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废道、府；4月废州为县，无为县（仍治今无城镇）直属安徽省。3年6月2日，无为县改属安庆道（治怀宁，今安庆市）。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16年8月，无为县属安徽省政府。17年8月废道，无为县直属安徽省。21年4月2日，无为县属第二区（首县为芜湖县，今为市）。10月10日，无 为县改属第二专区（专员驻芜湖）。27年5月中旬，县政府迁驻黄姑闸镇。7月，撤销第二专区，无为县改属第五专区（2月驻含山县，今环峰镇。9月，由黄姑 闸镇迁往鹤毛、庐江县黄屯等。12月，改设于今全椒县古河镇）。10月25日，无为县改属第三专区（先驻六安，今为市区。后驻立煌县县城金家寨，今已没入 梅山水库）。11月10日，第三专区改属安徽省皖北行署区，余仍之。29年2月2日，撤销皖北行署，县城为日军沦陷，县城先后驻蜀山、黄姑及庐江县黄屯一 带，余仍之。4月，无为县改属第一专区（驻桐城县，今桐城市区）。无为县政府仅控制汪田、鹤毛一带乡村。34年11月，无为县(10月5日，新四军北撤 后，无为县政府迁驻无为城)改属第九专区（专员驻巢县城，今巢湖市区），直至解放。

1903年，何子渊、萧惠长等人创办兴民学堂，聘革命义士丘逢甲担任校长，何子渊亲任学监。1906年，何子渊、萧惠长等人创办兴宁县立中学（兴宁一中），开风气之先，是为兴宁新学之始。

1904年春，何子渊与丘逢甲、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等革命党人在石马“箭竹顶”茶竂草堂策划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等人身份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半年有余。1908年夏初，丘逢甲再次来到石马顺裕庐，与渊公商讨营救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案，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丘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何子渊萧惠长张华谷等人组织民军光复兴宁，成立议会政府，萧惠长被举为县知事，何子渊被举为代议长，年底议会正式选举时被公推为议长。后广东省都督委派李文莱(梅州市梅县区人)为县知事，兴宁仍属嘉应州（今梅州）。春，龙田人罗则桓集股兴办蓼塘罗族树木公司。影响所及，相继成立龙田学泗公树木公司和车坜长岗埂树木公司。春，创办《宁江新报》(由《别溪杂志》改名)，同年9月停刊。是年，县设立经收课，征收赋税，翌年改名为征收局。同年，创办县立懿女子小学，1920年改为县立女子小学校。

民国2年(1913年)夏，兴民学堂呈准改为兴民中学校，仍由陈少岳任校长，何子渊任学监。

民国3年(1914年)10月，萧惠长、张花谷、何子渊等人响应孙中山的讨袁号召，组织讨袁军。事泄，萧、张被迫出走南洋，何子渊则继续留守兴宁与袁世凯爪牙龙济光周旋。是年，刘俊盛在城镇北门开办振兴布厂，有木制布机12台，工人36人。

民国4年(1915年)本县改隶属潮循道。是年，于西城外原较场兴建新丰街，历时3年而建成。街内商号多经营土布业。同年，刘象文、罗建沾等集资开办兴光电灯公司，在县城内水关口建发电厂，装机容量108千瓦，年发电量13万千瓦时。

民国5年(1916年)刁坊区鼠疫流行，河塘村1天死亡8人。是年，本县北厢鹅湖乡人张振环在县城内开设立盛药房(张家园)，生产济众水、肥猪菜等成药出售。

民国16年1927年9月3日，在中共广东兴宁特支的组织领导下，兴宁县湖尾乡等地义勇军100多人在兴宁县城县立中学何子渊等校领导和进步学生的配合下，成功地举行了攻城起义，史称兴宁起义 。此次起义，促进了兴宁各区乡武装斗争的发展，建立了工农红军队伍，为尔后建立五兴龙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距泗水国王陵墓区南端5000米为汉代城址——凌城遗址。民国十三年（1924年）编写的《泗阳县志》对这里的记载是，“城方里许，旧有高阜可辨”，城址“土内多砖石圆瓦、金碧色，人珍藏之”，2002年11月，南京博物馆考古队对三庄乡陈墩进行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已出土600多件文件，有玉器、漆器、金器、陶器、木俑等等，在外藏椁原木上的“泗水王冢”四个字初步断定大青墩汉墓为王墓。

泗阳汉墓多，尤其三庄汉墓成群，传说有“七七四十九墩”，查实为47处。分布在橡树、三李、夫庙等村，南北长十数里，东面宽六七里，它们成5组分布，均以大墓为中心，大墓的占地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上世纪六十年代，田野考古调查，初步认为这些汉墓群大墓应为泗水国王的王陵，周围的土墩墓为贵族和官员的陪葬墓，组成面积大、数量多的王陵区汉墓群。这些汉墓均有规律地分布在一条南北向的轴线上，其南端连接泗水国首邑遗址——城遗址。 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西汉中期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封常山宪王刘舜的小儿子刘商为泗水王，统凌、泗阳、于三县，凌城为王国首邑，辖二万五千二十五户、十一万九千多人。刘商在王位15年，他死后，其子刘安世继位，在位仅一年就死了。因刘安世无后，刘商的另一个儿子刘贺继位，刘贺在位20年，死后由其子刘综袭封。刘综以后，又传两代刘骏、刘靖。公元9年，王莽篡位，泗水国最后一代国王刘靖被废为公，第二年废泗水国。从刘商到刘靖，相继传五代六王，历时123年。 汉代的泗水国，面积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泗阳县及周边地区。其国界南临淮水、洪泽湖，东南到今淮安市区，西北接近今宿迁市区。古凌水横贯其境，东流入淮水（今淮河），汇入大海。当时泗水国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农业发达。 西汉时期，江苏地区有几个分封的刘氏同姓王国，除泗水国外，还有徐州地区的楚国，扬州地区的吴国、江都国、广陵国等。建国以来，南京博物院、华东文物工作队及各市县文物考古专家对江苏境内的汉墓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发掘了包括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扬州高邮神居山广陵王墓、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等在内的大量汉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基本弄清了楚和广陵等封国的汉墓型制、丧葬礼俗、文物内涵及文化面貌。但对泗水国，因文献记载简略，且此前末对其墓葬和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而知之甚少。 199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王李村面小墩进行抢救性发掘，曾发掘出金缕玉衣。2002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博物院再次发掘，出土了漆木器、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等文物660多件，这些和陈墩汉墓出土的100件文物，为研究泗水王国，研究汉代文物和精神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陈墩汉墓出土的100件（组）文件，其中包括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钱币等，值得注意的是边箱中出土的一架长12米，宽近05米的古瑟，其表面为黑漆装饰，有四个瑞，有若干个弦孔。由于古瑟是以松软的木料制作而成的，因此，汉代古瑟保存至今的极为罕见，所以这架古瑟的出土，填补了考古史上的一个空白。而大青墩以漆木器为大宗，共有549件，约占出土文物总数的83%。该墓为大型木椁墓，陪葬坑也以大木构筑，外藏椁里出土了大型木质建筑模型，出土文物中漆木器占80%以上，这些构成了此王陵以木为主的重要特色。其中的一件鎏银错金铜驽机，更被考古界专家们称誉为“西汉第一弩机”确定王陵身份的是大青墩汉墓的发掘，它是大型土坑木椁墓。　墓室由主墓室和正南外藏椁、东外藏椁、西外藏椁及 主墓室和正南外藏椁之间的夹层组成，墓道西侧有一上下两层的大型陪葬坑。封土高约85米，底径约长90米。墓室南北长960米、 宽880米、高270米。其中主墓室长570米、宽440米、 高170米。结合墓葬型制和墓中出土文物、文字（椁板上刻有“王宅”、“泗水王冢”）等研究，此墓无疑为汉代泗水国王陵。

东汉建安四年，孙策从袁绍那里得到三千兵马，回江东恢复祖业，在同窗好友周瑜的扶持下，一举攻克皖城。皖城东郊，溪流环绕，松竹掩映着一个村庄——乔公寓所，后人称之为乔公故宅。乔公有二女国色天香，又聪慧过人，远近闻名。因遣人礼聘，得邀乔公允许，送入一对姊妹花。于是，便有了孙策纳大乔、周瑜娶小乔的韵事。

在乔公故宅的后院有一口古井，水清且深。相传二乔姐妹常在此梳妆打扮，可谓“修眉细细写春山，松竹箫佩环”。每次妆罢，她俩便将残脂剩粉丢弃井中，长年累月，井水泛起了胭脂色，水味也做胭脂香了。于是，这井便有了胭脂井的雅称。有诗曰：“乔公二女秀色钟，秋水并蒂开芙蓉。”

从二乔方面来说，一对姐妹花，同时嫁给两个天下英杰，一个是雄略过人、威震江东的孙郎，一个是风流倜傥、文武双全的周郎，堪称美满姻缘了。郎才女貌，谐成伉俪，当然两情相惬，恩爱缠绵。然而，二乔是否真的很幸福呢？其实大乔的命是很苦的。孙策娶大乔的那年是二十岁，大乔是十八岁，可惜天妒良缘，两年后正当曹操与袁绍大战官渡，孙策正准备阴袭许昌以迎汉献帝，从曹操手中接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柄时，孙策被许贡的家客所刺杀，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大乔和孙策仅过了三年的夫妻生活。当时，大乔充其量二十出头，青春守寡，身边只有襁褓中的儿子孙绍，真是何其凄惶！从此以后，她只有朝朝啼痕，夜夜孤衾，含辛茹苦，抚育遗孤。岁月悠悠，红颜暗消，一代佳人，竟不知何时凋零！小乔的处境比姐姐好一些，她与周瑜琴瑟相谐，恩爱相处了十二年。周瑜容貌俊秀，精于音律，至今还流传着“曲有误，周郎顾”的民谚。小乔和周瑜情深恩爱，生活在一起，随军东征西战，并参加过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战后二年，“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岁”。在这十二年中，周瑜作为东吴的统兵大将，江夏击黄祖，赤壁破曹操，功勋赫赫，名扬天下；可惜年寿不永，在准备攻取益州时病死于巴丘，年仅三十六岁。这时，小乔也不过三十岁左右，乍失佳偶，其悲苦也可以想见。美人命薄，二乔在如诗如画的江南，过着寂寞生活。吴黄武二年小乔病逝，终年四十七岁。明人曾有诗曰：“凄凄两冢依城廓，一为周郎一小乔。”小乔墓有封无表，平地起坟，汉砖砌成。到1914年，岳阳小乔墓上还有墓庐。现在尚有刻着隶书“小乔墓庐”的石碑。

二乔究竟有多美？《三国志》没有写，杜牧没有写，罗贯中也没有写，这种美实在太模糊了。可是，千百年来，这“模糊美”一直动人心魄。上海博物馆藏清代吴之fán竹雕《二乔并读图笔筒》、王世襄《竹刻鉴赏》一书有照片及拓本，说刻的是“两妇高髻，一持扇坐榻上，一坐杌子，手指几上书卷，似在对语。榻上陈置古尊，插牡丹一枝，旁有笼、箧、垆、砚、水盂、印盒等文房用具”。笔筒背刻阳文七绝一首：“雀台赋好重江东，车载才人拜下风。更有金闺双俊眼，齐称子建是英雄。”作为艳名倾动一时的美女，江东二乔很自然地成了文学艺术的对象。古代女人美不美全靠历代笔墨渲染而定，未必可靠。明代高启的《过二乔宅》云：“孙郎武略周郎智，相逢便结君臣义。奇姿联璧烦江东，都与乔家做佳婿。乔公虽在流离中，门楣喜溢双乘龙。大乔娉婷小乔媚，秋水并蒂开芙蓉。二乔虽嫁犹知节，日共诗书自怡悦。不学分香歌舞儿，铜台夜泣西陵月。”可叹曹操有生之年未能取江东，不然二乔或许就在铜雀台里度过余生了。

据1987年版《尤溪县志》记载：“宋代时，常平乡和顺里的上仙和华口村开始生产陶器。明代中期，五十都的新桥（今新阳镇）开始生产瓷器。清代，五十都的林下、林尾，二十四都的清溪也开始生产陶瓷。民国时期，陶瓷业略有发展。新中国建立后，陶瓷业发展较快。”明嘉靖《尤溪县志》记载：尤溪陶瓷“粗而不精”。这些结论，均因历史上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古窑址调查缺失之故，难免失之偏颇。1993年，县博物馆文物干部林洪湘同志，在梅仙镇半山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范围的瓷器残片分布，后县博物馆又派陈长根、张文仁同志再次到该处复查，找到了窑址，证明我县于宋、元时期就具有较高水平的制瓷工艺。此项工作填补了全省古窑址普查尤溪县的空白。此后，我县文物工作者又在新阳镇瓷厂村、坂面乡的街面村等处发现了多处的古窑址，引起了省、市文物专家的广泛兴趣。现分述如下：

（一）梅仙镇半山瓷窑址

半山瓷窑址位于梅仙镇半山村西约1公里的前渡坂，该处为丘陵地带，距尤溪河边约50米。现存有三处窑床遗迹，均为龙窑。窑床长约45至50米，宽约15米。整个遗址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且有大面积窑瓷废品堆积。

1、窑址形制与年代：半山窑地表有明显的窑床遗址留存，并可发现窑室券顶砖。窑旁有一条长条形的废品堆，可以说明该窑应为券顶式龙窑。通过对瓷器标本的造型、釉色、装饰手法和窑址断面层分析，该窑制瓷时间跨度较长，持续生产时间大约从北宋中期到元代末为止。首先，采集器物标本酱釉罐，其釉色、器形、纹饰等，与尤溪城关北宋壁画墓出土的馆藏“酱釉编织纹盖罐”相一致，应为北宋时期的器物。因此，其上限应早于该墓葬。其次，从多件器物圈足分析，足壁厚，足径小，足端平削，足底有鸡心点圈足，部分器物底部施釉，足端无釉等，极富元代瓷器的特征，因而下限应为元代。

2、釉色特点：该窑虽以烧制青白釉、青黄釉为主，又兼烧酱、褐、黑、紫釉等，既突出本窑的特点，又多种工艺兼容。特别是珠光青瓷、茶叶沫釉、黑釉和仿哥釉产品等，做工考究，产量很大。其中该窑烧制的的黑釉盏，胎质深灰，含铁量较高，其主要目的是以胎来托釉，故釉色光亮如漆，玻璃质感强。

3、装烧工艺：半山窑的装烧方法多样。从窑具中分析，该窑的装烧工艺支、垫、套、叠、隔并用。常用的方法有：垫饼垫烧法、束腰支座支烧法、匣钵装烧法、砂圈覆烧叠置法、涩圈叠烧法等，可以说，这期间各地主要窑口的烧制方法，基本上都可在此窑找到。

4、装饰工艺：宋代我国各地陶瓷业发展很快，在装饰工艺上是以胎装饰和釉装饰并重，半山窑亦是如此。该窑胎装饰主要以压印纹饰为主，特别品种有压印编织纹，远远看去似珍珠地纹，煞是好看。还有压印菱形格纹，排列整齐，纹饰清晰。除外，亦见刻划花纹，纹饰较简单、抽象。特殊品种有青白釉碗和青黄釉碗。前者碗心刻划月华锦，后者器内则用篦状工具刻划精细图案。刀锋犀利，刚劲有力。其它技法尚未发现。釉装饰即以釉本身的变化来装饰器物，釉色大体有青白、青黄釉和酱、褐、黑、紫釉等，品种较丰富。其中除紫釉工艺较为粗糙、釉面无光泽外，余者釉色还算成熟。另外，还有仿哥窑“金丝铁线”（开大片）和“鱼子纹”（开小片）等开片釉。其中青黄釉开片中有大量细小气泡，晶莹剔透，恰似繁星，富有特色。

5、器物类型：该窑烧制的器物类型多为生活日用器具，主要以碗为主，罐、壶也多见，兼烧盘、盏、钵、盖罐等。

6、半山窑产品内外兼销，以内销为主。其根据：⑴本身窑场规模较大，其窑弃物分布范围广，产品数量多，当地销售不了。⑵当时青白釉、珠光青瓷的日常生活用具主要用于外销。据记载：当时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大量需要这种釉色器具。本省同安、厦门等地曾有该产品外销，半山窑有可能随大流而生产此类产品。（参见《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1993年）⑶该窑位于闽江支流之一的尤溪河畔仅50米左右，交通便捷，产品可通过水运直达福州、马尾等地外销。

（二）新桥瓷厂

新桥瓷厂又名新桥碗厂，始建于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新中国成立后，依行政区划改称南芹碗厂。1951年，改称公私合营南芹碗厂。1958年转新桥公社社办企业，更名新桥瓷厂。1972年起，该厂逐步更新设备，引进了新技术，改进了原料配制工艺，提高了产品质量。产品获“声如磬，白如玉，明如镜”的美称，成为福建省外贸部门和厦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定点厂。主要烧制产品有：金瓜杯、大中杯、汉汤碗、汤戈、盖碗、新芳花瓶、萱花瓶、圆口花盆、甲碗、啤酒杯、咖啡杯等，产品销往13个国家和地区，小部分销往国内各省市。原有窑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新窑所代替，无法考证。

（三）杨厝瓷窑遗址

杨厝窑遗址在尤溪一都（今新阳镇）。明代中期，五十都龙益等地的瓷匠来到南芹建窑制瓷。清代时，德化县三班、浔中和雷锋村的村民逃荒到尤溪一都杨厝自然村安家，利用当地高岭土资源建窑办厂，生产日用瓯、碗、杯、盘、匙、碟、灯马、香炉等。清代末期，杨厝相继又建有五房山、新窑仔、弯仔头瓷窑。民国38年（1949）杨厝又增设了垄仔头和溪仔边瓷窑。以上窑址尚未考察清楚，窑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基本建设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已被毁坏。

此外，尤溪县境内清代末至民国初时期，还建有台溪乡的清溪瓷窑、东山村的北岭瓷窑、溪尾乡大宁村的文坑瓷窑等。由于工艺较粗，均未形成规模。

（四）坂面乡街面村窑址：

2003年夏天，因街面电站库区建设需要，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文博副研究员李建军先生一行，在县博物馆陈长根副研究员、张文仁馆员、叶礼明助理馆员的陪同下，对库区进行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和复查，发现了宋、元至清代时期的古窑址多处，其中有发掘价值的有2处。因位于尤溪县、德化交界处，对于研究其与著名的德化窑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1、街面村窑址：窑址位于坂面乡街面村部后山，依山坡而建，建筑形制为龙窑。窑址遭受一定的破坏，但地上瓷片、窑具残块随处可见，尤其是瓷器废片比比皆是。从瓷器标本可以看出此窑专烧罐、钵等日常生活用具。窑址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布范围广，生产规模大，延续时间长，从所采集的瓷器标本推断年代为南宋—清代时期。最可贵的是，在此窑址上发现了擂茶钵残片标本，它对研究本市擂茶发展，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2、乌暗坑窑址：窑址位于乌暗坑山坡的大片桔子园内，依缓坡而建。但在约2500平方米 的范围内，瓷器残片、烧瓷匣钵、窑具及窑炉红烧土等随处可见，周围有大面积的窑弃物分布，并还保留着龙窑窑床和作坊墙基。瓷器品种主要有碗、杯、罐、钵等日用器具，釉色有青白瓷、酱油和黑釉等。年代初步推断为宋元时期。

崇明县博物馆内现有“崇明岛史与古船”、“崇明民俗”两个基本陈列，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内容翔实，展品丰富。 陈列布置在学宫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内，由序厅和六个单元的内容组成。陈列运用了文物、模型、雕塑、沙盘、布景箱、和先进的视听手段、通俗简明的文字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崇明岛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交通、水利、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建设成就。其中，展出的两艘唐、宋古船，是目前上海地区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堪称镇馆之宝；我国四大船系之一的崇明沙船，更以其独特的功能蜚声海内外。

“崇明民俗”陈列布置在尊经阁和崇圣祠内，主要通过集镇、民间家庭居室、农耕、纺织等生动逼真的场景，再现了崇明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淳朴生活，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其中，既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崇明老街商业景致的生动展示，又有崇明典型的传统民宅“四厅头宅沟”及其室内家居布置的逼真再现。耕织部分则重点向人们展出了30余件功能各异的常用生产工具。

此外，崇明县博物馆内还有“黄丕谟艺术馆”等固定展览，展出了著名版画家黄丕谟先生（崇明籍）创作的60幅精美的版画作品。 “崇明岛史与古船”陈列主要布置在崇明学宫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内，由序厅（前言）和六个单元的内容组成。第一单元即为千年崇明的坎坷形成。

崇明岛是新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原处是长江口外浅海。长江由西向东奔泻而下，流入河口地区时，由于比降减小、流速变缓等原因，所挟大量泥沙在江海交接处逐渐沉积。经年累月的结果是，江海泥沙一面在长江口南北岸汇成滨海平原，一面又在江中形成星罗棋布的河口沙洲，崇明岛正是在此涨彼坍中成为一个典型的河口沙岛。它从露出水面到最后形成祖国的第三大岛，经历了千余年的涨坍变化。

唐初武德年间，也就是公元618—626年，在东布洲（今吕四一带）南面水域，长江口开始涨涌出两个沙洲，两洲隔水50余里，东临大海，西涉江至太仓，南涉江至吴淞港，东南到佘山，西南涉江到嘉定县，西北涉江为狼山。时名东沙、西沙，这就是崇明岛的前身。

1025年，东沙西北续涨姚刘沙（因姚、刘两姓先居而得名），并与东沙接壤。1101年，姚刘沙西北隔水50里处涨出三沙。元末明初，东沙坍没，西沙坍存无几，三沙北涨，姚刘沙南坍北涨，渐与三沙连壤。其后一直到清初，长江口出没水面的大小沙洲曾有六十处。明末清初，也就是1644年左右，分散的沙洲在涨坍过程中又缓慢地涨接成片，连成东起高头沙、西至平洋沙，最长200里、最宽40里的一个大岛。如今，崇明已是一个拥有1200平方公里面积、近60万人口的泱泱大岛，雄踞于万里长江的入海口，东濒大海，南与上海嘉定、宝山隔江相望，北于江苏海门、启东一衣带水，犹如蕴含于长江巨龙口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生机焕发。

清代光绪《崇明县志》中，记载了崇明东、两二沙出露长江口以及在西沙设置崇明镇的有关地理、历史的情况：“唐武德间，吴郡城东三百余里海中，忽涌二洲，谓之东西二沙，渐积高广，渔樵者依之，遂成田庐。神龙初，置崇明镇于两沙。崇明之名始此。”

清代光绪《崇明县志》中，还介绍了姚刘沙与三沙岛等几个主要沙洲的涨、坍情况和名称的由来：“宋大圣三年，续涨一沙于西北，东西二沙相距五十余里。姚刘二姓先居之，因名姚刘沙。建中、靖国初，东西二沙坍没，又涨一沙于东北，以三次叠涨，因名三沙。或有句容朱、陈、张三姓居之，因名三沙。”

相传，崇明“三沙”是由江苏句容的朱、陈、张三姓最早迁居过来而得名的，句容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崇明有关的遗迹，如“崇明寺”、“崇明塔”等。另据清代光绪《句容县志》记载，清代句容县城曾一度以东西大街为界，街南为华阳镇，街北为崇明镇。而流传在崇明民间的《蔡氏家谱》，也相当详细地记录了蔡氏家族在南宋时期迁到崇明的这段历史。

崇明岛在历史上因沙洲涨坍频繁，州署、县治及行政区划屡经变更。据县志记载，崇明约在五代初设镇，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在三沙设天赐盐场，隶通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场为州，并筑州城于姚刘沙，隶扬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此后建置基本未变，先隶扬州，后改隶苏州府，兼隶太仓州。民国期间，先后隶属江苏南通、松江（沦陷期间曾隶上海特别市）。解放后，先隶江苏南通专区，1958年12月1日改隶上海市。 崇明岛四面环水，与岛外往返历来都要依靠舟船，因此古代崇明的造船业和水上交通十分发达，元代的时候，崇明就已同北方有海运贸易。而适宜在浅滩暗沙中航行的崇明沙船，源自崇明而名闻全国，是我国木帆船四大船系之一。

据清乾隆《崇明县志》记载：“沙船出自崇明沙而得名。”崇明沙船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崇明人朱清与嘉定人张瑄开辟崇明至直沽（今天津）海运航线时，就已用沙船载货。沙船船身扁浅、宽大、底平，首尾俱方，全船重心低，船面建筑少，受风面积小，航行平稳，恃沙不畏浅滩。船用多桅多帆，风帆高大，利于提高航速，可补因方首航行阻力较大之不足。两舷置有披水扳（俗称挠头），可克服因底平吃水浅而致逆风航行时横漂之弊。沙船适应性强，用途广，可作渔捞船，也可用于货运，长期以来一直是崇明岛上重要的水上货运工具，并且也是江、浙、鲁沿海一带常用的一种帆船。据统计，清乾隆年间，上海地区拥有沙船3500—3600艘，1826年更增至5000艘，占全国总数量的一半。当时，崇明的沙船制造和航运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地区沙船业中有三分之一为崇明籍人士所经营。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垄断漕运，承揽商货以后，崇明沙船业终因货运量不足，缺乏竞争力而开始衰落。

明清时期，崇明岛与南北两岸之间的通航主要依靠渡口。崇明岛的津渡始于十五世纪初或更早些时候，当时已经有船与太仓、浏河等地对渡。据民国《崇明县志》记载：“官渡始于明万历三十一年，知县张世臣设船二艘，自施翘河至太仓南关，名曰长渡，一自南洪至刘家河，名曰短渡。”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崇沪之间开始辟有客运航线，同时在南门港建起了崇明岛上最早的港口轮埠。民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崇明先后设有渡口29处，其中，南岸沿江设有12处，现已全部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港口码头；北岸沿江设有渡口17处，现尚存5处。如今，崇明岛上已拥有五大客运码头和十大货运港口的密集型水上交通网络，昔日的小舢板逐渐过渡到机帆船、双体客轮乃至汽垫船、快速船。 “海运三杰”享誉海内外

古往今来，崇明发达的航海业曾为我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垂青史的杰出人才，其中尤以元代朱清、明代沈廷扬、现代陈干青三人对我国航海事业所作的贡献最为显著，他们因此被后人称誉为“崇明海运三杰”。

朱清（1236—1303）因贩卖私盐经常出入海上，加之时有打劫富家和船只的举动，因而对南北海道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五百艘，不断对沿海一带的富户进行骚扰，南至通海，北至胶莱（胶东半岛和莱州湾），都是他活动的范围。他往来飘忽，朝廷十分无奈。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大将蒙兀领兵南征镇江，在焦山下大败宋军。不久，元丞相伯颜分兵三路进攻临安（今杭州），命招讨使王世强招谕海盗，朱清因此率众归降元朝，并被任命为代理管军千户（武职）。第二年，朱清奉伯颜之命驾船将南宋库藏图书典籍从杭州取海道运往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试航成功后，朱清又向朝廷建议从海道运粮到北方，获准后终于开辟了由南方太仓刘家港出发，经东海、黄海直抵北方直沽的南北海上漕运航道，并使之成为元代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为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朱清又疏浚娄江直达东海的航道，开辟了中国同日本、高丽和琉球等国的海上贸易之路。朱清创办海运后，富贵显赫，全家移居太仓，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太仓刘家港一时商船云集，穷乡顿成巨市，琉球、日本、高丽等国商船均进港贸易，刘家港因此享有“六国码头”之称。朱清本人也权倾一时，广拥财富，可称江南之冠。由于朱清为元朝统一全国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以及创办和掌管海运有功，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1303年，朱清遭诬自杀。

沈廷扬（1594—1647），为人慷慨有节气，崇尚侠义。明朝末年，各地战乱蜂起，江淮水运经常受阻，沈廷扬上疏朝廷，建议恢复当年朱清所开创的海上漕运，从太仓浏河出海直抵天津，这样较运河转漕便捷，且省费用；并进呈《海运书》五卷和《海运图》，自备船只，亲试海运，获得成功。从此，“南粮北运”便开始沿这一海道航行。1642年，清太宗皇太极率军南侵，驻守松山（辽宁锦县）的明军被困告急。明朝急派兵部郎中沈廷扬筹划粮草，增援前线。沈廷扬亲率粮船，从太仓浏河出发，日夜兼程，不出半月顺利完成任务。1643年，漕运总督史可法保荐沈廷扬为光禄寺少卿，崇祯帝对沈也十分器重，曾说：“居官尽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1644年，明朝覆亡。沈廷扬应南明政权诏令，毁家聚船，转战长江下游，阻止清军南进。1647年，沈廷扬会同张名振、张煌言等抗清名将，自舟山基地出发，率领舟师沿长江西上，夺取江南失地。在鹿苑、福山等地，与清兵大战四昼夜，给清军沉重打击。4月14日夜，狂风大作，沈廷扬战船颠覆，士兵伤亡惨重。残留战船漂泊搁浅在徐六泾，被清军包围。清兵叫喊：“剃发投降的免死！”有人劝沈廷扬混在降兵中逃走。沈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是明朝御史，不能没有骨气地死！”最后与部下700人被清军俘获，解往苏州。清朝巡抚土国宝，降丞洪承畴、周亮工等多次劝降，沈廷扬大义凛然，坚决不降：“为国而死，死而无憾！”至死不屈，从容就义。

陈干青（1891—1953），又名陈恒，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海运人物。陈干青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练就了精湛的航行技术。1914年毕业于同立商船专门学校。当时，中国航海主权受英国控制，中国人只能在远洋轮上当水手等苦力，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等要职都由外国人担任。陈干青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他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在航海业中争得地位，于是刻苦学习，通过实践不断熟悉航道，终于在航海界初露头角。1921年他以高超的航行技术和业务知识，冲破把持中国海运大权的洋人的阻拦，担任“升利轮”船长，成为中国第一个外洋轮的中国籍船长，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由外国人把持和垄断外洋轮航行大权的局面。1924年，陈又升任肇兴轮船公司总船长，掌船30余艘，成为出任总船长的第一位中国人。陈干青深知中国人争得这种待遇来之不易，因此在职期间，特别注意人才培养，积极引荐中国船员。1926年，陈干青为维护中国海员的利益，争取航海自主权，筹建中国商船驾驶员联合会，并被推举为该会会长。1929年由中国总商会推荐，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专门讨论国际海事问题的第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他在大会上提出了“欲改善海员之待遇，会员国必须要互相尊重彼此领海、内河的航海主权”的提案，起到了揭露、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海权的作用，充分体现了陈干青一贯的爱国之心。抗战期间，上海沦陷，陈干青为保持民族气节，愤然辞去职务。汪伪交通部以优厚的报酬请他出任航政司长，他回答道：“人的一生寿命最多不过百年，与其富贵而遗臭万年，不如清贫而流芳百世。”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再度致力于航海事业。陈干青一生热心于发展家乡航运事业，曾亲自设计、监造了“天赐轮”等船，1946年，还创办了“惠崇”轮船公司。

海岛元素的民间住宅

崇明在历史上曾先后隶属于江北的通州、扬州，江南的苏州、太仓，最初的居民多来自淮浙和句容一带，风俗习惯受各地的影响较大，且兼容并蓄，因而杂有江南与江北的民风民俗。加上受到三面环江、一面临海的环境制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促成了岛上的民俗风情随着岁月的累积，逐渐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海岛特色。布置在崇明学宫尊经阁、崇圣祠内的“崇明民俗”陈列，以大量实物和真实场景，艺术地展示了旧时崇明岛上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画卷，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崇明岛的历史风情，其中，崇明的民间住宅最具特色。

历史上，崇明岛长期孤悬江海外之中，居民为防御盗贼，习惯同族聚居，自成一宅。旧时，贫困人家多以芦笆搭建的环洞舍栖身，家境稍好的住草房，再好些的住芦壁瓦辫和砖壁瓦辫的半瓦房（椽上铺芦笆，上铺瓦片），纯砖房不多。房屋结构有三路头（用三根横梁，以下类推）、五路头、七路头、九路头之分。住宅以南向居多，东向次之。房屋布局有一字形、转角式、三厢房、三进两场心等形式。一般是正埭五间，也有七间的，中间是堂屋，俗称“前头屋”，为同宅亲属所共有；正埭前面两旁相对而立的为厢房，接两厢房，建有与正埭平行的前埭，由此形成四厢房；前埭中间为厅，或称外门道，两旁是书房；如再向前发展，又建厢房及外厅，便成为“三进两场心”，有里外两道墙门；厕所一般建在住宅东北角或西南角。农家住宅多环宅开沟，栽以荆棘，称为“宅沟”，沟中养鱼，沟上架桥，沟沿旁植果树、榆树、柳树，宅后种竹，最外层围以株杨。一所普通的农家住宅经这样一处理，犹如置身于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别有情趣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据史料记载，过去崇明地区的农村，“其业耕者，中田有庐，庐旁有沟环之，间植竹木，家自成村”。“崇明民俗”陈列中所展出的住宅模型，便是旧时崇明农村典型的四进三院式民居，也即俗称的“四厅头宅沟”。

过去崇明住宅的厅堂，一般布置有各种旧式家具，主要包括匾、联、翘头案、八仙桌、太师椅、茶几等。“崇明民俗”陈列中的“厅堂”场景，展出有一块名为“怡庆堂”的匾，由清末状元张謇为崇明著名的爱国人士蔡申甫先生所题。

陈列中还布置有寻常百姓家庭中的厨房、卧房、书房等，生活用具丰富多样，琳琅满目，既可让久居都市中的人们大饱眼福，增长见识，又能让那些在农村中长大的年长者勾起对往日生活点点滴滴的回忆，更可以让现在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他们的父辈、祖辈过去的生活环境。其中，厨房内陈列着传统的二眼七星灶、灶壁画、烟囱，灶具包括锅、盖、汤罐、镌、勺、铲、井圈、提水桶等井具，以及小方桌、裙凳、榨凳、糕模、茶盖、桶、油灯等。卧房内装饰有棂格木门，陈列着崇明传统的拔步暖床，旧时新娘陪嫁的必备物品三腰花大橱，以及立柜、镜台、官箱、衣架、梳妆匣、钱箱、方凳、灯、手炉、脚炉、高脚脚盆、脸盆、木架、洗手桶、马桶、草纸桶、铜痰盂等。书房内陈列着画案、椅子、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线装书及匣、笔架、考箱、砚台木盘、水盂、笔搁、镇纸、博古架等。

镌刻水乡风韵的版画

“黄丕谟版画陈列室”布置在崇明学宫仪门内。1996年，黄丕谟先生从自己50多年来所创作的几百幅版画中，精选出60幅作品，捐赠给崇明县博物馆，并于当年9月16日在博物馆举办了“黄丕谟版画捐赠仪式暨25回展”开幕式，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情系桑梓，支持家乡文化建设事业的赤子之心。2002年，“黄丕谟版画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

黄丕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版画家，他是国内第一个举办水印木刻个人展、大陆第一个在台湾举办个人展，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在日本举办水印木刻个人展的画家。黄丕谟于1925年出生在崇明，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版画家协会副会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20世纪40至50年代，主要从事黑白木刻和油印套色木刻创作，60年代起专攻水印木刻。

作为一位优秀的、多产的版画家，黄丕谟先生的艺术之花深深地扎根于生活土壤中。大海、渔村、水乡，是他最初的生活摇篮，他的作品大都表现这类题材。20世纪60年代，他跑遍了大江南北，黄海之滨；70、80年代，他经常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先后去福建、浙江、广西、四川等地参观访问、写生作画，拓宽眼界，激发灵感，创作出一幅幅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例如，创作于60年代的《黄海渔归》、70年代的《源远流长》、80年代的《春风春水江南》等作品，无不代表着他的水印木刻的创新和发展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达到融合新机、别开生面的地步。

黄丕谟的版画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不论是陡峭挺拔的崇山峻岭，还是气势恢宏的万里海疆；不论是秀丽的江南水乡，还是沸腾的建设工地，无不倾注了画家的深情厚爱与拳拳之心。黄丕谟先生从艺几十年来，始终以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大抒人民、祖国、时代之情。他的作品感情丰富，突破时空制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欣赏画家笔下一幅幅典雅秀丽的江南图画，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版画作品不仅仅是在讴歌自然界的山川万物、人民的生息和祖国建设，也是黄丕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毕生追求真善美的真实写照。

黄丕谟先生善于以国画之神，入版画之体，在严谨把握版画结构的同时，大胆设色，舍弃线条，注重色块组合和色相之间的衔接，创造性地发挥了版画中的色彩语言，因而作品浓妆淡抹，艳丽清新，让人读后心旷神怡。同时，画家还巧妙地借鉴以表现光、色、质见长的西画技法，充分汲取其丰厚的养分，经过不断探索尝试，充分运用干湿、浓淡、虚实等对比手法，使作品既有清新滋润、水墨淋漓的大写意气度，又有明快、刚劲、苍厚的版画刀力之美；既能刻划人物的特写镜头，又能驾驭生活场景复杂的构图，以崭新的版画艺术语言，表现生活、创造意境。因此，他的作品气势大、容量宽、章法新、重结构、精刻印、有韵味，耐人品读。

黄丕谟最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春风春水江南》与《太湖水滟渔村处》，均以江南水乡的现实生活场景为母体，画面充满了丰富的生活容量，但又不拘泥于某一场景的照抄照搬。画家利用时空转换的手法，使自己对江南渔村生活的整体印象艺术地再现出来。作品构图的开合处理新颖独特，白墙黑瓦相衬，浓淡虚实相生，宁静而富有节奏，变化统一，生机盎然，以极具生活气息张力来扣动读者的心弦，使人心扉洞开，轻松愉悦。此外，他对点、景、人、物的刻画也十分讲究。在《太湖水滟渔村处》这幅作品中，画面上姿态各异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个，刻画精微，耐人寻味，并且通过大场面、全景式的构图，稳重的色调，现代化的景物特征，使作品充溢着鲜明的时代感，显示出他驾驭大场面的高超技能。

学宫内现有东西牌坊、棂星门、泮池、登云桥、东西官厅、戟门、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悌祠、大成殿、东西两庑、尊经阁、崇圣祠、明伦堂、仪门等明清建筑群，气势恢宏，规模壮观，徜徉其间，令人流连忘返。

崇明学宫是现今上海仅存的三座学宫之一。现址又称崇明博物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出崇明南门码头，仅走二三百米，便能望见学宫那层层叠叠的古建筑群。二座石柱牌楼古朴沉稳，上书“德配天地，道冠古今”。门前是二株有350年历史、三人合抱的银杏树，守门的是一对大石狮，气势恢宏。学宫最大的建筑是大成殿，仿佛寺庙中的大雄宝殿。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东庑西庑是72高徒的宿舍。而今大成殿暂作古船陈列室，大成殿东庑主要是崇明知名人士的照片和事迹，还有一些崇明出土的古代器物。西庑是黄丕漠艺术馆。大成殿后的两幢建筑是崇明民俗陈列馆。

另建有万仞宫墙、棂星门、登云桥、戟门、名宦祠、崇圣祠、尊经阁等，为上海地区保存完好的明代建筑，门前5株18米左右高的银杏树已有377年的树龄，与树下2座结构奇特，蔚为壮观的石木牌坊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片浓郁的古意，使人顿生一股“念天地之悠悠”的苍然之感。博物馆内列有“崇明岛的形成与发展”、“馆藏文物”、“自然博物”三个展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崇明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学宫中最有特色的当数古船陈列室和崇明民俗陈列馆这两处地方。

牌坊　

分东西两座，位于棂星门前左右，是崇明学宫的第一座建筑物，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知县朱衣点始建，旁边还植有两株树龄约有380多年的银杏古树。牌坊高三丈，两层重檐十二角，角向上鹊起，可垂挂风铃，上层砖木结构，下承石柱；柱东西宽16米，柱距南北长44米，两坊间距33米；左边牌坊匾名为“学海”、“腾蛟”，右边牌坊匾名为“朝宗”、“起凤”。乾隆七年（1742）知县许惟枚重建，左匾“德配天地”，右匾“道冠古今”。乾隆二十七年，道光七年、同治八年又先后修葺。清光绪年间，匾名又改，左为“礼门”，右为“义路”；民国初，又改为“奋斗坊”与“和平坊”；1960年，再次更名，左为“学而不厌”，右为“诲人不倦”；1988年，匾额重题“德配天地，道冠古今”。1998年，两坊间铺设花岗石甬道，牌坊匾额增题为：左边“学海”、“德配天地”，右边“朝宗”、“道冠古今”。“道冠古今”的意思是，孔子的学说和思想至善至美，古今最高；“德配天地”的意思是，孔子的道德如同天地一样伟大。

棂星门

孔庙的第一道大门，也是崇明学宫的正门，始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相传，天上有天镇星，即棂星，它是天上的文星，主管文人学士的选拔。孔庙第一座大门以此为名，意合孔子为文星下凡。另据《龙鱼河图》记载：“上天有天镇星，其精下为灵星之神。”引申开来的意思是，古时士人进入此门后如鱼化龙，象征封建统治者有得士之庆。棂星又名“天田星”，古时天子祭天，先祭棂星。学宫以棂星门作为正门，用意是尊孔如同尊天，显示出古往今来孔子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棂星门石框高耸，上刻云头纹，中门宽335米，高36米，两边又另辟相对较低的二扇门，门宽23米，高32米。清顺治十五年、康熙三年、乾隆十四年、乾隆二十五年、同治八年又先后多次修葺。棂星门前有一对雌雄石狮，卷发巨眼，龇牙咧嘴，后腿蹲踞，威风凛凛，花岗石质，连趺座，通高225米，身长09米，胸宽06米，原位于清代县衙门前，“文革”后移至学宫门前。199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修葺，并在棂星门前铺设花岗岩石甬道。

泮池 登云桥

位于棂星门内，清康熙年间始建，乾隆、道光、同治时期都曾作过修葺。199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重修，池栏、桥台阶及栏杆皆由钢筋水泥重新改为花岗石。“泮池”得名的由来，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代天子宫前设池为圆形，而诸侯只能用其一半，以示区别，故称为“泮池”。另一种是：天子之学为“辟雍”，诸侯之学称“泮宫”；辟雍有水环绕，泮宫之水只能半之，故称为“泮池”。另外，古时候凡是新入学的生员都要在当地官员的带领下，从棂星门入孔庙，登桥跨泮池，进入大成殿礼拜先师孔子，然后到儒学署拜见教官，这个入学仪式称为“入泮”。泮池呈半月形，砌石为池，上面围有石栏，池深21米，南北宽616米，东西长116米。池上架有单孔拱形石桥，跨于泮池之上，名为“登云桥”， 寓意读书能高登云端、飞黄腾达。桥为南北走向，花岗岩石质，长101米，宽25米，高31米，拱圈上方阳刻楷书“登云桥”三字，桥两侧分水石上阳刻兽纹图案。桥面呈方形，阳刻回轮图案，四角桥栏上分别雕刻着精巧、活泼的小石狮，栩栩如生；南北两端各有12级台阶，行走方便。

官厅　

位于泮池左右，分东官厅与西官厅两个部分，是古时官员休息的场所。据清乾隆《崇明学宫图》记载，东侧名为“礼门”，西侧名为“义路”。光绪《崇明学宫图》中则更改为现名，分别作东官厅与西官厅。东官厅东西宽65米，南北长101米，高65米；西官厅东西宽74米，南北长102米，高65米。199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修葺，现为崇明县博物馆的办公区域。

戟门

崇明学宫的第二道大门，位于泮池之北，又称“大成门”。“大成”得名于《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古乐一变为一体，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毕，称为“大成”，后来引申指集中前人的主张、学说等形成完整的体系为“集大成”。戟门建于清代初，据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崇明学宫碑记》记载，知县解铭等曾重修戟门。康熙《崇明学宫图》中称，戟门共五楹，内梁中三楹高，左右二楹略低。1986年，戟门划归崇明县博物馆管理与使用，被辟为展厅。199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修复原貌。戟门现东西长175米，南北宽66米，高8米。门前两株罗汉松于1972年移于此，树龄约90年。

名宦祠 乡贤祠　

分别位于戟门东西两侧，以戟门为中心，左右对称，各三楹，中间开门，东西各长88米，南北宽66米，高65米。据清乾隆年间的《重修崇明学宫记》（知县许惟枚撰）、《崇明学宫图》记载，其时已有名宦祠、乡贤祠。其中，名宦祠主要是奉祀历代有功于崇明的官宦名臣，乡贤祠主要奉祀崇明历代乡贤之士。199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对两祠进行了修葺。名宦祠现被作为“崇明岛史与古船”陈列的序厅，乡贤祠现被作为崇明县博物馆的文物库房。

大成殿

崇明学宫的主体建筑，原是奉祀孔子的主要场所，始建于清代康熙初年。据县志记载，旧殿三楹。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赵廷健增建匾额，寄寓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之意。同治八年（1869），知县曹文焕重建大成殿，五楹，重檐庑殿式，深五寻，高数仞，雕梁画栋，绘以丹青，砌以文石，前有月台，围以石栏，庭中植松柏蟠槐。1997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投资修复了大成殿，为重檐歇山式砖木结构，宏伟开阔，磅礴巍然，尤其是朱红色门扇与粗大的八根门柱、粉白色的墙面、灰黑色的屋顶，冷暖色彩对比鲜明，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格外鲜亮夺目，绚丽挺拔，进而突出了孔子的崇高地位。大成殿长213米，宽173米，高153米（其中屋脊高17米），总面积36849平方米；石月台长162米，宽957米，高1米，面积155平方米，正中心安置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巨型石像。殿前甬道长185米，宽5米，两旁两相对称而立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四人石像，史称“四配”，他们是孔子最著名的四大传人。大成殿内现布置“崇明岛史与古船”陈列。

两庑

分为东庑、西庑两部分，位于大成殿前甬道两侧，东厢为东庑，西厢为西庑。清顺治以前，各有九楹，庑前有长廊，顺治十一年（1654）废于潮。后来，顺治、乾隆、道光、同治年间曾多次修葺。1997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又投资修复。现东西两庑各七楹，砖木结构，庑长各2674米，宽77米，高8米，建筑面积共412平方米。两庑原是祭祀供奉历代先贤先儒的地方，先贤对称供奉于两庑内北端，先儒对称供奉于两庑内南端，庑内建有神龛，只供木主（牌位），无塑像。两庑内现布展“崇明岛史与古船”陈列的有关内容。

尊经阁

位于大成殿之北，原名“奎星阁”，“奎”是星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之首，有星16颗，屈曲如钩，犹如文字，称为“奎宿”，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并演化为文官之首。“奎文阁”之名，喻意孔子为天上的“奎星”。尊经阁是古时候收藏阅览儒家诸子著作的场所，其所藏之书供县学诸生阅读，故又名“藏书楼”。始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清乾隆、道光年间先后修葺。1991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又投资进行修葺，今屹然而立，风采依旧。整幢建筑为重檐歇山式砖木结构，五楹，上下十间，两层飞檐，四垂斗栱；四周回廊，窗棂爽敞。其地基长1865米，宽144米，占地面积26856平方米。其中，底层面阔18米，进深1345米，高5米，建筑面积2421平方米；二层面阔138米，进深925米，高75米，建筑面积12765平方米。尊经阁内现布展“崇明民俗”陈列 。

崇圣祠

又名“崇圣宫”，位于大成殿北、尊经阁东，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共三楹，昔前有大门，后为正殿，是奉祀孔子父母的场所。乾隆、同治年间又先后修葺。1991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投资修复正殿。今为单檐歇山式砖木斗栱建筑，面阔125米，进深1175米，高11米，占地面积16962平方米。崇圣祠内现布展“崇明民俗”陈列。

儒学大门　

位于棂星门东、仪门正南。儒学署原是旧时文人研讨学术的专门场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由知县赵廷健修葺，见于清光绪《崇明学宫图》。民国四年（1915年）为崇明县立初级中学校门。2004年由崇明县人民政府投资修复，长107米，宽88米，高8米，建筑面积94平方米。

仪门

位于棂星门东、儒学署大门北。乾隆《崇明学宫图》中称为“佑门”，光绪《崇明学宫图》中改称为“二门”。2001年崇明县人民政府投资修复，面阔106米，进深97米，高907米，建筑面积1028平方米。仪门内现布置为“黄丕谟版画陈列室”。

明伦堂

儒学署的主要建筑，位于仪门北，始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清雍正、乾隆年间又先后修葺，原共有五楹，深三丈余。2001年崇明县人民政府投资修复，面阔206米，进深 127米，高1037米，建筑面积为2616平方米。明伦堂现为崇明县博物馆的临时展厅。

碑廊

位于仪门与明伦堂之间的东西两侧，包括南北两端各有一部分，2001年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投资修复。碑廊全长 767米，其中，东西两侧宽皆为25米，长305米；南北长157米，宽25米，面积为19175平方米。分墓志类、记事类、告示类、艺术类等类别，共计53通，大部分是由崇明县博物馆自民间收集而来，因历史久远，有三分之二的古碑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比较清晰且完整的有十余通，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为研究崇明的地方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杏坛

相传本是孔子生前讲学的地方，后来成为各地历代修建孔庙规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杏坛位于崇明学宫万仞宫墙东，原为点缀孔庙而人工所筑的土丘，周围砌以石头，古朴典雅。坛上有银杏树两株，约植于清雍正年间，树龄已达270多年。民国初，坛上还竖有孙中山纪念碑，抗日战争时期被毁。杏坛现东西长236米，南北宽137米，高32米。2004年，崇明县博物馆募资在棂星门东南角的土丘上新设“杏坛”青石一块，其名由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题写。

九江双蒸博物馆主要用于对九江双蒸酿造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广，是国内首个米酒博物馆，对广大市民免费开放，预约还能提供免费导游服务。2008年开始筹建，2009年9月一期工程建成并对外开放，是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九江酒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现已成为九江酒厂和九江镇的一张精美的企业名片和文化名片。

九江双蒸博物馆的展示风格与展品陈列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馆内有古代的酒铺、戏台、米坊、酒坊以及码头等历史场景的逼真模拟，同时设有九江镇历史文化长廊，现代九江酒厂企业、九江双蒸酿造传统工艺等展示区。 博物馆展示了九江酒厂与时俱进，开拓向前，锲而不舍的企业精神，传统的九江酒文化与现代的企业管理精神在九江双蒸博物馆里面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是九江酒厂深厚的企业文化的美好缩影。

博物馆的建设工程规划庞大，除已经完成得古代馆区外，在建包括酒饮美食、生产体验、科技研发、美酒银行等馆区将会逐步开放。

百年品牌闻名遐迩

九江双蒸酒始创于清朝道光初年，距今已有近200年历史。 九江是广东省著名古镇之一，在近代史上曾繁荣一时，小广州之称众口皆碑。九江的酒非常有名，俗话说：“无需杏黄招客至，九江自古是酒乡。”其时九江酿酒业发达，酒铺林立，酒香遍巷。

九江在清代已是著名的酒乡，据九江乡志记载，当时的九江镇酿酒业盛况空前，达到巷巷有酒坊，街街有酒店，人人论酒经的兴旺景象。清道光年间（1821—1850），九江镇的酒业发达，以“友隆兴酒庄”所酿的酒为最佳，知名度大为提高。其酒因要用两次发酵、重蒸而得。清代诗人曾恕品罢“九江双蒸酒”，诗兴勃发，挥笔写下“垂竿布网闲中事，庆举双蒸醉月明”的千古佳句。康有为先生的老师——九江儒林学者朱九江先生对家乡酒更是爱不释手，称道“喜得儒林陈佳酿，助吾茅舍款嘉宾”。1952年，以永德兴为代表，利农、大德、公源等12间酿酒作坊共同组成“九江酒业联营社”，逐步发展成今日的九江酒厂。

九江双蒸酒内销、出口历史悠久，民间流传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酒被国外用户喻为故乡水、家乡酒，充分体现了消费者对九江双蒸酒品质的认同和喜爱。九江酒厂也是中华老字号，得到酒客的充分肯定。

独特工艺代代相传

九江双蒸酒能以自己特有名称流传久远，而不是统称的广东米酒，是由于其独特的工艺。据传说中较为可靠的说法是，友隆兴酒庄当时也是家庭作坊，夫妻档生意，妻子在作坊拿着一个刚刚蒸出来的酒准备搬走的时候，由于地面湿滑不小心把整埕酒倒在一桶还没有蒸的酵饭里。无计可施，只能把这桶酵饭连酒再一起蒸馏，使用了两倍材料两次蒸馏蒸出了一个份量的酒。就是这个不小心，创造了一个粤酒的神话。一直以来粤酒的单次蒸馏由于设备工艺的原因度数难于提升，香型的香味也不够浓烈的缺点一下子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原来这种看似成本大幅增加的做法，却能把平均酒度大幅提高，而且把两倍香味物质浓缩在一起，使得酒质远远高出其他米酒。也是这个原因，友隆兴的生意也兴旺不已。

两个世纪以来，承集数代九江先辈的辛劳和智慧，九江双蒸酒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酿造技艺。它采用秘传曲种、两次蒸馏、陈肉酝浸、陶缸老熟的方法酿造而成，具有“玉洁、冰清、豉香纯正、醇滑绵甜、余味甘爽”的独特风格。九江双蒸酒酿造技艺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奠定了其珍贵的历史、科学、人文、民俗、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

得天独厚人杰地灵

九江双蒸酒传统酿造技艺是南海九江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条件下孕育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借助得天独厚的西江河畔适宜的局部气候、清冽的水质和独特的酿造工艺，九江人民酿造出适合岭南气候条件下饮用的优质米酒。九江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它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部，地处南海、顺德、高明、鹤山、新会五区（市）交汇处，西江和北江穿流而过，水深港多，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西江是九江最主要的水源。西江流经广西、粤西地区，水质清洌纯正，在珠江水系几大支流中水质污染最轻。近年广州市投入巨资的饮用水改善工程，就是引西江水以取代原来水源。九江酒厂位处西江拐弯位置的内侧，成为“九江弯道”，在该处取水的好处是所含水量杂质和泥沙最少。因此，九江酒厂的水处理能尽量减少化学处理剂、化学消费剂的使用。这不但为微生物的发酵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而且能较好地保留来自江水的微量元素成份，大大有利于制曲、发酵中微生物的正常活动，并有助于香味物质的形成。

西江河道宽阔，常年水量丰富，西江两侧分别为大雁山和西樵山，这两山一江形成一定范围的局部性气候。河畔区域的温差小，夏季江边的气温比内陆要低，而冬季要高。东南季候风为该地区带来温和潮暖气候，为紧靠河岸的九江酒厂提供了良好的微生物生态环境。适宜的局部气候，加之几十年的积累，使得九江酒厂的厂区环境中有益微生物越来越丰富，形成了不可多得的酿酒环境，有利于酒体独特风格的突现。就目前调查的众多豉香型厂家而言，九江酒厂的微生物生态环境是最为独特的。

南粤文化枝繁叶茂

酒与地缘关系密切，更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九江双蒸植根于南粤大地，与粤港的饮食、艺术文化都相互关联。比如粤菜、粤剧、诗词、习俗中均出现有“九江双蒸”，从而证实了九江双蒸与南粤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其从未间断的内销与出口，建立起跨越时空的文化影响力。

喜剧剧本《陈梦吉》是描写陈梦吉和方真真新婚之夜闹洞房的场景，其中有这样的台词：“请阿姑爷饮左呢杯九江双蒸啦，祝阿姑爷嘅事业蒸蒸日上。”陈梦吉是明末状师，是个专门抱打不平的侠义人物，其名声传遍千家万户，深入人心。此处提及让陈梦吉饮杯九江双蒸，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另外，从这个运用上，可以看出九江双蒸在民间被赋予美好的象征，在吉庆的日子里作为祝愿的话语使用。这可以算是一笔丰富的品牌文化资产。

根据《南海县志》记载：晚清至民国时期，九江著名的酒庄友隆兴，以良乡双蒸酒最为驰名。二十世纪20-30年代间，粤港等地便有一首十分流行的粤曲（源自粤剧《契爷艳史》红线女、梁醒波主演），描述一个人因年纪问题有福难享的无奈，名叫《十字歌》：“一晚辛苦唔挨得，两个老婆唔享得，三碗大饭唔食得，四层高楼唔上得，五更醒左唔训得，六里远路唔行得，七味白术唔离得，八大八小唔叹得，九江双蒸唔饮得，十分细声唔听得。”说明此时九江双蒸已成为粤港澳民间普遍通行的米酒。