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西汉时，刘向为汉成帝典校书籍二十年，凡写新本，一定先把原文写在竹简上，改易删定后，再缮写在绢素上。如何改易删定呢？刘向《别录》记载了“雠校”之法，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二人相对为雠。”湖南长沙晋永宁二年墓中出土的校雠俑，两人相向跪坐，一人读书，一人执笔校正讹字，十分形象地展现出当时人们校勘书籍的活动。所以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唐以后，雕版印刷术逐步得到应用，书籍反复刊印，广泛传播，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清末藏书家丁丙对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是“三性”的补充和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应该指出的是，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会不断发展、更新。比如善本的时代下限，丁丙认为明本是善本；现在从书籍流传的实际出发，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中国古籍收藏数量最大的图书馆，经过严格挑选的善本有27万册件之多，包括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和清内阁大库的历代皇家收藏，南北许多大藏书家的珍本秘籍以及词曲小说、地方文献等富有特色的古籍收藏。本版将在“善本故事”栏目中陆续加以介绍，使这些世人难得一见的珍贵善本走出金匮石室，为广大读者朋友认识了解。

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