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或自相矛盾，或各有偏颇而不完整，或因为记述者有所忌讳而加以曲笔妄书，这些情形都需要著史者慎思明辩。司马光《通鉴考异》中有大量关于历史事件的考订，表现了著史者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

《通鉴》卷217载，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忌陈希烈，希烈累表辞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温代之，国忠以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韦见素和雅易制，荐之。八月，丙戌，以希烈为太子太师，罢政事；以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

考异曰：

《旧·见素传》曰：“时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知之，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称职，见此咎徵，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欲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宝华、宋昱等，华、音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希烈传》曰：“国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韦见素同列，罢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恶希烈阿徇国忠，当更自择刚直之士，岂得尚卜相于国忠！今从《希烈传》。

在这里，《通鉴考异》以常理来推断史料中的讹误成份，在异说并存的情况下衡诸情理择善而从。

何炳松先生曾云：“历史事实有一定之时也，时地失真，即属谬误，时地无考，即无史性，与自然科学之专究一般知识，不限古今中外者不同”。[2]《资治通鉴考异》除以极大精力考订时间外，其次是将历史事件的地理空间位置作为考辨的主要对象。

《通鉴》卷194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等进逾星宿川，至柏海，还与李靖军合”。

《通鉴考异》曰：

《吐谷浑传》，“柏海”，作“柏梁”。今从《实录》。《实录》及《吐谷浑》皆云：“君集与李靖会于大非川”。按《十道图》：大非川在青海南，乌海、星宿海、柏海关在其西；且末又在其西极远。据靖已至且末，又过乌海、星宿川至柏海，岂得复会于大非川，于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浑传》又云：“两军会于大非川，至破逻真谷，大宁王顺乃降。”按《实录》历破逻真谷，又行月余日，乃至星宿川。然则破逻真谷在星宿川东甚远矣，岂得返至其处邪！今从《实录》。[3]

此条考异乃在辨正大非川、柏海、星宿海等地的地望，说明《资治通鉴》中关于这段历史表述在材料取舍上依从的考虑、斟酌。

　　涑水记闻

　　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太祖有一次在后园里打鸟雀，有（群不知怎么解释）大臣求见，说有急事。太祖立刻召见他，他所奏报的都是寻常的事而已。皇上大怒，责问其（说有急事的）原因，（大臣）回答：我以为（这些事）要比打鸟雀紧急、重要。皇上更加恼怒用柱子上的斧子的柄打他的嘴，打下两颗牙齿。他慢慢的拾起牙齿放在怀里。太祖骂道：你把牙齿放在怀里是想控告我吗？大臣回答道：我不能控告陛下，（不过）自然有史官写下（这件事）。太祖高兴了，赐给他金银绵帛作为慰劳。

　　翻的不是很好

　　《涑水记闻》又名《司马温公记闻》，是一部笔记体史书，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生于宋真宗天熹三年（1019）。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少年时即喜读史书，嗜《春秋左氏传》，甚至“手不释书”，“不知饥渴寒暑”，虽有些夸张，但也可以看出少年时读书用功的程度。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不久就做了奉礼郎、大理评事、国子直讲等中央的闲散官职。后来又任并州通判，不久又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等官职。仁宗死，宋英宗即位，司马光又任龙图阁直学士。英宗死，神宗继位，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曾上疏神宗论修养之书，即用仁、明、武三种品德修练自己。在治国方略上，司马光主张取贤任能，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在神宗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共事，但政治观点却大不相同，前者主张改制变法，后者则主张维持现状，二人经常争论不休。后来，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推行变法。司马光对变法措施极为不满，联合攻击新法，特别是青苗法、助役法等。但宋神宗并没改变对王安石的支持，新法继续实行下去。道不同不相谋，司马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上疏辞去中央官职，到外地担任永兴知军，从此以后“绝口不论事”，不再谈论朝政是非了。

　　后来，司马光又到洛阳，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做了一件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编撰了《资治通鉴》一书。《资治通鉴》编撰期间，宋神宗对司马光十分关怀，开置书局，由朝廷委派助手刘恕、刘�、范祖禹及司马光儿子司马康作为助手，协助司马光编撰这部中国史学名著。书成之后，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这标志着司马光学术思想的成熟。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的性格十分固执，但是品德高尚，声誉很好，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还是百姓，都十分尊敬他。在他居住洛阳的日子里，朝野上下都把他当作真宰相来看待，称他为司马相公。

　　宋神宗死去后，王安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他所推行的变法改制也无法进行下去了。王安石辞去相职。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兼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担任宰相后，便废弃了王安石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如保马法、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但好景不长，司马光很快一病不起，于元�元年（公元1086）九月去世，终年68岁。死后加赠太师，温国公，赐谥文正，故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的主要著作是《资治通鉴》。这部书卷帙浩繁，多达二百九十四卷，记述自战国至五代时期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的编撰目的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就是将历史上君臣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及政治、军事上的善恶忠奸、盛衰兴亡、进退行失汇集在一切，以供当世的皇帝吸取借鉴，因此《资治通鉴》后来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和大臣的政治教科书，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起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司马光一生著述丰富，除了《资治通鉴》外，还有《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稽古录》、《涑水记闻》等。《涑水记录》是司马光的重要著作之一。《宋史·艺文志》作三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十卷。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认为此书是司马光未成之稿，自宋朝以来就没有一定的卷数，将当时流行的三个不同的本子删重合并，订为十六卷。这个十六卷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本。

　　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是记载战国时期至五代十国的编年体通史，然而司马光是北宋中叶的史学家、政治家，距离北宋建国已将近百年，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自北宋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因此十分想撰写一部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书，而重视对近代史、当代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准备撰写的这部反映北宋建国以来的史书拟定为《资治通鉴后记》，而《涑水记闻》一书，就是把他平时所见所闻的关于北宋建国以来与国家的军国大事、皇位变动，将相大臣升迁黜斥、朝廷的典章礼仪及与契丹、西夏的关系等事项，随手记录下来，以备将来撰写《资治通鉴后记》之用的资料汇编。关于《涑水记闻》的编撰目的，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文正公初与刘道厚共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记》。属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后终，卒不果成。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记》之具也。”这就说明《涑水记闻》的编写确实是为撰写拟议中的《资治通鉴后记》而准备的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

　　因为这部书是随手记录的资料汇编，所以司马光本人并未对该书进行整理、编排，当然也没有刻印出来。司马光死后，也没有人对这部书进行整理、编排、刻印，但是在北宋末年，社会上已经流传着这部书的钞本，这些情况在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所反映：初，光孙植既死，立其再从孙�真为嗣，而�真不肖，其书籍生产皆荡覆之。有得光《记闻》者，上命赵鼎谕范冲合编进入。

　　于是冲裒为十册上元。上因览冲奏，谓鼎曰：“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识其风采耳。”

　　这是对《涑水记闻》的第一次整理，尽管当时还只是称《记闻》二字。

　　在宋高宗命赵鼎谕范冲对《涑水记闻》进行整理后，却没有马上印行它，因为赵鼎同范冲及司马光的后人司马朴及儿子司马倬关系十分密切，而范冲又是与司马光一起编撰《资治通鉴》的范祖禹的后人。南宋初年，赵鼎被反对抗金、力主和议的秦桧排挤出朝廷，这样，与赵鼎关系密切的范冲所整理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的刊刻也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大约在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建州的私人书坊中私自刊刻了《涑水记闻》，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亻及听说这部书被刊刻后，马上上疏皇帝，说这部书乃是假冒司马光名义撰写的一部伪书。因此，南宋政府又下诏命令建州的地方官把此书的书版毁弃，关于此书的禁行经过，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以下记载：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右承务郎新添差两浙东路安托司干办公事司马亻及言：“建安近日刊行一书，曰《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故事。窃缘曾视光平日论著，既无上件文字，显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伏望降旨禁绝，庶几不惑群听。”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亻及特迁一官。

　　按照上述记载，司马亻及请求禁毁《涑水记闻》的主要原因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但是在南宋人的所有记载中，没有一条记载和司马亻及所说的“妄借名字，售其私说”相印证，相反，很多南宋人的论著如朱熹的《朱子语类》等书中明白无误地说《涑水记闻》是司马光所著。南宋晚年的陈孙振为在其所著《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中有如下记载：《涑水记闻》十卷，司马光撰。此书行于世久矣。其间记吕文靖数事，吕氏子孙颇认为讳，盖尝辨之，以为非温公全书，而公之曾孙侍郎亻及季思逆从而实之，上章乞毁板，识者以为讥。

　　这样看来，《涑水记闻》的被禁毁的原因是被人认为此书非司马光所作，而由别人冒名顶替，私售其说。但既然被禁毁，肯定有原因。这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禁毁前后的政治背景，二是此书的内容。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四月间，高宗跟丞相秦桧提及将作监丞苏籀提出的把当代儒学名臣撰写的注释经典的文字汇编起来，认为这样一来可以使学子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遵奉的东西，避免受到异端说教的影响。秦桧对此并没有积极的反应，但却提出了请高宗下令禁止野史的建议，高宗同意了秦桧的建议，很快颁发了禁止野史流布的诏令。诏令虽然颁布了，但似乎收效不大，私人撰写的野史仍然在刊刻流布，有关的书籍仍在书肆中销售。于是秦桧又于绍兴十五年秋天再次建议高宗下诏禁止野史流布，于是高宗再次下诏禁止私撰野史流布。在第二次下诏禁书的时候，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亻及沉不住气了，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认为《涑水记闻》不是司马光撰写的，而是别人冒名顶替，私售己说。于是，包括《涑水记闻》在内的大量的不应该开板雕印的文章书稿统统毁弃，南宋的第二次禁毁野史的高潮开始了。

　　那么为什么司马亻及如此胆小如鼠地上章申明，这就不能不从《涑水记闻》的内容说起了。

　　《涑水记闻》因为是为编撰《资治通鉴后记》准备的资料汇编，所说司马光的意图十分清楚，就是宁失之于繁，勿失之于简。因此该书依据传闻，集录上自太祖，下迄神宗，十分详细的记载了北宋六朝的国家大事、朝廷要闻、宫闱秘事，而且是显隐必闻，洪纤靡失。这样一来，北宋朝廷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趣事、轶事便被司马光不小心地记录下来，使后人得以窥见北宋朝廷的一些隐秘。如卷一第十七条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在后人的心目中，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贤明的皇帝，但这一段记载里的赵匡胤是多么昏庸、霸道、无理，仅仅因为大臣上奏坏了自己弹雀的雅兴，就把大臣的牙齿打掉，而且还不准大臣捡拾打掉的牙齿。这样的记载是赵匡胤的子孙无论如何不愿让臣民知道的。

　　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卷五第一百三十七“废郭后”条，《涑水记闻》的记载如下：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文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查上颈，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上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乘舆乎？废之未损圣德。”上未许，外人籍籍，颇有闻之者。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登对析陈其不可，且曰：“宜早自此议，不可使有闻于外也。”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在这一条里，郭后的专横，仁宗皇帝面对骄后的无奈，吕夷简的霸道，无不跃然纸上，而更令人可笑的是，看起来威严肃穆的宫庭生活也和平常百姓一样，也有夫妻间的不和，且皇后的被废居然是因为给了皇上一个耳光。这样的记载如果让臣民知道该是如何损伤百姓对皇室的崇敬！

　　《涑水记闻》有很多篇幅记载王安石变法的史事，因为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故对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多所贬抑；相反，对自己的支持者却是多所褒扬，这样的记载很多，褒贬也十分明显。如卷十五第一百二十四“苏颂草罢吕诲制”条云：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王安石）、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能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王安石）。上欲窜辟光岭南，介甫力营救，上降监当而已。是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

　　在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专权跋扈，也可以看出宋神宗对王安石的迁就、依赖，当然，司马光记载这件事的态度也是十分明显的。

　　《涑水记闻》虽然被南宗政府下诏禁毁，但禁毁诏书也是一纸空文，并不能阻止它在民间的流行，而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此书保存了北宋自太祖至神宗时期的大量原始资料。除此之外，《涑水记闻》的价值还在于它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因为司马光在编撰《涑水记闻》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用的长编法和考异法，这种历史编纂方法对后代影响很大。南宋时期李焘编撰的长近千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严格按照司马光的编辑体例和指导思想所做。而且《涑水记闻》所记录的四百九十余条目中，有近五分之二被李焘编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及附注中，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涑水记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将会是另一种面目的。

　　再者《涑水记闻》这部书表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光的严谨作风，它大致依朝代先后的秩序编排条文，每条皆注述说之人、如卷六第一百六十五“真宗决狱”条自注是“张锡”述说，如果忘记材料来源，则注“不记所传”。

　　当然，在《涑水记闻》里也反映出作者的保守思想，特别是关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记载，对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的丑化和对反对派的美化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也都影响到《涑水记闻》的可信性。

　　一九八九年中华书局出有邓广铭、张希清点校的《涑水记闻》，书中附有《涑水记闻辑佚》、《温公日记》、《温公琐语》，书后附有《涑水记闻》、《温公日记》、《温公琐语》三书的人名索引，十分方便读者。

　　片段：吕蒙正相公，不喜计人过。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遂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固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时人皆服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