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 ”中庸”着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 ”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 这是史学家何炳棣在《我与胡适的交往》一文中所写的，在何炳棣看来，胡适一方面博雅宽宏，另一方面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 何炳棣是国际知名的明清史研究专家。他有两部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一为《明清人口论》，一为《明清社会流动史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曾这样评价说，「 ”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李敖素来以狂傲出名，无人不骂，但是对何炳棣佩服之至，《李敖书启集》里有这样一段给何炳棣的信：「 ”今早起来，读尊作‘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读后赞叹，深觉体大思精，此乃真正‘大历史’，余英时、许倬云、黄仁宇之流鬼画符耳，纵张光直、李惠林、Keightley、Pearson等‘游耕制’者之‘大历史’，在尊作面前，亦灰头土脸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 何炳棣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在国际学术界地位很高，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胡适对何炳棣很欣赏。胡适说他在海外只留宿过两位客人，一位是陈省身，一位就是何炳棣。 何炳棣对胡适的第一印象在一次 上，「 ”胡先生仅仅向大家遥遥举手招呼而未作谈话，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风度却十分具有魅力。” 胡适是喜欢热闹的，喜欢人家捧他，他也喜欢捧人家。何炳棣脾气不好，很佩服胡适的待人处事的态度，「 ”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胡适的坦诚更是让何炳棣肃然起敬，「 ”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胡适一个文坛领袖风云人物，居然实话实说自己根本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在何炳棣看来，胡适既有博雅宽宏一方面，也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方面。 胡适自我感觉是当代文化界的第一人，自称是「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何炳棣记载，胡适的儿子，由于过于贪玩，国文竟不及格。胡先生听了，果然大笑，大声用英文对Peiffer教授说：「 ”你听，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居然国(中)文不及格。” 何炳棣认为，陈寅恪「 ”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可是胡适认为「 ”陈寅恪就是记性好”，在何炳棣看来胡适过于目中无人了。 胡适很喜欢记日记，《胡适日记》八册近四百万字，从留学记到去世前三天，何炳棣却不以为然，「 ”我是从来不记日记的，日子总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记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他是以日记来「 ”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 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胡适对 的诗词一直有偏见。对于 写的《答李淑一》)一词，胡适抄录了下来，并发表评论：「 ”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何炳棣很欣赏 的诗词，把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胡适指责何炳棣：「 ”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认为， 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璠体呢。何炳棣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实不无可取之处。何炳棣指出胡适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 胡适用英文说：「 ”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何炳棣也用英语回答：「 ”既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 何炳棣看重胡适的历史地位，「 ”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何炳棣是一个爱国的历史学家，1970年海外「 ”保钓”运动中，何炳棣以演讲和著文的方式为「 ”保钓”摇旗呐喊。一次在观看祭黄帝陵活动的表演时，他一边看一边不住热泪盈眶，对身边的人说：「 ”你看我一直在流泪，实在感动人这不是流泪。这是历史的文化的血缘和 的涌动。”2008年夏，何炳棣祭拜岳飞，深深地、默默地向岳飞墓三鞠躬，抬头之际，竟是老泪纵横，声音哽咽。何炳棣的民族感情相当深厚。 何炳棣对新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1971年中美政治关系解冻，何炳棣归国访问，并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 ”解放以后， 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 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何炳棣宣告：「 ”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

　　1948年11月29日， 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与 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12月12日，北平城被 包围，南苑机场失守， 军气脉已竭，力不能支，平津即将陷落。 急派飞机空投手谕致平津守军各军长，以鼓舞士气。手谕末尾以悲壮无奈的口气道：「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13日，北平西效炮声隆隆， 发射的弹片从清华园上空「嗖嗖」掠过，校内师生及家属大为惊恐，纷纷逃跑躲避，清华陷入混乱。鉴于此情，校方只好宣布停课，师生员工自寻出路。>　　在国民 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 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画」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　　(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　　(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北大要南迁 >　　计画既定，立即实施。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 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共商图存大计。密电到达， 却以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起身，而接到电文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也磨蹭观望。当时北平出现了一股北大将要南迁的谣言，身为北大校长的 为稳住师生情绪，在积极筹备校庆活动的同时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事实上，面对 的咄咄进迫，胡氏曾有过把北平各大学迁往南方，再度成立像抗战中长沙临时大学或西南联大的念头，但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尚未来得及详细筹划， 潮水一样涌来， 军在排空连壁的疾风猛浪中翻了几个跟头便成了缩头乌龟，躲在高大城墙包围的城中不敢冒头，只偶尔从箭垛的垛口，露出两只黑豆一样的小眼珠，滴溜乱转着寻找可以逃跑或投降的机会。面对这些乌龟王八蛋的软骨症加饭桶做派，胡适深觉失望和学校南迁无望。既如此，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他，就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　　而此时，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 方面也加紧了对其拉拢、争夺行动。根据 高层指令，几个地下党、原胡适的弟子纷纷潜入北平，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走出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 高官的吴晗，曾专门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让胡留在北大，不要无事找事地跟着 乱跑找 。>　　当然，这次交谈，吴晗的指令不再代表过去自己向国共两党宣称的「我们人民」，而是代表「我们中国 」。但是，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前爱徒，现以高官大员自命者的指令，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 的那一套!」意思是我不相信，你吴弟子也不要悬在「两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的阴阳界中做着美梦，还是早一点鞋底抹油——开溜的好。最后，胡适旗帜鲜明另加斩钉截铁地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　　吴氏知胡老师心意已决，遂放弃了努力，但 高层仍不 心，便以其他的方法进行心理攻势。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当 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 逃跑。但又不能说他对 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 和蒋介石的忠诚。我这种推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认为是的。」老季又说：「因此，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 和蒋介石』，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 >　　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 发的密电：「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胡适才有离平的打算。当 派出的飞机飞抵北平上空时，南苑机场已被 控制，飞机无法降落，只能空返。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得此消息，决定乘机南飞，临行前，他派人劝辅仁大学校长兼好友、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共同乘机赴京，陈垣不从。令胡适想不到的是，不但老友陈垣不从，即使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令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心中恼怒又不知如何是好。>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当大使的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夏回到国内，8月30日到北平图书馆报到，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 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这个脑后长有反骨的儿子的政治思想工作，眼见胡思杜周身充溢着一股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牛烘烘的叛逆气味，胡适夫妇颇感无奈，只好强压怒火，按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或者儿要守家的古训——随其便了。胡适对儿子说了几句不要再像在美国读书时那样——整天出去吃喝嫖赌，正事不干，除了工作，要好好蹲在家中照看家产与书籍之类的话，便告辞而去。未久，胡适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 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胡打电话至清华问询陈氏的情况，告之已回城内，但不知具体落脚何处，因而要邓广铭想办法寻找。>　　 陈寅恪失明 >　　1943年年底，陈寅恪辞别傅斯年邀请，自重庆携家绕过南溪李庄，迳直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到校后，与早些时候由史语所转赴燕大任教的李方桂一家同住学校租赁的民房，生活艰难。时陈寅恪身体极度虚弱，右眼失明，上课之后回到家中，仍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唯一的左眼紧张地备课和研究学术。1944年春，陈寅恪上课地点改在华西大学文学院，一家随之迁入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条件稍有改善。因物价仍在飞涨，陈家柴米不济，夫人唐筼时常犯心脏病，可谓饥病交迫，令人心焦。在此种情形中，陈氏每个星期都要身穿长衫，夹着包袱到教室上课。因生活困苦，营养不济，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终致失明。这年11月23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与李济的信中写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陈寅恪>　　关于陈寅恪失明的经过，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说：「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往进存仁医院。」又小彭笔记：「父亲在存仁医院由眼科医生开刀。听父亲说，在成都开刀时手术不怎么理想，视网膜皱在一起，以后虽到英国医治，已无法再弄平。」1945年2月，陈寅恪作《目疾久不愈书恨》表达自己愤懑哀婉之情。诗曰：>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诗中的「西浮瀛海言空许」句，指几次欲赴英讲学而未成行，这个心愿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方才得以实现。>　　1945年秋，英国皇家学会与牛津大学为实现以前的承诺，再次邀请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赴伦敦，由英国医生疗治目疾，希望治好后留牛津讲学。陈氏接受邀请，由成都起程经昆明，转印度，乘水上飞机赴英，进入对方安排的医院接受治疗，但手术最终失败。陈夫人唐筼于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致信傅斯年求援，并谈及史语所事，信中说道：「寅恪本有意随郭子杰兄结伴赴美国，看更有无其他方法补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带之款不够，此事正在踌躇中，请先生与骝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谈如何」又说：「元白诗笺证稿筼已请人着手抄写，俟寅恪归来，再删改后即可付印。此项抄写费是否可出自史语所大约三万左右(并未详细计算)。史语所何日出川有何计画否燕大成都方面整个的关门结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书而定，受聘者始能谈到回平的话。北平方面已屡来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只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无答复。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虑。」>　　正在重庆和昆明之间为处理西南联大 焦头烂额的傅斯年接信后，作何努力与答复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看，筹款之事似乎没有多大成效。在伦敦医病的陈寅恪，先是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情形似比出国时好一些，医告无须再施手术。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遂请在国外访学的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仍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百忙中只好托在美访学的全汉升带了一千美元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另据小彭笔记载：陈寅恪「到英国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方结束，营养很差，虽用电针贴合视网膜，由于网膜皱在一起，无法复原」。 自此，陈寅恪双目完全失明，一代史学大师将在黑暗中度过余生，其悲苦之状，令人浩叹。陈氏为此写下了「一生负气成今日」与「残余岁月送凄凉」之句，表达了自己悲观茫然的心境。>　　同年3月16日，唐筼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陈寅恪「本拟赴美洲一行，今以种种不便，旅费亦不敷用，遂决定等船及觅伴归国」。同时提到「寅恪有书籍四箱，拟托历史语言研究所复员时同运至南京。事前筼可托五十厂便车先带至重庆，但不知可交与何人乞先生酌，指定某处某人可接洽，并代为保管者」。最后又提及：「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傅接信后，当即作了回复。就书箱之事，专门致信李庄指示由史语所文书兼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办理。而此时陈寅恪正在回国的轮船上。对这段经历，陈氏在清华时代的高足杨联升曾有过一段回忆：「来美国留学之后，曾于1946年4月19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26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已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系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3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即将回国任教。……此为联升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前去拜访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说：陈寅恪「睡在船舱床上，对我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此情此景，令赵元任夫妇溘然泣下。自此，陈、赵两位原清 学院导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二组主任，中国历史、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纽约一别竟成永诀。而此次诀别，也意味着陈、赵二人与史语所的缘分已尽，各奔东西。陈寅恪为此留下了「人生终古长无谓，干尽瀛波泪未干」 的诗句以示心迹。>　　1946年5月底，陈寅恪返国抵南京，暂住妹夫俞大维公馆。未久，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由成都抵京，一家人算是得以短暂团圆。6月12日中午，由昆明来南京教育部办理清华复员事宜的梅贻琦专程赴俞大维公馆拜望陈寅恪，并请陈回到复员后的清华继续任教，陈表示可以考虑。8月，傅斯年告别复员后的北大南飞，在京停留期间专程拜望陈寅恪夫妇，并劝陈氏不要再回清华，留在南京一边休养一边等待史语所自李庄复员回迁，继续担任本所一组组长与专职研究员职位，生活、住房等一切事宜，皆由傅氏负责安排妥当。面对傅氏的盛情，陈寅恪答应可作详细考虑，但自己则倾向于回北平清华园。傅知彼对清华园与清华同事尚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不再强劝，只嘱陈再作考虑，告辞而出，赶赴李庄。几天后，陈寅恪接到了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决心重回清华任教。>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赴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时已由美国归来并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多次前来拜望陈氏一家，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因陈寅恪已双目失明，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遂与清华校方协商，向北大秘书长、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求助，请王永兴前来协助。陈寅恪在致郑氏的专函中写道：>　　毅生先生史席：>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俯允，即希赐覆为荷。专此顺颂>　　著祺>　　弟 陈寅恪敬启>　　三十五年十月卅日>　　王永兴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后仰慕陈寅恪的道德学问转入历史系，成为陈氏的弟子。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另一名学生汪籛追随陈寅恪研究唐史，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导师陈寅恪关系甚洽。陈请其至清华担任自己的助手，正是源自多年建立的师生情谊与默契。郑天挺接函，报告北大校长胡适批准，王永兴来到了陈寅恪身边，陈氏心境渐渐由焦躁变得平和安静。除在家中为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程，决心好好做一番教学和学术研究，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所谓「不见」表面上是指目盲 (南按：据王永兴说，陈寅恪尚能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对有些东西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实际是有深意。>　　尽管陈寅恪对政治和党派斗争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但又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当国共内战越演越烈，最后呈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时，陈氏深为中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延至1948年年底，北平郊外炮声隆隆，清华园成为 的天下，国共两党即将于古都北平彻底翻盘，陈寅恪携家离开清华园迁入城中躲避。兵荒马乱中，陈氏没有想到，胡适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他。胡氏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 之手的北平。于是便急于星火地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询问陈氏下落。>>　　 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 >　　邓氏听罢，当即回答可能找得到，估计在他大嫂家中。送走胡适，邓广铭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及其家人。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 的官僚，坐的是 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向来有午休的习惯，待决心下定，令邓广铭先去胡宅覆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会合。当邓来到胡家，胡适即告之飞机已抵达南苑机场，时间紧迫，令邓赶紧回去催促，请陈不要按老规矩午睡了。邓正要出门，见陈寅恪夫妇与两个女儿流求、美延携部分行李已赶到(南按：时流求已由南京转北平)，胡适夫妇与陈氏一家立即携带简单行李，乘胡适汽车向南苑机场飞奔而去。车到宣武门，城门紧闭，守门官兵不准出行。胡适只好用电话与北平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无奈傅正忙于与 代表谈判周旋，根本联系不上。而北平城外一片战火，导致南京派往北平的专机不能降落，无功而返。关于此日的混乱情形，《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发回一组电讯：>　　北平外围 军已完成集中部署，增强城垣防务，下午四时西郊若干区域发生大火，截至四时卅分发电时，广安门外郊区激战甚烈。新市区昨下午即卷入战涡，今日复兴门外之公主坟传有激战。平大军云集，西城沿街商店皆为军队住满，大街亦为军队行列拥塞难行。官方透露，刻 军兵力已完成集中，情势即可扭转。」另电：「今上午平上空沉寂，午后有军机过空，官方透露王叔铭今飞平。(又电)平午后初闻机声，有轰炸机一小队，经市空向西北飞去，下午三时后，有民航飞机两架飞临市空，盘旋良久，疑在市内东单练兵场试行降落未果，仍行飞回。」>　　面对飞机不能降落和城门不开的混乱危险局势，胡、陈两家只好乘车返回东厂胡同暂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动。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 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决不忘掉北大 >　　15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 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往北平，胡、陈两家赶至 勤政殿等候。守城司令傅作义下令城外部队组织兵力向南苑机场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完成抢救学人的计画。经过两个轮次的浴血苦战， 退缩， 军暂时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下午，南京派出的飞机冒着 的炮火在南苑机场紧急降落，傅作义命人通知胡适等人立即前往登机。于是，胡、陈两家立即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总司令的座驾驶往南苑机场，而在胡、陈两家前后陆续到达机场的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因时间紧张，被抢救南飞的教授大多除了手中几件行李，再无他物，胡适的匆忙更使他在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数十年来与友朋弟子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等珍贵资料。十七八年后，其中的一些信件竟成为他早年提携栽培的学生吴晗「投靠帝国主义洋奴、买办、走狗」的一大罪证。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笺：>　　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梦牵魂绕的古城旧地。在这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南按：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　　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此次南行，胡适为时人和后世留下的悬案颇多，其中之一便是小儿子胡思杜为何独自留在北平。因胡适日记中只有一句简单记载，其他流传的资料又无直接证据加以释解，致使胡思杜自杀之后，成为人言言殊的不解之迷。>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叫《胡适谈读书》。其中摘录了胡适一些演讲内容和已发表的文章。

在我看来胡适口中的“读书”有两重意思，一是通常意义上的看书，另一则是学校学知识的读书。

胡适在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到美国留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后来去往台湾，1962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位老校长，虽然面容永远是笑嘻嘻的，但在我感觉，对学生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胡校长坚持，人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指责错误一定是不讲情面的；还要实实在在的做学问，成绩不过关一定是不行。

下面就和我一起，看看圆眼镜的胡校长，在书里给我们讲了哪些。

胡校长认为，少年有几点错误的人生观：①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虚度光阴；②是退缩的人生观，如坐禅学佛的人，不敢冒险生活没有胆识；③是野心的投机主义，为完成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

这三种人生观是要反对的。

少年中国的忠告：①是要有批判精神；②是要有冒险进取精神;③是要有和社会同进退的观念。

这个世界，有很多陷阱，需要有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需要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需要减少的。

这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既然上了台，就要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干！

应该要培养起一种正当的逻辑方法，科学的人生观，充满正能量的生活，有批判、有冒险、有与人合作的精神。

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和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只做顺民。

到现在，中国人内心还有着这样的观念，只求得安稳。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人生如梦，故无所求。但无所求不是无为。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

人活着是要有梦想在的，才能活下去，不然没了动力，就会怀疑生活的意义。

胡校长讲读书，有三大好处：①是读书可以继承前人的知识遗产；②是多读书便于理解一些难读的书；③是读书是思想的源泉，可以解决问题，应付环境。

人类造字是为记录生活，书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知识遗产，我们应该继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更高深伟大的知识。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读一书而已，不足以知其书。

比如我们要读《诗经》，最好先去看一看北大的《歌谣周刊》，便觉诗经容易懂。倘若研究一点文学、伦理学、数学、光学以后再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

书本知识只是表面，重要的是将它转化为思想，增长智慧，头脑中产生解决现实问题的主意。

胡校长说读书全凭先养成好读书的习惯。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

即使是养成买书的习惯也是好的，闲时多逛逛书摊，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

读书可以提高素质，是一种贯穿一生细水长流的工作。只用方法是不能够解决的。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博览群书的人，自有一份独特气质，做人做事自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也很多，总的来说有两点：

①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在社会发现所学非所用，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得人生追求。少年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融化了。

胡校长强调坚持学习的精神，要不断的坚持学习，才能立足社会，适应发展。

最大的问题也许是时间，没有时间去学习，去充电。但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

“业精于勤荒于嬉”，任何成功都不是侥幸而来的，都源于勤奋的学习和持久的努力。

你最大的责任是把自己这块料铸造成器！

如果保持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三种防身的药方：①是时时寻得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②是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③是总要有一点信心。

大学中学到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法是要坚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由而独立的思考，才能让自己脱引而出。保持自我也很重要。

胡校长一生认真做学问，对教育有自己的思考。听着胡校长的话，感觉更像是德高望重的朋友，受益良多。

又到了高考的日子，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不要忘记胡校长的谆谆教导。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中，女主人公盛九黎曾抱怨说，“你不喜欢近代史，近代史就会来找你。”

“不喜欢”源于文化优越感，“不幸”则意味着不得不接受“撞门”的羞辱。女学生复杂的情感和敏锐的感知，可能比当时学者和官员笔下的“3000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更真实。通商口岸和不平等条约带来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也让“洋”学者重新审视“洋”世界。

梁启超回忆说，他18岁时路过上海。“看了《瀛寰陆贽》，才知道世界上五大洲都有国家。”1908年，我在江西萍乡张小学读书时，不仅“相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形的”，而且知道“圣人不仅在东，也在西”。

四年后的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定王台图书馆自学时，“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并对它产生了兴趣。”他惊讶地发现，在这张巨大的地图上，中国只是一个角落，而长沙只是一个小地方。而他的家乡韶山，根本找不到。

据湖南历史学家介绍，在公元《中英天津条约》年的1858年，“夷”已经开始取代“夷”来形容泰国西部的这个国家。相对于古代中国用“东夷、西戎、南蛮、北帝”来称呼周边民族，“外”字的客观表达大大降低了其不屑。

但在战争中，温纳步步推进，体现了晚清中国面对“世界”的退缩。

钟书编的《钱钟书叙事集《走向世界》序言最隐晦：“中国的‘走向世界’，其实是‘世界走向中国’；我们开门出去，因为有人在外面敲门，撞了进去，甚至破门而入，从窗户跳出去。”后来到了晚清，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在西方国家“文明”但自己“野蛮”的时候，“天下”观念带来了相当猛烈的冲击。难怪钱钟书说“走出去”？没错。我们能不去它就离开它吗？就算你不愿意，你的脚下也好像拖着铁链和皮球。你必须去这个世界，因为你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即使你的脚有翅膀。'

既然“世界”是必然的，中国迫切需要在“世界”的尺度上修正自己，才能被“世界”接受。

当时一种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人在种族上不如西方人，只有与西方人“同种同教”，才能在未来变弱变强。

1902年，梁启超兴奋地宣称20世纪将是“两种文明联姻的时代”，并说“其他西方美女将能为我家养育出漂亮的孩子，使我家兴旺发达。”《湖南日报》上，奈还极力主张通过“黄白人种”提高国民素质：“黄白人种是男是女，孩子就大而壮，文秀就聪明。”

相反，伴随义和团运动而来的全面排外，则代表了另一种极端的“世界”观。周作人回忆说：“我第一次认同一个河滩‘杀洋’的观点，就是主张排外。”这个不好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即民族革命和反帝。"

同时，不同读者心目中的“世界”又是如此复杂多样。

然而，正如蒋梦麟所见，“如来是骑着白象来中国的，而耶稣基督是乘着炮弹飞来的。”所以，中国人虽然努力“走出去”，但对西方的“世界”还是心存疑虑。

湖南人杨度也意识到当时世界各国都是“文明”的；在外界看来，这是野蛮的。"。其实这并不是杨度的个人印象。留欧学生王涛说：“西方人在本国谦虚、善良、诚实、肯干，遵纪守法；我一到中国就改变了我的行为。前后有两个人。"

章太炎还斥责这些“在自己国家创造自由平等的人，是在其他国家实现自由平等最少的人。”

因此，杨度主张中国不妨“与野蛮结盟”，以达到“与野蛮世界并肩”的目的。

然而，主宰“野蛮世界”的只有弱肉强食的逻辑。这样的世界注定只是一个“丛林世界”，只承认成败，不谈对错。

1914年，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爱国主义是一种温和的人道主义。”在胡适看来，世界是由“万国”共同创造的，但“吾国必驱逐他国，吾种必驱逐他国”的思想和行为背离了文明的价值。所以胡适把中国比作“睡美人”，而不是拿破仑的“睡狮”。“当你清醒的时候，世界应该是震惊的。”因为他相信“古老的东方文明总有一天会对世界有所贡献，应该通过文物而不是武力来传授。”

近百年来，胡适写了《睡美人歌》。今天，中国发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回望过去一百年，“敲门砖”的近代史所引发的对“世界”的想象、体验和言说，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可能别有一番滋味。

五四时期,胡适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一次,胡适在北大讲课,有位同学站起来责难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没有的”那位同学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依旧柔声细气地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 ,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根据我不愿意从政的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咱们比较一下,看看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十分钟后,大家挑选出一份用字最少、表意完整的文言文电稿,其内容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不无幽默地说：“这份复电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

随后,胡适解释说：“‘干不了’即含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含有对友人费心介绍的感谢之情,又有暗示拒绝从政之意可见,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

听了这番精辟阐述,那些对白话文反感的同学大受启发,逐渐转变了以前的看法

胡适生平：

1、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曾求学于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

2、"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

3、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於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26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

4、历任：

（1）1917年（26岁）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8岁）北大代理教务长、1922年（31岁）北大教务长、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41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1938年（47岁）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2）1946年（55岁）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7年（66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扩展资料：

胡适作品：

1、胡适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一生有众多文学作品。胡适的作品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淮南王书》、《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等。

2、《白话文学史》是胡适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颠覆了文言文的正统，规范。胡适讲述了白话文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一段新的里程碑。胡适以全面全新的思路和框架结构，揭露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白话文学》打破了前辈文学史中狭隘的框架，把视线延伸到更广的文学领域，提高了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它以全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学。

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1年，作《杜威先生与中国》。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和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在1925年2月份，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后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胡适和他的师父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胡适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然后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并任中国公学校长。

1959年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1960，雷振与台湾和香港的非党成员联合，反对蒋中正再次当选为违反台湾宪法的总统。胡适就是其中之一。之后，胡适没有参加雷震的入党筹备工作，而是鼓励了很多人。同年9月，雷震因“共同间谍”案被捕，历史上称雷震事件。

总的来说，蒋忠是想阻止雷震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胡适当时还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没有参与到雷震的营救中，但没有成功。胡适留下了一本三千字的日记来解释整个故事。

1961年2月，胡适出席了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主持的宴会。当他到达时，他感到不舒服。他被送到医院，脉搏跳了135下，痰里有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医院住院2个月，然后回家自理，但身体已逐渐虚弱。11月病情恶化，到台湾大学医学院休养。

1962年1月，胡适从泰达医院出院。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会上死于台湾省台北市南岗区心脏病发作。

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对新青年文学改革的看法，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使他们成为文学革命的领袖。在崇尚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之父”。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

扩展资料；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式改革。他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德先生”(民主)，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

他的自由主义朋友(丁文江、蒋廷夫、吴景超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审查时期都动摇了，认为“专制”是“立国”的有效方式，民主要在“立国”成功后才能建立。

胡适在辩论中拒绝让步，认为只有民主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主义”——甚至是“开明的专制主义”——最终必将导致一个不受监督、不受制裁的强大政府。

胡适的贡献是“创造了近代中国的舆论”，他对舆论空间的探索也是他政治理想的实践。他充分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以赢得人民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权利。

参考资料来源；——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