔伦与韦应物各作有〔调笑令〕，写边塞生活与离别之恨，格调相同,声律急促,当是出自“胡夷”之乐。稍后王建的宫词中也有〔调笑令〕又名〔宫中调笑〕，主要写宫中美人失宠的哀怨或商妇的离愁；还有《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后者中也有描写商人生活的。刘禹锡与白居易更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他们的新翻〔杨柳枝词〕及刘禹锡改造四川民歌而作的〔竹枝词〕，形式上似七绝，而实际上类同于词。相传白居易所作词有〔忆江南〕 3首、〔花非花〕1首、〔如梦令〕3首、〔长相思〕 2首，刘禹锡有〔忆江南〕2首、〔纥那曲〕2首、〔潇湘神〕2首、〔抛球乐〕2首,但除〔忆江南〕外,其余或不载于本集,或收附于卷末,故多有被人怀疑的。刘禹锡〔忆江南〕词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总观这时期文人词作，作者多为较接近民间生活、爱好民间文艺者，故能从民间曲子吸取养料创作新词。但他们的主要成就还在诗，写词不过以余力为之，不很重视,所以词作数量不多,而且常不载于集中；有些无名作者又常以所作嫁名于他们，因之作品往往真伪难辨。同时，这时期的文人词作，无论意境风格、辞句形式，都还与一般诗歌比较接近，因而不少作品难以区别是诗是词，在后人编选的集子中分类也常不一致。这些都是词在形成过程中的现象。

进入晚唐，填词的风气更普遍了，所用的词调有所增加，词作在艺术上也比较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温庭筠。他富有才华，精于音乐，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趋于放荡，经常出入酒楼妓馆，接受民间新曲的影响，大力从事词的创作。《旧唐书·文苑传》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相传他有《握兰》、《金荃》两种词集,虽已亡佚,但《花间集》所录还有66首，后人收辑共得76首，为唐人词作传世最多者。他的词大都写歌妓的生活与感情，色彩浓艳，情思婉约，表现出与诗歌不同的艺术特色，又为五代西蜀花间词派所推崇，因而被称为”花间鼻祖”（王士□《花草蒙拾》）。温庭筠也能诗，但其词成就突出，与过去诗人以余力为词者不同。由于他奠定了词在韵文史上的独立地位，开启了五代词的道路。但他的侧艳词风，也影响词的发展境界比较狭隘。此外，晚唐词的作者，还有杜牧、段成式、张希复、郑符、皇甫松、司空图、韩□、李晔（唐昭宗）等。段、张、郑词，艺术平平。皇甫松词〔采莲子〕、〔摘得新〕、〔梦江南〕等，相当成功。司空图的〔酒泉子〕，写退隐闲逸生活，也有佳句。韩□存词5首,风格略同其艳情诗。唐昭宗李晔曾屡为宦宫藩镇劫持，最后被朱全忠所杀。《旧唐书·昭宗纪》载,乾宁四年(897)他在华州与学士、亲王登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华，皆泣下沾襟。覃王已下并有属和”。其〔菩萨蛮〕 2首哀怨凄怆，发抒了危亡之感。敦煌曲子词中录有这两首词并臣下和词4首。又传他有〔巫山一段云〕2首，明艳而不流于轻浮。但据《尊前集》注有“上幸蜀，宫人留题宝鸡驿壁”语，疑非李晔本人之作。传为杜牧所作〔八六子〕，双调九十字,为唐文人词中仅见的长篇。总之,晚唐文人词，除温庭筠卓然成家外，皇甫松、韩□、司空图、李晔等人的词，也都显示了更为成熟的技巧。

五代西蜀、南唐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乱，文化衰落。当时一些君主和上层文人大都流连声色，词作适应女乐声伎，得到畸形发展，出现许多作家和大量作品，成就超过同时的诗文，为宋代词体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词人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像后唐庄宗李存□(885～926)这样能征惯战的沙陀部人，也精于音律及度曲。《旧五代史·庄宗纪》注引《五代史补》载，他能自撰曲子词，行军及作战时都教队伍歌唱，以助战阵，使人忘死战斗。他的词如〔忆仙姿〕（一作〔如梦令〕）、〔阳台梦〕、〔一叶落〕等，颇有情致；调名皆取词中语句，或系自度之曲。又如和凝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官至宰相，有“曲子相公”之称。《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有集百卷”，但晚年悔其少作，大部焚毁，仅留存百首《红叶稿》。今传20余首，多系艳体，也有粉饰太平的，价值不高。

五代词坛的中心是西蜀与南唐。这两个地区在北方战祸连绵之时，保持相对稳定，吸引着人民和文人大量移入，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重心。而其统治者们大多怀着苟安心理，寄情声色，生活*靡，从而剪红刻翠的曲子词便大量产生。

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均喜好词艺。相传王衍曾使“宫伎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自制《醉妆词》云云。又曾宴于怡神亭，自执板，歌〔后庭花〕、〔思越人〕曲”（《词林纪事》引《北梦琐言》）。孟昶“尝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作〔洞仙歌〕词”（《漫叟诗话》）。当时，蜀地聚集了许多文人词客。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其中收晚唐至当时词人18家，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少数人外，余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魏承班、鹿虔□、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等，或为蜀人，或曾在蜀做官游处。这些作者因而也被称作花间词派。韦庄是与温庭筠并称的花间派词人代表。他从中原避乱江南，入蜀后曾为前蜀宰相。他的词内容与温词相仿佛,着重写艳情离愁,但语言较为清丽，多用白描手法。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画屏金鹧鸪’，飞卿（温庭筠）语也，其词品似之；‘□上黄莺语’,端己(韦庄)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指出了温、韦两家风格的差别。其余花间词人，大都蹈袭温、韦余风，以华丽词采写男女情爱和游冶生活，格调更趋卑下，如牛峤〔菩萨蛮〕、张泌〔浣溪沙〕、顾□〔荷叶杯〕、欧阳炯〔浣溪沙〕等，多流于轻薄。欧阳炯作《花间集序》，明确地指出这些作品是宫廷豪家花间月下伴酒助欢的产物。该序又称所集为“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反映了自温庭筠以来诗人普遍从事词作的风气。宋代陆游《跋花间集》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邪？”其二又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既批评其思想内容的无聊，又肯定其艺术形式上的成就，揭示了诗词代兴的历史演变，指出花间词人走入了狭窄的仄径。但其中也有能别开生面者，如鹿虔□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抒写兴亡之感；李□、欧阳炯和孙光宪的一些词，描写南国自然风光，间或涉及民情风俗，语言也较朴素。又如孙光宪的〔定西番〕、〔酒泉子〕“空碛无边”，反映边塞生活，笔力雄放，可谓上承唐代边塞诗与民间边塞词的传统，下开宋范仲淹以至辛弃疾词风之先河。

南唐偏安江南，比西蜀具有更优越的经济文化条件。南唐词的成就也比花间派更高。其代表作者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和后主李煜。清代冯煦指出：“词虽导源李唐，然太白、乐天兴到之作,非其颛诣。逮于季叶,兹事始鬯。温、韦崛兴，专精令体。南唐起于江左，祖尚声律，二主（李□、李煜）倡于上，翁（指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四印斋阳春集序》）冯延巳是南唐宰相。宋代陈世修《阳春集序》说他“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这正是词作繁荣的肥沃土壤。可惜当时无人像编《花间集》那样为之收集,以致有许多作品散佚了。冯延巳的词,宋人辑得120首，其中可靠者约100首，为唐五代词人存词最多者。其词大都写闲情离思、伤春悲秋，但意境深远广阔，语言清新婉约，形象优美迷离，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对宋代晏殊、欧阳修等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王国维说它“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李□、李煜也都具有很高的文艺修养。李□词今存4首,〔摊破浣溪沙〕二阕写登高怀远的愁思，寓苍凉于委婉之中，其境界超过了一般的花间词。李煜初期的词，多写宫廷享乐生活，与花间诸作差别不大，但在艺术上已显示出清新的特色。国破被俘以后，他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语言朴素自然又精炼优美,善于捕捉鲜明生动的形象,抒写沉痛真切的感情，开拓了抒情歌词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西蜀、南唐的割据政权，虽然先后为宋王朝所统一，但两地特别是南唐的词风，却深深影响北宋词坛，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唐五代词集 唐五代词的重要编集，除《花间集》外，还有《尊前集》，传说是五代或宋初旧本，共录作家30余人，词 200余首。南宋黄□（号花庵）编《花庵词选》,前10卷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录唐五代及北宋人之作。南宋何士信编《草堂诗余》，也间录唐五代词。清康熙时沈辰垣等编的《历代诗余》，是辑录唐至明词大型总集。《全唐诗》中也汇辑了唐五代词。近人林大椿的《唐五代词》，录作家81人，词1148首，比较完备。但这些集子中均未收民间词。

参考书目

林大椿辑:《唐五代词》,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