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写关于《左传》的毕业论文，所以对《左传》的各种注译类图书稍微了解一点。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作者积数十年之力，对左氏《春秋》经、传作详细校勘、分段、注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及近代考古资料，融会贯通，时出己见，是为当代《春秋左传》集大成之全注本。如果楼主是学历史或中文的，需要对《左转》有个准确地理解，建议楼主看看这部书。

这本书好是好，但它没有直接的译文，并且是繁体竖排版本，看起来非常麻烦，而且价格比较高，楼主如果不是学历史或文科的，只是想了解春秋历史，所以就不必买这书了。

推荐楼主一本沈玉成的《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本书翻译的较为准确，方便、易懂。

楼主若是写论文的话也可以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看，先看沈玉成的《左传译文》，有理解困难的地方再参考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但最后在论文中引用原句的时候一定要是《春秋左传注》里面的

《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班固于《经》十一卷下自注：《公羊》、《榖梁》二家。那么，《春秋古经》就是《左氏传》的经，因为它原来使用古代文字写的，所以称它为《古经》。

可能它一鲁国一公为一篇，鲁国十二公，所以它为十二篇。至于《公羊经》和《榖梁经》是到汉朝才写定的。《艺文志》说《公羊》和《榖梁》于战国末世口说流行，《公羊传》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说《公羊》至汉景帝时，寿（公羊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谢雨西汉有明文可据。

《四库全书提要》直定《公羊传》为公羊寿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榖梁》写定年代，虽然没有明文，但从《艺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汉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别不在数字十二、十一和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者已闵公仅二年，与庄公合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

汉人用此两字，大有分别。篇之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每简很窄，可写二十多字到一百多字（据武威《庆氏礼》汉简，木简容字多，竹简容字少），用素丝联为篇。若写在帛书上，则容字多，可能加轴卷起来，所以称卷。

《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简、木，卷指帛书。另外还有纸本书，不过到今天未曾发现过实物。纸不能长久保存，自然不可能还有二千年以上的纸书存在。虽无实物，但当时有纸书，不能否定。另外还有石本，如《汉石经》，只存残石。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发现的帛书，不曾用轴，也补卷，而是折叠成方块，置于盒中。那是殉葬品应属特例。现在回到本题。《艺文志》于《春秋古经》用篇计，于《公羊》、《桂昂静》用卷计，一则可见《古经》写在简上，《公》、《榖》写在帛上；二则先秦书一般用简，汉代丝业较发达，大都用帛和纸，由此可以证明《左氏古经》是先秦物，《公》、《榖》是汉代才写定的。

《史记吴世家》说予读古之《春秋》云云，据下文，司马迁所读古之《春秋》就是中必书所藏的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

《公羊》、《榖梁》因为都写于汉代，自用汉代通行文字，所以称为今文。《左传》一则出于屋壁，二则传于民，未得立学官。在西汉哀帝时，刘歆力争，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传》不传《春秋》。

《左传》是否传《春秋》，只有就《左传》本身来考察。上文徵引过桓谭《新论》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反过来，若有《传》无《经》，也有许多费解处，还有更多史事阙文。先举费解的例子。

成十七年《经》云：夏，公会尹子、单子、晋候、齐候、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传》云：公会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戯童至于曲洧。

《传》仅云诸侯，若没有《经》所记载的晋候、齐候等，离开《经》，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同样，襄公十年《经》云：春，公会晋候，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楂。

襄公十年《传》云：春，会于楂，会吴子寿萝也。（下略）若没有《经》文，谁知道那些人在楂帝相会。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不像《公羊》和《榖梁》。”

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现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窥见《公羊》学说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采用或徵引严彭祖、颜安乐的遗说，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相见《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

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试想，用《春秋》来判断诉讼，来救旱、止雨，难道不是愚蠢之至么？清代凌曙是通人，他著有《公羊礼疏》。他在《公羊礼疏序》中批评汉人讲《公羊》者说：《公羊》至汉，始著竹帛。邹、夹无传，严、颜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读亦失。

无怪乎《北史》《儒林传》说：其《公羊》、《榖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隋书》《经籍志》也讲过：晋时《公羊》、《榖梁》，但诗读文，而不能通其义。《榖梁传》大多同于《公羊》，所以前任以两《传》并论。清人陈立作《公羊义疏》、钟文烝作《榖梁不住》，近人柯劭忞还专用“九旨”为全书纲领作《春秋榖梁传注》。

这些书，我都读过，真是越读越糊涂。不是这些学者糊涂，我认为是《公羊传》、《榖梁传》本身糊涂。柯劭忞纵然费尽苦心，不惜改动原文，使它通顺，但究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左传》直接解释《经》问的话比较傻，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不像《公羊传》，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几段，加以无所谓的解释，又综合起来，从词的顺序加以臆测。《左传》仅说：不书即位，摄也。

所以司马迁作《史记》，在《鲁世家》中用《左传》，而不用《公羊》和《榖梁》。没有必要，《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且《春秋经》本文都不写。所以《左传》有不少的无《传》之《经》。杜预很懂得《左传》体例，假若《经》文和《传》文相类，如文公元年《传》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僖公，航向无所增加和说明，而杜预却注云：《传》皆不虚载《经》文。

那么，为什么这里“虚载经文”呢？杜预认为，后文穆伯如齐始聘焉这条《传》文应在葬僖公下，就是孔颖达《疏》所说的既葬除丧，即成君之吉位也。

我则认为这是表示下一传文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若不懈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锡命，文公也不得接受，并且是人大写。

正如宣十年经公孙归父帅师发邾，取绎，《传》仅云：师伐邾，取绎。实际为下文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作伏笔。

因为最初《春秋》作《春秋》，《左传》作《左传》，各自为书。古人叫别本单行。把《春秋经》文和《左传》分年合并，杜预《春秋序》自认为是他自己“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若在《经》、《传》为合并以前，作《传》者于与其他《传》文有关之《经》，不能不也写一笔。这不叫“虚载”。

《左传》还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何冰写成一条传，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晋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肴、癸巳，葬晋文公，一公四条经文，左传写成一条，不过今本左传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间插入经文，因为隔断，文气实际是相联的。这又是左传一种体例。

左传有更多的无经之传，因此鲁史官虽然未必记载那事入春秋，而左传作者却认为不能不写出来。读者随时可以发现，不在举例。这又是左传一种体例。

左传有和经矛盾的，一般是左传对经的纠正，如昭公八年左传说：“夏四月辛巳，哀公（陈哀公）缢”，辛亥为四月二十日，而经文作“辛丑”，则为初十日，两者相差十天。孔《疏》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就是传文实在，经文虚假。又如一般日食，传文不述。可是襄公二十七年经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撰文却做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按今法推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之日全食，丁亥朔日应该在十一月，日食也应在十一月，经写成十二月是错误的。作左传者大概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写这一条传文，依旧政经文。但他自己并不懂历法，说什么“辰在申”等等外行话。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资料比春秋还是可靠的。

总额染指，公羊传，榖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偶然发现一亮点全经体例，为汉人所重视所抄袭，甚至加以附会。这种地方，还应该加以表彰和说明。

如《公羊传》宣公十八年说：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号也。《礼记坊记》因而附会说：“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往丧。”

郑玄《注》说：“楚、越之君僭号称王。不称其丧，谓不书葬也。春秋传曰：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僭号也。”

我对春秋全部经文作过各种统计，以书“葬”而论，除葬周王、鲁君、鲁国夫人、路过女公子以外，外国之君书“葬”的，一共十四次，还不算定公四年经的“葬刘文公”，因为刘文公是周王室大臣，并非诸侯。盎然也有不书葬的，如左传成公十年云“冬，葬晋景公”，《春秋经》，即鲁史官便不书。

据左传的记事是鲁成公亲去送葬，而其他诸侯没有一人亲自去的，鲁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不但不记载鲁成公去过晋国，甚至连晋景公的葬也不写。可见非鲁国诸侯的葬，由于各种原因，鲁国太史不记载的不少。吴、楚、越三国国君自称王，若写他们的葬，一定要出现葬某某王诸字，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书葬楚康王。

这边违反《坊记》所说土无二王的原则了。春秋全经的确没有写过楚、吴、越君之葬，公羊加以总结，成为全经义例，还是有道理，有参考价值的。

榖梁传也总结一条经例，也为《坊记》所窃取，附会。榖梁哀公十二年传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违取同姓也。

《坊记》因为说：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知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其实，这事《论语述而篇》有记载：陈司拜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      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左转也有类似说明：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同姓不婚，虽是周礼“犹秉周礼”的路过也不遵守，各国早就不理会了。

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晋文公的母亲也姓姬，郑国叔詹公开的说：晋公子，姬出也。（僖二十三年传）正如齐国的卢蒲癸娶同宗女为妻，别人说他：男女辩姓，子不辟宗，何也？卢蒲癸答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坊记虽然窃取《论语》和《榖梁传》并假托孔子的话来加以说明，实是孟子之称，在她为昭夫人时便已如此。

鲁国国君先和宋国通婚，桓公以后，多喝齐国通婚，到昭公彩盒吴国通婚。可能这是第一次和同姓女子通婚，鲁有事注明的遵守周礼的国家，才羞羞答答的不敢直称“吴姬”，改称“吴孟子”。鲁太史写中“卒”，连“吴”字都去掉，因为吴为太伯之后，自然也姓姬，存一“吴”字还是表明同姓通婚，所以仅写“孟子卒”。《榖梁传》这一总结，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是表明鲁国一些人的保守观念而已。

除此之外，《公羊》、《榖梁》两传也偶有说得对的。如庄公七年经夜中，星云（公羊作霣），同如雨二传解“如”字便作像字解，和恒星雨天象符合。《左传》解“如”为“而”，说成是“与雨偕”，便错解了。

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正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变压到》公羊、《榖梁》二传了。

最后因日本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春秋经传集解》（卷子本）一段，补充说明《春秋古经》和《左氏传的来由》：据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

案：《古经》十二篇者，《左氏》之单经，盖因十二公为十二篇也。（自注云：《史记吴世家》，余读春秋古经。）周官小宗伯注云：《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而其三十卷者，左氏之单卷。（以左氏传名者，北平候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是也）。

顾所谓《春秋左氏传》者，当分别《春秋》于《左氏传》而观之。盖张苍所献，有经有传，而孔壁所得，有传无经也。夫始除挟书之律，在惠帝四年；则苍之献书，当在此际。而恭王坏孔子壁，则景、武之间也。

乃知春秋经之出，必在恭王坏孔壁前矣。张苍生于先秦，曾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则其所藏左氏传，即先秦旧书，当与孔壁所得无异矣。见《后魏书江适传》所言，北平候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相类，即钱袋之顾问矣，而可徵也。

文学常识：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原名《左氏春秋》，一般认为其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西汉末年认为是孔子所作《春秋》经文的“传”，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实际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记事以《春秋》所载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并触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

《春秋》即《春秋经》，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35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16年）。

“三传”其实就是《春秋》的详细版。

《郑伯克段于鄢》选自《左传》。

故事概括：

1、《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

2、《左传》对这件事情的前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叙。点名了郑庄公（郑伯)与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之间矛盾的由来，叙述了互相间争夺权位、明争暗斗，直至兵戎相见、一决胜负的经过，还描写了郑庄公与母亲解决矛盾的余波。

3、故事曲折生动，刻画细致入微，客观上展示了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趋势。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不可调和的冲突。

人物形象：

姜氏：偏袒（因为庄工不是顺产，想“废长立幼”，未果）、感情凌驾于国家（帮助幼子上位）。一句话：不顾国家大局，偏心、自私。

共叔段：无能（公子哥，城府不深）、贪婪、愚蠢、野心勃勃（不断的扩张，还要篡位)。

庄公：有计谋、城府深，如对姜氏和共叔段采取了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策略；狠毒、不留情面，如对付共叔段、置姜氏于城颖，并发誓不相见；虚伪，如隧而相见的情节等。

其他知识点：春秋笔法的含义及在本文中的表现：

《春秋》通过微言大义的方式来体现作者的褒贬之情，也就是一字寓褒贬的属词，后来称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为“春秋笔法”。

详细分析：

1、“不弟”指公书段不像弟弟，对兄长不敬重；

2、“如二君”指庄公和共叔段，如同两个国君之间打仗，所以说“克”（战胜、攻克）；

3、“讥失教也”讽刺正庄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弟弟；

4、“郑志”指郑庄公蓄意杀弟的本意。

《左传》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一些具体史实来对《春秋》进行详细的阐述。

《春秋》一书言简意赅，后人读起来常常不知所措，于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本对《春秋》进行阐述，以方便阅读《春秋》的书目应运而生。相比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不同，《左传》是一本编年体史书，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一些具体史实，来辅助人们进一步阅读《春秋》。

《左传》全称《左氏春秋传》，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本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一部嗜血著作和文学著作，相传为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所作，目的是对孔子的《春秋》做进一步的解释。记叙的史实的内容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3年，主要是春秋时期一些重要的事实，但它也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左传》不仅是阐释《春秋》的一部主要史书，更是一部史学巨作和文学巨作。在对于后人理解《春秋》方面，为后人《理解《春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辅助作用；在史学方面，《左传》发展了《春秋》采用的编年体书写形式，引录并且保留了当时一些比较流行的应用文，为后世应用文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对阅；在文学方面，《左传》的创作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于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左传》不仅记载了先秦时期一些重要的史实，内容还丰富多彩，涉及方方面面。它以儒家的内容为主线，详细记述了诸侯战争，国家典籍制度，社会风俗等，进一步对《春秋》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语言也生动活泼，是作为辅助阅读《春秋》的一本好书。

1、传是解释经的文字，所以经应该是《春秋》的原文，而传才是《左氏春秋》。注解是后某经义大师的理解或引述，而疏是对注解的注解。正义是指正确的含义。

2、《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旧题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222-284）注。唐孔颖达（574-648）疏。该书是对儒家学派的十三部经典和汉代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