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标卡尺听到游标卡尺，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是近代的产物，是一个科技产品、度量工器具。然而实际上它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发明出来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其实科学家们也不知道有标卡尺是由谁发明的，一直认为是欧美国家的某个科学家发明出来的。但直到九二年，我们在古墓里发现了一个千年前的游标卡尺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就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查阅文献的时候就发现，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像极了穿越者的人物，王莽。而这个游标卡尺据说就是他当时的发明。

这个发明确实给了外界很大的震动，而且似乎好像也坐实了王莽是一个穿越者的说法。所以现在很多小说中都有把王莽作为穿越者的经历写上去。

2《竹简纪年》

《竹简纪年》是一部文献，而这部文献确实颠覆了我们对古代的一种看法。

我们都知道尧舜禹禅让制的故事，更不爽禹把禅让制变成了家天下。

但直到《竹简纪年》这本书出现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禅让制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而已。而真实的情况是尧晚年的时候没有德行，所以舜受不了了以后就把尧给囚禁起来了，并且把他的儿子给流放了。

所以禅让制从来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根本没有实现过。而我们现在的初中历史书上面还有着禅让制的说法，可能只是为了让我们留一个美好的童年吧。 

我看到第一本突破我认知的书是《人类简史》，《人类简史》这本书是由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写，全书涵盖了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的人类历史发展，以及这个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革。

这本书超出我们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书中对人类历史的诠释和解读，超出了我们常规的历史教育和认知范畴。作者在书中大胆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假设，如人类发展的驱动力是我们的想象力，而不是生物学或者经济学的因素；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它们使得人类可以进行传承和合作；宗教、科技、资本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也被深入探讨。这些观点挑战了我们一贯的历史认知，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历史的演变和进程。

第二，书中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展望，也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作者在书中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如人类文明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贵族制度，AI技术的崛起可能会重塑人类社会等。这些预测虽然并不一定准确，但是提醒我们需要警惕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挑战和变革。

第三，书中的跨学科性质也是超出我们认知的。作者在书中涉及到了历史、哲学、文化、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以及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和思考方式，挑战了我们传统学科分类和认知方式。

综上所述，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超出我们的认知，主要在于它打破了我们的思维定式和常规认知，从多个维度和角度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貌。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视野的拓展和启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可能性。

下面我再推荐基本同样能颠覆常人认知的几本书。以下是一些能够挑战常人认知的书籍，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 尼古拉斯·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本书阐述了我们对未知事件的错误预测和处理方式，以及如何在复杂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和繁荣。

《极简宇宙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本书介绍了宇宙的起源、演化和未来发展趋势，让人对宇宙的奥秘有更深刻的认识。

《失控》(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 凯文·凯利（Kevin Kelly）：本书讨论了自然系统和技术系统的演化、相互影响和趋势，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思考方式。

《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本书从人类的起源开始，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化和文化演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历史认识方式。

《陶瓷心理学》(The Ceramics Reader) - 艾琳·曼斯菲尔德（Erin Manning）：本书探讨了陶艺的制作和使用，以及与这种古老的手工艺术相关的哲学、心理学和文化问题。

这些书籍覆盖了不同领域和主题，如果你对某些主题特别感兴趣，可以进一步了解相关书籍。阅读这些书籍可能会挑战你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帮助你获得新的视角和洞察。

董卓乱天常，曹瞒据神器。——卢熊

提起董卓，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不陌生，骄横恣肆，目空一切，董卓就是那个让人心生忌惮，脊背发凉的大反派。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新疆出土了一本古籍，上面描写的董卓形象似乎与我们的传统认知有颠覆。

掌控朝政

中平六年（189 年）四月，汉灵帝刘宏驾崩，皇长子刘辩继位，也就是汉少帝。八月，宫廷发生变乱，先是宦官上军校尉蹇硕图谋杀掉大将军何进，独揽大权，拥立陈留王刘协继位；接着，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谋诛宦官，将蹇硕斩杀；再接下来，宦官张让、渠穆等疯狂反扑，将何进斩杀于宫中。

随后，袁绍等借此机会带兵入宫，封闭宫门，将宫中宦官斩尽杀绝，死者 2000 多人；不久，董卓依先前诏令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京师，成为了这场宫廷变乱的最后赢家。

董卓首先是掌控兵权，同时又认武力超强的吕布为义子。其次，董卓极力争取名正言顺，为了获得文士的支持，他启用名满天下的蔡邕为幕僚，也努力争取袁绍兄弟。第三，董卓废黜少帝刘辩，毒杀何太后，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

董卓废黜了少帝，想要胁迫何太后让出掌控国家的权力。而罢黜少帝两天后，何太后就被赶出皇宫鸩杀，董卓完全掌握了朝廷大权。掌权之后，董卓更加肆意妄为，大力调动官员，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朝中重要职位，并且对自己也大力嘉赏。

董卓原本是担任司空一职，后来改任为太尉兼领前将军，紧接着又加节，赐斧钺、虎贲，最后被封封郿侯，权倾朝野，颐指气使，一手遮天，举朝上下，噤若寒蝉。挟天子以令诸侯，恣意妄为，没有人敢招惹董卓，这使他尝到了仗势弄权的甜美和奇妙。

风流轶事

除了董卓的系列掌权事件，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貂蝉间的风流轶事，《三国演义》与影视剧中将董卓塑造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迷恋权势、爱美好色的形象。

孙坚死后，董卓自以为天下无敌，不仅自封为‘尚父’，出入用天子仪仗，还大肆建造建宫殿，选美女，骄奢*逸，更加地残忍专制。当时从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董卓命人将他们带到百官前，手段极其狠辣，吓得百官大惊失色，但却没有一人敢反对董卓。

有一天董卓邀请百官饮酒作乐，席间董卓的义子吕布说张温意图谋反，董卓立即命人当场斩杀张温，吓得众人魂不附体，司徒王允亦然。司徒王允回府后想到董卓行事，顿觉坐立不安，直到夜深人静也无法入睡。他拄着拐杖去后花园散步，正仰天垂泪为汉朝担忧时，忽然听到有女子在牡丹亭畔哀叹。

王允走过去，发现原来是府中的歌伎貂蝉在此长吁短叹。貂蝉虽是王允府中的一名歌伎，却被自幼培养，教导礼仪，学习琴棋书画。她身姿匀称，正值芳华，王允灵机一动，想出利用貂蝉的美色离间董卓父子。

王允立即安排了董卓与貂蝉见面，又同时将她许给了吕布。董卓初见貂蝉便惊为天人，问她年芳几何，对这位恍若仙子的女子十分欣赏。年轻貌美、才艺俱佳的貂蝉很快就让董卓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王允顺势将貂蝉送给了董卓。

当吕布来找貂蝉时，王允将所有责任推给了董卓，将董卓塑造成一个好色至极，夺人爱女的恶霸。吕布当即气愤异常，与义父离心，而一次去董卓府中找貂蝉，又被董卓撞到，董卓愤恨之余追打吕布……终使董卓与吕布反目成仇，吕布同王允设计杀死董卓。

董卓因为好色中了王允的诡计，失去了吕布一员大将，不仅与他反目相对，还因此多了一个劲敌。读者看来，无不嗤之以鼻，对董卓也大为反感。

颠覆认知

然而在1924年，考古专家于新疆发现了一座魏晋时期的古墓。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目前为止最早的注解《三国志》的抄本。

而在抄本中，对董卓有一段记载，大概意思就是胡、羌等人常常侵犯汉朝，烧杀抢掠，幸亏董卓带领兵士讨伐追捕，屡获战功，除暴安良约有百余战。

这些文字与之前《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出入，上面的文字令人动容，颠覆了我们对董卓的传统认知。

他也曾经为大汉流过血，流过泪，而董卓的西北战绩更是杰出无比，不容忽视。尤其是那一句，“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将董卓塑造成了一个沙场秋点兵的大将形象，屡次出征，为大汉立下了汗马功劳，百余场战争也展示了董卓强大的武将实力，而非只是一个依靠吕布，贪生怕死的小人。

这篇文章也让更多的人以客观的角度去解读董卓的形象。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只有一面的，也许董卓并不是书中那个完全一无是处的反面形象。尤其是根据书中的记载，董卓绝对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他原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赫赫战功来平步青云。

也有许多人研究，当时是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召董卓入京，也许董卓在京之前也曾经是一员忠心耿耿的勇猛武将，只是进京之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被权势迷了眼，蒙住了心，所以做出了只手遮天之事，成为遗臭千古的大反派。

《三国志》抄本的出土，让后人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董卓。董卓在征战沙场之时，还是比较安分守己，只是进京之后权力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曾经为东汉建立功业，立下汗马功劳。

权力的膨胀使董卓变成了穷凶极恶之人，而东汉的灭亡也非董卓一人之过，朝廷自身也出现了极大问题。这样的局势给了董卓施暴的机会，使其变得残暴不仁，得到权势的董卓又肆意妄为，加重了东汉的恶劣局势，推动他走向了灭亡。

总而言之，我们评论历史要具有批判性与客观性，对待董卓这样一个人物更要全面来看，倘若出土的记载真实，那么董卓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为汉朝立下过不可泯灭的功劳，老夫聊发少年狂，只可惜晚节不保，做出了无数残暴之事。

谈及奠定中国古代版图的王朝，一般认为是秦朝，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基本打下了古代中国的核心版图。后世历代王朝的核心，其实都是建立在秦始皇版图基础之上。

然而，这一判断却忽视了商朝，尽管商朝疆域有多大，学术界争议不断，史书记载不尽相同，但其中一些古书记载的商朝疆域，却颠覆了传统认知，尤其重要的是，在考古发现的加持之下，不由让人深思另外一个问题：早在商朝之际，殷商就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

关于商朝疆域问题，史书记载不一，汉朝之前主要有四种说法，每一个差异都非常大。

《战国策·魏策》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其疆域范围大致在如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与中部，整个疆域显得非常狭小，还不如战国一个诸侯疆域大。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江淮，西到陕西，东到海滨，如同战国七雄的整体疆域。

与《史记》类似的还有贾捐之的《弃珠崖议》记载“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

《淮南子·泰族训》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如今甘肃），前交趾（如今越南北部），后幽都”，疆域范围等同于秦汉时代，与古代中国核心疆域几无二样。

以上四种观点，哪一个才是商朝疆域的真相呢？

《战国策·魏策》中的商朝疆域，毫无疑问极度偏小，应该是指商朝后期的王畿之地，即直辖区、心腹之地，犹如明清王朝的直隶区，并非王朝疆域概念。

《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比较符合当时的交通与通讯极限，应该是商朝政治统治疆域，指商朝新政信息所能抵达的范围。

《淮南子·泰族训》中的商朝疆域，如果事实如此，那就意味着商朝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但以当时技术而言，几乎不可能，应该只是商文化的辐射区域，并不是直接统治区。

理性的说，商朝疆域真相应该是：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北端的瑞昌市夏畈镇，考古专家发现一座庞大而先进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一，古采矿区集中分布范围约7万平方米，竖井103口，巷道19条，露采坑7处，估计炼渣总量约10万吨，规模庞大且完备；二，一堆木轱辘（提升运输装置），证实数千年前中国就将木制器械用于地下矿物采集运输；三，严格测定表明，最早始于3300年前，即商朝中期，武庚迁都于殷之时。

问题在于：这是商文化辐射的王国采矿点，还是商朝官方直接采矿点？

2013年，在距离瑞昌商周铜矿矿冶遗址40公里的地方，九江荞麦岭商代遗址的出世，或许揭开了真相。荞麦岭商代遗址分布范围约5万平米，是一座大型聚集区，考古发现无论是出土的文物，还是房屋、水井、灰坑、沟槽等，都说明这是一座大型青铜冶炼基地。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徐长青确认：在这个区域，集中发现了5口水井，从考古学分析，不是单纯的生活聚居区，而是用于冶炼等这是一座冶炼基地，“我们进行了大胆推测，作为国内考古发现中开采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

矿冶

遗址，会不会是先人从瑞昌铜陵铜矿遗址开采的铜矿石运抵荞麦岭进行冶炼？”

如此重要、庞大且先进的冶炼基地，只可能属于当时最强大的商朝。可见，江西至少是江西部分地区，早在商朝中期时，很可能已经在商朝统治疆域范围之内了，这就突破了《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

无独有偶，各地商朝遗址的发现，一再突破《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

1947年，专家先后在吉林和赤峰发现了商朝青铜文化。史书记载，周武王说过“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就在吉林长白山一带，考虑到武王伐纣，或就此继承了商朝的疆域。

1956～1966年，在山东山东青州苏埠屯村，发掘出了殷商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殷商风格的文物。考古专家研究发现，这是商朝晚期的墓葬。因此，商朝已经扩张到了东部沿海，印证了历史记载。

1989年，在江西新干县，考古专家挖出一座商朝中后期的大墓，命名为“新干大墓”。通过这一墓葬，专家无法证明商朝扩张到了江西，但却明显可以看到商朝对江西的影响。

21世纪初，专家先后在广东博罗、梅县、揭东、佛山等地，发现了殷商墓葬群。由于发现的是墓葬群，所以专家推测殷商人已经居住于此，或者说在此设立了“据点”。

总之，这些商朝遗址的考古发现，虽然不能证明商朝统治疆域达到这些区域，但却也不能否定商朝疆域到此的可能。

值得一问的是，商朝庞大疆域究竟是谁打下的？其中固然是武丁、妇好等多年积累的结果，但有一个帝王不可忽视，即《史记》中“百战克胜，诸侯慑服”的纣王。纣王登基之后，一直穷兵黩武，打下庞大疆域，却导致海内空虚，贵族诸侯群起反对，最终因军队长期在外征战以至京畿空袭，让周武王捡了一个便宜。

者郭沫若评价纣王是“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殷辛（帝辛，即纣王）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统一神州肇此人”、“殷辛之功迈周武”，一语道出纣王的历史地位，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功劳远超周武王。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纣王失败，武王胜利，注定纣王只能留下一个狼狈不堪的名声。

比起那些与帝王将相有关的，“颠覆历史大事件”的考古发现来，下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考古发现，不但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更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科技经济文化，有个全新的理解。

古代交通条件落后，但凡王朝立国，都要卷起袖子修路，放在崇山峻岭的路段，往往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那能不能把坚硬的山体打开，开出平直且节省人力物力的隧道来？火药问世以前，这简直是个不可能的高难度。

但陕西汉中市北17公里，汉代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褒斜道”上的一个“小山洞”，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石门隧道。

石门隧道，开凿于东汉永平四年（61），全长163米，宽42米，可以供两辆车马并排通行。别看只是这么一条“短途”，它却是在陡峭的七盘山山体上，直接打开这样一条隧道。令“褒斜道”的这一路段，整整缩短了50公里。更为奇迹的是，这个被打通了隧道的七盘山，整个山体由坚硬的山石构成，别看只是十六米长的隧道，要凭传统的开凿方式，一米也别想凿动。

以现代学者的研究公认，这条奇特的隧道，采取的是两千年前先进的“火烧水激”技术，即先用柴火加热石壁，然后泼浇冷水使山体炸裂，再进行跟进开凿。就凭这中国独家的硬核技术，打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

而比起今天常“圈粉”的“金缕玉衣”等汉代精美文物来，知名度比较低调的“石门隧道”，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自东汉年间开凿成功后，这条十六米长的隧道，不但长期是连接川陕的黄金要道，更叫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乘兴疾书，汉魏时代多少名家诗人，都在“石门隧道”石壁上留下佳作，刻写在石门隧道上的“汉魏十三品”，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珍品，今天依旧收尽中外名家的膝盖。

其实最值得铭记的，哪里只是石壁上的文人妙笔？更重要的，是这条曾经的黄金通道，撑起的强国记忆。

1981年2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的几名村民，无意中在当地甘泉二号汉墓发掘后的土堆里，挖出一枚两厘米多高的“小东西”。南京博物馆鉴定后，结果惊了众人：这么一个先前被考古队差点当垃圾扔掉的玩意，竟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荆的王玺金印。这座金印全身以黄金浇铸，仅重122克，高212厘米，做工无比精美。这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境内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印玺，考古价值十分重大。

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却是终止了“老邻居”日本国内，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争论：日本的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以《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位于今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曾“奉贡朝贺”，然后汉光武帝刘秀就“赐以印绶”，即把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赐给了“倭奴国”。但这件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在日本国内却不见任何文献记载，直到1784年，一名农民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刨地时，无意中把这价值连城的“金印”刨了出来。

但接着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末，关于这枚“金印”，却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当时的日本，经过近代的维新图强，迅速走向了强大，看待中国的态度，也从昔日的“仰视”变“俯视”，欺负中国都欺负成习惯了，怎么还肯承认这段“向中国朝贺”的历史？于是从近代开始，不停有日本各色“专家”振振有词，咬定说“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假印。

而这些“日本专家”最得意的依据是：你说这“金印”是真的，可从中国到日本，出土过第二枚没有？汉朝有没有这印，都还是两说，怎么可能“赐”给日本。

但东汉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却终于给了这类论调，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样，“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也是诞生于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甚至诞生只差一年。两颗印无论制作还是形制，都是高度近似。1989年日本福冈亚太博览会上，经南京博物馆同意，两颗“金印”联袂登场，在全世界面前亮了个相，实锤的事实，叫所有的反对声从此哑然——“中国赐日本金印”这事儿，别管日本人记没记，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儿！

以这个意义说，这确实是一枚给海外“文物兄弟”，乃至中日两千年关系，漂亮“正名”的“金印”。

北宋中叶，党项人李元昊创立的西夏强势崛起，在宋辽两大强国间扑腾拳脚，不但稳稳站住了脚跟，还叫宋仁宗年间的北宋，结结实实尝到了“陕西三大败”。这么一个人口有限且国土贫瘠的“西夏王朝”，为什么能如此强横？固有的观念里，都认为这个政权野蛮且经济文化生产落后，就靠骁勇善战立国。但一幅特殊壁画，却揭开了另一个真相——安西榆林窟《锻冶图》。

安西榆林窟，是著名的“敦煌壁画”的重要组织部分，西夏时代也曾进行开凿绘画，这幅《锻冶图》正是反映西夏日常冶铁劳作的重要画卷。画作上两个铁匠持锤捶打铁砧，一个工匠推拉着双扇木箱。生动的一幕，也带给后人另一个重要信息：画面里的双扇木箱，可以通过互相推拉，让铁炉长久保持高温，整个劳作过程也十分先进。这意味着，看上去“落后”的西夏，却掌握着中世纪最“高精尖”的冶炼技术。

如此强大的冶铁工艺，也在西夏“老对手”宋朝的文献里得到了印证，常年与西夏打交道的北宋名臣田况就曾叹息：西夏军队的盔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诗里也形容，西夏士兵的刀剑“青萍拔鞘堂生风”，可见何等锋利。这是一个强刀坚甲武装到牙齿的强悍对手。

而同时期的北宋呢？就是在田况叹息西夏盔甲“坚滑”的庆历年间，北宋名臣贾昌朝就大骂宋军兵器“多脆状，造之不精”。另一大臣张方平更怒斥“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器，都是残次品。由于“冗官”“冗兵”等各种因素，号称“科技先进”的北宋，造兵器就是这么坑。

以这个意义说，“北宋打不过西夏”这事儿，哪里是“先进打不过落后”？一群拿着破铜烂铁的宋军，对阵坚甲精刀的西夏军，结果？闭眼就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