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存卷现藏情况一览表

游和顺古镇那天，天蓝云白，日暖风柔，气候怡人，给人以感觉上的坦舒。

但对于自己来说，不知何故，那天却有些不在游的状态，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心绪散荡，竟一路独自随行，致使同伴觉我恍然迷钝。有心细的同伴抽空陪我些许路程，使我尤为感动。

但这美景的魅力也就在于：即便你漫不经心，悠然而过，甚或偶尔一瞥，却也会过目难忘，会时不时地挠拨你的神经，使你不得不想起它来。

对于和顺古镇，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时间已经过去近二十余日，却常常纠结于心，不得不动笔写些什么。

对于和顺古镇，之前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只是说要去云南腾冲，匆匆地做些功课，才知道这距腾冲县城西南4公里的边陲小镇，却有一番别样的风貌，在那静静地等待着你去品尝。

据说这和顺古名阳 温暾 ，因境内有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更名“河顺”，后取“士 和民 顺”之意，雅化为 和顺乡 。单凭“和顺”这名字，就给人一种舒适感，使你不自觉地联想到人生所期之境界，定与“和”、“顺”相关，确也正照应了人们的某种内心希求。

那天，未及古镇，远远望去，便感一马平川的宽阔。走进古镇入口处，放眼一看，清溪荷塘，亭榭短堤，古树新绿，顿觉特别的爽清。据说这涟漪的荷塘，在荷花盛开的季节，满塘的荷叶连成一片，微风一吹，涩涩地飘摇，美得让你的眼光都不知如何地放置。

一路走过，这古镇自然的景观，确实养眼媚目。但隔了这些时日，现在却也记不起都叫什么所谓了，只是觉得这草草木木，塘塘水水，除了名称与所在的地方与别处不同外，其它也并无太大的差别。倒是那人文的所在却是独有，使你过后历历不能忘怀，印象久远深刻。

要说和顺最有名的人文景观，我看当属有“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美誉的和顺图书馆。一个小镇，有如此之文化之宝，确属不易。

说这图书馆有名，一是因其历史久远。图书馆前身是清末和顺同盟会员寸馥清组织的“咸新社”和后来成立的“阅书报社”，后经海外华侨和乡人捐资赠书，于1928年扩建为图书馆，如今已经有了近90年的历史，确实无愧于“文化之津”的匾额高悬馆首；二是因其藏书丰且多珍籍。图书馆迄今藏书7万多册，古籍善本珍本如《大藏经》、《英武殿丛刊》、《四部丛刊》等万余册。如今，如果在一个村镇建一个图书馆，馆舍及7万余册图书倒未必很难，若弄这么些古珍的东西恐怕不易；三是因诸多名家题字留跋。文化名家题字赞誉，落名留念，也是一文化景观扬名的重要所在。和顺图书馆不缺这口，只看那胡适、于右任、熊庆来、廖承志、 李石曾 等大家题词的匾上墨宝，也够你啧啧而叹了；四是因其有用不成摆设。据说这图书馆并没因其有名而拒读者于门外，不像余秋雨先生曾写过的宁波“天一阁”，把藏的好书古书束之高阁，好书不能供人阅读，实在有些可惜。

再说艾思奇纪念馆。对于艾思奇和其《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我倒是有所闻，但却不知道这位我国现代著名 哲学家 是和顺古镇人。

“艾思奇纪念馆”并不怎么大，但院内串楼同栏，点缀西式阳台， 环境 却是清幽典雅，尤其是中西合璧的房屋建筑风格独具，给人印象颇深。

我喜欢读书，但《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确实没有系统读过。据说这两本著述通俗易懂，但却阐述了深刻的自然规律人生道理，曾引导了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为大众理解和接受，并融于生活、指导人生，这也许就是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伟大之处。

和同事在艾思奇雕像前留影，疏忽了环围雕像的草坪，引得工作人员的批评。无需理论，在哲学家面前领悟一番生活的道理，又有了另一番收获。

距和顺图书馆几步远的坡上是滇缅抗战博物馆。因为曾经从戎行武，如今从事工作又与研究历史相关，对这反映历史的博物馆自是不能错过，必得一看。

博物馆沿街的墙用火山岩石砌成，墙面凸现“滇缅抗战博物馆”大小不一的七个字，藤萝密密地沿墙顶垂下，似祭奠的花束；庭院中央的雕塑，几枚弹头拥着大炮弹壳，壳面下刻红色象征胜利的“V”，上刻“PEACE（和平）”，炮壳顶端矗立十字架，停有两只展翅的和平鸽，寓意不言自明；展厅内，玻璃展柜刀枪透出斑驳、衣袍家书染血，墙上照片妇女坐地敲石、男人赤膊筑路，可见当时战争之惨死，军民之同仇敌忾。

参观诸如此类的场馆，总会给人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便有意匆匆而过。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是忐忑，便就想起了这纪念的意义应在于缅怀记起，激发情感，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美好。

沿着小河和 荷塘 ，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小亭子矗立水边，原来这就是全国独有的和顺洗衣亭。这洗衣亭可以洗衣、纳凉，也可以遥望远方，寄托相思。

说起这洗衣亭的由来，总会有一种温暖中透出的寒意。说温暖，是因为这亭子是走出去闯荡的和顺男人们，为了让家中女人洗衣时不被风吹日晒特意而建，是他们对自己女人最平易的馈赠，着实其情融融，其意切切。但这种建造，却也透出了无奈的奔波，透出了无影的等待，透出了无归的失望。

和顺男人婚后，为生活所需，就要参加马帮走出去，在滇缅道上跨越关山险阻。家中女人含辛茹苦，默默过着无情无声的日子。每逢年关，男人们要回来，村口的洗衣亭便成了女人守望的地方。想那女人，洗衣时盼想男人归来的那份心情，却应是何等的焦灼，不知有多少那痴情的女子，落锤于纤手，却也感觉不到疼痛。

有些却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落定他乡，有的遭遇不测。年复一年，这洗衣亭里等待的一些女人，终于没能盼回“走夷方”的男人，只留下自己，孤零零地黯然神伤。

守寡的女人终身不再嫁人，直至命归黄泉。漫走和顺街道，你会看到那不一的贞洁牌坊。这牌坊是如何地立起，有何种的意蕴，我不想探个究竟。但透过这牌坊，我总感伤于这守寡妇女的命运，平添了许多悲的情感，不忍心在此处过多地逗留。

……

我是一个多虑的人，即将写完这篇博文的时候，我忽然莫名地惆怅起来。这惆怅的根源，却是因我突地想到了一些相仿的名胜之地，因出名而变得游者蜂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以保护开发的名义，破坏了原有的生存和生态；因过分地把握商机发展，而染污了那里纯朴的社俗民风。

我有些担心起来，这以低调古朴和谐安宁而闻名的和顺古镇，是否会真的能把持住自己，不会“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埋葬，不会被自我的虚荣或世道的潮水推着变得张狂或者媚俗？

此时的我，耳边仿佛隐约地传来行走在和顺古镇时那叮当挖掘和敲打声。但愿这敲击是在为保护和顺的本真立碑警示，而不是为遗产的牺牲凿刻墓碑！

安装保护夹。

1、在使用保护夹之前先要确保古籍表面干净无尘，使用软毛刷或者吹风机等工具轻轻清除古籍表面的灰尘和杂物。

2、将古籍善本保护夹打开，将书页放在保护夹的中间位置，轻轻合上保护夹，确保书页被夹在两个保护板之间。

3、保护夹有调节夹力的功能，可以根据古籍的情况和需要，调整保护夹的夹力。

4、使用保护夹后将古籍妥善存放和保管，可以将古籍放在干燥、通风、避光的环境中，避免阳光直射和潮湿。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

条件下相互转化，要坚持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两分法。古籍善本具有稀有性，它们大量使用，则会加速它们破损的速度，保护的压力巨大,若不加利用，只做保护，古籍善本的文化传承价值就得不到体现。

但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是能够相互促进的

矛盾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应坚持“两点论”和“重

点论”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古籍的保护与利用需要突出重点，创造条件，科学利用，需要突出保护的加强保护，需要突出利用的，突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