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保护编务院，他们从广大藏区的寺院和民众手中收购、借入大量珍贵的藏文古籍，甚至包括松赞干布时期的古藏文写本，保存了大量的藏文古籍，并且有着明确的等级体制，因此，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保护编务院是事业单位

用藏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公元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国中推行一套新创成的“蒙古新字”，或者叫“八思巴蒙文”，就是在藏文字母影响下产生的。

藏文典籍的印刷首先要按传统方法刻板。刻板是用细密坚硬的上等桦木制作的，刻板制成后，灵巧的工匠便在上面雕刻文字和图案，雕刻的文字图案，点画清晰，刀深光洁，功力深厚，堪称藏族文化一绝。经板的制作工序是十分繁杂的，主要 经过三道工序：一是把秋天刚落叶的红桦木伐来劈成一块块的板块，用桦木屑烧火熏干，然后放在羊粪中沤一冬天，取出洗净，经水煮后，捞出烘干刨平，制成毛板。二是在加工好的板子上一刀一刀，一个字一个字一丝不苟的雕刻。为了提高雕刻质量，主管规定工匠们每人每天只准刻一寸板面。当一个板面刻完后，必须进行严格校对，如发现雕错，要及时进行修补。三是把雕刻好的经板在煮化的酥油中浸泡一天，取出晾干后，用“苏巴”草根熬成的水洗刷干净再晾干，此时，雕板加工才始告完毕。 印刷书籍的纸张是特制的，是用一种藏语叫“阿补扎补” 的草根皮制成的，其特点是纸质韧性强，有毒性，虫不蛀、鼠不咬，久藏不坏。书籍的印刷也是非常讲究的，重要经典一律用朱砂印刷，一般的书籍也要用白桦墨印刷。木刻印版的板有一手柄，两面均雕刻有十分工整的藏文正楷字体。这些板子，久藏不朽，久印不损，光洁耀目。印版的规格均根据佛教刻经量度而确定，长印版每块长110多厘米，宽70多厘米，厚约3厘米；中等印版每块长60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短印版每块长40多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尤其是雕刻卷首佛像和佛画时，必须严格遵循《丹珠尔工巧明》的准则。藏文书籍根据自身的特点，运用卷本和梵夹本的形式，均采取横书右行，书面成长方条状，横行字数多竖距较大，清朗舒目，便于翻页和诵读。十九世纪前的藏文书籍，一般均采用黑墨印刷，并没有彩色插图等文样之类的装饰，个别也使用朱砂印刷。其中，贵重的经典、卷首页各以花纹和佛像装饰，并配以插图，然后用金银、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印刷。书籍上下夹以木板，夹板均为红漆描金，制作精细，有的夹板还镌刻有佛像、火焰宝和吉祥八宝等彩色图案。在雕刻中莲花运用最为广泛，佛教把莲花视为纯洁、高尚的象征，并有吉祥、神圣之寓意。此外，有些贵重的佛教经典用深黄的锦丝锻包裹数层，上下夹以檀香木板，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带捆扎，当作神品供奉。在携带经典书籍时，普遍取势胸前，托抱或肩托手扶以示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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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推荐 在藏语书面语中,称为连词的暑工驾R q￡等,作为虚词中的并列连词使用时,其语法意义完全一样。通常可以连接两个形容词结构或两个动词结构,在连接两个形容词结构时,所连接的前后两个成分次序可以颠倒,位置可以互换,两个成分恫一般都是并列关系。而在连接两个动词结构时,由于动词的时态变化,其语法意义则不象连接两个形容词结构那么单纯了,它们所连接的两个成份,有的次序可以颠倒,位置可以互换,两个成份间仍是并列关系,但大多数蚵次序财不能颠倒,位置不能互换,随着前面动词时态的不同而连词窀c等的语法意义也就不同了。 它们在连接动词结构时,既能连接两个词或词组,也可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在句群中连续使用时,还可连接有多层结构关系的多重复句。它们既可单独使用,单独产生某秫语法意义,也可与其它关系词语相呼应,共同产生某种语法意义。所以,它们具有多种结构能力。它们在藏文典籍中的使用范围和语法意义,与现代藏语书面语中的情况基本一致。就其使用率来说,连接动词结构的远远超过连接两个形容词结构的。

藏文化丰富多彩，为大家列举一二。

1阳光：因为离天空最近，西藏是最受阳光眷顾的地方，全年日照时间长达3000小时以上。

2笑容：藏族人的笑容会让所有摄影师兴奋，并拍下个人摄影生涯最棒的照片。这样的笑可以用金子来形容。

3布达拉官：没去过西藏的人也早在无数影像和文字中熟悉了它，不过真正见到时感受完全不同。

4大昭寺：据说能在大昭寺的殿顶悠闲地待上大半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背包客。

5转经轮：藏族人用转经轮来代替念经，除了寺庙里的大经轮，最常见的就是手摇小经轮，游客最爱买的礼物之一。

6长明灯：在西藏，有寺庙就有长明灯。信徒们表达敬意的方式之一就是给每一盏长明灯添酥油，边添边诵经，默默祈祷。

7八廓街：拉萨最古老的街道，著名的汇聚各地朝拜者的转经道，拉萨的地标之一。

8磕长头：口诵六字真言、三步一拜、每拜必五体投地的伏身叩拜者在西藏随处可见。他们的虔诚让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9六字真言：藏传佛教著名的“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就是如来佛把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那六个字，韩红在歌里也反复哼唱过

10密宗：密宗又称藏密，因其神秘性而多附会，武侠小说就最爱用密宗双修法来说事。

11雅鲁藏布江：西藏第一大河，藏人的母亲河，正如郑钧所唱，雅鲁藏布江有着把心洗清的能量。

12神山圣湖：朝拜神山圣湖是藏族人的人生目标之一。神山圣湖中最神圣、最受尊崇的是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

13冈仁波齐：在印度教、藏传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看来，世界的中心就是这座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的山峰。

14转山／转湖：朝圣者最常采用的方式，很多藏族人一生中总要有几次转山／转湖的经历。

15唐卡：唐卡即藏语卷轴画之意，唐卡是供奉的圣物，绘制完工后要经由开光、加持，使之具有灵气，才算完成。

16哈达：尽管蒙古族也献哈达，但远远没有藏族人用得那么普遍。藏人出门总要随身带上几条以备不时之需。

17藏民族：传说神猴与罗刹魔女结合而繁衍出藏族先民。远古的传说竟与猿变人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奇迹。

18藏语：除了扎西德勒和金珠玛米，“锵”(青稞酒)恐怕就是内地人最熟悉的藏语单词了。

19藏医：神奇之处甚多，比如对胚胎学的认识甚至早于西医，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难道真是神示的结果

20藏香：是西藏宗教生活不可缺少的必备品；藏区之外，它成为情调的发散装置和保健用品。

　　2002年8月28日，塔尔寺新建藏经楼工程开工奠基仪式在塔尔寺举行。　塔尔寺有着悠久的历史，寺内四大扎仓、印经院及各殿堂和活佛府邸积累了大量以《甘珠尔》、《丹珠尔》及《宗喀巴师徒全集》为代表的各种版本的藏文古籍，由于寺院条件所限，寺内藏书及木刻经版分散于各处，至今从未进行过系统整理，致使有些藏文古籍善本、孤本濒临失传。因此，尽快抢救、整理寺内藏文古籍，新建综合藏经楼是塔尔寺活佛、僧众梦寐以求的心愿，也是十三世嘉雅活佛等老一辈活佛未尽的遗愿。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寺院民管会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的大力资助。目前，修建藏经楼的条件基本具备，设计图纸已经确定，修建工程正式开工。

新建藏经楼计划内设图书馆、阅览室、艺术三绝陈列室、珍品文物陈列室等馆、室。工程完工后，寺院将着手整理各殿堂、印经院及活佛府邸的藏书、木刻印版，并进行必要的复制后存放于藏经楼内，供寺内僧伽及各方学者研修查阅。同时，要对寺内各殿堂珍贵的渐塘布画和唐卡进行复制补遗后将珍品存放于藏经楼内。

该工程计划投资约1500万元，于2004年完工，工程竣工后将成为该寺一个新的景点。

开工典礼按照传统仪轨进行藏宝瓶仪式。

新建藏经楼效果图。

塔尔寺民管会主任西纳・洛桑旦贝坚赞主持藏经楼开工典礼。

青海省委副书记白玛出席开工典礼，并发表讲话。

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公元6世纪，雅隆部落首领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王（藏语音“赞普”）。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6] 。

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为“六牦牛”部的首领，在松赞干布以前已传20余世。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最初几代首领的母子连名中，还可以看到曾经历母系氏族阶段的痕迹[7] 。

公元6世纪，山南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与邻部结成联盟并尊为盟主。当时，西藏境内另外还有“羊同”、“澎波”、“苏毗”、“工布”等10余族部，均已进入奴隶制社会。雅隆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7]

吐蕃时期

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6] ”。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6] 。

唐蕃会盟碑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争战不已，竟持续了400来年。与此同时，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6] 。

宋元时期

从9世纪末开始，藏族内部矛盾逐步加深，藏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并形成“阿里王系”及（后藏）“亚泽”王系、（山南）“雅隆觉阿”王系和（前藏）“拉萨王系”等。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有时还常常为各自利益互相侵袭劫掠，大小战争频繁。

“凉州会盟”唐卡

这一时期，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在宋金时代，藏族各地方政权又加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些地方首领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茶马互换”等藏、汉贸易有了较大发展。

1244年秋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加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8]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初，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