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他所创立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商、周三代之首。虽然夏王朝只是一种部落联盟，和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大不相同，总算已具备了国家形式，使得中国历史从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大禹治水，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传说，但是中华大地上的洪水为患一定特别严重，所以才产生了「洪水猛兽」的成语，认为洪水比猛兽更为可怕。大禹治理水患，让大家安居乐业，得到了许多部落的共同拥戴，继舜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在考古工作中，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夏王朝的直接史料，但是结合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来考虑，许多学者都认为二里头第一、二期古文化遗址当是夏代文化的遗留。在距今4200年以前，中原已经建立起一个具有国家规模的夏王朝，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王朝的领袖是一位善于治水的大禹，他主要以治水之功获得领袖地位，创业垂统，这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大禹这个人，治水这件事上，近年来却产生了许多复杂分歧的看法，很难统一起来。不同的看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说法，二是新说。

关于大禹本人，传统的说法是：大禹出身于华夏族群(根据是「夏为中国之人」)，他出生的地方是四川西部(根据是「禹兴于西羌」)。新说是：大禹出身于古越人(百越族群)，在中原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从东南地区带着南方农业文化的某些优势进入中原争得领袖地位的。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河姆渡、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发现，都对新说作了有力的支持。所谓「夏为中国之人」是周代以后才产生的说法，周代以前，夏人活动的许多史迹实际上都在东方。与大禹有关的古迹，更是集中于东南地区。「禹兴于西羌」一语是司马迁说的，那是指禹后来到西方的发展而言，并不是「禹始生于西羌」。通过一些出土文物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夏王朝国家重器的鼎、钺和许多玉器都来源于东南的古越人地区。

至于大禹治水治的是哪条「水」，如何治法？传统的说法似有夸大之处。传说中的龙门，在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黄河至此，两岸峭壁陡立，十分险要，相传这里是大禹凿开的，所以龙门又称禹门口。但按夏代的施工技术水平，绝对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工程。又传说大禹根据不同的水系，划天下(全国)为九州，其实夏代初期的疆域绝没有如此之大。许多传说，都不免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新说是：大禹治水，治的并不是滔滔的长江、黄河之水，那时的洪水实在是海侵，就是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到陆地上来。这是世界性的，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被洪水所淹的传说。洪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这和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孟子．滕文公》中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中华大地上的江河，大都是发源于西部，滚滚东流。不论水大水小，都不会是「横流」、「逆行」，只有在海侵时，海水由东向西倒灌，才会出现「横流」、「逆行」的现象。

传统的说法是：舜命鲧治水，鲧只懂得堙、填之法，失败后为舜所杀。鲧之子禹接受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之法，终于成功。史实并不如此简单，鲧也不会如此之笨。失败或者成功总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国语》等古籍就说过大禹治水也是用的堙、填之法，如「堙洪水」、「以息土填洪水」。直到战国时代，《墨子》书中才称大禹治水常用疏导之法。从大禹时代到战国时代，相距一千多年，我们先民治水的方法必然一再改进，有了不少成就。传统的说法实际上是把这一千多年中前前后后许多治水的功绩都归功于大禹一人，对历史作了夸大。

作为一位出身百越族群能够北上中原发展的部落联盟领袖人物的大禹，他的才能当然不限于治水，在使用青铜器发展生产，建立国家制度，对外用兵(击退苗蛮族群的进攻)等等方面，也有不少的功绩，但是后人纪念他与崇拜他，却选择了他的主要功绩——治水，这是不难理解的。作为一位农业社会的领袖人物，首先应该关心与致力的就是国计民生，农业生产。这一件大事办不好，别的事办得再好也不行。现在距离大禹时代已有4000多年，我们还难以根治水患，每年还得为防洪而担心，几千年前的先民，对于这位为了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大禹的感激与崇敬，也就可想而知。至于他当时领导群众兴修水利，限于客观条件，限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只能一点一滴地去做，不可能出现甚么奇迹，所以会长达13年之久。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身后的许多治水功绩也算在他的头上，这也容易理解。这才是大禹治水的事迹越传越多越传越大的真实经过。

参考资料：

因为水灾而覆灭的朝代是清朝。

从1891年开始，北方各地相继陷入水灾的困扰当中，文安、武清、乐亭等16个州县雨水量远远超过往年，进入7月后，风雨交加半月不止，气温骤降。到了9月，建昌等县又提前出现霜冻天气，田禾受损严重。

1892年，北方地区的水灾较上一年更加严重，从6月底到7月中，阴雨连天不开，永定、大清、潮白等河流暴涨，沿河的地区几乎都遭遇了水灾。

尤其是天津地区，天津的海拔本来就不高，洼地被海水倒灌，路面被淹没，交通全部断绝。除此以外，黄河暴涨，沿岸40余县受灾，山东境内的卫河、运河决堤，80余县受灾。

辽河、汾河、金沙江特、长江干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水，全国受灾州县合计约有220余个，再加上霜冻和虫灾，粮食产量严重下跌。

1893年，水患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除了直隶各地，连紫禁城所在的北京也未能幸免，城外水面上涨，屋舍被毁、庄稼被淹、举目皆是难民，城门被水和淤泥堵塞，已经不能正常开启，城内外交通断绝，不少人家断炊，被倒塌的墙压死的、被水淹死的人不在少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也是顺直地区第四个水灾之年，刚刚入夏就是狂风暴雨，北方各地一片泽国，据统计，直隶受灾的州县达到68个之多，一些重灾区，粮食的产量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

为了逃难，很多饥民举家迁徙奔向热河等地，一路上饿死的、绝望自尽的、卖儿卖女的举目皆是，赤野千里、饿殍浮尸。

天灾对于甲午战争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粮食产量下跌，农民交不上粮，国库空虚，无钱打仗，本来就紧张的军需还要匀出一部分去赈灾。

日军有完善的后勤供给线，军粮不成问题，清军却需要就地征粮，本来，这对于清军是粮草上的一个重要优势，可水灾的发生让这个优势完全丧失了。

吴大澄粮征不上来还得赈灾，仗打不了还得管治安，急得他不停地给朝廷递奏折，向李鸿章、盛宣怀、王文韶等人把苦诉了个遍，可是朝廷也没有办法。

第二个影响就是军事部署，1895年春天，清军集结在田台庄一带，吴大澄本来打算在离田台庄不远的双台子驻军休整，但是，一年前这里刚刚爆发过水灾，地势塌陷，全部都是未清理的淤泥，军队无处可以扎营，只能退到另一处地方，失去了占据有利地形的机会。

战争期间，为了加强对京畿的保卫，陈凤楼马队奉命驻扎滦州。但一直到1895年4月，刘坤一在奏折中仍然说，陈凤楼马队因为滦州的饥荒，无法购买草料，根本出动不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关外。原本清政府打算调拨察哈尔马匹，充作各军之战马，此事却始终未能实现。原因很简单，到处歉收，连草料都凑不齐，希望等到有水草时，再能筹集足够粮草。可是等到水草丰茂之时，战事已经结束了。

这场水患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一直到1898年，水灾才逐渐平息。这场长达八年的水灾与甲午战争相互影响，几个自然灾害的地区恰恰与甲午战争的战区临近或重合。

灾害不仅影响到民心和民力，使抗战无法得到人民有效支持，军粮的筹集也成为很大的问题，甚至清军因此无法在一些战略要地屯驻立足。同时灾害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也动摇了军心，严重影响到统治者和军事统帅战斗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待到战后及赈灾时，灾荒又变成了清政府掩盖战败和被迫签约的借口。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天灾，可满清立国两百多年，应对灾害以及赈灾的能力反而越来越差，以至于。马关一纸屈辱条约的十六年后，清王朝没费一枪一弹便宣布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