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的“尸”和“屍”有什么区别吗?专家怎么说?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1收藏

古籍中的“尸”和“屍”有什么区别吗?专家怎么说?,第1张

第一个问题:阅读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时,如果你读到“尸”字,会联想到什么?十有八九是这样的吧:

第二个问题:阅读古籍时,如果你同时读到“尸”、“屍”字,会有什么想法?十有六七会是:古人也写错别字啊!“屍”不是“尸”的繁体字吗?古籍不是都用繁体字吗?原来古人也经常写错别字啊!原来古人也会偷懒,不写繁体字而写简体字啊!!既然“尸”字频繁出现于先秦古籍中,那说明简体字历史悠久,渊源有自啊!!!这可是文字史上的重大发现啊!!!一颗小心脏激动地砰砰乱跳,有木有?

很遗憾的是,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错误的!!!因为,古籍中的“尸”、“屍”,涵义是完全不同的。哦,你的上述想法中,有一小点是正确的:“屍”确实是“尸”的繁体字。

一、先秦古籍中“尸”的涵义

古籍中如果写的是“屍”,这是我们现代人对“尸”含义的一般理解,就是人去世后的遗体,尸体。

古籍中写成“尸”字,并不是古人粗心大意写的简体字、错别字。因为古籍中的“尸”字,其含义和尸体、遗体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先秦祭祀礼仪中,一种特殊身份的人,卽在祭祀过程中充当所祭祀神灵象征的“人”。

立“尸”是中国上古时期祭礼中一项重要仪式。 立“尸”仪式在《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经》、《春秋公羊传》、《左传》等文献中有大量、翔实记载。所谓立“尸”,是指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时,选择与其具有某种关系,主要是具有某种血缘联系的人为“尸”。以“尸”作为受祭者的象征,接受人们的祭祀。

二、选“尸”的原则

周代举行祭祖礼时,立尸严格遵循同姓、同昭穆,及其他方面,如受过刑戮的人不可为尸、为女性死者举行丧祭时要别立女尸、初步拟定的神尸人选要通过筮占最后确定等原则和标准行事。其中,祭祀祖先神灵的时候,选择“尸”的原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记载的孙子可以做王父(祖父)的尸,儿子不可以做父亲的尸。对此颇费人思索的现象,古代经学家只是从祖、孙昭穆同,父、子昭穆异这个角度来解释(古人对昭穆制度的解释,又很糊涂模糊,当另文解释)如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在解释《礼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认为:孙与祖昭穆同。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父子之间血缘关系最近,往上或往下每隔一辈,血缘关系就疏远一层。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应该是儿子可以充当父亲的“尸”。《礼记》却记载先秦时人认为子不可为父“尸”,孙可为祖父“尸”,原因何在?

已故现代学者李衡眉先生借助人类学、民族学等有关理论,在他所著《昭穆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千古未解之谜“昭穆制度”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

李衡眉先生认为:昭穆制度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时期,当时男女结合,采取男子从妻居的模式(即男子结婚后,到妻子所在的氏族中落户、生活。自夏商周以后,如无特殊情况,汉族男女结婚后,皆采取女子从夫居模式。战国时,秦国男子若家庭贫困,兄弟众多,那么,兄弟们大多会采取被女子招赘的婚姻模式,秦汉时人谓此类男子曰“赘婿”,我们现代人叫这种类型的婚姻为“倒插门”、“上门女婿”等),两个氏族累世通婚,必然出现祖父和成年结婚后的孙子生活在同一个氏族中,而父亲却和成年结婚后的儿子居住在不同氏族中的现象。所以,在先秦时人的观念中,祖父和孙子血缘关系亲近,父亲和儿子的血缘关系疏远,故在制定辈分关系的昭穆制度时,若祖父为昭,则儿子为穆,孙子又为昭,重孙又为穆,……如此交替循环往复。

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社会及夏商周以后,虽然随着男权社会形态的确立与巩固,从夫居成为主要的婚姻模式,但传统的称谓习惯和制度,却流传下来(古代女子称丈夫的父、母,即自己的公公、婆婆为“舅”、“姑”,原因也在这里)

三、“尸”享有的礼遇

按照《礼记》等文献的记载,某人一旦被选定为“尸”后,就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一般臣僚百姓,都需要在很多礼节上,体现出对“尸”的尊重。譬如,如果被选中充当国君的尸,大夫、士在路上见到他后,要下车肃立路边,以示对“尸”的敬重。即便是国君,遇到了“尸”,也要下车肃立一旁。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国国君,都不能把祭祀过程中的“尸”视为自己的臣属,因为在祭祀神灵的过程中,“尸”就是神灵的化身和象征。

四、立“尸”礼的衰微及原因

立“尸”象神的礼俗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尸”、“君”何者为尊的问题,容易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影响到一般社会伦常的稳定、巩固,立“尸”礼因此日渐式微。秦统一全国后,立尸礼逐渐在中原汉族聚居地区和文化圈内完全绝迹。祭祀神灵时,以神主(民间谓之牌位)充当神灵的象征。

不过,在周边一些少数民族中,这种习俗却一直在实行。如属于鲜卑族的拓跋部,进入中原建立魏(史称北魏)后,祭祀神灵时,仍然立“尸”。

五、鲜卑拓跋部与汉族立“尸”礼的异同

华夏族与鲜卑族立“尸”习俗的共同处是:充当“尸”者,都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鲜卑族拓跋部一位大臣曾经充当过昭成皇帝的尸,位尊公傅,式拟王仪。(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魏故孝廉奚君墓志铭”)

一、先秦时期的华夏族(汉族)人祭祀选“尸”时,天地神灵还限制不大,但祭祀祖先神灵时,必须选择与所祭祀神灵有共同血缘,且遵循“孙为祖父尸,子不可为父尸”的原则。鲜卑人选“尸”,要和被祭祀的神灵面貌相像。

二、先秦时期华夏族人的“尸”,仅在祭祀神灵过程中,充当所祭祀神灵。祭祀完毕后,则恢复自己本来的身份。鲜卑族人则将“尸”视为至亲亲人对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

所以,当时在北魏任职的一些汉族士大夫鲜卑人的选“尸”原则和方式不满,认为这种做法渎乱情礼,可谓伤风败俗至极。纵使如此,北魏虽在孝文帝在位时,实行了较为彻底的汉化改革,但此一礼俗并未被摒弃。

其实世界上并没有哪一个国家禁止中国考古金字塔的,不然的话我们对于金字塔就会一无所知了,那么为什么有禁止中国考古金字塔的说法呢?其实是因为古埃及是与古中国齐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我国考古界对于金字塔却并不热衷,因此有人猜测是其他国家禁止中国考古金字塔,但是其实这只是一个谣言罢了,中国学者如果想要研究金字塔是没有人阻止的。

其实我国的考古专家认为金字塔是一个骗局,一直对其怀有质疑,所以没有对其研究,因为金字塔中最出名的文物就只有木乃伊和黄金面具,按理来说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应该是有许多陪葬文物的,但是现如今发现的东西很少,因此有人就怀疑其真实性。

中国最吓人的一本古籍

我国最吓人的一部古籍应该就是《奇门遁甲》了,因为这部古籍据说是九天玄女创作出来的,是一本关于数术的伟大著作,不过《奇门遁甲》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它常常被当做道士使用的法术,据说不仅能降妖布阵,还能使用遁术,是一本吓人的古籍。

金字塔

金字塔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据说是古埃及国王的衣冠冢,在埃及和美洲多地都有分布,由于金字塔的外形酷似汉字的“金”字,因此被命名为“金字塔”。金字塔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当时没有帮助开采的机器,而金字塔大多是由上万块石头堆叠而成,在当时是非常神奇,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中国古代留下了许多名著。这些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我们学了很多书,但也只限于理解。比如我们要讲的中国四大古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人读过!

第一册:山海经

是一本以神话为主流的书,内容包括的范围非常庞大。除了大量的神话材料外,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宗教、哲学、历史、民族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和卫生学等。该书包罗万象,堪称当时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一直把山海经作为历史参考书,是中国历代史家必备的参考书。因为这本书历史悠久,就连司马迁写山海经的时候都觉得“史记,禹本纪都是妖怪,我不敢说什么。”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都很有价值。

当然,这本书估计大家都很熟悉,可能会说出山海经里一些怪怪的名字,但真正完整的书不多吧?你读过吗?

第二册:山海经

,这是一本真正精彩的书。一方面,作者直面人生,揭露社会腐败,透析人性善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当作者参与书写饮食男女时,他使用了许多令世界震惊的*秽词语。这被人们视为古今第一*书,长期被列入禁书黑名单。

金瓶梅宋武在金瓶梅年杀了自己的小姨子的故事作为引子。通过对封建时代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官僚、恶霸、富商西门庆的罪恶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北宋中期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具有深刻的认知价值。但是,作为禁书,读过的人肯定不多。

第三册:金瓶梅

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学经验和学术理论,吸收了天文学、历法和数学、心理学等理论。秦汉以前,应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

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作了全面的阐述,建立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当然,黄帝内经的很多内容都不太好理解,而作为医学书籍就更没人感兴趣了吧?

第四册:伤寒论

是中华民族的经典之作,是祁门、刘仁、太乙三大秘中的第一秘。是易经最高水平的预测。被誉为帝王之学,夺取天地创世之学,也是研究天体、人、地球运动规律的科学巨著。

又称“怪门”、“怪门墩”、“墩家墩”,预测精度很高。有句老话为证:学会避怪门,人家也不用问。目前,道术被广泛使用。但常被视为占卜之书,是许多玄学大师的必读之书。但是大部分人大概都入门不了吧?

你知道所有这些精彩的书吗?你读过其中一本吗?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战国时代的鬼怪书主要有:

  《归藏》

  《黄帝说》(40篇)

  《汲家琐语》

  《穆天子传》

  《山海经》(郭璞注)

  《禹本纪》

  《伊尹说》(27篇)

  ……

  

  两汉时期的鬼怪书主要有:

  《汉武洞冥记》(郭宪著,四卷六十则)

  《汉武故事》(班固著,存一卷)

  《汉武内传》(班固著,存一卷)

  《括地志》

  《列仙传》

  《神仙记》

  《神异经》(东方朔著,一卷)

  《十洲记》(东方朔著,一卷)

  《蜀王本纪》

  《徐偃王志》

  《玄黄经》

  《虞初周说》(943篇)

  《异闻记》

  ……

  

  六朝时期的鬼怪书日益增多,主要有:

  《博物志》(张华著,400卷)

  《集灵记》(颜之推著)

  《旌异记》(侯白著)

  《列异传》(魏文帝著,3卷)

  《灵鬼志》(荀氏著)

  《灵异记》

  《冥祥记》(王琰著,10卷)

  《齐谐记》(东阳无疑著,7卷)

  《神仙传》

  《神异记》(王浮著)

  《拾遗记》(王嘉著,10卷)

  《述异记》(祖冲之著,2卷)

  《搜神后记》(陶潜著,10卷)

  《搜神记》(干宝著,20卷)

  《续齐谐记》(吴均著,1卷)

  《宣验记》(刘义庆著)

  《研神记》

  《异林》(陆氏著)

  《异苑》(刘敬叔著,存10卷)

  《幽明录》(刘义庆著,30卷)

  《冤魂志》

  《甄异传》(戴祚著)

  《志怪》(祖台之著)

  ……

  

  唐代的鬼怪小说得以发展,主要有:

  《博异志》

  《补江总白猿传》(1卷)

  《传奇》(裴铏著)

  《独异志》

  《古镜记》(王度著)

  《河东记》

  《集异记》

  《秦梦记》(沈亚之著)

  《湘中怨》(沈亚之著)

  《续玄怪录》(李复言著,10卷)

  《宣室志》

  《玄怪录》(牛僧孺著,10卷)

  《异梦录》(沈亚之著)

  《游仙窟》(张文成著,1卷)

  《酉阳杂俎》(段成式著,20卷)

  《酉阳杂俎续集》(段成式著,10卷)

  《枕中记》(沈既济著,1篇)

  《周泰行记》(韦瓘著)

  ……

  

  宋代的鬼怪故事主要有:

  《太平广记》(344种,含鬼40卷)

  《稽神录》(徐铉著,6卷150事)

  《江淮异人录》(吴淑著,3卷)

  《乘异记》(张君房著)

  《括异志》(张师正著)

  《洛中纪异》(秦再思著)

  《幕府燕闲录》(毕仲询著)

  《睽车志》(郭彖著,5卷)

  《夷坚志》(洪迈著,420卷)

  《唐太宗入冥记》

  

  金元时期的鬼怪作品有:

  《潮海新闻夷坚续志》

  《诚斋杂记》

  《续夷坚志》

  《子不语》

  ……

  

  

第一部汇编古代文化典籍的书是《永乐大典》(明·解缙等)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空前宏大的类书,也是当时以至于现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书于明永乐六年(一四○八)。

明成祖朱棣是纂修这部类书的首倡者,并亲自过问,全力支持。朱棣的践阼,是以武力从侄儿朱允手中夺取的帝位,遭到许多朝臣和士子们的反对。为平息朝野上下的不平情绪,笼络人心,炫耀文治,并便于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朱棣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于永乐元年(一四○三)命解缙等实施。永乐二年(一四○四)十一月,初稿编定,名为《文献大成》。朱棣阅后不满意,认为所收书籍不够详备,并于永乐三年(一四○五)命姚广孝、解缙等主持重修。

为编纂此书,设立了周密、健全的专门机构。由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三人任监修,为最高负责人,另设副监修三人,监修以下设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多人,以及纂修、编写、缮录、圈点生等,整个机构有二千一百多人,再加上其他各类工作人员,参与其事者总数达三千人。虽然机构庞大,但分工细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配合严谨,因此工作进展顺利,效率很高。

编纂人员广泛搜集天下图书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然后把所辑录的文章、著作的题目,按明初官修韵书《洪武正韵》的韵部编排。用三年时间,至永乐六年(一四○八)冬,全书编辑完成。朱棣对这次纂修非常满意,钦定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写了序文。

《永乐大典》收录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书籍的有关资料,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释道、技艺等各门类。全书分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外有"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共装订成 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修纂《永乐大典》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保存了大量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为我国提供了一部最大规模的类书,成为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修纂《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的文渊阁进行的,成书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编成后从来没有刊行过,只有一部原本。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明成祖迁都北京,遂将《永乐大典》转移到北京。贮存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体仁阁。

明代历朝的皇帝都很重视《永乐大典》。朱棣的御案上,就经常摆放着几函《大典》,随时翻阅。明孝宗与明世宗尤其喜爱《大典》。经常查阅,以为不时之需。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四月十三日,紫禁城内发生火灾,明世宗亲自指挥全力抢救收藏在宫中的《永乐大典》,使这部书幸免于难。

为预防意外灾害,造成损失,明世宗决定重录一部《永乐大典》。这项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开始进行,招聘善书写的儒生一百零九人负责抄录,整整用六年时间,于明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重录完成正、副本各一部。

至此,《永乐大典》除原本外,又有了正副本各一部。遂将原本返归南京保存,正本收藏于北京文渊阁,副本收藏于北京皇史。三部《永乐大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遭遇了无数次被盗被毁的厄难,损失惨重,至今所剩无几,吉光片羽,更弥足珍贵。关于三部《永乐大典》,还留下了一些现在仍无法解开的谜。

明亡之际。南京的原本毁于兵燹。

正本也早已亡佚,其中有许多未解之谜。有的学者认为,正本也在明清更迭时期被毁,但史籍对此并没有明确记载。也有的学者认为,清初时将正副本分别移存于乾清宫和翰林院。嘉庆年间乾清宫失火,正本被全部烧光。可是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开馆时,需要从《永乐大典》辑录资料,当时在宫内找遍,也没发现正本踪迹。可见正本在乾隆时已亡佚,但究竟佚于何时,或被毁于何处,也无史料证明。近年还有的学者提出,正本被明成祖用于殉葬,被埋藏于北京昌平明长陵地宫内,这作为一种假说,更无法得到证实。

硕果仅存的副本屡遭厄难。清初将副本移藏翰林院时,已发现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至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清点副本,已不到五千册,竟丢失大半。副本收藏于翰林院后,一些贪婪的官员千方百计偷窃。据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其盗书之法,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在身上,偷《永乐大典》两本,包于包袱内,如早间带来样式。"(转引自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经年累月的长期偷盗,致使副本大量丢失。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毁坏和掠夺,更使副本遭受灭顶之灾。咸丰十年(一八六○),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劫掠一些副本,据传英国人掠得最多。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沦为战场,一时炮火纷飞,存在翰林院的副本大部分被侵略军焚毁,其余部分被侵略军抢掠或毁坏。有的洋兵用副本书册堆成工事,随地乱掷,恣意损毁。激战过后,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副本,他特意把其中卷 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以后还有人从翰林院废墟堆中挖出零星副本残页。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留存在国内的副本只剩三百余册,辛亥革命以后陆续丢失,仅余六十四册,移存于当时的教育部图书馆。

据统计,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副本约三百七十余册,共约八百余卷,分别收藏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收藏家手中。几十年来,经我国有关部门多方面寻访收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国家保存的《永乐大典》增加到二百一十五册。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已有二百二十一册,国内另外约有十册分别收藏于台湾等地。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版续印本六十七卷。为更好地保存和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再将影印本和续印本合并重印成十六开精装本,共计七百九十七卷,二百二十二册,后附《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中华书局的 七百九十七卷影印本占存世《永乐大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继承和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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