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之战，是春秋末期位居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和越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争霸

战争。自公元前510年开始，持续至公元前475年，历时共35年，中经吴伐越的槜李之战、

越伐吴的夫椒之战、笠泽之战和姑苏围困战，最终以吴的灭亡和越的胜利而告结束。

公元前514年，阖闾登上吴国王位，即任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员（伍子胥）

和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扩充军队，加强战

备，并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其时，定都会稽（今浙

江绍兴）。据有今浙江北部地区的越国，领土狭小，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

楚为联越制吴，积极扶植越王允常，从而使越力量迅速壮大。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

越国，两国争战就此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

公元前506年，阖闾率军攻楚。次年春天，允常乘吴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

吴王急忙抽兵回救，允常自知力不能敌，遂在大掠之后主动撤兵而还。公元前496年，

允常病死，子勾践继位。吴王为“南服越人”，遂乘勾践新立之机，率军攻越。双方对

阵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见吴军容严整，组织敢死队连续几次发起冲击，

均被吴军击退。在此情况下，勾践迫使犯了死罪的囚徒，列为三行，持剑走到吴军阵前，

一起举剑自杀。吴军将士被这一疯狂举动所震慑，纷纷拥上看个究竟，吴军阵势因而大

乱。越军乘机发动突然袭击，大败吴军。阖闾本人也受伤不治而死，临终前再三叮咛儿

子夫差：“必毋忘越！”

夫差时刻牢记杀父之仇，日夜练兵，积极备战，准备出兵攻越。公元前494年春，

越王勾践得知夫差准备攻越的消息后，不听大臣范蠡的劝告，在准备不充分的形势下，

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夫差尽发吴国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吴军

同仇敌忾，奋勇冲击，越军不敌，损失惨重，只剩下5000人退守会稽山。吴军乘胜追击，

占领越都会稽，并进而包围了会稽山。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夫范蠡提出屈辱求全，主张用卑辞厚礼向吴求降，如若

不允，就由勾践亲自去吴国做人质。勾践采纳了这一建议，一面准备死战，一面派文种

去向吴王求和，并用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嚭，要他从中斡旋，劝说夫差允许越国作

为吴的附属国，并声明如吴国不许，则越将破釜沉舟，与吴血战到底。伍子胥认为争霸

中原不如灭越有利，并看出越国君臣卑辞厚礼的背后所隐藏的灭吴野心，因而坚决主张

彻底灭越，否则，必将纵虎归山，养痈遗患，“今不灭越，后必悔之”。但夫差急于北

上同齐争霸，认为越国既已投降，便名存实亡，不足为患。因此答应越国议和，率军回

国。

越经此一战，元气大伤。为安抚民心，勾践下诏罪己：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

罪也，寡人请更。”并下令“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

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把国内事务分别托付诸大夫负责管理，便带

着范蠡等人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勾践在吴国忍辱含垢，历尽艰辛，终于骗得夫差的信

任，于3年后被释放回国。

勾践归国后，决心复国灭吴。所谓“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

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争取民心，选贤纳谏，让文种治

政，范蠡整军，建立招贤馆，礼遇收罗各方面人才。改革内政，减轻刑罚，减免赋税，

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在军事上，筑城立廓，修缮被战争破坏的

都城，训练部队，厚赏严刑，扩充兵员。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

吴”的方针。不断送给夫差优厚的礼物，表示忠心臣服，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送美 女西施、郑旦给他，使他沉溺女色，分散精力；贿赂吴臣，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并离间吴国内部，挑起其大臣不和；破坏吴国的经济，用高价收买吴国的粮食，使其内部

粮价高涨，造成供应困难；采集良材，选派巧匠，送给夫差，促使其大兴土木，消耗人

力、物力。上述措施，收效显著，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争取了与国。越国力量大

为增强，发兵伐吴所缺乏的只是时机问题了。

在越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复仇雪耻而磨刀霍霍时，吴国却日趋腐败。夫差因胜

而骄，奢侈*乐，穷兵黩武。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姑苏台，不分昼夜同西施在上面狂

欢作乐。

同时，急于以武力威胁齐晋，称霸中原。公元前489年，进攻陈国，次年攻鲁，慑

服了附近的小国，为北进中原开辟了道路。

夫差又征调大批民工构筑邗城，作为北上基地，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以利军运。

为导吴北进中原，使之与晋、齐、楚为敌，造成乘虚袭吴的机会，勾践向夫差大献殷勤，

让文种率万名民夫协助吴国开凿邗沟，以推动夫差北上。

公元前484年，夫差听说齐景公已死，决定北上伐齐，联合鲁军，击败齐军。战后，

夫差更加骄横，认为只要最后压服晋国就可取得中原霸权，于是约定晋定公和各国诸侯

在公元前482年七月七日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行前，夫差对太子友提出应

防备越乘虚而入的劝谏置若罔闻，认为中原霸权唾手可得，不可坐失良机。因此自率精

兵3万空国远征，北上黄池，只留下太子友等人率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勾践梦寐以

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公元前482年六月十二日，勾践调集越军4．9万，兵分两路，一

路由范蠡率领，由海道入淮河，切断吴军自黄池的归路；一路由大夫畴无余等为先锋，

勾践自率主力继后，从陆路北上直袭姑苏。吴太子友率兵到泓上（今江苏苏州近郊）阻

止越军进攻。他感到精锐部队已全部北上，实力不足，主张坚守待援。但吴将王孙弥庸

轻视越军，不听调遣，擅自率5000人出战，击败越先头部队，更加骄傲轻敌。二十二日，

勾践主力到达，发起猛攻，将吴军包围聚歼，并俘虏太子友等。接着挥师进入姑苏。

此时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破姑苏，惟恐影响争霸，一连杀

掉7个来报告情况的使者以封锁这一不利消息，并用武士威胁晋国让步，终于勉强做了

霸主，然后急忙回国。但是由于姑苏失守的消息已泄，军心动摇，夫差感到反击越军没

有把握，便派人向越求和，勾践也因实力不足以灭吴，允许和议，撤兵回国。

夫差向越求和后，由于征战连年，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内空虚，一时无力反击，

就息民散兵，企图恢复力量，待机再举。而越国却利用缴获的资财充实了自己，提高了

战胜吴国的信心。公元前478年，吴国发生空前的饥荒，勾践认为大举伐吴的时机已经

成熟，遂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于三月率军出征，进至笠泽（水名，今苏州南）。夫差

也率领姑苏所有的部队迎击越军。吴军在北，越军在南，双方隔水对阵。黄昏时，勾践

在主力的两翼派出部分兵力隐蔽江中，半夜时鸣鼓呐喊，进行佯攻以调动敌人。夫差误

以为越军两路渡江进攻，连忙分兵两路迎战。勾践乘机率主力偃旗息鼓，潜行渡江，出

其不意地从吴军中间薄弱部位展开进攻，实行中央突破。吴军兵败溃退，越军乘胜扩张

战果，挥兵猛追。吴军一败再败，退守姑苏，越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企图困毙吴军。

吴军被围于姑苏达3年之久，终于势穷力竭，突围逃到站苏台上，但旋即又被包围。夫

差企图效勾践当年之故伎，卑辞求和，然而此时的勾践却非20年前的夫差，为免纵敌贻

患，勾践断然拒绝了夫差的请求，夫差绝望自杀，吴国灭亡。越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

与诸侯会盟，终于成就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梦。

吴越战争，双方经过长期较量，一波三折，富于戏剧色彩。范蠡与西施的故事，代

代相传，佳话千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催人振奋；夫差因胜而骄，

纵敌贻患，处安忘危，最终身败国亡。

　　概述

　　在世界的东方、太平洋的西海岸，有一块古老的土地，她自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形成三大阶梯。第一级阶梯是青藏高原，海拔多在4000-5000米，其上耸立多座海拔超出7000米的山峰，以珠穆朗玛峰为世界之最。第二级阶梯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与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包括了若干高原和盆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第三级阶梯是更东的低山丘陵、大平原以及大陆架，其中最著名的是江南丘陵、两广丘陵、东南沿海丘陵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这就是地理学上所称“中国大陆”，也是人们俗称的“中华大地”。在这块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息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

　　汉族的人口如果从其族源夏民族算起开始约有200余万人，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战国盛时已有2000万人左右了。在汉族形成的两汉之时，汉族人口已达5000余万人，到唐代前期达到8000万至9000万人之间，到北宋大观年间达10441万余人（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元代以后，在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族人口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达15亿，（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则达4亿以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其人口约6亿，到20世纪末已达10亿以上。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台湾岛和海南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向西北发展到天山南北，向西南发展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汉族在全国分布的特点是东密西疏，据1990年的统计，全国1039亿汉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192%，其中汉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江苏、浙江分别为9977%、9949%，而新疆、西藏则分别为3758%和205%。

　　汉族所用的汉语属汉藏语系。经过数千年的互动演化，现代汉语分为九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话、平话、晋语。

　　语言学界传统认为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广西的平话、山西的晋语应与其他七大方言并列。此外，有的学者还将闽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高度统一，对汉族具有强大的内聚作用，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汉族宗教的主要传统观念。

　　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

　　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主食以小麦、玉米、稻米等为主，辅以蔬菜、豆制品和鸡、鱼、猪、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传统饮料。以大米为主食的，习惯将大米做成米饭、粥或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以小麦为主食的，习惯将麦面做成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讲究并善于烹任，是汉族的一大饮食特点。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民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的粤、闽、皖、鲁、川、湘、浙、苏等八大菜系，闻名于海内外。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的服饰比较复杂，从古到今，变化很大。古代服装有裙装、袍服、襦裤服等。到近现代，汉族服饰开始改变，古代服装几乎被完全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男子穿简化了的长衫和马褂，头戴呢帽、皮帽、毛线帽，也有的穿西式礼服、戴呢帽；女子最初穿简化了的上衣下裙，以后流行穿改良的旗袍，也有的以连衣裙作礼服。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穿中山装，城乡男女则穿对襟和大襟式的衣服。50年代，城市男女多穿蓝干部服，男女服装的区别只在于领口不同和衣袋的多少，进入80年代以后各地流行起西服、夹克、风衣、运动衫、呢大衣、羽绒服等，特别是女青年的服装更是款式新颖多样，追逐着服装时尚的新潮流。

　　汉族的节日很多，主要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过“春节”又称为过年，是汉族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据史料记载，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文化信仰

　　汉民族传统中信仰儒家思想、道教、佛教，在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对道家、佛家诸说多有崇敬。

　　民族历史

　　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越语在文献中也常指古代百越语，百越族语言。

注：百越族历史

百越又称为百越族，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文献上也称之为百粤、诸越。古文中常泛指南方地区。《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江西湖南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越与粤,古音读如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百越的百是多数、约数，而不是确数。百越是对南方诸族的泛称。夏朝称“于越”；商朝称“蛮越”或“南越”；周秦时期的“越”除专指“越国”外,亦同样是对南方诸族的泛称。周朝称“扬越”、“荆越”；战国称“百越”。《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战国以前，《周礼：职方氏》中最早出现“七闽”名称。闽即古代东南地区越族的名称。许慎 《说文解字》 说：“闽，东南越，蛇种”。《汉书 ·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淮南王安谏伐闽越书说：“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从这些记载来看，古代百越民族多聚邑结寨散居于山川要塞、深林丛竹之中，溪谷之间，而且数目众多。《周礼，冬官考工记》又出现“吴、粤”名称。《逸周书·王会解》又有“东越”、“欧人”、“于越”、“姑妹”、“且瓯”、“共人”、“海阳”、“苍梧”、“越区”、“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名称。宋朝人罗泌的《路史》又具体解释了百越的族称有：“越常、骆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吾、越区、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 稽余、北带、仆句、区吴，是渭百越 。

汉族，现有人口10．4亿多。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松辽平原及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中下游流域农业发达地区，并散居于全国各地。在中华族的大家庭中，汉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

汉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汉字经过3000年的演变，发展成现在的通用简化汉字。汉族的语言通称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之一。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汉族宗教的主要传统观念。

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

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主食以小麦、玉米、稻米等为主，辅以蔬菜、豆制品和鸡、鱼、猪、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传统饮料。以大米为主食的，习惯将大米做成米饭、粥或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以小麦为主食的，习惯将麦面做成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讲究并善于烹任，是汉族的一大饮食特点。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民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的粤、闽、皖、鲁、川、湘、浙、苏等八大菜系，闻名于海内外。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的服饰比较复杂，从古到今，变化很大。古代服装有裙装、袍服、襦裤服等。到近现代，汉族服饰开始改变，古代服装几乎被完全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男子穿简化了的长衫和马褂，头戴呢帽、皮帽、毛线帽，也有的穿西式礼服、戴呢帽；女子最初穿简化了的上衣下裙，以后流行穿改良的旗袍，也有的以连衣裙作礼服。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穿中山装，城乡男女则穿对襟和大襟式的衣服。50年代，城市男女多穿蓝干部服，男女服装的区别只在于领口不同和衣袋的多少，进入80年代以后各地流行起西服、夹克、风衣、运动衫、呢大衣、羽绒服等，特别是女青年的服装更是款式新颖多样，追逐着服装时尚的新潮流。

汉族的节日很多，主要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过“春节”又称为过年，是汉族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据史料记载，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nicolas

第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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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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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nicolas

第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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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