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有教无类”,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2〕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3〕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4〕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6〕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7〕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8〕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0〕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11〕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13〕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4〕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 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6〕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17〕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19〕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22〕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24〕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25〕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6〕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先说学孔子是以《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7〕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8〕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29〕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 再说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0〕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31〕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32〕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33〕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对《尚书》的研读也是同样当子张谈到《无逸》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庐,三年不言一事时,孔子立即引导他说：“不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34〕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5〕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在孔子认为,“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36〕而只学不思,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7〕所以只有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8〕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孔子认为,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进到学术前沿”,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谁违背了它,都会受到惩罚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一推便倒；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造成浪费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究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 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榜样例如,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他便说道：“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就是此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39〕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这便是孔子“温故而知新”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 而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40〕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因为有些课程如“礼”（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也是需要实习的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41〕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42〕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其所谓“文”即历代文献,所谓“行”即包括射、御、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4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厄于陈蔡”,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急着要回去给他们上课,并不时地念叨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4〕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45〕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最后当子贡问到“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46〕真是越提问到最后,回答便越加精彩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他说：“有的人不懂装懂,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47〕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他便很坦率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48〕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9〕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50〕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51〕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2〕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53〕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54〕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55〕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6〕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57〕虚心向别人请教他还曾向老子问礼,向郯子问官,向苌弘问乐,向师襄学琴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读《易》,韦编三绝”〔58〕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是尖锐批评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9〕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调侃几句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60〕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 总之,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有教无类”，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2〕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3〕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4〕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6〕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7〕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8〕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0〕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11〕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13〕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4〕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 。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6〕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17〕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19〕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22〕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24〕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25〕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6〕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先说学。孔子是以《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7〕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8〕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29〕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 再说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0〕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31〕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32〕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33〕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对《尚书》的研读也是同样。当子张谈到《无逸》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庐，三年不言一事时，孔子立即引导他说：“不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34〕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5〕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在孔子认为，“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36〕而只学不思，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7〕所以只有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8〕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孔子认为，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进到学术前沿”，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谁违背了它，都会受到惩罚。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一推便倒；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造成浪费。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究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 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榜样。例如，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他便说道：“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就是此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39〕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这便是孔子“温故而知新”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 而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40〕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因为有些课程如“礼”（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也是需要实习的。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41〕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42〕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其所谓“文”即历代文献，所谓“行”即包括射、御、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4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厄于陈蔡”，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急着要回去给他们上课，并不时地念叨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4〕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45〕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最后当子贡问到“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46〕真是越提问到最后，回答便越加精彩。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他说：“有的人不懂装懂，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47〕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他便很坦率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48〕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9〕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50〕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51〕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2〕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53〕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54〕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55〕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6〕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57〕虚心向别人请教。他还曾向老子问礼，向郯子问官，向苌弘问乐，向师襄学琴。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读《易》，韦编三绝”。〔58〕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批评。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9〕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调侃几句。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60〕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 总之，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有教无类”，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2〕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3〕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4〕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6〕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7〕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8〕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0〕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11〕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13〕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4〕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 。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6〕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17〕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19〕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22〕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24〕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25〕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6〕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先说学。孔子是以《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7〕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8〕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29〕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 再说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0〕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31〕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32〕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33〕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对《尚书》的研读也是同样。当子张谈到《无逸》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庐，三年不言一事时，孔子立即引导他说：“不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34〕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5〕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在孔子认为，“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36〕而只学不思，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7〕所以只有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8〕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孔子认为，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进到学术前沿”，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谁违背了它，都会受到惩罚。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一推便倒；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造成浪费。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究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 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榜样。例如，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他便说道：“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就是此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39〕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这便是孔子“温故而知新”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 而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40〕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因为有些课程如“礼”（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也是需要实习的。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41〕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42〕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其所谓“文”即历代文献，所谓“行”即包括射、御、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4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厄于陈蔡”，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急着要回去给他们上课，并不时地念叨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4〕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45〕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最后当子贡问到“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46〕真是越提问到最后，回答便越加精彩。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他说：“有的人不懂装懂，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47〕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他便很坦率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48〕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9〕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50〕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51〕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2〕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53〕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54〕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55〕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6〕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57〕虚心向别人请教。他还曾向老子问礼，向郯子问官，向苌弘问乐，向师襄学琴。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读《易》，韦编三绝”。〔58〕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批评。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9〕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调侃几句。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60〕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 总之，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